【转载】为什么机会主义者要把资产阶级的白纸说成红旗
《解放报》已有文章分析过，11月先后爆发的运动分为三类：一是富士康工人的斗争；二是乌鲁木齐和广州城中村等地小市民及半无产者的解封运动；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发动的“白纸抗议”。
富士康工人的斗争源于10月初的徒步返乡，起因是反对厂方“阴阳混住”、放任病毒在恶劣的生活环境里跟工人“共存”。迫于工人反对“共存”导致资本家生产难以为继的形势，政府发出“稳富士康就是稳河南”的口号，用承诺返费的方式骗来大量工人。工人们识破后便开展了英勇的街头斗争。省委书记亲临富士康维稳，但工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黑压压的人群包围了办公楼，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了正面冲突。尽管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工人换来的只有微不足道的经济上的让步，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还在资产阶级手里攥着，这之后更是被他们一把扔进了疫病的漩涡。
市民即小资因经济原因发起了解封运动。他们冲破围栏，走上街头，打碎官方媒体的粉饰，把现实矛盾捅到了明面上。斗争尤为激烈的是广州城中村制衣业的半无产的散工。封控数周，手停口停，物资吃紧，无法就医，他们作为城中村制衣产业链上最底层因而最困苦的人，产生了解封斗争中最强烈的愤怒和最彻底的行动。11月5日开始，城中村“冲卡”事件频发，在11月中达到高潮，工人们与前来镇压的武警发生了直接冲突，甚至掀翻了警车。
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斗争过后，资产阶级自由派出手了。他们举起白纸在各大城市和高校聚集，用解封的诉求吸引小资产阶级市民和学生，实则偷运着“政治自由”的目的。自由派再一次把自己派别的政治目的包装为全民的目的，再一次把工人和市民群众斗争引发的结果归于自己的功劳。
一、“白纸抗议”的政治意义
这是一场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的自由主义运动。11月24日，乌鲁木齐一住宅楼发生火灾，最终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小市民普遍相信，是封控导致了救援不及时的惨剧，但相关评论遭到删除。11月26日起，以南京传媒学院抗议为首，多个城市的街头和大学校园内出现了手举白纸的人群，以悼念死者的名义集会，在集会中表达了反对言论审查、要求政治自由等自由派的政治诉求。
在上海，抗议开始于11月26日晚。人们在乌鲁木齐中路聚集，在路牌底下点起蜡烛、举起白纸默哀。消息传到墙内外的社交平台，人群越聚越多，人们开始喊起了口号，有“政治自由”，有曾被写在四通桥横幅上的“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有更加激烈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当晚警察介入，大量示威者被拖进车里带走。第二天，抗议继续，除了重复自由派那些口号便是要求放人。这天的抗议最终也被警察冲散，这场“去中心化”的抗议没有持续下去。
北京亮马桥也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抗议。27日下午集会的消息预先就已传开。和上海相比，抗议同样持续到凌晨，同样是由典型的自由派口号主导，新奇的是这里出现了喊着毛语录的所谓“左翼”，竟用“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样的口号跟在自由派后面争取政治自由。
在广州，成都，抗议爆发的其他地方，街头的情况大抵相似。无论参与者们各有哪些主张，是真右派还是假左派，白纸成了他们统一的语言。
举白纸代表的是对言论自由、民主宪政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追求，也就是对“政治自由”的追求。白纸的政治意义源于一个苏修笑话：有人在广场发传单被捕，那人辩解自己发的只是白纸，警察却不买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写什么！”苏修笑话为自由派提供了大量攻击共产主义的工具，但彼时的苏联和当今的中特一样，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帝国主义，统治者已成了资产阶级。当资产阶级无力收买群众、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时，维持统治的唯一办法就是专制镇压。专制之下，一切反对观点都不容讨论，那干脆不写任何观点，只举白纸一张。看似不留把柄——南京传媒学院的抗议现场，确实有参与者在面对镇压时问出了“白纸能有什么攻击力？”这样的话，但实际上，这就是在反抗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尽管用的是极妥协极软弱的力道，它确是刺向了专制政府的痛处。
二、谁在举白纸
“白纸抗议”过后，陆续有参与者被捕的消息从自由派的圈子里传出来。随后出现了对他们的声援。声援文案对被捕者的政治立场和主张总是语焉不详，而把重点放在刻画他们的日常形象，他们的性格、喜好、生活习惯等，试图拉近读者与他们的距离。言下之意：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普通人，他们为其他人的自由发声而被捕，现在需要其他人来为他们的自由发声了。
自由派知识分子会为这种“相互守望”感动得热泪盈眶，被捕者的日常生活确实能助长他们的共情，因为这和他们自己相差无几。但这都是什么样的“普通人”？一份北京被捕者的名单显示，被捕者的职位有音乐人、记者、编辑、金融业人士、酒吧老板、艺术家等等，是工人阶级一辈子也见不到几个的小资中上层。而他们用这种方式强调身份上的“普通”：和“普通人”一样，会坐在假花环绕的咖啡厅里聊八卦；“拥有清华和芝大的学历，却并无自恃名校精英的架子”；或是“来自北京郊区的北京人”，“过着不富裕的生活”但却用着“不是很贵”的相机来维持摄影爱好——这种“普通”对于工人阶级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拼命拉近距离所塑造的“接近底层”形象，与压住工人的重担相比起来也显得荒唐。更何况，知识分子能享有这样的“普通生活”，本就是资本主义剥夺无产阶级权力、垄断知识技术的结果；他们用来“享受生活”，用来提升自己、使自己精神富足的每一项物质条件，都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分到的工人血汗。
白纸抗议的主要参与者就是这些具有高度党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自由派代表着私人资本家的利益，自觉地走上街头、影响群众。
反对专制、争取政治自由，这是自由派的核心目的。这些目的已经在他们一遍遍喊出的口号“政治自由”和四通桥纲领（“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中充分地体现了。至于为什么这些不讲阶级光讲自由、人权、法治的口号就代表着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中已有过论述，这里不再展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并不要求民主革命，甚至害怕让群众掌握一定程度的武装力量，将武装群众斥为“多数的暴政”，因为革命要用暴力改天换地，必然会打破一些有产者的坛坛罐罐。他们要的是政治改良，也就是苏东剧变式的、台湾和韩国式的“民主改革”，要求政权不流血地从官僚手里转到自由派手里。同时他们必然要求保留绝大部分国家机器，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
“放开”在白纸抗议中则是次要的、附带的目的。自由派声称现在的防疫政策是白纸抗议为人民争取到的利益，是这一运动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则认为中特放开的原因根本不是白纸抗议，而是清零政策在前两年能给资产阶级带来的收益已经消失——印度等制造业竞争对手已经渡过了疫情导致的混乱时期，迎来了订单回流，中国政府却刚刚开始对付奥密克戎这个难题，病毒极强的传播力让“停工清零”和“继续生产”的矛盾开始尖锐化，富士康工人反对厂内共存的斗争提醒了他们这一点。在防疫政策问题上，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只有局部的暂时的矛盾，而客观的经济形势昭示了清零的不可维持，资产阶级内部对此的态度必然会逐渐统一。如果说让官僚资产阶级放弃专制等于是要他的脑袋，那么让他放弃清零不过是适时地帮他剪了头发。疫情三年（注：在2023.2.11首次发布的版本中，此处误写为“清零三年”。事实上，在2020-2022三年期间“清零”并不是贯穿始终的政策。疫情初期武汉政府没有采取“清零”，2022年3月奥密克戎毒株爆发前也有相当长的一段平稳期，期间上海政府的“动态清零”以“精准防疫”的面貌得到了大量小资群众支持，把一家奶茶店划为“最小”中风险地区就是上海的首创，这些政策正是为了消除疫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为什么现在才发生白纸抗议？因为十月开始，疫情在工厂和城中村的大爆发、小资产阶级市民自发的解封运动已经是清零政策客观上无法维持的标志，自由派只是抓住时机，利用这个斗争来表达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为什么之前不抗议？因为在清零政策还能维持的时候，市民阶级和城中村散工这样的半无产者还不会广泛地支持放开。自由派也清楚，没有这些阶级在他们前面冲锋陷阵，他们除了给警察送业绩外什么也干不成，就如键政“左翼”们爱说的那句话——“时机还不成熟。”而现在，白纸抗议确实抢在放开之前发生了，自由派摘走了斗争的果实。
机会主义者把白纸抗议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声称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四通桥纲领在市民解封运动中引起的反响。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在下一章再揭露，现在要指出的是白纸抗议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市民解封运动在根本上的区别。纵观整个市民解封运动，小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只有一个，就是“解封！”。解封运动在全国遍地开花，到处都是，得到了市民的广泛响应，但从乌鲁木齐、到广州的康鹭片区、到各地其他要求解封的人群当中，市民阶级冲卡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能够凝聚他们共识的只有“解封”，至于所谓“白纸红烛”、四通桥口号等等，根本不能吸引到解封运动中的人群。“白纸抗议”却不是为了纯粹的经济利益。这是政治性的集会，是自觉的自由派在为“政治自由”的目的争取群众，两种运动的动力截然不同。一种是小市民自发进行的、出于短期的个人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随着政策改变，这种斗争就会消散。另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自觉进行的，出于自由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深刻矛盾而进行的斗争，它不会因为政策改变而消散，只要这种矛盾继续存在，斗争就会以新的形式进行下去。自由派对无产阶级的欺骗和利用也会以新的形式继续下去，就像电报频道“白纸革命”所展示的那样：
（注：截至发稿前，该频道链接为：t.me/whitepaperevolution。频道创始人吴迪钊（伊启威）是个无耻反动的政治骗子，逆向民族主义自由派，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其父因贪污入狱自杀。被揭露的罪行包括但不限于：隐瞒已婚事实结交女友、被发现后炮制“李康梦是白纸第一人”的谣言利用政府机关进行打击报复；利用民运组织架构，以筹款为名进行诈骗。参考消息：揭露“李康梦”真相还“白纸革命”清白被吴迪钊爆汁的十个月（长文）伊启威-维基百科。
其他自由派也不要叫屈，吴迪钊公开的政治立场和运动诉求你们一条也没有反对过，你们本质上就是一丘之貉，本文的批判对你们完全适用。至于那些上当受骗的群众，我们的忠告是：不在反专制政府的同时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就必将被各式各样的政治骗子领导。）
富士康工人既没有提到放开也没有提到政治自由，反而是因为反对厂方“阴阳混住”的共存政策而爆发了斗争。但近期“白纸革命”频道却遮遮掩掩地把富士康工人运动说成是和他们一边的：“此次示威潮起源可溯至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上彭立发的个人抗争。11月中旬，优化防控措施20条发布后，疫情反复，20条措施形同虚设，“层层加码”的做法引起民怨。随后，11月14日夜晚，广州爆发反封控示威；河南同时爆发郑州富士康抗议。”
而在十月份富士康工人刚开始反抗时，美国之音，这个在世界范围都有代表性的自由派媒体却是站在厂方一边，支持富士康让工人阴阳混住、通过不提供物资的方式逼迫密接人员“自愿上班”的行为，认为这是先进的共存策略。他们这样评价富士康工人：“他们既是清零之下的受害者，也是中共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与捍卫者，在对疫情过度恐惧与清零的洗脑下，才会忍受不住富士康相对比较宽松并与国际接轨的防疫政策。”
一边说工人在“争取自由”，一边说工人在“捍卫清零”，看起来自由派内部在自相矛盾，但是哪边更能代表他们的真实立场呢？我们看到，“白纸革命”频道在最初诉求中丝毫没有提到工人，只是在现在，在他们发现了工人运动强大的力量时，才把“工人权益”作为“恢复社会生产秩序”的一部分，似乎这是一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下自然解决的问题，似乎他们真的在为工人说话。而据美国之音所说，富士康厂内实行的“与国际接轨的防疫政策”正是符合生产秩序的，工人的斗争倒是对这种生产秩序的破坏！
“白纸抗议”的最初诉求
“白纸抗议”声称的阶段性成果（图片皆来自电报频道“白纸革命”）
白纸抗议的代表们，你们敢不敢说清楚，你们要恢复的是什么样的生产秩序，工人阶级在你们的生产秩序下处于什么地位？你们不敢，但凡要详细地从你们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分析这件事，就不可能不得出美国之音那样的结论。在你们向往的“胡温时期”，工人的地位和现在没有两样，富士康工人连环跳楼事件便发生在那个时期，爆炸、矿难、尘肺、断指等工伤工亡也是一样地发生。你们鼓吹市场经济的好处，仿佛无论工人还是资本家都可以从自由市场中获益，这是天大的谎言！花言巧语是靠不住的，工人和资本家在阶级利益上有着你死我活的根本矛盾。今天你们要利用工人阶级，要把自己包装成全民的代表去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所以你们还能冠冕堂皇地说一说劳工权益，还能借富士康和中元汇吉药厂的斗争来为你们的政治目的加码。但自觉的工人会识破你们，就像识破富士康的套路那样简单，一旦你们自由派掌握了政权，坐上了今天官僚资产阶级的位置，当上了政府首脑、市长、警察局长，那你们替资本家镇压工人运动的时候，跟今天的专制政府不会有什么区别！
今天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突然讨好起了工人，这背后是时代的必然性。在中国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时，也就是2008年以前，自由派并不是这个论调。
体制内的自由派，比如厉以宁，这个推动了股份制改革的北大教授，2002年依仗自己的专业地位提出了一种算法，据说该算法下中国的基尼系数（代表贫富差距，数值越小则贫富差距越小）小于0.2，为世界最低；他表示“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他也知道！），但事实就是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反而是缺乏贫富分化，必须拉大贫富差距，中国人才有勤奋工作的压力和动力，中国才能进步。也就是说要让我们工人更穷，才会更拼命地给老板和“国家”干活！这一点我们是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在我们“自愿”放弃休假和社保的时候，在我们被压着工资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穷”，我们被逼成了驯服的羔羊！如果无产阶级真能掌握自己的劳动，我们怎会这样摧残自己的身体？怎会容许资产阶级专家们心安理得地把我们当作“发展的代价”？
而体制外的自由派，和今天一样，他们也用工人权益问题来论证“体制之恶”，但却更加露骨地维护私人资产阶级。因“零八宪章”而被政府以煽动颠覆罪逮捕的自由派刘晓波，在那个矿难频发的年代做出一副仗义执言的样子批评政府安全监管不力、经济结构失调、市场制度畸形，但谈起事故中极尽剥削的矿主便开脱道：“逐利是所有资本家的本性，不能说逐利就是‘黑心’。”他抨击体制让私人资本家“缺乏财产安全感”，却不提最让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缺乏安全感的不是中特的国家机器——毕竟刘晓波本人在狱中还称赞起了监狱的管理，开始“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这些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真像过家家一样容易化解）——而是武装起来夺权的工人阶级！他也提倡罢工权，白纸抗议的自由派在这方面倒是一脉相承，他们都主张劳资双方阶级调和，形成“维权同盟”，但刘晓波却因工人革命的时代还未到来而敢说些心里话。他告诫政府要向私人资本让步，否则就是“为激进革命的突然燃烧准备干柴和火种”——这就是他要罢工权的真正目的：给工人一点权力，但不能太多，只要够让工人阶级帮他威慑政府就行！若是工人要组织起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呢？刘晓波也早已给出了自由派的态度：“不能通过激烈要求这个政权的变革来改变整个社会”！
自由派，无论身处体制内外，和官僚资产阶级一样，向来是反革命的。但在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无产阶级即将起来革命的今天，曾经鼓吹国企改制下岗、赞美资本家、鄙视工人的老自由派，必然越来越多地戴上面具，装扮成“代表工人利益”的新自由派——即“社会自由主义”，也就是伪装成社会主义、想让人民把他们当成“左翼”的自由派。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会想方设法混进群众运动中，就像他们通过白纸抗议混进解封运动中那样，向广大的受到剥削压迫的阶级兜售他们政治自由的诉求。白纸抗议刚刚过去时，便有自由派在电报频道“不羁的韭菜”上发表了对抗议者的建议，要他们“在口号上更多关注底层百姓”，一边鄙视底层、认为他们“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被洗脑”，一边要用“新青年的进步、鲁迅先生的批判、五四运动的青年文化、「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伪概念”向底层标榜自己的“正义性”，甚至要“从毛选中汲取斗争的口号”，企图更进一步地伪装起来，在无产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时候骗取工人的信任。而“白纸革命”频道也用“各阶级联合起来的情况下继续革命”这样的话术，消解阶级之间的矛盾，把自己塑造成彻底的革命的样子，鼓动革命群众为他们的政治自由流血牺牲，背后却打着坐收渔利的算盘。
无产阶级革命派从不做这种“全民代表”。我们非常明确，我们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有根本冲突。当无产阶级能被他们利用时，他们承认我们是人民，要领导我们去争取“自由民主”。当无产阶级阻碍他们的目的时，比如不愿意和病毒共存，或要向私人资本家斗争时，他们就开始说我们“没有见识”、“被洗脑”、“改不了穷人思维”，开始叫我们“愚民”或是“刁民”。当觉悟的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自己掌权时，他们就要说我们破坏自由摧毁文明，开始叫我们“暴民”！
无产阶级就是要破坏一切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自由，就是要摧毁剥削雇佣劳动的、蛊惑人心的“文明”。在21世纪的中国，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只有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自由派政客们许诺的空话都是狗屁。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镇压一切剥削阶级，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他们在想方设法利用我们，而我们要争取利用他们，利用自由派和专制政府狗咬狗所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内幕作为素材，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利用他们想用一切社会斗争来作为反政府筹码的野心，传播我们斗争的消息。但不要被他们利用了，不要被他们“政治自由”的旗号蛊惑，不要为我们敌人的阶级利益出力！要预见到，只要革命革到了他们头上，他们随时准备反咬一口，抹黑工人的斗争性和政治觉悟，抹黑代表工人阶级的派别和政党。
重申一遍：白纸抗议是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的一场自由主义运动，运动的核心诉求是政治自由，“放开”则是附带的、用于掩护核心目的而吸引小资产阶级的诉求。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是中国政府（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矛盾。
三、国内外资产阶级政府对白纸抗议的态度
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有着高度的、反动的政治自觉性，他们很清楚白纸抗议不同于其他解封斗争，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
中国政府自然是最先行动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他们立刻对参与者进行问话或审讯，搜捕核心组织者，抓捕行动持续了一个多月。相比起来，自发的富士康工人运动和市民解封运动中，仅有使用暴力的部分人被当场带走。
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希望从中国的“自由化”当中获利的欧美各国同样迅速做出了反应。12月1日，一个由40多名美国联邦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致信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对参加“白纸革命”的和平抗议者进行任何暴力镇压。同一天，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时也向习近平提出了人权问题，重申“和平集会”的重要性。他们非常清楚，市民阶级自发的解封斗争重复多少次都不会改变中特的专制，只有白纸抗议符合他们的利益。
中国政府一手镇压，一手也在舆论上做出回应。先是习近平接见米歇尔时声称“抗议主体是学生”，原因是“对清零感到沮丧”——为了保住体面，他绝口不提白纸抗议中“政治自由”的诉求，也不提真正迫使政府决定放开的富士康工人和城中村半无产者斗争（注：首次发布的版本中，此处为有歧义的表述：“他绝口不提真正迫使政府决定放开的富士康工人和城中村半无产者斗争，以及白纸抗议中“政治自由”的诉求”。白纸抗议并不是“真正迫使政府决定放开”的原因。）。接着，在12月7日，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公开回应记者，白纸抗议是“颜色革命”，受外部反华势力利用，“这些反华势力总试图把游行推向政治化”。政府仅承认学生而不承认工人和市民的抗议，是因为他们不愿承认防疫政策的转变是为了镇压工人反抗而向私人资产阶级作出的让步和支援（注：首次发布的版本中，此处为“是因为他们不愿承认清零政策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不愿承认“放开”是迫不得已做出的决定”，属于废话。），不愿让真正有力量的工人和半无产者（半无产者指广州城中村的散工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而对于意识形态上动摇统治根基但却毫无实际威胁、一受打击就退潮的白纸抗议，中特也就搬出了意识形态领域最常用的武器“境外势力”，甚至都不担心这种话语是否粗糙，反正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在小资群众中各有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作为基本盘，双方谁也不会听信谁，谁也不能说服谁。
四、小资民主派是怎样歪曲事实、把自由派说成民主派，并要求工人为此当炮灰的？
富士康工人运动和市民解封运动、白纸抗议反映的是三种阶级利益，三者之间从起因、经过、结果都存在着差别，运动的方向、目标和性质都根本不同。自觉的资产阶级能看到这一点，但自由派为了本阶级的政治目的，为了利用无产阶级在深重压迫中迸发的怒火，他们费尽心思不让无产阶级看到这一点。而某些打着“左翼”旗号的人也开始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撒谎混淆视听了！
电报上，这样的代表性组织有“列宁道路”频道、“《今朝》：观天下风云”频道、“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群组（其刊物为《燎原月刊》。后文对此派别简称为“燎原”派）、“革命火炬”频道，等等。其中论述最详尽，同时反动立场最露骨的是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张目的“列宁道路”频道。在本文写作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今朝”频道发出了《如何评价2022年11月的民主运动？——回应《列宁道路》（五）》一文与之论战，“列宁道路”也在评价日本排海事件时进一步展现了国际帝国主义倾向，使得各派别在对待三场运动的态度上显露了更加清晰的面目。我们将逐个分析他们的混乱观点，并揭露这些错误是由怎样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1.运动的划分
纯正的自由派是拙劣的，他们对这些运动根本不作分析，只要是个群众运动就一股脑说成“反习”，捏造自己“得道多助”的假象。“列宁道路”却更精致：他们划分了运动中的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但仔细看看他们是怎么划分的！类似的混乱观点也存在于上述一切机会主义派别中，它有两个方面：
（1）把自发的市民解封运动和自觉的白纸抗议混为一谈，把代表资本家利益的白纸抗议美化成是“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尽管它“受到自由派影响”；
（2）不加区分地把反对共存的富士康工人胡乱归类到反封控的人群里，说专制政府放开防疫政策是工人和市民群众“民主斗争”的“斗争成果”，抹杀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掩盖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
第一个方面。“列宁道路”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11月下旬各地群众抗议的分析》一文中，说完“这场运动中存在群众自发的民主主义诉求和相对系统的自由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之后，便对自由派和民主派进行了含混的、错误的划分。据他们说，自由派包括“有钱有流量”的“海外爆料团队（如老灯，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等）”，“国内的秘密组织和动员网络”，“党内改革派”，至于被他们认为可以团结的所谓“有革命性的自由派左翼”，现在不知道划分在谁的身上。对小资民主派的描述更加含混：“这一轮群众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城市高学历年轻人和小市民，他们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封控，要求解封，反对高价卖菜，反对官商勾结，反对官僚的不负责任，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呼声，掀起了这场运动继工人运动之后的又一次高潮，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缺乏统一的诉求和口号，与工人相比缺乏力量，虽然引起舆论关注，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又总结说：“自由派有钱有流量，但缺乏群众基础……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最有政治色彩，最有舆论影响力，但缺乏力量，警察一来，就无力反击”。既有政治色彩又有影响力、却缺乏力量的“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到底是市民解封运动，还是“白纸抗议”？在市民解封运动中，诉求和口号仅仅只有“解封”，冲卡的参与者都是自发的小资群众，根本不知道什么举白纸的“苏联笑话”和四通桥口号。而这一运动开始后警察几乎没有镇压，许多小区在市民冲破关卡后立刻解除了封控。真正“有政治色彩”又遭到了镇压的运动不是市民解封运动而是白纸抗议，它的参与者根本不是“小资民主派”而是自由派，不是民主主义运动而是自由主义运动！
“今朝”关于运动的划分更粗糙一些。他们将运动罗列了一遍，接着就开始称之为“这场运动”，仿佛只要在发生时间上接近就足够把这些运动归到一起。市民解封运动在他们这里也不见了，他们在《对当前疫情走势的认识和判断》一文里这样总结：“白纸运动+富士康工人斗争可以说构成了中国二十一世纪最大规模的一波群众运动”。
“列宁道路”把自由派的白纸抗议和小资市民的解封斗争模糊起来，便接着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由派事实上领导了这场运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这场运动中明显受到了自由派的影响”，依据是“在北京亮马桥，广州海珠广场，成都望平街和武汉汉正街等许多地方，小资产阶级群众都喊出了有鲜明彭立发痕迹的‘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号，自由派对群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列宁道路”在这里一句也没有提到白纸抗议，而是用地名、口号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来概括了这一运动。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忘记了这场运动最鲜明的特点（即：白纸所象征的政治自由），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白纸抗议”这一自由主义的运动包装得和市民解封斗争更像一点。“今朝”和“列宁道路”在这种混淆上是一致的，他们仅仅从这个意义上反驳“列宁道路”：“*资产阶级自由派并没有领导这些运动，这些运动缺乏行动纲领和具体计划，本质上处于没有领导者甚至组织者的境地*”。在他们看来，“白纸抗议”和市民解封运动同属于一场“自发的群众民主运动”。尽管这两个机会主义派别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且一致性远多于差异，我们仍要提醒读者注意他们的区别。这些就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不同利益导致的不同的特点**，本章第二部分会进一步说明。
无论是“列宁道路”还是“今朝”，他们都想以“‘白纸抗议’的参与者大多是小资产阶级”这个依据，来模糊它和解封运动的区别、谎称它为民主主义运动。且不论酒吧老板等“白纸抗议”的参与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就算大部分是小资，难道我们能从参与者的小资身份直接得出“这是小资民主派”的结论吗？小资产阶级是游移的，动摇的，割裂的，尽管有部分人面临着破产滑落到无产阶级中的风险，但仍有部分人依附于官僚资本、部分人依附于私人资本而能维持阶级地位，这决定了他们中必然产生相当部分的国家主义者和自由派，所以这种拿自觉分子的阶级出身来判断政治活动性质的论据是无力的。并且资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任何资产阶级政党，不论是法西斯党还是立宪自由党，其党员必然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不能因此就说这些党派代表小资产者利益。所以必须区分政治派别和政治纲领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其成员的阶级地位。希特勒是落榜美术生，后来成了纳粹党领袖，难道纳粹党就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了，反而代表小资群众利益？现在的中特党有一亿党员，中特党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难道这一亿党员大部分都是官僚资产阶级？
任何政党和政治派别内都能按自觉性进一步划分出层次来。自由派的最上层是自觉地从自由主义中获利、既有动力又有财力进行政治活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议员，党首等等），最下层是受自由派影响的被统治阶级群众（会投票给自由派的选民），他们在运动中可能跟着自己的实际利益走，不会稳定跟随自由派。在这两极之间，又有一系列自觉程度不同的自由派（例如立宪党的普通基层党员）。他们共有的特点就是思想的主要方面被自由主义占据。自由主义，即政治上要求三权分立、宪政民主、言论自由，经济上要求放宽政府限制、维护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
“白纸抗议”的参与者主要是自由派，而且是较自觉的那部分自由派，是能被自由派领袖动员起来参加实际行动的力量，而不是顾虑眼前利益、害怕镇压的那部分群众。一个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小资产者如果不懂得所谓“苏联笑话”和举白纸的含义，不知道四通桥彭载舟的口号，没有明确要求言论自由和习近平下台的政治意识，不知道亮马桥和海珠广场等抗议的具体时间地点，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和参加这些地方的白纸抗议。但这种去政治化的状态却完全不妨碍这个典型的小资产者为了上班挣钱、买菜买药、聚餐旅游等要求而自发冲击所在小区的封控关卡，参加市民解封运动。
据了解，北京亮马桥抗议之前，一些自由派内部群组就发出了暗示，且在加密软件上有一些非常小的核心群组在发布号召，网上也有电子海报流传。这些背后的组织者、宣传者是最自觉的自由派，是未来政党领导层的雏形。接下来是运动中的抗议者，他们未必都是自由派的核心领导，但最起码也是自由派的“党员”，是可以接受指挥部署、能被自由派号召动员起来的力量。据自由派媒体的消息1，许多参与者是看到网上的消息后到场抗议的，很显然，不是所有受自由主义影响的人都会被动员到现场，应该把这些参与者视为其中的自觉部分。参与者和旁观者在专制政府那里也有不同的待遇，“警察把大约四十多个人围堵在中间、抗议者和支持者们被隔开”，“在人群的外围，有支持抗议者的声音，也有人在用粤语破口大骂，让抗议者‘收皮’，也就是闭嘴”。这些在警察包围圈里举白纸的人就是响应号召的自由派，而包围圈外面则既有随机看热闹的路人，也有专门来支持造势但没有进场举白纸的人，比如在广州海珠广场“陪朋友围观抗议”后一周被捕的杨紫荆（点心）就是自由主义女权/LGBT圈子的人，本身属于自由派的外围圈层。旁观者中的一般“支持者”和包围圈中的“抗议者”自觉程度不同，再往下，还有不敢围观、不敢去现场只敢在网上传播消息的人，还有什么都不敢做只敢心里想想的人。细致的划分是必要的，参与自由主义活动的被统治阶级群众是受欺骗去做违背阶级利益的事，死心塌地的自由派则是为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自觉追求自由主义。对不同层次的人要采取不同策略，但具体分析只能放在具体的人身上，而就整场白纸抗议来说，就其政治纲领、主张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说，这就是自由派发起、领导并主要参与的自由主义运动。“列宁道路”和“今朝”直接把白纸抗议说成“民主斗争”，把自由派说成“小资群众”或“小资民主派”，把这场反动的运动说成进步的、应该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运动，既是在洗白现实中的自由派，把自由派美化成民主派，也是在洗白概念上的民主派，通过要求工人支持民主派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觉分子，其政治主张体现小资产阶级利益。小资产阶级利益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有私产、有上升希望，依靠资本主义秩序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能过着寄生性的生活，这就使他们要维护这种秩序，维护自己的私产和上升希望。另一方面，这种私产还不够大，客观经济规律使他们必然受到大资本的挤压、面临破产的可能，这就使他们要反对大资本的压迫。前一方面是与资产阶级一致的，昭示着他们要跟资产阶级走的必然性，后一方面才能体现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民主主义正是这两方面在政治上的反映。由于他们的实际愿望是扭转客观经济规律、保卫中间等级免于分化破产，这种愿望注定是幻想。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小资民主派是自觉反动的，因为他们要么跟着资产阶级走，要么妄图违背客观规律、阻碍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表面是小资群众的领袖，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工具、中介和代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部分情况下，自发的、无意识的小资群众只能跟随小资民主派，从而跟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要求我们区分自觉的小资民主派领袖和自发的小资群众，我们要争取小资群众的中立，但要批判乃至打击小资民主派的领袖——后者是实现前者的必要条件。
对于自发的小资群众来说，当他们要求政治自由时，实质是幻想在自由的条件下利用人数优势来反对大资本、争取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而不是为了自由本身，一旦认识到政治自由并不能带来平等，甚至会方便资本扩张从而加剧自己的破产，他们就会反对政治自由，尤其反对房产、金融之类大资本的自由——因为它们主要剥削小资产阶级。当他们转向国家主义，实质是幻想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保卫中间等级的利益，幻想大资本被收归国有、像“打土豪分田地”一样把房子和钱分给人民，等到这种幻想被打破，他们又要转到别处去了。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群众应持这样的态度：支持他们反抗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斗争，同时既指出民主主义的幻想必然破产，又不指望他们能够转到我们这边。因为只有当幻想和现实发生冲突，幻想才能被打破，而帝国主义中国里的现实就是，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往往只在这两者间发生变化：或是依附于自由资本，或是依附于官僚资本。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暂时免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只能在两种幻想中游移，只有一条腿是无产者、另一条腿是小资的、常常要滑落到工人中去的半无产阶级，才能在现实的教育下出于他们“将来的利益”而打破这些民主主义的幻想、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成为我们的同盟。
“列宁道路”赋予自由主义口号以“进步的民主主义性质”，这从他们对彭立发许志永等人难以掩饰的同情中就可见一斑2，所以当同样的口号在“白纸抗议”这种群众性政治集会中响起时，将之解读为“民主主义运动”就十分符合他们一贯的立场。“今朝”的论断则天真无比，一厢情愿地认为“白纸抗议”虽然喊出了自由派的口号，但这“不代表完全认同该口号背后的思想”，自由派也没有“在组织上以某种方式与运动参与者结合起来”，所以“资产阶级自由派并没有领导这些运动”；照这种说法，今天遍布墙内网络的保皇派也不算一个自觉的派别了，毕竟他们不但表面上没有“组织上的结合”，更未必说得上来什么是民族主义，遑论“完全认同”！但我们很清楚，保皇派之所以能成为自觉的派别、统一意见和行动，靠的是相同的阶级利益（“白纸抗议”中的自由派也正是这样），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同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仇恨（现在攻击革命派的各派机会主义者也是这样！）。判断一个运动的性质，关键在于运动实际上主张什么纲领、受什么思想支配、为什么阶级服务。白纸抗议的口号和行为艺术只能是主张自由派的纲领、受自由主义思想支配、服务于私人资本家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它实际上不能引起无产阶级和解封市民的同情，只能在自由派的关系网络中动员力量。“列宁道路”和“今朝”却说“白纸抗议”也是“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想要尽力引起无产阶级和市民群众对此的同情——小资民主派们就是这样充当资产阶级代理人的！
市民解封运动是自发的民主主义运动。自由派把“解封”这样的口号歪曲成对自由的追求，但仔细考察就能发现小资产阶级市民在解封运动中，有着和疫情之初嘲讽武汉F4抗疫不力、悼念李文亮等根本上一致的民主主义情绪。最能引起他们强烈情绪的并非抽象的政治自由，而是损害其个人利益的特权压迫现象，比如封城时利用特权离开疫区的官僚家属，物资紧缺时还能大吃大喝的公职人员，投机倒把发“瘟疫财”的关系户和黄牛，因为健康码异常而遭到区别对待、被医院拒收的孕妇和患者。对他们来说，“自由”没那么重要，只要专制政府能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地位，他们愿意配合政策，这种类似“等价交换”的平衡关系也是“清零”政策曾经能够维持的基础。而新的形势出现了，政府已无力处理急剧上升的确诊人数从而维持社会生产，甚至连像从前那样放弃偏远地区、收买大城市以维持稳定都做不到了，这一切构成了市民解封运动的基础——既然平衡已经打破，资产阶级政府不再能保证他们在“清零”之下免于破产，他们就必然反对这个政策了。
而“白纸抗议”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吗？绝对不是！在北京亮马桥、广州海珠广场和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提出的种种政治口号，甚至包括红皮自由派们套用的毛语录，全都体现了对国家政权进行系统的自由主义改造的要求，而绝不是小资群众一时宣泄情绪要求改变局部政策的自发行为。“白纸抗议”的组织者，即对运动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批人，就是自觉进行自由主义政治活动的自由派（也只有这样的人会在被捕后得到公开声援。外围的、无组织的参与者要么不会受到这么严重的打击，要么一直沉默无人声援，比如南京传媒学院第一个举白纸的人）。无论这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经济上究竟属于哪个阶级，无论他们推广“政治自由”时用了多少招数来伪装成“人民”，他们根本不是“列宁道路”捏造的“跟着自由派走的小资产阶级领袖”，或“今朝”捏造的“自发进行民主抗议的群众”。民主派总是想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者，而自由派总是想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派，这早已不是新鲜事。可机会主义者看到这些离无产阶级千万里远的人物竟纡尊降贵地喊起了“民主”，就乐得像狗见了主人，摇着尾巴叫：“这是人民群众朴素的呼声！这是进步的民主诉求！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化！这是‘黑帮政府’的统治危机！”机会主义者的判断完全脱离现实。既脱离那些举白纸的人，不知道他们本就高度政治化、本就是以自由主义为追求的自由派，又脱离那些冲卡要求解封的小市民，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举白纸的政治自觉。“白纸抗议”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诉求是“政治自由”，是改变政治制度以符合自由资产阶级长远和根本利益的政治上的要求。而放开只是附带的次要的诉求，而且自由派提出放开也不是为了小市民的利益服务，而是为小市民的老板们的利益服务，即保障私人资本的周转和商品自由流通。自由派的口号是自觉的，他们提出“放开”却绝不满足于放开，这个口号和政治民主化、金融自由化、对国际资本开放、和国际接轨等一系列纲领是联系起来的，真正能实现这些利益的只有“政治自由”。而市民的解封诉求只是为了自己能照常上班和消费，只要本小区居民的封控解除了，他们就满足了。不同于因政治自觉而参加“白纸抗议”的自由派，解封运动中的小市民主要是受私人资本雇佣的白领和开店做小生意的小业主，白领害怕公司破产和失业，依赖私人资本家，感谢老板给他一口饭吃；小业主则依赖前者的消费。两种小资都依赖私人资本，他们表面上和私人资本站在了同一个战壕，但即便如此，也绝不意味着小市民就直接等于资本家。任何要把这两个运动混淆起来的做法，都是在帮自由派打掩护，事实上是在把自由派说成民主派、把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说成“人民群众”的利益。
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依附于私人资本，可以和资本家站到同一个战壕，但无产阶级不是，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更为尖锐且不可调和，而且私人资本往往处在这种阶级矛盾的第一线。现在我们就来说这种错误划分的第二个方面：自由派和所有机会主义的派别，不约而同地把富士康工人归类到反封控的人群里，说放开防疫是工人和市民群众“民主斗争”的“斗争成果”。
他们在这里集体装瞎，好像忘记了富士康工人提出的其实是“反对共存”而根本不是“反对清零”或者“解封”。难道他们真不知道这一点？绝对不是。就像自由派在“白纸抗议”还未出现时说富士康工人反抗是因为“对疫情过度恐惧与清零的洗脑”、在“白纸抗议”后又偷偷摸摸把工人斗争算进自己阵营一样，“列宁道路”虽然现在把富士康工人斗争称为“这一全国性民主运动的顶点”，但在《富士康工人的怒吼和革命左派的落后》一文（发布于11.24，正是“白纸抗议”前两天！）中也写道：“工人的恐慌心理当然不够科学，受到黑帮对疫情妖魔化宣传的影响”！真可惜，你们原本可以装作真不知道工人的诉求，或者玩一些文字游戏，比如：工人是在“反对工厂的防疫政策”，市民也是在反对防疫政策，而现在防疫政策确实改变了，所以这就是工人和市民的民主斗争成果。但是上述文章里的内容表明，你们非常清楚工人所愤怒的和市民所反对的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今朝”则声称“人民群众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换来解封，事实上是让小资产阶级市民和自由派代表了“人民群众”。放开也许算是市民解封运动的“斗争成果”，但决不是工人运动的“斗争成果”，工人的斗争诉求与它完全相反！
富士康工人的斗争和解封运动一样出于自发的经济动机，却因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不同利益而产生了不同的诉求：小资产阶级是为了自己免于破产、失业、滑落到无产阶级中而进行解封斗争，工人则是在“反对共存”的斗争中捍卫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就是自己仅有的“资产”——劳动能力。从事脑力劳动或半脑力技术劳动的机会主义者们永远都体会不到工人在感染新冠以后还要被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痛苦，感受不到因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绝望，不知道没有医保的工人有多害怕生病和高昂的治疗费用。在两个不同阶级中，同样是为经济利益进行的自发斗争，在“列宁道路”看来前者就是“进步的民主主义”，后者就是“受专制政府影响”！但在我们看来，根本的区别在于小资产阶级有着寄生性和受供养的地位，而工人没有。市民解封运动的斗争对象是政府，这是小资和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工人阶级却从不被允许走上他们的谈判桌。在大部分小资仍能出让一些利益换取政府庇护、从而使“清零”政策得以维持的时候，工人面临的是要么封在厂内，要么五天八小时、停工放假甚至失业、断粮。而新的疫情形势下，“停工清零”和“复工复产”的矛盾刚一开始激化，工人就率先体会到了“共存”的滋味——闭环生产下连基本生活物资保障都没有，在狭小恶劣的环境里“阴阳混住”，自生自灭，上海达丰厂甚至曝出工人死亡的传闻。最初的“大逃亡”是富士康工人无奈之下对“厂内共存”的消极反抗，在这之后，面对毫无改变的“厂内共存”和修改合同的问题，愤怒的工人开始了积极反抗。由于统治阶级在思想上也还占据着统治地位，工人自发关注到的只会是当下的经济上、人身安全上的利益，还想不到要推翻整个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彻底改变无权地位，于是工人的矛头首先对准了厂方。如《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所说，“不论是10月底冲破封锁步行返乡，还是11月23日的街头激战，支配着工人运动进程的决定性因素都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3
工人是在向厂方争取经济性的条件，这是一场自发运动，但决不是一个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工人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法满足的要求。所有这三场运动表明，自由主义就能满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能满足小资产阶级，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满足工人阶级：只有革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命，生产活动才不再是为了资产阶级对利润的疯狂追求，而是为了给人民幸福生活创造物质条件；无产阶级掌管了工厂，有计划地调节经济，才能杜绝强迫带病上班、阴阳混住等等为了利润不顾工人健康的罪行；用革命手段剥夺资本家，实现公有制，由无产阶级掌握经济大权，社会主义政权就有能力承担隔离期间的饮食、医疗等公共支出，人民才能普遍住上宽敞卫生的房子、劳动环境和条件才能彻底改善；依靠自觉组织起来的劳动群众而非警察保安来防疫，隔离才不会变得像坐牢一样痛苦。发动群众科学防疫，消灭失业、饥饿和病痛，保障群众在隔离期间的生活来源和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用广泛安全的疫苗和药品战胜病毒……这些主张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不是空话。
在富士康工运中，我们看到的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向资本家让步，是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让步。河南政府支持富士康工人和病毒共存，得到了自由派“美国之音”的认可和同情（所谓“相对比较宽松并与国际接轨的防疫政策”），按“列宁道路”的标准（“列宁道路”多次强调：“清零”是“前资本主义”的中国政府在限制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难道河南政府是偷偷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民主主义者，是“前资本主义”专制政府中的少数异类？真是无稽之谈。新冠疫情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发生的两件标志性事件最能体现专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不是“前资本主义”！）：一是李文亮事件，武汉政府一开始就打算共存，根本没打算封控和防疫。为什么？为了旅游业和餐饮服务业，为了税收、GDP和政绩，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由贸易的秩序，为了“列宁道路”所追求的一切。二是富士康工运，郑州政府早就在让工人和病毒共存，原因也一样，为了富士康资本家的利益，为了iPhone能及时出货，抢占市场订单。而且恰恰是郑州/河南卫建委在公众号上发文说新冠疫情一点都不严重，是自限性疾病，自己就能好，为共存找借口和理由。在富士康斗争中，专制政府对工人的洗脑方向恰恰是支持共存，“列宁道路”却撒完全相反的谎！
补充说明一点，机会主义者称“工人反对清零”时，狡猾地利用了一个事实：广州城中村散工的解封斗争。以“列宁道路”为例：“海外自由派媒体宣称这场运动为‘白纸革命’，实际上忽视了之前广州海珠区城中村工人起义和富士康工人起义，把这场以工人运动为先导的群众运动包装成自由派运动，实际过程正是之前的工人运动的胜利给了其他地方群众极大的鼓舞，才有了从乌鲁木齐到全国的抗议运动”。在这里，他们把广州城中村的解封运动和富士康工人斗争混在一起，以“工人运动”这一概念强行把两件事归为一类。“列宁道路”和他们在这里反驳的自由派一样，把三场性质完全不同的运动捏造成了一场“反对清零”的运动。
我们说，广州城中村散工的斗争和市民解封斗争是同一类，和富士康工人斗争根本不同。首先制衣业小作坊的生产关系就与大工业不同，制衣散工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半无产者，他们的雇主多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小作坊主。他们与雇主的关系遗留着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双方的差距比大工业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更小、矛盾更缓和，也就必然在利益上有更多的重合。在广州城中村，制衣散工是跟着小作坊主即小资产阶级走的，尽管其斗争比小资市民的解封斗争激烈得多，但没有本质区别。散工有自主选择工作和安排工作的权利，不受严格制度的限制，计件算钱，“一个散工一天就得给600元，手脚快的能给更高”4，较高的收入和积蓄、较灵活的工作和休息时间，意味着感染后可以更自由地治疗和休息，所以封控导致的雇主破产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但富士康工人甚至没有和雇主“共患难”的可能，且不说他们在经济条件和时间自由度上与散工们的区别，资产阶级更是宁可让工人全部感染也要稳住富士康的生产活动。在广州城中村，雇主与散工之间发生的是阶级合作，他们出于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封控；而在富士康，雇主与工人之间发生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这些机会主义者妄想回避的事实。
而以上一切荒谬的运动划分，就是他们妄图把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说成工人阶级利益的把戏。
2.资产阶级的“列宁道路”，小资产阶级的“今朝”
疫情是一个偶然的、特殊的事件，但其中的现象蕴含着必然性。在这样矛盾激化的时候，包括将要到来的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各阶级的不同利益将日益鲜明地反映在他们的行动规律上，平时看似随机无序的思想将变得泾渭分明。在去年的运动中，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尚未意识到必然破产前途的半无产者跟着小资产阶级走，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大量依附于私人资本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站在一起，而官僚资产阶级在不超出本阶级利益的范围内调整着策略，首先是在工厂、后来是在全国，“代表官僚资本的派别向整个资产阶级做出了让步，专制制度的特殊利益向资本主义的一般利益做出了让步”5——工人的斗争必然迫使资产阶级的不同阵营考虑共同的阶级利益、日益自觉地对工人进行联合围攻。
如果“放开”是一场“胜利”，这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小资民主派是要歌颂这种“胜利”的，这是他们和资产阶级有着共同利益的必然结果。但“列宁道路”和“今朝”在共同歌颂这一“胜利”时，也要为各种各样的分歧而争论。这些分歧不是偶然的、随意产生的，背后是他们之间一系列看似很大、实则很小的分歧，从革命性质、革命阶级，到最根本的问题——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
（1）革命性质
同样是把三场运动全部说成民主运动，把“放开”说成民主胜利，“今朝”对放开与否的态度是庸俗的、含混的、折中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两难。最终其所谓“胜利”，只是为了肯定“民主运动”而被迫承认一个本不太满意的结果：
“一方面，封控可以限制疫情传播，一定程度上避免大面积经济生产秩序出现停滞或混乱，但封控带来人员就业受限，生活收入断绝，从而加重生活危机，尤其在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环境中，对底层民众的影响会更加严重。另一方面，解封可以让社会生产一定程度上得到稳定，保持就业和收入，但无疑会加大防疫难度，出现大面积感染，同时在目前经济陷入滞涨的条件下，解封带来的经济生产照样是极为有限的，仍存在着大量无法解决的失业队伍，而同时出现的感染病例是无法正常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他们被抛弃在资本主义市场之外，忍受失业和贫穷的折磨，同时还会冲击医疗卫生系统。换言之，单从经济生产层面，统治阶级会陷入“封控”和“解封”的两难境地，缺乏足够的动力实现政策的快速转变。
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了疫情防控快速的、让人惊讶的转变，使其从一个极端短时间内滑向另一个极端呢？是人民群众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是人民群众血泪铺就伟大道路。”6
而“列宁道路”则从始至终明确地肯定“放开”诉求、否定工人提出的“反对共存”。他们在运动一开始就发出了这样的指示：“工人的恐慌心理不够科学”！它在“列宁道路”这篇文章中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不近人情”，而是不可或缺的、反映本质立场的一句话。它是为了解决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为什么事实上的“共存”会引起工人的反抗情绪？无法解答，只能向自由派取经：这是过度恐慌！即使不这样露骨地提出来，他们也必须以其他方式提出，因为“列宁道路”认为他们有义务向无产阶级传播的“科学”就是：无产阶级应该支持“共存”，反对“清零”，因为清零是“非资本主义的阻碍”7，“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在破坏前资本主义残余的意义上支持自由贸易，以促进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8，“‘共存’取消了对资本主义商品和劳动力自由流动设置的障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对群众‘放开’的诉求予以支持*”9（黑体是我们加的）。难怪“列宁道路”对自由派总抱有如此大的希望，他们根本就是一路货色，核心目的就是让自由资本充分发展！
“列宁道路”宣称他们继承了列宁的路线。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指出工人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够发展，主张首先以民主革命扫清封建残余。“列宁道路”则处处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今天实行“清零”政策的中国专制政府，等同于俄国民主革命中的沙皇政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地主买办。他们说政府“利用封控与核酸产业大量捞钱，所以根本不希望结束疫情、核酸和封控”、“一切政策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目的：尽可能多且快地榨取全国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为此甚至不惜进行超经济剥削…要维持这种榨取和盘剥，特色专制政府就必须把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当作首要任务”10，他们将防疫政策、专制制度归因于竭泽而渔式的经济动机，并说这是“非资本主义的”，是“前资本主义残余”。于是“剥削有道”的自由派有了进步性，民主主义有了革命性，“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成了最符合工人利益的道路。事实真是如此吗？
在《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篇文章中，“列宁道路”详细论述了他们民主革命的主张。如果对这篇又臭又长的文章中每个谬论逐句反驳，本文将会陷入毫无重点的泥潭。我们要重点揭露的是以下问题：民主革命根本不符合工人利益。
“列宁道路”很喜欢引用列宁原著来给自己脸上贴金，假扮成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我们仅指出文中两处重要的、极其无耻地歪曲列宁原意的地方。
第一处歪曲，用于论证他们提出的“革命判断标准”——无产阶级没有觉悟和组织起来时，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所以现在的中国革命也只能是民主革命。他们声称这是一个列宁也会同意的观点：
“列宁不仅用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标准思考俄国革命，而且用这一标准来思考其它国家的革命，例如德国革命。这一点特别有启发，因为列宁认为德国是当时的第二号帝国主义国家，和今天特色帝国主义的地位相当。但是列宁并不因此就做出德国革命一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结论：
“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本德国来说，它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在变垄断资本主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超过了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标本。但是那里的情形怎样呢？德国无产阶级是否同资产阶级分开了呢？没有！根据报道，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是反对谢德曼分子的。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这是由于斯巴达克派同德国可恶到极点的孟什维克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些独立党人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竟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请看，这就是德国的情形！而德国还是个先进国家哩。”（《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142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德国革命后来走了下降型民主革命的路线。这当然不是因为德国的帝国主义不够发达，不是因为德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够高，而是因为德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
“列宁道路”无耻地欺骗那些不熟悉德国革命历史的群众。列宁1919年3月在此谈及的“德国的情形”（标志性事件：1918年11月革命，1919年1月起义）是一场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结局正标志着它的失败。斯巴达克派（国际派）在1918年11月革命中散发的传单《斗争的最近目标》里提出了“由工人士兵苏维埃的全权代表接管政府”，末尾赫然写着“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斯巴达克派是德国唯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以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展开斗争，列宁支持这个派别。并且列宁正确地指出，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没有和资产阶级分开。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任何一个对组织路线问题有了清晰认识的革命者回顾这段历史，都会不仅痛恨机会主义者的卑鄙，而且痛惜革命派在组织路线上的软弱。“与独立社会民主党（注：即上文中的“独立党”）截然相反，国际派从世界大战开始起便摆脱了一切自欺欺人的观念。……只有在一点上我们欺骗了自己：即在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时，当然在保持我们的独立立场的情况下，在组织上参加了这个党，怀着能够推动它前进的愿望。现在，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期望，因为我们的一切努力已告失败。”（《弗兰茨·梅林就德国工人运动不同流派评价问题致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封公开信》，1918年6月3日）革命派与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分裂得太迟了，以至于到1918年11月革命前夕，德国还没有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斯巴达克派依然不得不依靠独立党的工人组织进行工作。
“列宁道路”必然不会和我们有一样的感想——他们甚至觉得列宁和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的分裂都是可以避免的！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给德国的革命派出主意：失败是因为你们的民主革命不够彻底。
然而在当时的德国，就连议会里的社民党（社会沙文主义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可以类比俄国革命中的“立宪民主党”和今天中国的自由派）也已经搬出了社会主义的幌子。革命前他们抹黑革命派：“那些被布尔什维主义革命词藻迷惑而不负责任的人，力图煽动工人闹事去搞现在毫无意义和毫无目标的反政府的罢工和游行。他们的种种破坏活动，为德国实现和平的民主化增加了困难……我们要通过和平改革，把我国政体引向民主制，把经济生活引向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就该党参加政府所持态度和要求继续“坚持”的呼吁书》，1918年10月17日）然而在多个地区出现罢工夺权、德国皇帝被迫退位的时候，正是同一个社民党抢先打出“工兵苏维埃”的名号，抢先发出总罢工的号召，欺骗群众说：革命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政权已掌握在工兵苏维埃手里，现在的任务就是巩固秩序和“团结”！优柔寡断的独立党人立刻背叛了革命，因为他们害怕这种“团结”破裂，就像“列宁道路”害怕“反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联盟”不能建立一样。斯巴达克派为什么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为什么要反对高喊“一切权力归人民”的党内大多数，坚持“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依“列宁道路”的理论，这该是“冒险主义”，可你们敢不敢公开把斯巴达克派定性为“冒险主义者”？
德国的经验恰恰表明，“革命民主主义”这样的术语，只有在民主革命任务（反封建、民族解放）还未完成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只有此时民主主义才具有革命性。超出这个范围，就只有“反革命的民主主义”。同样的，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革命民主主义就立刻变成了反革命民主主义；在民国，新民主主义毫无疑问是革命的，但三大改造时期，还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都是反革命。德国革命的实质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失败了，反革命的民主派胜利了。德国乃至整个西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列宁的态度很清楚，今天“列宁道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却把德国革命的性质说成民主革命，或者“不彻底的民主革命”（因为保留了“封建残余”——但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是“封建残余”！）。这真是先打枪再画靶，定了个“民主革命”的调子，眼里就只有“上升的民主革命”和“下降的民主革命”了，就是看不到德国革命派明明白白写过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
第二处歪曲，是他们给上述观点打的补丁。“列宁道路”绝不敢说要放弃提高无产阶级觉悟，也不敢说无产阶级的觉悟不能提高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便在“如何提高”上做起了文章：
“在列宁看来，不通过领导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不可能走过从开始的17个人到1917年的20多万人的道路。在我们看来，不通过领导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也不可能走过那条从2018年佳士抗争的百余人到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的数百万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道路。”
“列宁道路”声称只有通过民主革命才能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并照搬了列宁的结论，全然不顾列宁是在什么条件下、为什么主张民主革命，当今中国又是否处于同样的条件下。列宁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如果不经过最彻底和最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训练而要战胜资产阶级，却是根本不可设想的。”这也是俄国无产阶级必须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但这是不是说，在任何时间，要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就必须通过民主主义的教育和民主革命的实践？谁要是这样想，就是抹杀了“历史阶级”在这句话里的意义，同时暴露了他完全不理解俄国的民主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历史阶级，自它一百多年前在历史舞台上出现后，从1919年到1949年，有没有经历过“最彻底和最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训练”？有没有用彻底的民主革命扫清过封建的生产关系？文革失败后，复辟的生产关系究竟是封建性质（也就是“列宁道路”含糊其词的“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今日中国的专制和垄断，究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列宁道路”不敢去深究这些问题，因为维持并散布“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专制就等于二月革命前的俄国农奴主专制”这样一个模糊的错误印象最有利于他们的主张！把“列宁道路”用觉悟和组织程度标准来判断革命任务的唯心主义逻辑推到彻底，结果就是在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等，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先进行民主革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普遍缺乏社会主义觉悟”。除非“列宁道路”用更加无耻的手法，把诸如拜登支持的UWA罢工等工联主义运动说成社会主义运动，把欧美工人贵族的民主主义情绪说成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以此证明美国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两处歪曲，都是“列宁道路”拉大旗作虎皮，理论立场尚且和革命背道而驰，在现实斗争中又怎么可能做出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事？看看“列宁道路”依据这种主张在“白纸抗议”中做了什么：他们要求工人阶级“借鉴和吸收这次运动中群众的民主主义诉求，提出普选权，罢免权，底薪制，经济上要反对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垄断，反对官商勾结和腐败，口号可以是“要普选，不要独裁”，“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允许人民说话”，“反对官商勾结”，“要真社会主义，不要假社会主义”。”11很明显，其中具有实际意义的诉求几乎全是自由派也要提出的内容，而他们比自由派多提出的一点只是反映小资产阶级民主情绪的“反对资本主义垄断”。更可笑的是，或许“列宁道路”自己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些，又在最后挽尊般地加了一句“要真社会主义，不要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彻底铲除资本主义而不是仅仅反对垄断资本，是镇压和剥夺一切剥削者，这里没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没有任何非阶级的形式民主，社会主义的诉求和“政治自由”等诉求本就是矛盾的。提出这样自相矛盾的口号，就是既要“吸收民主主义诉求”来修正社会主义的锋芒、保全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利益，又要扯“真社会主义”的大旗欺骗工人去为“政治自由”卖命——好一个左右逢源的政客！列宁在《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惶失措的民粹派》中就批判过一个这样的政客，这位政客说“按其基本理想来说，两者（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相同的，是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并不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会对自由主义形成危险，它不是要毁弃而是要实现自由主义的遗训”。在自由派也开始披上红皮、抢夺“真社会主义”解释权的今天，把要求政治自由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口号和“真社会主义”这样抽象的、缺乏具体解释的口号并在一起，就是在无耻地帮助自由派掩饰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一定很欣慰有“列宁道路”这样的角色去介入无产阶级运动，因为正是“列宁道路”们不会“对自由主义形成危险”，反而会“实现自由主义的遗训”！
要问怎么实现？那就看看“列宁道路”在文章第四节末尾提出的五项主张。绕开一些混淆视听的空话后，我们把实质性的内容总结如下（黑体是我们加的）：
（1）搁置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民主革命的分歧，先把党建起来。
（2）建立起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秘密党后，“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机构开展党内路线斗争，看两种策略中的哪一个能够获得多数觉悟工人的支持”。
（3）“工人阶级以劳动者专政为主要口号，从自由派手中夺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以97.8%的人口作为彻底民主革命的力量来源，麻痹占人口2.3%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例如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深刻危机中，武装推翻仅有0.59%人口支持的黑帮专制政府，实现劳动者专政的口号，并力争在这个专政中使无产阶级处于支配地位”。
（4）民主革命后，努力改变力量对比，尽快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5）“在各个阶段，对工人群众都应既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又进行民主主义的教育。在将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放在首位，保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和组织独立性的同时，须竭力对无产阶级进行仇恨专制政府的民主主义影响”。
（1）（2）两条中，“列宁道路”不敢把分歧说的太严重，甚至允许这种分歧保留到“建党”以后，揭示了他们信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无产阶级政党”内不仅要允许不同纲领的派别存在，甚至要允许他们搞派别宣传——别说列宁，就是最露骨的孟什维克，也从来没有说过“要和社会革命党合并，再通过派别宣传来统一纲领”。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列宁道路”可不是什么共产党人，他们之所以对分歧的性质含糊其辞，就是害怕和“今朝”、“燎原”等一众把民主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小资民主派发生过于激烈的冲突，彻底闹掰。他们知道革命派不可能跟他们组党，所以痛恨革命派“排斥性”的态度，赞赏并迎合“今朝”等民主派的“同志态度”，为的就是按照这条机会主义的组织路线“搁置分歧”，极力促成一个机会主义的“党”，通过“党内民主”钻到这些影响力更大的、更能代表小资产阶级多数的派别中去争得一个席位，好为自己在小资民主派的反革命运动中争取更多影响力，使小资群众尽可能少受无产阶级影响而多受资产阶级影响，放弃中立而成为反革命的民主派。这样的组织路线本就是对资产阶级抽象民主原则的崇拜，自然要吸引那些向往资产阶级民主的小资产阶级；而他们幻想的“党”实际上是个自由的议会，党内派别反而更像真正的政党——能提出自己的纲领，能“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教育和组织工人的工作”，为此就必然也能保留自己的派别组织、中央委员会和机关报，然后用自由的党派宣传来争取多数选票。
正因为“列宁道路”关于民主革命的反动主张甚至在一般小资当中都不受欢迎（就连混乱的“燎原月刊”也要口头支持融工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才要搞这些名堂。“列宁道路”比“燎原”和“今朝”更右，更靠近资产阶级，他们要在一般小资中扩大影响力，就必须靠“燎原”和“今朝”这样的中介，正如资产阶级自由派要在被统治阶级中扩大影响力必须靠“列宁道路”和“中国左翼民主联盟”（某Telegram群组，以“泛左翼”的面目聚集了一批反政府的自由派）这类号召“泛左翼团结”的中介一样！
第（3）条，民主主义、阶级合作的“劳动者专政”。“列宁道路”这样向工人许诺：“劳动者如果能建立反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联盟，那么这个联盟将获得劳动力人口的97.8%，即绝大多数的支持。这个联盟将是不可战胜的。”俄国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专政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今天中国革命的专政对象是谁？我们说专政对象是资产阶级，所以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道路”却要我们“暂时”放弃这一切、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即联合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内某一派别（自由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另一派别（官僚资产阶级）的道路。“列宁道路”骗人们说这是“无产阶级领导小资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实际上这是“无产阶级放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跟着小资走并被资产阶级专政”，这种联盟中真正“不可战胜的”只有资产阶级，它能成功建立本身就宣告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胜利。它意味着在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工人运动的道路事实上已被民主派机会主义者掌控，历史上斯巴达克派的鲜血已给我们敲了警钟，今天“列宁道路”却要重建魏玛德国和考茨基式的政权。“列宁道路”又这样恐吓工人：“如果目前这种工人阶级无组织无力量的状况持续下去，自由派将获得59.6%（小资产阶级和私营资产阶级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之和）这一多数的拥护。”且不说“列宁道路”对阶级界限和力量对比的分析混乱透顶，任何革命者看到前途未卜的严峻形势，想的都是要尽快在工人阶级中组织起来，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打击民主派领袖、争取小资群众中立，为此必须扫清工人中包括民主主义在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可“列宁道路”却叫工人“打不过就加入”，威胁工人“不接受民主革命就会有更悲惨的下场”！
而第（4）条，是“列宁道路”承诺给工人的虚幻远景。要怎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道路”说了一番正确的废话：“极力壮大觉悟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阶层，极力促进小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并组织其下层半无产者与工人阶级接近，极力争取多数人口的支持或中立，尽快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要问：为什么不从现在就开始做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在中间加一个“民主革命”阶段？如果你们觉得没有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不可能让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力量有什么增长，那凭什么言之凿凿声称这样没有组织和觉悟的无产阶级也能在“民主革命联盟”中夺得领导地位？！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也能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又为什么要把这第（4）条推到遥远的将来？！
第（5）条正回答了这个问题。“列宁道路”究竟想在他们的“民主革命阶段”做些什么、和我们有哪些不同？我们是要向工人做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的，而“列宁道路”则是“将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放在首位”同时“竭力对无产阶级进行仇恨专制政府的民主主义影响”，仿佛他们也很认同社会主义，多加的这个“民主主义影响”只是为了（像他们强调的那样）加强工人对政府的仇恨，从而鼓动起革命，有利于无产阶级。但这种理由是说不通的，难道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不让工人仇恨专制的资产阶级政府？什么原因让你们非要施加“民主主义影响”？这只能说明，“民主主义影响”的真正目的不是让群众仇恨专制的资产阶级政府，而是让群众不要仇恨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府，不要仇恨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民主主义叫群众不要仇恨政治自由，不要仇恨宪政和多党制，不要仇恨知识私有和脑体差别，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民主主义影响”塞到工人阶级中！他们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推得越远，就有越充分的时间去将小资产阶级群众影响成反动派、将工人影响成糊涂虫。
“列宁道路”对日本排海的评论文章12印证了我们这一判断。再一次，他们散布了“今天的中国专制就是二月革命前的俄国专制”这样一个模糊的印象，引用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所说的“在两个资产阶级国家发生冲突的问题上”要正确指出“其中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将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专制政府比作封建专制的沙俄政府，称今天的日本政府是更进步的、比中国专制政府好些的东西，因为它“有形式民主”！根据同一个理由，“列宁道路”认为俄乌战争中“民主的”乌克兰比专制的俄罗斯更正义。
民族主义者“红色中国网”和“晨星评论”为俄乌战争中的俄方辩护13时，以相反的方式引用了《旅顺口的陷落》。在他们那里，乌克兰及其背后的北约等老牌帝国主义集团，对应着一战前沙俄代表的欧洲统治全球的旧秩序，而新兴的中帝及其支持的俄罗斯，则对应着挑战旧秩序的日本。“红色中国网”按民族划分界限，胡说新的帝国主义比旧的帝国主义更进步；而“列宁道路”则按专制/自由划分界限，胡说自由的帝国主义比专制的帝国主义更进步。他们依据各自的胡说，一个要支持中帝，一个要支持美帝。
“红色中国网”和“列宁道路”在今天的帝国主义争霸中，引用了列宁的同一篇文章，这不是巧合，而是必然。片面截取有利于本派别的词句并将之绝对化，这是机会主义者的惯用手段。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所说的“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既不是按民族，也不是按专制/自由，而是按阶级划分界限的。《旅顺口的陷落》所说的进步作用，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比农奴主-地主专政的国家更进步，是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更进步。君主立宪的、积极拥抱资本主义的日本，从先进的生产关系中得到了极大的力量，战胜了封建专制的、保留了大量中世纪农奴制残余的沙俄。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只要拥抱资本主义，一个曾受压迫的小国日本也能战胜沙俄这个强大的“欧洲宪兵”，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封建专制已走到了它的末路。“一切先进的俄国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的批判，现在已被日本武器的批判所证实”（《旅顺口的陷落》）。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战胜落后的农奴主-地主国家是历史的必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战胜封建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但沙皇政府不肯放弃至高无上的君权，不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垂死挣扎地抵抗这种必然性。在国内，它还能靠反动军警维持统治，但在世界范围，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已经能追上来揍它了。
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为贵族、农奴主、地主服务的，明文规定了等级制度。封建君主有最高权威，不仅能侵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而且用徭役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无法成为自由的小商品生产者。立宪制则是自由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下权威的不再是血统、家族，而是宪法规定的私有财产。在经济上，立宪制承认劳动力流动的自由，承认人有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由，这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有了依据，而他们要的也仅止于此。不管这种“自由”有多不彻底，立宪依然造成了质变，资本主义冲出了封建宗法的牢笼，开始肆意掠夺、蓬勃发展。那些“不彻底的自由”，如日本煤矿里堪比奴隶制的纳屋制度，以及1900年日本镇压工运的《治安警察法》（皆存在于日俄战争前后），此时代表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维系它们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封建主，决不能像“列宁道路”那样庸俗地把这些称为“封建残余”。
“列宁道路”歪曲的核心，就是把列宁所特指的沙俄农奴主专制，偷换成性质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专制，把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先进与落后，偷换成“专制/自由”的抽象对立。列宁在他所有文章里写的“沙俄专制”都没有超出封建专制的范围，尽管当时沙俄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统治地位，俄国政权却依然在农奴主-地主等封建贵族手中。更重要的是在广大的、落后的农村，农民依然深受封建之苦，他们不被允许离开土地，在工役制和高利贷的残酷盘剥下，有时生活水平甚至低于无产阶级。而沙皇政府正是维系这种制度的反动农奴主头子，一直维系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沙俄封建专制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但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专制恰恰相反，它主动设计和引导资本主义的发展，设置关税保护本国工业，营造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法治环境”并镇压工人，试图通过政府投资摆脱经济危机，完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立宪制相对封建专制的进步，只在于它让资本主义能自由发展。而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在立宪国家所能获得的一切发展条件，在资产阶级专制国家同样存在，二者根本无所谓谁在“历史上更进步”。今天谁笃信资产阶级愚弄人民的宣传，抽象地把“专制/自由”的区别抬高到本质地位，谁就是无可救药的庸人。一战中“民主”的英法和专制的德国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按“列宁道路”的标准，哪国政府在“历史上更进步”？
这篇文章中，“列宁道路”不但在分析国家制度时歪曲列宁，在阶级分析时也要把歪曲贯彻到底：“这背后首先是资产阶级专制派与自由派之间的利益冲突：“经济上比较进步”(《列宁全集》第15卷，第351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的中等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商业自由，以便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需要富人即资产阶级有政治自由，以表达和协调各行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通过公开竞争的方式，如议会和竞选)。”此文仅仅是他们一贯态度的一个缩影。他们一次又一次机械地截取列宁对沙俄专制下资产阶级的评价，给今天的资产阶级加上“进步”滤镜，透露出刻舟求剑式的愚蠢——如果这样肢解理论、筛选特定的词句就是马列毛主义，AI的理论造诣比你们高得多！他们一边干着混淆视听的勾当，一边喊着“反对日本政府”等口号当作免罪金牌，但我们很清楚哪些是掩人耳目的伪装，哪些是伪装之下的要害。
“列宁道路”说：“而在此次排海事件中，我们则是要领导国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坚决地反对中共专制政府的民族主义、转移矛盾、封杀掩盖和帝国争霸的行径，揭露它比日本政府更反动更落后的事实。”可以预见，在中美的争霸当中，他们同样要把美国说成“比专制政府更进步”，把这一点掺进反对中国政府的鼓动中，并用革命的失败主义来包装这种论调。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也要首先反对中帝政府，但那是因为各参战国无产阶级要首先反对、也只能首先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这才是革命的失败主义），绝不是因为专制的帝国主义和“民主的”帝国主义谁更好些、谁更坏些，绝不劝群众“不要仇恨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府”！
资产阶级政府的民主和专制不是凭空确立的，也不像“列宁道路”胡说的那样是由封建残余决定的，而是阶级矛盾决定的。民主制度最擅长形式平等的把戏，最能掩盖阶级矛盾，但耍这种把戏的前提是其治下的“公民”大部分是出于阶级利益而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驯化的小资产阶级，能够维持民主制是统治阶级强大的表现，这意味着他们已在被统治者中收买了足够的人，国内阶级矛盾已极大转移，无产阶级的反抗已撼动不了资本主义。专制则是统治阶级无能、阶级矛盾激烈的表现，无产阶级的愤怒像地底流动的岩浆，有着毁灭一切的力量，而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只能一堵再堵，多给任何一点政治自由都要迎来灭亡。中国的封建残余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就已消灭，资本主义早就发展成熟，然而老牌帝国主义横行的世界市场已不允许它过多插足。中国资产阶级和专制政府要想通过收买人民让本国的阶级结构变得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从而逐步实行政治自由化改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早来一步、靠着技术垄断和寄生吸食殖民地人民血汗而稳固了统治的民主国家，和晚来一步、想掠夺殖民地而不得的专制国家，谁比谁先进？在日俄战争中，“盖得和海德门并没有袒护日本资产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但在两个资产阶级国家发生冲突的问题上，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其中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旅顺口的陷落》）与此同时，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在反对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进行反战鼓动。而“列宁道路”恰恰相反，他们通过错误地指出并不存在的进步作用，无耻地袒护国际帝国主义，袒护一切吸血殖民地而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在中帝谋求打破旧日格局、拼命扩张的今天，国内资产阶级对官僚资本的仰仗已使他们成为民族主义自由派、秩序党，而反习反共、要求政治自由、懂得利用小资民主情绪的所谓“自由派左翼”（即反政府的自由派），则代表国际帝国主义的利益（注：关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含义，参考选段：“由于中国私人资本家越来越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火与剑”出海争夺市场，同时又不希望官僚完全独享政权，他们也就在政治上形成了一批支持中帝争霸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自由派和“十月党”，追求温和的、以两院制和反民主的选举法为基础的、严格限制选举资格的立宪制度。至于那些想把中国变成四分五裂的殖民地，在争霸战争中支持美国日本等老牌帝国的“逆向民族主义”自由派，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者或者说国际帝国主义者，他们与民族主义者的矛盾实质上更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把理论变成阶级斗争的武器》，2023.10.17,Telegram频道“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在《帝国主义中国里“公民运动”衰落的必然性》14一文中，我们初步展开了这一观点的前半截。当时我们说，自由主义在中帝的衰落是必然的，但今天我们要补充：这种衰落不是终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此消彼长，其根源不仅是中帝资产阶级和老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矛盾运动发生了变化，更是因为世界历史结束了新自由主义时代，进入了新帝国主义时代。在中国，随着垄断的形成和世界市场的开拓，国内以官僚资本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力量必然加强，国内的自由派必然衰落；但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优势的仍是老牌帝国，并且这两大集团必有一战。可以预见，随着中美争霸的开展，中帝将会面临国际上节节败退、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的情况，国内资产阶级力量将被削弱，到了那时，国内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矛盾又要有新的变化。然而支配历史进程的并不是这两个资产阶级集团间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如果无产阶级信了民族主义者或自由派宣称的谁比谁更“好些”的鬼话，被利用来为这种“好些”的前景而斗争，结果只能是加入某个资产阶级阵营，再次巩固资本主义；但如果无产阶级能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反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民主还是专制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只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无产阶级就将沿着正确的道路一步步壮大自己的力量，而各帝国主义集团就要联合起来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红色中国网”、“列宁道路”等资产阶级的狗就要一起高呼“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大骂我们“极左”和“冒险主义”，一如他们把中国政府对“左翼”的高度敏感归咎于佳士斗争的“盲动”！
“列宁道路”一派为了靠拢“先进的”代表国际帝国主义的自由派，无所不用其极地断章取义；近来电报上出现的新频道“前进报”同属于这一类，一样是主张民主革命却要暧昧地“搁置争议”钻到影响力更大的民主派中去的投机分子。我们奉劝“今朝”等一切民主派好好看看，拉拢你们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2）革命阶级
先摆我们的结论：今天中国的革命阶级只有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定义是：真正贫穷到一无所有、没钱购买良好的教育，所以不仅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且不掌握知识技术，只能被迫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一年中的几乎全部时间都在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并且不以任何方式剥削他人（分享他人剩余价值/占有他人劳动）的雇佣劳动者。
“列宁道路”在判断革命性质上的唯心主义，“今朝”看似没有犯：他们声称自己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民主革命。我们基本同意他们对“民主革命论”的批判，赞同他们对“列宁道路”想要“联合自由派资产阶级去推翻垄断资产阶级”的揭露。然而“今朝”否认民主革命的同时，却接受了“联合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
“从联合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得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中间是缺乏逻辑依据的。小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的革命性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必然要团结和联合小资产阶级。但是，难道团结和联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就只能是民主革命吗？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的统一战线就只能是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吗？为什么就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呢？”15
这正合“列宁道路”的心意。他们十分清楚，只要承认当今的小资产阶级是革命阶级，无论口头上声称要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实际行动上都必然走向民主革命。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强烈要求搁置争议与“今朝”等民主派结盟。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今天的中国，小资产阶级是不是革命阶级？
“今朝”在这个问题上使用了和“列宁道路”一样的歪曲列宁的手段：
“《列宁道路》简单地把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和“民主革命”等同起来了，这在历史上是完全错误的。俄国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半无产者和小农（类似于中国土改时的“中农”）总体上都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应该联合与团结，这里的“小农”就是历史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小资产阶级既可能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可能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从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这一特点，并不能直接推出革命的性质。”16
“今朝”的目的是证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可能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但他们却举了这样两个例子：一个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例子，一个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例子（土改中团结和保护中农）。这是因为他们在马列毛的著作中绝对找不到任何“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依据。农民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而是分为大农（富农）、中农和小农（贫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今朝”还犯了一个错误：俄国革命中，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恰恰是中农，而不是小农。
在民主革命以前，中俄两国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分化也就不同。但在中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中国的中农分化为了“下中农”和“富裕中农（上中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无产阶级要团结半无产者、小农，中立中农17；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要依靠贫下中农（贫农和下中农），中立富裕中农18。两国的这三个阶层基本是一一对应的，而两国的共产党都明确认识到，争取小资接受集体化的可能性只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关系的颠覆上，绝不可能建立在他们作为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在发展集体化的初期，对于中农/富裕中农，入社事实上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所以这一时期既不能像强制剥夺地主富农那样强制他们入社，也不可能通过说服教育入社，而是根本“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阶层争取过来的任务”**（《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土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上述所有事实体现的规律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随着集体化的发展、公社力量的壮大，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日渐不可维系，在这之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才会由下层开始一点一点地汇入集体经济当中，绝不可能直接把他们争取过来。
“今朝”把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各种问题搅作一团，只为杂揉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也可能团结小资产阶级”的结论。但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显而易见的区别。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小资产阶级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便面临着破产风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小资产阶级却是为避免破产的前景而主动消亡、融入集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总之，小资怕的就是破产。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既然小资怕的就是破产，它就不可能作为一个阶级来支持社会主义革命。
自觉的资产阶级从来不希望小资大规模破产，只是当他们头上还有封建贵族和帝国主义殖民者时，不论他们希望与否，小资（甚至资产阶级自己）都要破产。一旦摆脱这些限制，他们就要想尽办法避免小资破产，避免小资在破产引起的绝望狂热情绪下起来反对自己。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不同，剥削获利不同，收买本国小资的能力不同，自然要造成各国小资的规模与实际生活水平不同，“今朝”却害怕把小资产阶级说得太多，仿佛这样做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道路》通过一顿操作，认为中国有大约4.5亿的小资产阶级，占到了劳动力总人口的57%……这样的数字是极端可笑的！我们知道，上一个认为整个社会的中产阶层的人数在不断扩大、乃至占据社会人口的主体结构、最终走向“人民资本主义”的人，还是大名鼎鼎的爱德华·伯恩施坦。”19我们同样反对“列宁道路”的阶级划分，尤其是其中“非生产劳动”的部分，但中国作为迅速扩张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确实称得上“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与否认阶级斗争的“人民资本主义”不同，我们很清楚中产阶级不是凭空扩大的，剩余价值不是凭空增加的，帝国主义剥削民族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化，必然要以殖民地被剥削民族内部的无产阶级化作为血腥的代价。“列宁道路”用觉悟水平和组织程度等主观标准来确定革命任务，这是明目张胆的唯心主义；“今朝”在判断革命任务时，知道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关系，这是唯物的；然而当他们指责“列宁道路”把小资产阶级说得太多，质问“既然如此，又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时，是在用“无产阶级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来为自己把（包括大量复杂劳动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口划进无产阶级提供依据，甚至拒绝承认存在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剥削国家，这就使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唯心的幻想。我们要说：在一切已打倒了封建专制和摆脱了殖民剥削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无产阶级占比如何、阶级力量对比如何，无论专制还是民主，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都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仅能预见革命的成败，不能决定无产阶级革命应有的任务和性质。无论是在小资产阶级占总人口相当大一部分的欧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其无产阶级几乎仅包括不能享受公民福利政策、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外来劳工、非法移民、难民等。一些糊涂蛋用“工人贵族只能是一小撮”来为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辩护，硬说这些国家大部分工人都是无产阶级，却忘了这个“一小撮”究竟是相对于哪个范围而言，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世界范围的“一小撮”），还是在极度专制但已全面发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君主国（如：卡塔尔等依赖石油工业和金融资本获取暴利的海湾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都是社会主义革命。
“今朝”质疑“列宁道路”高估了中等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我们却要说“今朝”高估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今朝”说：“小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的革命性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必然要团结和联合小资产阶级”20。我们要把后半句换成这一句：小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的反动性也是人所共知的。资产阶级无力收买小资时，会形成前一种条件；资产阶级有能力收买小资时，会形成后一种条件。后一条件下，小资产阶级是会跟着国内帝国主义政府走的，一战时的西欧各国就是前车之鉴；小资产阶级也是会跟着国际帝国主义走的，二战后的国际共运浪潮中，老牌帝国扶持起来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反共堡垒就建立在收买小资的基础上。在今天中国的小资当中，眼红这两条道路的人比比皆是，只不过大部分仍然是自发而充满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既看不到中国必然要在帝国主义争霸中失败，也看不到日韩等国依靠老牌帝国主义扶持、收买小资、实现民主化的历史绝不会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重演（尤其是当共产主义的幽灵还未使这些老牌帝国感到威胁时）。我们既不能将这个阶级看作敌人，也不能给自己提出把他们争取过来的任务，只能预先指出他们的幻想必然破灭、人类历史的未来属于无产阶级，用我们的理论批判和现实斗争，让他们掂量一下自己是要沦为“战狼小粉红”或“逆民带路党”式的反动走狗，帮助国内外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还是离开保皇派和自由派，不给资产阶级任何支持。
“今朝”在用暧昧的态度掩盖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说小资产阶级全体成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是不正确的，但说他们的下层，那些生活境遇越来越糟糕，乃至几乎已经不能维持其个体的经营状态的小资产阶级们，他们转入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可能的。”21这句话在抽象上正确，但今朝说这句话时，实际上是一边用有革命性的具体的半无产者为抽象的“小资产阶级”打掩护，试图证明“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有革命性，为“无产阶级应该争取小资的多数”提供依据，一边早就把大量小资产阶级包装成了无产阶级。
半无产者—顾名思义，每年有一半时间做工人，另一半时间做小资的劳动者，他们一只脚站在无产者一边，另一只脚站在小资产者一边，比如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不得不离开土地、被雇佣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贫苦农民，或常常破产失业、做三年工人攒够钱再回去做两年小资的小业主和底层雇员，或主要从事生产剩余价值的简单体力劳动、少量从事推销等非生产劳动的部分商业服务业员工，或主要从破产小资中补充成员、有劳动工具、相比工厂工人更自由的外卖员，等等。这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无产阶级差别较小些，经常要落到无产阶级中来，心态相比小资产阶级更靠近工人一些，也更能看到必然破产的未来命运，相对更容易摆脱资产阶级散播的反动幻想。这些经常遭遇失业破产等变动、处境极不稳定的半无产阶级属于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和暂时不用担心失业破产、地位能相对保持稳定、基本不被剥削的小资产阶级已经是两个不同的阶级。我们同意半无产阶级能出于自己未来的利益而跟着无产阶级走，但那些稳稳当当做着脑力工作的小资产阶级（“今朝”所谓的“脑力无产者”）和“今朝”列出的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究竟有什么革命性？“今朝”反驳“列宁道路”划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荒谬标准时，称他们把“无产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商业店员等）划入了小资产阶级的阵营”（黑体是我们加的），然而“商业店员”本来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概念，包括了餐饮业等在内的几乎一切商业活动的雇员，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阶级。其中既有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保洁员、洗碗工（无产阶级），也有在从事上菜收桌等体力劳动的同时推荐菜品和收银的服务员（半无产阶级），也有主要从事推销等脑力劳动的房地产销售、汽车销售（小资产阶级）。“今朝”特意拿含混的“商业店员”举例，掩盖这个群体内部的阶级差别，就是摆出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来给小资产阶级打掩护，他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清洁工、理货员、服务员等作为无产者/半无产者的商业店员，而是大量不进行物质生产的脑力雇佣劳动者。按“今朝”的分类，满足某些条件的带货主播也将被划分进无产阶级。既然你们得出了“产业工人在产业资本家的领导下实现了产业资本的增殖；商业雇佣工人不生产剩余价值，但在商业资本家的支配下实现了商业资本的资本增殖；银行业店员不从事物质生产部门，在银行家的控制下服务于生息资本的增殖。……在这里，生产劳动成为雇佣劳动的同义词。”22这样的结论，那请你们再彻底一点，不要畏畏缩缩地只敢举出“商业店员”这样的例子，请直白地宣布银行业柜员、保险和房地产推销员、被资本家雇佣来直播带货的网红、普通医生、程序员、金融分析师等脑力雇佣劳动者都是“无产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工人把你们看得更清楚一些！
在上述问题上，“燎原”等派别和“今朝”有着一致的立场。尽管他们没有像“今朝”一样跳出来系统论述自己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但无论他们理论上是否认为应当团结小资产阶级，依据其信奉的“脑力无产论”，完全可以推断出他们在实践中的态度。正如不承认剥削压迫的存在实际上就是维护剥削压迫一样，不承认存在脑体对立，实际上就是维护脑体对立；不承认“知识私有”是小资特权，实际上就是在维护这一特权。这类民主派代表的正是小资产阶级中的这群人：既有反抗大资本的愿望，又不愿抛弃小资产阶级特权。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不能彻底反对私有制，只能幻想一场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反脑体对立和知识私有的革命。因此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在斗争中实际上都只能倒向资产阶级，要么跟“列宁道路”一起滚到国际帝国主义一边，要么成为考茨基式的叛徒。即使现在“今朝”疑似停更，“燎原”分裂出了新的频道“东风”，后者又与“革命社会主义阵地（RSF）”、新出现的“斗争公社”等组织形成了“统一战线”，但无论某个具体的组织如何出现、消失、分裂、合并，无论它活跃在墙外还是墙内，阶级基础都是一致的，他们是以不同面貌和活动方式存在着的同一派别，这些评论对他们普遍适用。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一立场同样在对“白纸抗议”的态度上得到了验证，我们仍以“今朝”为例说明这个派别的特点。前文提到，“今朝”和“列宁道路”都把“白纸抗议”这一自由主义运动说成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列宁道路”承认这是自由派领导的运动，“今朝”则认为是不受自由派领导的、小资群众自发的运动。
“列宁道路”的侧重点在于这是“民主运动”，所以运动是进步的，不管谁参加谁领导（毕竟他们眼中“中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左翼”也可以有革命性），都是进步的。他们可以大方承认自由派的领导，指出这一点甚至更有利于他们强调自己在民主主义上的“彻底性”。但他们所谓的“无产阶级要提出彻底的民主主义诉求，用彻底的民主主义领导这一运动”的实际意义如下——一边用比自由派更激进的、但在没有封建残余和殖民压迫的地方就失去意义的“彻底民主主义”引诱小资群众和民主派，一边向资产阶级自由派递出投名状：我们同情自由派，支持民主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民主的”议会里正需要我们这种“工人代表”！“今朝”的侧重点在于，运动的主体是“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运动反映这一阶级的“普遍愿望”，所以运动是进步的，即使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革命阶级的政治运动为什么表现为民主运动？“今朝”等民主派只能解释为运动是自发的，参与运动的群众还没有意识到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不是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自觉的运动意味着明确的目标和路线，不可能被改造，最多能进行有条件的联合和利益交换，自发的运动才有可能改造得更自觉。今朝没有列宁道路那种对自由派的好感，这使他们在对待防疫政策的态度上更加尊重事实，不说“共存比清零更符合无产阶级利益”这样的鬼话，然而“今朝”对小资产阶级的好感十分深厚，不仅承认它是可以被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阶级，甚至幻想它已能独自进行反对现政府的政治斗争。可是这种唯心的幻想造成了什么结果？不承认白纸抗议事实上完全受自由派的支配，反而会加强自由派的影响。“今朝”把资产阶级的白纸抗议划分到“群众运动”里，结果不是变出一场能让无产阶级领导的“自发的小资群众运动”，而是给自由派打起了掩护：进行解封斗争的真正的小资群众消失在“今朝”对运动的划分中，“今朝”让“白纸抗议”中高喊四通桥纲领的自由派代表了他们。最终，口头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今朝”，为了实现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必然要求无产阶级在行动上争取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在未来的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对民主运动的领导权的获得，不是靠预设一个必经的“民主革命”阶段，不是靠把自己的要求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之内，以避免把小资产阶级盟友吓跑。……在争取民主的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方式恰恰是展现其彻底的坚决的革命性，而非妥协性！”23——事实上，如果展现坚决的革命性，当然要吓跑小资产阶级，就像机会主义者听到对“脑力无产论”的否定时那样。“今朝”之所以不怕吓跑小资，正因为他们并没有坚决的革命性，而是打算维护“小资产阶级多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是广大的脑力雇佣劳动者）的核心利益——将知识技术作为资本、以此牟利的特权。
认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幻想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是可以联合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是可以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今朝”就这样一步步踏进了“列宁道路”的圈套。“推翻资本主义、剥夺资产阶级，才可能充分地、全面地实行一切民主改革”固然没错，但小资产阶级想要的“民主改革”总有“自我以上人人平等，自我以下阶级分明”的极不彻底的特点，绝不会为了“实行一切民主改革”就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小私有者（无论其拥有的是店铺、土地还是知识技术）的地位在这里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也制约着他们，让他们不会相信并支持社会主义。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和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被破坏后——媒体上不再有资产阶级喉舌抹黑社会主义，为资产阶级镇压群众的警察不复存在，白领、农民和小业主不再受大资本的牵制——直到这一切真的实现，小资产阶级看到了好处，才有可能支持社会主义。民主改良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物（无产阶级专政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必然要消灭私有制引起的一切剥削和压迫，彻底实现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性别平等、民族平等……等等），但绝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不是什么“实行一切民主改革”，反而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民主——若把这一点明白地、具体地说出来，联合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就要破灭；若把这一点抛开不提，实际上就在走民主革命的道路。
民主派在阶级分析、派别划分等问题上的幻想不是由于理论知识不足或偶然的误会，而是阶级利益决定了必然如此。小资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阶级，没有长远的利益，只有局部的、短期的个人私利。从长远和根本的利益上讲，社会主义符合一切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包括小资产阶级。但自发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不关心政治，只想着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而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则总想着利用自己欺骗小资群众得来的名声、形象、影响力来换取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跻身资产阶级。代表小资利益的民主派只能像“今朝”这样，或是坚持“脑力无产论”，或是把小资产阶级说成有社会主义革命性的阶级，使自己可以一边保留身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边混入工人运动冒充“革命者”以投机。他们只要抱定这种利益，就无论如何不可能放弃包括“脑力无产论”、“联合小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等观点，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回到我们一开始的判断：“这些分歧不是偶然的、随意产生的，背后是他们之间一系列看似很大、实则很小的分歧，从革命性质、革命阶级，到最根本的问题——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不管这两个派别口头要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民主革命，他们实际上要团结的是同一拨人，提出的是同一套方法，尽管“列宁道路”比“今朝”更靠近自由资产阶级，但他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都是要走民主革命路线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五、无产阶级应该怎样看待这一系列运动和“左翼”中的争论？
一切真诚对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同志都应该考虑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谁才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只反对专制政府，却不谈同时也必须打倒资本主义的，或者认为自由资产阶级比官僚资产阶级更进步、打算跟自由派搞团结合作、高喊“言论自由”、“民主选举”口号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口头上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把各种有知识有技术的小资说成工人，把民主革命说成社会主义革命，要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分享政权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只有在号召打倒专制政府的同时要求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在专制政府垮台时立刻采取实际行动把工人群众武装起来、解除旧军队警察的武装、粉碎旧国家机器、剥夺和镇压整个资产阶级，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露骨地维护剥削的自由派在群众中逐渐破产，新兴的自由派活动者要么像“白纸革命”频道所宣称的那样“采取实用主义原则”、“不分左右意识形态”、“最大公约数是反习”，以“团结一切”的姿态来代表“人民”、吸引小资民主派；要么为了借无产阶级的力量完成政治自由的目的，套上“左翼”的红皮混入革命队伍，然后立刻和“列宁道路”等派别互相吸引。在许志永等老一批自由派活动者被政府宣判之际，这些人就继承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切任务——尤其是反革命的任务。而机会主义者正是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他们假模假样地抨击自由派，实际上却是小骂大帮忙，在真正关键的问题上给自由派套上一层层好似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伪装。先看看红皮自由派“中国左翼民主联盟”在自由派媒体“光传媒”采访中的声明24吧：
“问题四：您怎么看待年轻毛左群体对于俄乌战争（有的主张不选边，有的则选边俄或乌）、现在中国是需要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争论？
答：其实俄乌战争可以理解为独裁专制对抗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虽然在毛主义者来说二者都是含有资本主义，但是我想说的是连马克思都承认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好与独裁专制等专制制度，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比独裁下的无产阶级更有力量，虽然这远比不上共产主义社会，但向共产主义社会进步的空间仍是比独裁主义国家的进步空间大的多的。
当今中国的政治局势可以说已经退化到晚清时期，实现民主革命是第一必要的，正如孙文先总理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那样，民主二字从未在中国大陆上实现所以先要把民主二字刻在中国人的脑子里是很有必要的，在民主后进行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革也是可以的
但是若现在直接社会主义革命，以中国的思潮，这无疑是又一场苦难的轮回。
问题五：请谈谈您对后面中国毛左乃至泛左翼运动的展望？
答：后面我希望左翼联合后继续联合其他各派，先推翻中共在进行建国会议。
泛左运动是有必要的，希望以后左翼的势力和话语能比右翼高出一截并反思之前的错误，对毛左来讲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民主，这对以后的中国无疑是非常有意的，只有这样才能建成一个完美的中国，否则又将是一个历史悲剧的轮回。”
如果大家还记得“列宁道路”在俄乌战争、中日关系、民主革命和“劳动者联合专政”上的主张，一定会发现他们的内在逻辑和核心诉求与这自由派完全一致！“列宁道路”是小资民主派中的特殊成分，是最反动的政治掮客，他们实际起到的作用是修正马列毛主义来“解释”自由派的主张，帮助自由派领导小资民主派、利用小资群众和工人群众的斗争来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他们看似要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去“领导”民主革命，实际是为了让工人当资本家的炮灰，阻止工人获得社会主义觉悟，让自由派在背后窃取胜利果实。“列宁道路”、“前进报”、一切自觉主张不反对民主革命的派别都属于此，他们身体力行地向我们示范了什么叫“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
“布尔什维克自觉地帮助无产阶级走第一条路线，英勇忘我地进行斗争并带领农民前进。孟什维克则总是滚到第二条路线上去，他们把无产阶级引入歧途，使无产阶级运动顺应自由派的需要。”（列宁《论革命的两条路线》，1915）今天“列宁道路”等派别正是要使无产阶级运动顺应自由派的需要。“列宁道路”劝“今朝”不要怕自由派会离开民主革命，反而要推动他们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正是因为“列宁道路”深知自由派完全可以接受所谓的“民主革命”。如果“列宁道路”之流用政治上的“劳动者联合专政”和经济上的“国有化”骗来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由派必然会热烈欢迎，因为小资民主派这种只针对垄断资本的“国有化”注定软弱无力和流于形式，丝毫也不会伤害自由派的基础和私人资本家的根基。只要生产资料仍然被私人占有，只要自由派等资产阶级政党拥有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就能充分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制造舆论、操纵选举、威逼利诱小资产阶级、收买各阶层中的反动分子建立新的“党卫军”、镇压无产阶级（放弃了剥夺镇压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们对此能有什么办法呢？），而国家机器迟早会回到资产阶级手中，“国有化”的企业也随时可以私有化或者再次变成官僚资本（政权刚到手就交了出去的民主派们对此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甚至就连官僚资产阶级都能接受这种所谓的“革命”和“民主化”，因为它毕竟保护了资本主义制度免于颠覆，保住了军队警察和官僚的饭碗。资产阶级当然可以在议会中赏赐“列宁道路”等小资民主派几个席位，承认他们是“工人代表”，随便他们重弹“彻底民主”的老调、像一切议会反对派一样发表一些无用的“谴责”。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要被“自由”的宣传机器抹黑为“自由之敌”、“恐怖主义”等等，被自由派和民主派联手用绝不亚于专制政府的力度镇压。所谓“劳动者联合专政”的盟约难道对资产阶级有什么限制吗？它只会限制无产阶级剥夺资产阶级！
“列宁道路”把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划在自由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今朝”等民主派则划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今朝”们想革资产阶级的命，却不想革私有制的命，他们的立场和文革期间反对教育革命的民主派一致，要使一切资本特权在革命后复活起来，重新分化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幻想着一旦原有的资产阶级被剥夺和镇压，小资产阶级就能凭借不可剥夺的知识技术，在新的分化下获利。
无产阶级既要认清自由派的谎言，也要认清民主派的伪装。民主派在“白纸抗议”中全都跟着自由派走，这是历史的必然。在民主革命中，民主派和自由派分别是革命派和反革命，前者要民主共和国，要彻底剥夺地主土地，后者要君主立宪，要保留地主土地、缓慢实行改革，向资产阶级地产过渡。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自由派和民主派都是反革命，在现实斗争中，他们的界限也不会像民主革命时那样清晰。今天他们必将合流，就像德国十一月革命中独立党和社民党的合流一样。小资民主派必然跟着资产阶级，支持“白纸抗议”这样的运动并指责我们“不参加民主运动，不领导小资产阶级”，他们是有党性的自觉分子，是不可能中立的敌人。围绕在民主派身旁、能被我们的批判斗争或说服工作争取成中立的，则是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我们力争麻痹和中立的中间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民主派去对更反动的阶级做斗争，但不支持民主派本身。他们揭露批判中特政府、唤起小资群众对警察和政府愤怒的地方，我们都支持；但他们模糊运动的真实阶级面貌、试图欺骗无产阶级的部分，比如“燎原”叫嚷的什么“人民白纸红烛成为坚强支撑”25，以及“革命火炬”在新年贺词中把各地“白纸抗议”形容为“群众运动此起彼伏”26，我们都要揭露。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待他们的主要方面不是团结，而是斗争，使他们在群众面前破产。自由派和“列宁道路”这样的掮客拼命要促成的跨阶级“左翼联合”，我们也要通过揭露来促使其破裂，让自由派利用自发民主情绪领导小资群众的企图不能得逞——这就是为什么“列宁道路”、“燎原月刊”、“今朝”、“革命火炬”等频道相继吹捧的“白纸抗议”，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只会得到无情的批判。
这一系列斗争已经过去了一年，社会矛盾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各方的立场越来越鲜明。文章的最后，我们对各阶级、各派别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采取的态度作出总结：
自由派发起了“白纸抗议”，目的是争取政治自由，为金融自由化、对国际资本开放、和国际接轨等一系列计划铺路，支持以国际帝国主义为主的自由资产阶级夺权，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内斗。自由派“悼念乌鲁木齐大火”是因为这能利用小资的自发情绪反对政府、提出“政治自由”的诉求；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无数工人死在矿难、火灾、爆炸事故、严寒酷暑中，生不如死地挣扎在贫困和疾病中，因被剥夺了尊严和思想而日复一日沉浸在绝望、麻木和堕落中，就在白纸抗议前几天，河南安阳工厂大火就吞噬了42名工人，自由派可曾在意过工人的生命和自由？？四通桥纲领说得明明白白：“不要文革要改革”。一旦自由派掌权，只会和今天的专制政府一样维护资本剥削、镇压工人革命，无产阶级绝不该为自由派当炮灰。
小资民主派附和着自由派，帮助自由派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将“白纸抗议”说成小资群众的民主运动，要无产阶级参与并“领导”民主运动、争取“政治自由”。他们有的对民主革命路线连连称是，有的则对社会主义革命路线阳奉阴违。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揭露他们的主张根本上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批判他们利用群众的企图，促使他们在小资群众和工人面前破产。
小资群众和半无产者进行了民主主义的解封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他们向更反动的阶级进行民主主义斗争，应在不破坏原则的情况下帮助和声援这种斗争，使小资群众麻痹和中立，但绝不幻想领导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只跟资产阶级争夺对半无产者的领导权。我们的揭露批判不仅要使小资离开资产阶级，更要使半无产者和小资分开。在将来的行动中，要尤其强调使半无产者分离、分化出来，形成独立于小资和资产阶级的组织。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界限在现实中（而不是民主派的抽象论战中）是很分明的，工人普遍不认为线长、工程师、“坐办公室的”、老板等人和自己是一路人，把他们说成一路人的理论也得不到多少工人的支持，使工人从小资和资产阶级中分离和分化出单独的组织相对没有那么困难；但半无产者和小资的界限不那么清晰，今天的贫农和中农，服务员和小店主，制衣散工和制衣场主，外卖员和外卖软件程序员，比大工业生产中的工人更可能在资产阶级的欺骗和鼓动下结成“行业协会”一类的联盟，跟随民主派进而被资产阶级领导。我们要预见到这种倾向，并通过揭露鼓动使这种联盟不能诞生或终于破裂。
郑州富士康的无产阶级进行了自发的、激烈的经济斗争。自由派民主派诋毁他们是“被政府洗脑”，歪曲他们是“反抗清零”，因为他们想要利用却没能领导这个阶级。但只要工人的头脑依然被资产阶级思想所占据，就只能日复一日进行改变不了工人无权现状的自发经济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最重要的任务正是把无产阶级思想灌输到工人中去。而要完成这个任务，革命者（尤其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首先就要摒弃与无产阶级利益相悖的个人利益，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切不要以为读了马列毛理论就叫做“掌握了无产阶级思想”，这还远得很，“一个对工人阶级毫不热爱，对剥削阶级没有仇恨，对自己占有精神生产资料所以能从事脑力劳动和享受自由时间的阶级特权毫无反思和愧疚的知识分子，哪怕通读了马恩列斯毛的所有著作，甚至能倒背如流，也只会像考茨基一样反革命。”27
社会主义革命是解放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压迫者的唯一道路。“中国左翼民主联盟”说中国要社会主义革命就“又将是一个历史悲剧的轮回”，阶级敌人不仅觉察到社会主义革命将给自己带来“悲剧”，甚至要预言这是“轮回”，无产阶级专政还没实现就开始预想复辟，自觉反动的程度令人发指！我们要说：这当然是一切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悲剧”，无产阶级要没收你们的财产、讨回血债，群众大会将揭露你们的罪行、执行对你们的判决，你们作威作福的日子将一去不返。“悲剧”是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使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