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恰如飞蛾扑火?
人生恰如飞蛾扑火?
论才华、舞台与燃烧的代价
夜晚黑暗降临,某处华灯闪烁,一团飞蛾扑向灯火。灯愈亮,它扑得愈急,直到翅膀焦卷、身躯坠落,仍不回头。人们常用这个意象形容一种活法:宁可在最亮的一瞬燃尽,也不愿在黑暗里无声地老去。
翻开史册,韩信、商鞅、李善长、刘伯温,一个个怀着一身本事奔向明主,轰轰烈烈地演了一场,结局却大多不堪:或被诛,或被辱,或忧惧而终。他们的一生,确与飞蛾相似。然而把这个比喻拆封细看,会发现其中包含的东西,远比“壮烈”二字复杂:他们为什么非扑不可?扑向的究竟是谁的火?烧掉的只是自己吗?而我们这些普通人,每日奔波于职位与薪水之间,又何尝不在各自的灯前?
一、扑的时候,看见的是光,不是火
先要澄清一点:飞蛾其实不知道那是火。它被光吸引,死是意外。历史上的功臣也大多如此。韩信投刘邦时,看到的是一位肯拜他为大将的汉王;李善长、刘伯温投朱元璋时,看到的是一个礼贤下士、气象不凡的创业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多半不是创业者一开始的本相,而是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患难之时需要人才,天下既定,功臣便成了威胁。当时的刘邦、朱元璋,并不是后来的刘邦、朱元璋。
那么,“若知结局,他们还会不会去”?这个问题先要分清信息条件:知道“有风险”,知道“照原路走必死”,知道“改变行事就能避免”,是三回事。若只是知道有风险,多数人仍会去,因为他们比较的往往不是“跟随与善终”,而是“跟随与埋没”。韩信在项羽帐下“言不听,画不用”,不出头,一生或许不过一名执戟郎中。当另一条路同样看不见光,结局之惨就未必构成放弃的理由。若确知照原路走必死,则未必还会原样地去:有人会改投他人,有人会改变效力的方式,有人会把退路在一开始就设计进去。替古人断言“知道了会怎样”,终究只是推测。比较稳妥的说法是:知道结局,改变的往往不是“去不去”,而是“功成之后怎么办”。韩信若肯听蒯通之言,蓝玉若肯收敛骄横,李善长若肯早早抽身,结局或许不同。张良同样辅佐刘邦,却在功成之后“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得以善终。他与韩信的差别,不在投奔了谁,而在懂不懂得退。
二、为什么非扑不可:才华要出口,舞台不属于自己
才华不像钱财,可以存起来慢慢花。它更像一种需要出口的能量:有出口,便是功业;没有出口,便化为烦躁、自疑与慢性的消耗。对许多大才来说,默默无闻不是平安,而是一种缓慢的磨损,所以有人宁可冒险,也不愿平稳地埋没。当然,并非人人如此,庄子、陶渊明就不靠外在的舞台安顿自己,这一点后文再谈。
然而才华与功业之间,隔着一座舞台。懂兵法不等于能统兵,胸怀变革不等于能行法。商鞅在魏国,经相国公叔痤举荐而魏惠王不用,若无秦孝公,他的变法或许只是几卷竹简;韩信若无刘邦这样的机会,一身兵法也可能永远停留在胸中。大才者拥有的是演技,舞台却属于秦孝公、刘邦、朱元璋。他们缺少的,正是舞台的所有权。
于是有了一场交易:东家给机会,大才给才华,甚至性命。这并非单方面的施舍:创业者同样在押注,刘邦几番兵败,朱元璋也曾九死一生,他们提供的军队、地盘、资源和名分,是大才无法自备的。不对等出在别处:认可对大才是稀缺品,东家恰好握着定价权;更要紧的是,事成之后,一方可以单方面决定另一方的命运。大才的“觉得值”,因此也带着一层受限的自愿:当唯一肯认可你的只有这一家,这份心甘情愿里,便有几分别无选择。豫让说:“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知己”二字的分量,正在于此。
有人说,他们一点实惠也没捞着,全归了东家。这话需要修正:韩信曾封齐王、楚王,李善长位极人臣近二十年,商鞅封商於十五邑,富贵权势他们都得到过。但这些是租来的,东家随时可以收回。(刘伯温的结局与另三人不同:他并未被诛,而是遭胡惟庸一党攻讦,被夺俸,忧惧而终,死因史上尚有争议。但在没有保障这一点上,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得到的是舞台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连这使用权也没有制度保障。所以问题不只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自己的舞台”,更是“为什么他们参与创造的成果,换不来一份不依赖掌权者好恶的保障”。前者的出路是自己成为强者,后者的出路则是建立不看人脸色的规则。
三、扑火者所求为何
支撑他们的动力,大致有三种,彼此交织:其一是当下被需要,有人识我之才并且用我,这是极强的承认;其二是自我确证,证明我有才,有用,有功,“没我不行”;其三是身后之名,被后世不停念叨。不同的人、不同的阶段,重心各不相同,很难给出一个普遍的排序。就投奔之初而言,眼前的被需要大约最切近,身后之名最遥远。须说明的是,关于这些人内心的叙述多出自后人之手,以下只是推断,不是实录。
人们常把身后之名当作他们赴火的主因,我以为多半是倒果为因。韩信投刘邦时,想的不是千年之后有人谈论他,而是眼前有没有人用我。我们看到的是被记住的人,于是倒推出“他们是为了被记住”,这里有幸存者偏差:同样怀才、同样赴死而湮没无闻的人,远比留名的人多。身后之名更像是对代价的事后折价:现世被剥夺得越多,人越需要青史来找平这笔账。文天祥写“留取丹心照汗青”,司马迁忍宫刑而著书,都是现世已无可挽回时,把意义转存到身后。
同是赴火,倾向也有差别。商鞅身上向外的色彩更重:只要法行于天下,换谁来践行都可以。韩信身上向内的色彩更重:必须是自己站在台上被人看见。当然,两人都兼有现实的盘算,商鞅有商於的封邑,韩信有要封齐王的算计。商鞅还有一个特别之处:秦惠文王杀了商鞅,却没有废他的法,他的作品比他本人更耐久,这使他的结局更容易被后人叙述为“无悔”。但也须看到,孝公死后,商鞅曾设法逃亡,投宿无验而被拒,入魏不纳,又回封邑发兵自救,可见他求生之心并不弱。“九死而无悔”,是后人的赞语,不是他本人的证词。韩信的战功依附于具体的战场与统帅,离了舞台便无处安放,所以临刑才有“悔不用蒯通之言”的长叹。成果能否脱离自己独立存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在后人的叙述里是否显得无悔。
四、火可以烧自己,不可以烧别人
理想一旦高于自己的性命,就容易高于别人的性命。我的志业值得我去死,它凭什么不值得别人去死?当然,这不是必然的递进:有人恰恰因为敬重他人的生命,才愿意牺牲自己。但历史上,越界的例子确实不少,且须分清三种情形。
一是主动舍弃别人,以成己志。吴起为求将位,据《史记》杀妻以明不亲齐;商鞅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又刑太子之傅,最终自己也被车裂;朱元璋为了子孙江山万世稳固,清洗功臣,蓝玉案据《明史》牵连者一万五千余人(数字各书不一)。二是危急之中,把别人置于险地。刘邦彭城兵败,据载在逃亡的车上把儿女推下车去,夏侯婴一次次将他们抱回。那出于求生而非理想,却也显示大事当前,亲情会被放在第二位。三是抗拒者的亲友被株连。方孝孺拒为朱棣草诏,说“诛十族便十族”,相传连门生在内死者八百七十余人(亦说法不一)。这里的责任首先在下令株连的施害者,不能倒过来,把亲友之死算作方孝孺“舍弃”的。但这个例子仍令人追问:当一个人的坚持注定要连累从未被问过意见的人,他对这些人负有怎样的责任?这是困境,而不是简单的罪。
自己的牺牲,是自己的权利;舍弃别人,是替别人做主。前者是悲壮,后者近于暴力。更危险的是,自我牺牲会制造一种道德资本:我连命都不要,所以我有资格要求你。事业一旦成为最高价值,人便成了手段,自己是手段,亲人、民众也是手段。
当然,不是所有的舍弃都出于自私。战场上的将领,在家国之间被迫取舍,很难一概而论。分辨的尺度大致有三:被舍弃的人有没有同意,有没有选择的余地,换来的是公共之物还是个人之名。无论如何,理想的纯度,不能用别人的命来证明。
五、人人皆有灯:普通人的舞台
这种结构并不只属于帝王将相。普通人找工作、谋位置、上班挣钱、求上进,结构上与功臣投明主相通。动机却不同:大才所求在承认与功业,普通人所求多在生计。一个岗位就是一座舞台,一家单位就是一个平台,都是人生起飞的跑道,人人争着上,生怕得不到。你借别人的跑道起飞,别人也把你当作工具,去实现他更大的目标。这是雇佣关系的一面:双方互为工具,各取所需。上了别人的台,就要接受这个事实,不要怪人家压榨。
这里须回扣上一节:既然不可把别人当手段,何以又说上了台就要接受自己是工具?区别在于,雇佣中的工具性建立在同意与对价之上,并且有一条公平线;上一节的越界,则是未经同意、无从拒绝。同意、选择余地、换来的是否公平,正是前面三条尺度在这里的体现。
但“不要怪人家压榨”这个结论,中间还须补两环。其一是议价能力。大才稀缺,东家需要他;普通岗位可替代性强,老板随时可换人,所以普通人的处境往往比韩信更脆弱,只是代价不是被杀,而是被替换、被拖欠、被加班。其二是自愿的质量。为温饱上台的人,不愿意的代价是没饭吃,这样的自愿更接近被迫的同意。选项充足时,“你自己愿意的,别怪人”成立;选项狭窄时,它就成了强势一方的免责声明。况且,劳动关系不只是工具的交换,也是契约关系,受法律与规则约束;单个劳动者议价能力弱,才需要法律和集体的力量来补。
接受“我是工具”,不等于接受“怎么用都行”。交易公平线之内不必怨,欠薪、违法加班、把风险全部转嫁给员工,这些不是借台的代价,而是越界,该怪,也该管。
六、人比飞蛾多出来的东西
飞蛾没有选择,人有。人比飞蛾多出来的,是自我安顿的能力与退场的权利。
有才而需要被承认的人,更倾向于为知己者去死;有才而能自己安顿自己的人,则较少如此。两类人的才华可能不相上下,差别在于意义存放在哪里:存放在别人那里,东家一翻脸,意义与性命一起失去;自己保管,便能进能退。当然,这是倾向而非分类:内心安定的人也可能出于责任留下,渴望认可的人也可能临危而逃。范蠡与文种同事勾践,范蠡写信劝文种“飞鸟尽,良弓藏”,自己泛舟五湖,文种不听,终被赐剑自刎。庄子拒楚王之聘,陶渊明解印归田,张良辟谷从游,他们同样没有舞台,却用自己握有的“退场权”,弥补了“没有舞台所有权”的缺憾。退场权,是演员最后一件有可能属于自己的东西。
但退场权并非人人可得,也不是想退就能退。至少有三件事须分清:想不想退,有没有能力退,对方允不允许退。范蠡、张良能退,一半因为看得早,也还有余地;韩信手握重兵,退本身就可能被视为威胁。所以退场既靠个人的清醒,也靠规则:一个只对少数清醒而幸运的人开放的出口,算不上真正的权利。若只讲个人修养,便是把结构的问题转成了品性的问题。因此,人既要培养不依赖单一平台的能力,也应当争取让退出成为有保障的选择。
对普通人来说,这条道理的现代版本是:借台起飞的同时,积累离了这个台依然属于自己的东西:技能、信誉、积蓄与人脉。台是借的,本事是自己的,这样换台时才有底气,被辞退时也不至于一无所有。更深一层是心理上的独立:一个人若全部的自我价值都系于上司的认可、单位的评价,即便积蓄再多,也未必退得出来。不要把全部的身家和全部的意义,押在同一盏灯上。
七、灿烂是谁的评语
最后还须回头问一句:那“灿烂的一瞬”,是谁看到的?飞蛾烧尽的时刻,它自己未必有“灿烂”的体验,灿烂是旁观者加上去的评语。当然,须分开两件事:当事人在当下或许真有被点燃的体验,全情投入、被需要、掌控一切,那是真实的生命感受;而“灿烂”这个评语,却是后人在结局之后追加的叙事。前者属于当事人,后者属于我们。关于韩信、商鞅这些人内心的叙述,几乎都出自后人之手,而后人偏爱“为名而死”的故事,因为它使历史有了悲壮的意义。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赞叹,既是解读,也有一部分是自己的投射。
那么,人生是否恰如飞蛾扑火?我想,作为一种描述,是的:人天然会被光吸引,才华要出口,存在要被证明,有志气的人生几乎注定要有一场燃烧。但作为一种规范,不是:飞蛾是本能,人可以选择。灿烂并不要求以毁灭为证明,长度与亮度也各有其价值,庄子重前者,商鞅、谭嗣同选后者,彼此并无高下。生命的价值,更不该由燃烧的程度来衡量:有人照亮一个时代,有人照顾一个家庭,不愿扑火者不是怯懦,选择平凡也不是没有活过。否则,飞蛾扑火就从一种描述,变成一条新的道德标准,从前要求人为功业牺牲,如今要求人为“活得精彩”牺牲,那同样是一种价值的霸权。
事实上,世间多数人既非韩信,也非范蠡,更多是围着火焰靠近、后退、徘徊,在生存、家庭、责任与理想、证明之间摇摆。这未必是怯懦,常常只是对两头都有所担当。
所以,对个人而言:扑,须知拿什么换什么;燃烧,不焚烧别人,哪怕是以理想的名义;借舞台,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追光,不把全部的意义交到掌灯人手里。对秩序而言,更值得追问的是:怎样的舞台与规则,才能让人的才华不必靠自焚来证明价值?火种也并非要独自守着,有些意义本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生成,要紧的只是别把它全部押在同一盏灯上。光可以向外借,火种却要留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