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纯华:当法院不执行自己的裁定
当法院不执行自己的裁定:
周口市中院一宗八年未交付案件的司法困境
记者/杨纯华
采访手记:当法院自己成为生效裁判不能得到执行的原因时,公民还能向谁寻求司法救济?
一份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为什么可以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得不到执行?一处已经被法院查封、并经生效裁定确认以物抵债的房地产项目,为什么能够在查封状态下继续施工?当事人要求法院履行交付义务,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必须重新起诉,取得新的判决才能执行。
这些问题,集中指向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的一起执行案件。
据当事人丁子信提供的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自2018年启动该案执行程序以来,先后对沈丘县富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57套半成品房产采取查封、评估、拍卖及以物抵债等执行措施,并于2019年作出一系列以物抵债执行裁定,确认相关房产归丁子信所有。然而,裁定作出多年之后,房屋始终未能实际交付。2022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周口中院此前撤销以物抵债裁定的决定,恢复相关执行后,案件依然长期滞留。
更值得关注的是,执行期间,案涉工程据称在法院查封状态下继续施工,而周口中院执行部门却以房屋仍属在建工程、暂不具备交付条件为由解释未能交付的原因。
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这起案件所暴露的就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执行效率问题,而是涉及生效裁判的法律效力、人民法院的执行职责、司法查封财产的监管责任,以及执行机关是否依法履职等一系列严肃的法律问题。
司法裁判的权威,不仅取决于法院能否作出判决,更取决于法院能否依法兑现判决。
一、生效的以物抵债裁定,为何长期停留在纸面上?
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丁子信与沈丘县富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纠纷进入执行程序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以(2018)豫16执287号立案执行,对案涉房地产项目中的57套半成品房产依法采取查封措施,并启动评估、拍卖等执行程序。
2019年,周口中院陆续作出编号为(2018)豫16执287号之一至三十三的执行裁定,将相关57套房产抵偿给申请执行人丁子信。2020年3月,周口中院又发布公告,要求被执行人限期腾空房屋,逾期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从司法程序的推进情况看,案件已经经过查封、评估、处置、以物抵债裁定等一系列执行环节。对于已经依法确定归属的抵债财产,执行法院理应继续依法完成必要的交付程序,使生效裁定所确认的权利获得实际实现。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基本法律原则: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裁判具有国家强制力。生效裁判确定的权利义务,不因执行法官更替、执行局负责人更换,或者法院内部工作安排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程序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另一方有权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采取执行措施,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得到实现。
对于以物抵债裁定,还必须进一步区分其法律效力与实际交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因人民法院法律文书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发生效力。但具体到本案,仍须结合各份裁定的主文、法律性质、送达情况以及抵债程序是否完成等因素,确定相应房产的物权变动时间和范围。
这意味着,法院不能简单地把尚未完成实际交付作为否定生效裁定效力的理由。即使存在腾退困难、案外人占有、工程施工或者其他现实障碍,法院也应当依法查明障碍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执行措施,并向申请执行人作出有法律依据的说明。
丁子信面临的核心问题正在于此:法院已经作出以物抵债裁定,为什么多年不完成交付?究竟存在什么法律障碍?如果确实无法交付,为什么不依法作出明确的执行处理决定,而让申请执行人长期处于既不能取得房屋、又无法获得明确法律答复的状态?
一份生效裁定,如果可以被长期搁置而不必承担相应的程序责任,那么司法裁判的权威究竟体现在哪里?
二、“必须重新起诉”:执行机关能否把自己的法定职责转嫁给当事人?
据丁子信反映,其多次向周口中院执行局申请推进房屋交付,执行局局长陈晓军明确答复:目前无法执行,想要执行必须重新起诉,取得新的判决。
这一答复值得认真审查。
首先,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具有不同的法律功能。审判程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执行程序则负责实现生效法律文书已经确认的权利。对于已经由执行法院依法作出以物抵债裁定的财产,如果后续交付只是存在占有、腾退或者施工等执行障碍,原则上应当由执行法院在原执行程序中依法处理,而不能不加区分地要求申请执行人重新提起实体诉讼。
其次,执行机关不能把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管理问题、协调问题或者履职问题,简单转化为申请执行人的诉讼负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涉及案外人的争议都可以在原执行程序中直接解决。如果案外人依法提出执行异议,主张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审查其异议,并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处理;符合条件的,可能涉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但这与要求已经取得生效以物抵债裁定的申请执行人重新起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问题。
关键在于:究竟是谁提出了什么权利主张?案外人的权利是否经过法院审查?是否已经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这些争议是否足以阻却原执行裁定的履行?
如果执行机关认为必须另案诉讼,就应当明确指出具体的法律依据、争议主体、诉讼标的以及原执行程序无法处理的法律理由,而不能以一句「必须重新起诉」代替正式的法律判断。
更重要的是,执行法院既然是以物抵债裁定的作出机关,就有责任对裁定的履行情况作出明确交代。裁定仍然有效,却长期不交付;申请人要求继续执行,却被要求重新起诉。这种处理方式至少在程序逻辑上存在明显疑问。
法院不能一方面维持生效裁定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又以各种理由拒绝兑现裁定所确认的权利。
三、查封状态下的工程续建:谁在改变司法控制下的财产?
本案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案涉工程在法院查封期间继续施工。
据丁子信反映,2026年11月2日,沈丘县富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其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对已经被法院查封并经以物抵债裁定确认归其所有的相关在建工程进行续建施工。丁子信此前曾多次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制止施工、固定现场现状,但未能有效阻止工程继续推进。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人民法院对财产采取查封措施之后,被执行人是否仍然可以任意处置、改变或者继续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财产保全和执行措施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相关规定,查封的基本目的在于控制财产,防止被执行人擅自转移、处分或者以其他方式妨碍执行。对于被查封财产,被执行人及其他相关主体不得实施违反查封效力、损害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但也应当指出,查封并不当然意味着任何施工行为一律被禁止。具体施工是否违法,仍须结合查封裁定的范围、查封财产的性质、法院是否允许继续施工、施工是否改变查封标的的现状,以及是否损害申请执行人的权利等因素判断。
因此,本案真正需要查明的不是抽象地争论能不能施工,而是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法院查封的具体范围是什么?是否涵盖案涉房屋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权益和相关附属设施?
第二,沈丘县富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否获得执行法院的书面许可,或者是否存在其他合法施工依据?如果没有,执行部门是否及时采取了制止措施?
第三,施工行为是否改变了原执行裁定所确定的抵债财产范围、面积、结构、价值及交付条件?如果已经改变,相关责任由谁承担?
第四,丁子信多次书面申请制止施工后,执行部门是否进行了现场调查、证据固定和依法处理?如果没有,原因是什么?
这些问题关系到司法查封的实际效力,也关系到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权利能否得到保障。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被执行人可以在法院长期不交付抵债财产的情况下继续施工、改变房屋现状,甚至重新安排房屋的实际使用和交易,那么司法查封就可能在事实上失去应有的控制作用。原本由法院确认的执行标的,也可能因此产生新的占有、处分和交付争议。
倘若执行机关对此长期不闻不问,便有必要进一步调查其是否存在监管不力、怠于履行职责,甚至为特定主体提供不当便利的情形。
司法查封绝不能成为一纸形式上的法律手续,更不能出现法院控制财产、被执行人却实际控制财产的反常局面。
四、案外人交易争议:已经作出的执行裁定为何又成为不交付的理由?
周口中院在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的答辩材料中,据当事人转述,提出了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案涉房屋存在案外人之间的争议,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据以物抵债裁定另行主张权利、排除妨碍;二是案涉房屋仍属于在建工程,暂不具备交付条件。
这两项理由,都有必要接受严格的法律审查。
首先,关于案外人交易问题。
据丁子信提供的材料,沈丘县富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将部分已经查封的房屋出售给案外人。2019年4月,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就相关问题作出执行裁定。根据当事人的理解,法院认定相关购房人所主张的权利不足以排除执行,其理由涉及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以及案涉房屋不具备办理相应预告登记或产权登记的条件。
这一部分必须以2019年4月相关裁定的完整内容为准,不能仅凭当事人的概括代替司法文书本身。但如果该裁定确实已经对相关案外人的权利主张作出处理,并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那么执行法院就应当尊重该裁定所确定的法律关系,不能在没有新的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再以同一争议作为长期不执行的理由。
如果案外人此后提出了新的权利主张,法院也应当说明其具体内容、法律依据及是否足以阻却执行,而不能笼统地把已经处理过的问题重新包装成执行障碍。
其次,关于在建工程暂不具备交付条件的问题。
这是本案答辩中最值得追问的逻辑矛盾。
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法院当初作出以物抵债裁定时,抵债标的本身就是尚未完工的半成品房屋或者在建工程权益。换言之,在建状态并非后来才出现的新情况,而是法院在作出抵债裁定时已经知悉并据以确定执行标的的客观事实。
既然如此,执行机关现在又以标的物仍属在建工程为由,解释长期未能交付,就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当初法院究竟将什么财产抵偿给申请执行人?
如果裁定确认抵债的就是特定的在建工程权益,那么法院现在就不能仅仅因为它仍然处于在建状态,便将这一事实转化为无限期不执行的理由。法院应当进一步说明,究竟是法律上不能交付,还是工程尚未达到某种具体的交付标准;是裁定确定的权利范围不清,还是现场管理和实际占有存在障碍。
当然,半成品房屋的交付条件与已经竣工验收的商品房并不相同,抵债裁定确认财产权利,也不必然意味着房屋已经具备正常入住条件。因此,本案需要审查的关键,是裁定要求交付的究竟是房屋所有权、在建工程权益,还是特定状态下的财产占有和控制权。
但无论如何,法院必须对这些法律问题作出具体、可核查的解释,不能用一个在裁定作出时就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作为八年不履行裁定的万能理由。
如果执行机关明知标的物本身就是在建工程,却在多年之后以在建工程为由拒绝交付,那么这至少构成一个必须由法院正面解释的重大程序与逻辑疑问。
五、八年执行拉锯:执行机关是否存在怠于履职?
本案的执行过程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
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2021年11月,周口中院曾经撤销此前作出的33份以物抵债执行裁定。此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2022)豫执监115号执行监督裁定,撤销了周口中院的相关处理。2022年6月29日,周口中院恢复执行。
这一过程说明,原有以物抵债裁定的效力及其执行问题,曾经经过上级法院的监督审查。既然上级法院已经撤销相关撤销决定,恢复原执行,那么周口中院就更有责任依法落实恢复执行的法律后果。
然而,据丁子信反映,恢复执行之后,案件依然长期没有完成实际交付。
执行程序出现争议,并不意味着执行机关可以无限期搁置案件。即使存在执行异议、案外人占有、标的物状态变化等情况,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分别处理。能够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需要中止或者暂缓执行的,应当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和程序决定;确实存在客观不能执行情形的,也应当查明原因,依法作出处理,并保障当事人的救济权利。
这里需要区分几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执行难”是现实工作中的概括性说法,不是免除法院执行职责的法律依据。
“执行不能”意味着存在经依法查明的客观障碍,并不意味着执行机关可以不作任何处理。
“执行中止”或者其他暂缓执行措施,必须符合相应法定条件和程序要求,也不能成为长期搁置案件的借口。
“怠于执行”则涉及执行机关是否在具备履职条件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不采取应有的执行措施。
因此,本案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从2018年执行立案到今天,周口中院究竟采取了哪些具体执行措施?2022年恢复执行以后,执行部门又做了哪些工作?为什么2020年已经发布腾空公告,六年之后仍然没有完成交付?是否存在长期不采取措施、不依法处理执行障碍,或者对被执行人擅自改变财产现状听之任之的情况?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完整、客观的回答,那么所谓“执行难”就不能成为解释一切的挡箭牌。
六、国家赔偿申请遭驳回之后:司法答辩中的事实与逻辑同样需要监督
由于长期未能获得执行交付,丁子信于2025年7月向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主张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违法不作为及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等问题。
据其提供的材料,相关申请此后进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程序,案号涉及(2025)最高法执监113号。
这里有必要区分国家赔偿程序与执行监督程序。二者的法律依据、审查对象和处理方式并不相同。具体案件的受理机关、案号性质、审查程序及最终结论,应当以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正式法律文书为准。
据丁子信反映,周口中院在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的答辩材料中,否认存在故意拖延执行、不执行以及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并将未能交付的原因归结为案外人之间的争议和案涉房屋仍处于在建状态。
对于这份答辩,最重要的审查标准应当是事实是否完整、证据是否充分、法律适用是否准确,而不能仅仅接受执行机关单方面的情况说明。
特别是两个问题:
其一,既然执行机关承认以物抵债裁定目前仍然有效,那么为什么至今没有完成相应交付?如果确有客观障碍,应当提供具体证据,说明障碍产生的时间、法律性质、涉及的财产范围以及采取过哪些排除障碍的措施。
其二,既然在建工程状态是原执行裁定作出时就已经存在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它在多年之后又成为拒绝交付的主要理由?执行机关是否对裁定确认的抵债标的、交付方式及法律后果作出了完整说明?
如果2019年4月的执行裁定已经处理了相关案外人购房争议,那么周口中院在后续答辩中是否如实说明了该裁定的内容及法律效力?如果没有,是否存在遗漏重要事实、选择性陈述或者以不完整事实影响上级法院判断的问题?
这些都不是无关紧要的文字争论,而是直接关系到司法监督能否建立在完整事实基础上的关键问题。
丁子信认为,周口中院执行部门在答辩中存在虚假陈述,甚至涉嫌以不完整或者失实的事实误导最高人民法院审查人员。对此,尚需结合原始答辩书、相关执行裁定、现场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查材料进一步核实,不能在未经调查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有关人员构成造假或者违法犯罪。
但是,执行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权力的行使者,在接受上级法院监督时,负有如实陈述事实、完整提交证据的责任。如果存在故意隐瞒关键事实、歪曲既有裁定内容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况,就必须依法调查相关人员的责任。
司法监督的意义,恰恰在于防止被监督机关仅凭自身的情况说明,就成为自己履职行为的最终裁判者。
七、谁来监督执行权?谁来为八年的法律失信负责?
本案已经持续八年。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八年意味着怎样的生活成本和权利损失?
一名当事人通过诉讼取得生效法律文书,又经过法院的查封、评估和以物抵债程序,原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依法实现债权。然而,八年过去,裁定仍然有效,房屋却没有交付;法院曾经发布腾空公告,实际交付却始终没有完成;申请人要求继续执行,得到的答复却是重新起诉。
这已经超出了普通诉讼纠纷的范围。
人民法院是国家司法权的行使机关,执行权是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执行权的运行必须受到法律约束,执行人员不能凭个人判断改变生效裁定的法律后果,也不能以内部管理、案件复杂或者工作困难为由,任意搁置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民法典》保护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民事诉讼法》则为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提供程序保障。这些规定共同构成了公民财产权保护的制度基础。
如果一个公民经过法院审判和执行程序取得了生效裁定,却仍然无法获得裁定确认的财产,那么他所遭遇的就不仅是经济损失,更是对司法信用的质疑。
尤其值得追问的是,执行局局长陈晓军作为执行部门负责人,在案件长期未能交付、当事人多次申请推进执行、查封工程据称继续施工的情况下,究竟采取了哪些履职措施?是否依法组织调查?是否审查施工行为?是否向当事人作出正式的执行处理决定?是否向上级法院完整报告案件情况?
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正式的调查和证据核实来回答。
如果调查发现有关人员存在无正当理由拖延执行、拒不履行法定职责、违规处置查封财产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材料等行为,就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追究相应责任;如果确实存在客观执行障碍,法院也应当公开、明确地说明法律依据和解决方案,而不能让当事人继续在无期限的等待中消耗自己的权利。
司法公信力的建立,需要每一份裁判得到尊重,需要每一项执行职责得到履行,也需要每一个具体的司法失职问题都能得到追查。
一纸裁定可以经过审判而生效,却不能在执行机关手中变成一张无法兑现的空文。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正面回答:2019年作出的以物抵债裁定,为什么至今没有完成交付?2022年恢复执行之后,为什么案件仍然长期停滞?查封期间的工程续建是否经过法院许可?执行机关对相关施工行为采取了哪些监管措施?所谓案外人争议是否已经由生效裁定处理?以物抵债标的本身就是在建工程,为什么又成为拒绝交付的理由?
这些问题不应当被推诿,更不应当被沉默所掩盖。
法律的尊严在于它能否真正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力量。
当一份生效裁定可以被搁置八年,当法院查封的财产可以在监管责任不明的情况下继续改变,当申请执行人必须反复奔走才能要求法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我们就有理由追问:究竟是谁在执行法律?又是谁在决定法律能否得到执行?
这起案件需要的,是一份基于完整事实、严格依法作出的调查结论,更是对生效裁定的依法兑现,以及对相关责任人员履职情况的公开审查。
司法权不能成为拒绝履行司法裁判的理由,执行权更不能成为损害公民合法财产权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