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信誉的悖论

作者:Jinhu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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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11月19日,卡内基梅隆战略与技术研究所国际关系与新兴技术助理教授约书亚·A·施瓦茨(Joshua A. Schwartz)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 “美国信誉的悖论” ,讨论: “动武为何削弱华盛顿的声誉,而退让却可能增强其声誉” ,与君分享:

2月中旬,在美国未能让伊朗放弃其核野心之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发出了最后通牒。伊朗领导层必须与华盛顿达成 “一项有实质意义的协议” 。他说: “否则,就会有坏事发生。” 仅仅八天后,美国和以色列便发动了这场延续至今的对伊朗战争。

这场战争因诸多原因受到批评,但分析人士往往忽略了它所检验的一个有关美国信誉的基本假设。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美国愿意动用武力维护自身利益,对于威慑未来的对手至关重要,也是在川普政府向德黑兰提出那类广泛要求时说服对手让步的关键。正如美国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在冲突初期所说: “我认为,我们的朋友和潜在敌人都看到了联合部队的强大战力,这也有助于形成威慑。”

从冷战初期起,信誉这一概念,也就是外界对一国能力及其即使付出高昂代价也愿意动用这些能力的判断,就在促成和维持美国许多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决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增强美国信誉的需要,是20世纪中叶推动华盛顿制定朝鲜和越南战略的一股关键力量,在所谓反恐战争期间也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美国战略家仍根据外交政策决定可能增强还是削弱本国声誉来评估这些决定。

但正如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结果所显示的,决定动用武力并不总能增强威慑。经过近十个月的战争,消耗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弹药,美国似乎仍没有明显接近彻底消除伊朗核威胁及其向整个地区投射力量的能力这一目标,更不用说实现德黑兰的政权更迭了。与此同时,这场战争严重消耗了原可用于其他地方的美国军事资源,也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公众支持军事干预的意愿。伊朗战争原本意在发出美国决心坚定的强烈信号,却可能传递出相反的信息。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JD Vance)认为,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的原因是伊朗战争,而德黑兰的政府官员则幸灾乐祸地说:“美国人对战争说了不。”

事实上,认为在军事冲突中坚持强硬立场会增强一国信誉的传统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正如美国在越南和伊拉克的战争所表明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可能使美国在随后的岁月里更加谨慎地使用武力,也更不愿承担相应代价。对手会注意到这一点。鉴于川普政府此前试图与德黑兰妥协的努力,被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等人批评为“绥靖”,川普或许会倾向于继续甚至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然而,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加重美国军事能力的负担,并加深美国公众的厌战情绪,反而可能使北京和莫斯科质疑华盛顿今后进行干预的意愿。

政策制定者应当更加审慎地看待为了显示美国决心而动用武力的做法,也应当减少对退让的抵触。冷战期间与苏联的竞争促使美国介入代价高昂的代理人战争,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军事资源,所得是否值得却大有疑问。如今,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也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这类冲突恰恰容易损害美国的信誉,而非增强它。华盛顿必须把注意力从执着于自己无法掌控的决心声誉,重新转向维持威慑主要对手所需的军事实力和能力。有时,要同时保全未来采取行动的能力和意愿,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眼下的冲突中抽身。

展示武力

几十年来,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一直把一国的信誉视为国际政治中的暗物质,这种属性难以衡量,却对维持威慑极其重要。20世纪60年代,核威慑理论家、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甚至说,赢得决心坚定的声誉是“为数不多值得为之战斗的事情之一”。与此相应,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坚持强硬立场会向对手和盟友传达一个国家愿意冒险并付出代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信息,而退让或寻求妥协则传达相反的信息。因此,许多美国领导人和战略家都借助信誉逻辑,为对对手采取最鹰派的政策辩护,包括提出最高限度的要求、动用武力,以及在战争代价早已超过收益之后仍长期继续作战。

越南战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65年,在讨论是否向越南派遣首批美军时,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对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说:“如果共产主义世界发现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承诺履行到底,我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收手。”后来,随着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更进一步,在一份曾被列为最高机密的备忘录中指出,继续越南战争的首要理由是维持美国“作为担保者的声誉”,并“避免美国蒙受耻辱性的失败”。按照这一逻辑,5.8万名美国军人和可能超过100万名越南人丧生,并非因为战争结果本身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而是因为华盛顿担心,如果撤军,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会如何看待美国。

冷战以来,同样的理由一直被用来推动美国卷入并继续参与许多其他冲突。美国在九一一袭击后陷入的所谓 “无休止战争” 尤其如此。九一一袭击当晚,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说: “我们需要轰炸别的目标[相对弱小的塔利班以外的目标],以证明我们,你知道,强大有力,不会任由这类袭击摆布。” 信誉逻辑不仅在华盛顿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发挥了作用,还使美国深陷这场冲突,即便战争代价不断上升,开战的理由,也就是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终被证明并不成立。正如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2006年所说: “如果我们在任务完成之前撤离,就会损害美国的信誉。”

反过来,战略家往往很快就会批评选择退让的美国领导人。叙利亚内战期间,叙利亚政府使用沙林毒气袭击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大马士革郊区,越过了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此前划定的红线,而奥巴马选择不作回应。许多人担心,这会损害美国的声誉。2021年,许多外交政策鹰派人士指责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从阿富汗撤军,并豁免了美国对俄罗斯“北溪二号”管道项目的部分制裁。当时,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说:“从基辅到台北,美国的信誉再也经不起一次这样的打击。”最近,川普本人也被指责在关税问题上对中国退让,有人抨击这是“川普总是临阵退缩”的又一个例子,并用这句话的英文首字母拼成“塔可”来讽刺他。在上述每一起事件中,批评者都认为,华盛顿未采取行动,削弱了外界对美国愿意为实现目标而冒险并承担代价的信念。

动武反会损害信誉

尽管人们一直认为,要维护美国的信誉,就必须动用武力并拒绝退让,但这种想法在过去十年里一再受到挑战。首先,经验表明,一国过去的行为未必能反映它现在的决心。例如,今年4月,《纽约时报》报道称,川普根据伊朗过去的行为,认为伊朗不太可能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所依据的行为包括,在2025年的十二日战争中,伊朗未对美国和以色列轰炸其核设施作出有力回应。然而,实际上,伊朗在这场冲突中远没有预期的那样克制,迅速采取行动,不仅封锁了海峡,还袭击了美国在该地区各地的盟友和军事基地。换言之,德黑兰在2025年未能坚持强硬立场,与它在当前战争中表现出的决心关系不大。

一个国家可能因好战而声名在外,从而削弱其长期威慑力。

无论如何,一个国家能否仅凭自身行动来掌控自己决心坚定的声誉,远未有定论。正如凯伦·亚尔希-米洛(Keren Yarhi-Milo)在《外交事务》上所解释的那样, “信誉取决于观察者的看法” 。即使一国果断采取行动以显示实力,对手也未必会把这一行动视为有理由重新审视自身行为的信号。例如,尽管华盛顿意图通过在越南战争中承担巨大代价来表明其坚定决心,北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却在1965年得出结论: “然而,美国的国内形势不会允许他们在侵略战争中充分运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 换言之,河内无视了华盛顿试图传递的信号,拒绝退让。

通过坚持强硬立场和作战来展示决心,还有其他隐患。走到极端时,一个过度依赖军事实力的国家可能会被视为好战,从而削弱其长期威慑力。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和纳粹德国都以决心坚定著称,但它们的进攻行动最终激起了其他国家的反抗,未能威慑它们。川普第二届政府治下美国采取的行动,例如对伊朗政府实施斩首行动,以及威胁吞并加拿大、加沙和格陵兰,确实也有可能适得其反。例如,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国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的盟友与伙伴正在重新考虑对美国的依赖,并寻求其他安全保障。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丝毫没有向川普的要求让步,反而称华盛顿与渥太华的关系出现了 “断裂” ,并主张中等强国联合起来保护各自的主权。

即使动用武力能增强一个国家决心坚定的声誉,也可能损害其更广泛的信誉。例如,俄罗斯于2022年入侵乌克兰,此后又愿意承受数十万人的伤亡,这有力地表明了它的决心。然而,面对一支规模小得多、装备也差得多的军队,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很可能降低了国际社会对其作战效能的评价。伊朗战争同样可能损害美国的军事声誉。自2月以来,华盛顿已消耗了至少一半的精确打击导弹和先进防空拦截导弹。鉴于所谓尖端装备的生产周期漫长,补充这些库存很可能需要数年。在此期间,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或者俄罗斯进攻波兰或爱沙尼亚,美国可调动的先进系统就会更少。因此,对俄罗斯和美国而言,各自军事行动的净效果,都是削弱了它们在各自对手眼中的军事能力声誉,而非增强这种声誉。

保留弹药,增强实力

除了动武决定往往带来的负面后果,关于信誉的传统观念还存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实际上,退让有时比作战更有助于维护一个国家决心坚定的声誉。考察军事干预的长期影响,这一点尤其明显。尽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这场冲突却使美国公众和关键政策制定者长期抱有厌战情绪。停战后的几年里,美国人强烈支持美国不应卷入欧洲未来任何战争的主张。这一 sentiment 最终被写入20世纪30年代的《中立法》。直到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后,也就是欧洲战事爆发两年多以后,美国才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向对手发出了美国决心坚定的信号,但此后几年里,美国人的厌战情绪和孤立主义的抬头,却传达出美国作战决心将会减弱的信息。

此后,美国几场大规模战争结束后,这种现象更加明显。越南战争结束后,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宣称:“除非我们自己的国家受到威胁,否则绝不能再把年轻的美国人送上战场去送死。”看看这种想法如何影响对手对美国的看法。1990年,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决定入侵科威特时,认定美国极不愿承受人员伤亡,可能不会干预,即使干预也会很快退让。海湾战争期间担任伊拉克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的瓦菲克·萨马拉伊将军(Wafiq al-Samarrai)在1996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萨达姆 “认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严重削弱了它动用军事力量的意愿” 。越南战争的首要目的虽然是巩固美国决心坚定的声誉,但实际效果恰恰相反。

在美国打伊拉克战争期间及战后,美国人再次对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产生了怀疑。因此,近几届美国政府对于投入地面部队参加作战行动尤其犹豫。伊朗无疑意识到了这种所谓的 “伊拉克综合征” 。这可能让德黑兰更敢于采取强硬的进攻性行动,无须担心美国发动大规模地面作战。

也有实验证据表明,退让可能增强一国决心坚定的长期声誉。在我于2021年对100名英国议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受访者被随机分为两组。第一组读到的情境是,一个假想国家在先前的一场冲突中选择了退让。第二组读到的情境是,一个假想国家在先前的一场冲突中坚持了强硬立场,但出现了与美国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相同的厌战迹象,也就是所谓的 “综合征” 。随后,两组都被要求估计,在该国目前与英国发生的一场争端中,它坚持强硬立场或退让的可能性。总体而言,议员们认为,在先前争端中退让的国家会在当前争端中表现出更坚定的决心。换言之,如果作战会导致厌战情绪,那么退让实际上可能更有利于一国未来的信誉。

伊朗综合征

正如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表明的,为了维持决心坚定的声誉而选择作战,是一场风险极高的赌博,而且可能适得其反。为避免重蹈覆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战略家需要重新思考信誉与作战之间的关系。首先,如果主要目标是巩固声誉,而非维护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事项,美国就应当完全避免参战。如果一场冲突直接涉及关键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就像美国独立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那么只要美国具备足够的军事能力,以合理的代价赢得战争,作战就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但如果开战的主要理由关乎未来的信誉,就像越南战争那样,政策制定者就应保持警惕。

其次,如果华盛顿判定必须以武力对付某个对手,就必须把重点放在有限且可以实现的目标上。因目标过于宏大而旷日持久的战争,或仅仅出于声誉考虑而被拖长的战争,可能耗尽弹药,并让美国人今后更不愿意作战,从而削弱美国的信誉。美国对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实施的两次军事干预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1991年规模有限的海湾战争中,美国以较低代价迅速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此时美国公众尚未产生厌战情绪。但在2003年美国主导的入侵伊拉克行动中,华盛顿追求的是政权更迭这一远为广泛的目标。战争持续多年,代价高昂,使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都更不愿支持未来动用武力。

最后,政策制定者应当少关注美国决心坚定的声誉,多关注本国的军事能力,前者超出他们的掌控,后者则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为了威慑北京和莫斯科,华盛顿需要让这两个对手相信,美国有能力打一场现代大国战争。问题在于,尽管美国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能力和武器系统,这些武器装备数量有限、价格极其昂贵,补充起来也需要很长时间。对伊朗作战仅仅几个月,美国就消耗了库存中很大一部分先进而昂贵的进攻性和防御性导弹。

这一令人震惊的缺口使人们再次质疑,美国能否维持一场像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打的那种持续时间更长的消耗战。华盛顿迫切需要补充库存,并重新审视对少量尖端系统的依赖。它还需要避免卷入代价高昂的冲突,以免分散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这两项主要威胁的注意力。继续在伊朗作战,很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世人眼中的信誉,而非增强它,正如在越南和伊拉克作战所造成的后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