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选举结果改变了华盛顿的政治氛围,而不是政策

作者:Jinhu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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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杰伊·卡拉法诺(James Jay Carafano)是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挑战领域的顶尖专家,曾担任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负责外交与国防政策研究的副总裁,并曾任该基金会下属的凯瑟琳与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国际研究所所长。卡拉法诺先生今日11月19日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评论-- “中期选举结果改变了华盛顿的政治氛围,而不是政策” 。他特别强调-- “民主党赢得了国会和州级选举,但川普仍然掌握着外交政策的方向盘。” :

要点:

  • 川普对行政权力的掌控阻止了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变

  • 两党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强硬立场依然稳固

  • 国内问题和选举考量推迟了重大战略调整

11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吸引了全球关注,其受到的关注程度或许几乎可以与美国主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相媲美。这场决定性选举的影响引发了广泛讨论。在这场选举中,反对总统的民主党不仅在国会两院获得了稳固的多数席位,而且还在传统上由共和党主导的州级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与议会制国家不同,在议会制国家,这样的失败会导致政府更迭,而在美国,即使在国会和州级选举中遭受惨败,行政部门仍然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权力和权限。

选举结果也并不预示着民主党必然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主导美国政治,包括在2028年重新夺回总统职位,或者重塑最高法院(美国最高司法机构,也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

尽管美国政治的动态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可能使未来两年美国外交政策行动面临疑虑和不确定性,但国内政治发展并不是塑造华盛顿与世界互动方式的主要力量。

美国总统的权力

白宫已经将资深工作人员调往新的职位,在选举之后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表明它仍然掌握着控制权。2026年11月9日,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总统任命此前担任白宫副幕僚长的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为新任白宫幕僚长(负责监督行政部门的活动,并协调总统内阁、国会领导人和各政府机构之间的工作)。川普先生将前幕僚长苏西·怀尔斯(Susie Wiles)调任政治主任。

自川普第一届政府以来,米勒先生一直是一位重要顾问,也是总统核心圈子的成员。他的晋升,加上他本人和总统最近的声明,表明川普先生计划进行的重大政策调整寥寥无几。

川普先生计划进行的重大政策调整寥寥无几。

米勒先生的主要关注点一直是国内政策,包括边境安全和移民问题,而不是外交政策。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怀尔斯女士的新职位使她继续留在总统最亲密的顾问之列,因此她的影响力依然存在。通过任命怀尔斯女士担任政治主任,川普总统表明,他无意削弱自己对共和党的控制。

白宫政治领域与政策领域之间的联系将继续像过去一样紧密交织,总统不仅将塑造未来两年的政策,而且还将指导共和党迎接2028年全国选举的政治战略。

川普政府在选举后的政策连续性

对外交政策而言,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关键内阁职位将发生重大变动。关于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未来的政治抱负和前景,存在大量猜测。卢比奥已经成为总统内阁中最受欢迎、最受尊敬的成员之一。甚至在选举之前,卢比奥国务卿就已经公开表示坚定支持川普总统,而在投票结束之后,他迅速驳斥了有关他将离开政府并发起总统竞选的猜测。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声明是真诚的。卢比奥先生出生于美国,父母是古巴移民,他始终对古巴问题怀有深切的热情。他拥有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处理人们对古巴共产主义政权、该政权在地区内制造的不稳定影响、其在美国境内的恶意行动,以及对古巴人民持续压迫的担忧。

卢比奥国务卿对总统表现出极大的忠诚。总统不仅将他提升到一个在全国具有显赫地位的职位,而且还支持他对古巴采取的强硬政策。与此同时,总统赋予他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来重塑国务院,并让他同时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从而获得这一额外职位所带来的声望和影响力。从一开始,卢比奥先生就一直是总统所有外交政策倡议的公开坚定支持者。

川普先生还在选举之后表达了对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的支持。赫格塞思不仅对总统极为忠诚,而且在总统的许多政治支持者中极受欢迎。弹劾赫格塞思部长(由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于11月初提出)以及其他川普政府官员的努力,很可能只不过是政治表演。2026年11月10日,众议院投票否决了这一动议。

即使在民主党占据主导地位的新一届国会于2027年初宣誓就职,并能够以简单多数通过弹劾条款之后,民主党仍然缺乏将赫格塞思部长免职所需的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票。

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内阁成员,他很可能继续留任,并在确保经济安全及其与外交政策的联系方面发挥同样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统不太可能对其政府进行重大人事调整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预期新一届国会将严格审查未来的人事任命,包括内阁官员和大使的任命。任何离职者都将非常难以找到接替人选。

国会的权力

国会拥有的最重要工具是“财政拨款权”,也就是资金控制权。未经立法机构明确批准,任何联邦资金都不得支出。

但是,与过去分立政府时期一样,国会将只能依靠持续拨款决议和补充拨款,而不是通过年度预算。这些都是管理支出的短期、有限手段。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通过暂停联邦政府运作所需的资金来迫使政府关门,在选民中极不受欢迎,而且对两党都没有好处。

民主党通过承诺解决“负担能力”问题,横扫了中期选举。政府运作受到的干扰越多,从而越偏离这一目标,选民就越可能在2028年选举临近之际对民主党失去信心。

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关键问题

关税与经济

当前的贸易和关税政策不太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推翻总统否决权需要众议院和参议院各自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因此,如果不与白宫进行谈判,国会能够采取的措施寥寥无几。总统以善于达成交易而闻名——这也包括与新一届国会达成交易。川普先生不喜欢达成糟糕的交易,也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威胁其经济或政治议程的安排。

随着共和党迈向2028年选举,其优先任务之一是尽可能使国家取得成功和繁荣,从而消除导致民主党在2026年获胜的关键问题——经济问题。例如,民主党声称关税正在损害经济。只有经济继续增长、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物价下降,以及住房变得更加负担得起,共和党才能证明民主党的说法是错误的。

以色列

尽管民主党内部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而且美国可能削减对以色列的资金援助,但无论谁领导以色列政府,美以伙伴关系都将保持牢固。川普总统曾表示,美国可能逐步取消对以色列的外国援助。然而,他和许多保守派人士在选举之前就已经对这一做法持开放态度。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正在减弱,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双边关系已经成熟,不再需要大量的外国援助。

伊朗

中期选举结束后不久,总统恢复了对伊朗的有限军事打击,目标是该国的防空系统。他提出的各种选择——更多军事打击、经济扼杀或双边协议——与选举之前完全相同。

在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于1月就职之前,国会甚至无法开始尝试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预计,如果届时尚未达成协议,民主党试图逐步结束战争的努力,其象征意义将大于实际影响,因为川普先生不太可能在其战略目标上作出妥协。

俄罗斯

在选举之前,国会两党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情绪,即应当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以结束其对乌克兰的战争。在中期选举之前,众议院最近一次关于援助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的重大投票中,即2026年6月4日,18名共和党议员与207名民主党议员及一名独立议员共同投票,通过了援助和制裁方案,而194名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投票反对。国会内部的这种情绪不太可能改变。根据形势的发展,如果莫斯科在1月之前未能达成协议,川普总统可能非常愿意支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欧洲安全

在11月投票之前,两党就已经对进一步削减美国驻欧洲部队持怀疑态度。在新一届国会中,这种怀疑态度很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尽管如此,这不太可能成为政府愿意为之展开争斗的问题。毕竟,虽然总统一直呼吁欧洲承担更多自身常规防务责任,但他也重申了对美国在北约东翼——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驻军的重视。这一问题引发的冲突将少于预期,而关于欧洲新安全架构的讨论,可能不会使当地的实际情况发生太大变化。美国留在欧洲的大部分军事力量结构,对于美国向其他战区投射力量至关重要。

中国

在中期选举之前,两党都支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这种支持将继续存在。从军事角度来看,政府很可能不会反对任何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努力。如果中国不满足美国的经济要求,川普总统很可能支持国会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路线。

选举后的未知因素

美国国防开支

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以实力求和平”。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将如何看待未来的国防开支,目前尚不清楚。民主党完全可能仿效奥巴马(Barack Obama)时期的模式,将国防开支与增税和增加国内开支挂钩,即每为国防支出一美元,就为国内项目支出一美元。这是一套将导致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的方案,而川普总统绝不会同意。这很可能成为一个充满争议、不断变化的问题。川普的核心倡议,例如“金穹”计划以及太空军的资金拨款,都可能被当作政治筹码。国会还可能积极尝试迫使政府撤销赫格塞思部长的许多政策倡议。

国会将转向中间偏左还是极左?

在若干问题上,新当选的极左翼民主党国会议员,即那些倡导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议员,与民主党的传统政策存在分歧,例如要求对以色列实施更多制裁。判断民主党政治重心所在的一个风向标,将是国会领导层如何处理这些不同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如何影响未来两年的立法优先事项。

世界将如何行动?

可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世界各国的行动,也取决于美国两大政党的行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或伊朗革命卫队是否会决定停止争斗并达成协议?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在应对中国问题时,是否会使自己的政策与华盛顿保持协调一致?加拿大这样的盟友是否会与美国达成协议,还是仅仅继续奉行 “等待川普下台” 的政策?各国会更多地支持川普政府积极进取、促进增长的能源政策,还是顽固地坚持脱碳战略?

例如,日本将继续巩固其与川普总统的伙伴关系。乌克兰很可能继续将实现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因为乌克兰无法等待两年,直到民主党政府上台,尤其是在不知道民主党政府可能采取什么政策的情况下。

另一方面,中国、俄罗斯、中东国家以及许多欧洲大国可能采取对冲策略。它们的行动对政治稳定和全球经济产生的累积影响,将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决策。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最可能:两党目前都维持现状

最有可能出现的情景是,两大政党都加倍推进各自当前的议程,维持现状。由于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意见相左,而且不太可能取得政策突破,共和党和民主党只会对各自在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叙事与立场作出小幅调整。

不太可能:未来两年发生重大转变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不能主要受党派意识形态的指导,而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选民群体:他们越来越将政府的表现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视为决定投票选择的关键因素。为了在2024年取得重大政治胜利,川普先生从民主党的传统选民基础以及摇摆选民和独立选民中 “借来” 了大量选票。民主党则在2026年将这些选民重新 “借了回来” 。

为了在2028年总统选举前夕发挥影响力,两党将在未来两年逐步塑造各自的政治叙事和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将一方面着眼于保持对自身党派身份的忠诚,另一方面着眼于为普通美国人带来实际成果。

因此,无论这些变化是否会在2028年选举之前的竞选周期中得到明确预示,世界都可以预期,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无论是否具有戏剧性——都要到2029年才会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