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想进行核军备竞赛
昨天11月16日,布朗大学的两位学者,莱尔·J.·戈尔茨坦(Lyle J. Goldstein)和妮娜·坦嫩瓦尔德(Nina Tannenwald)联名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中国不想进行核军备竞赛”,讨论--“美国如何避免一场不必要的竞争”。莱尔·J.·戈尔茨坦是国防优先组织亚洲项目主任,也是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倡议主任。妮娜·坦嫩瓦尔德(Nina Tannenwald)是布朗大学政治学教学副教授。不明白他们如何知道或得出結論--"中国不想进行核军备竞赛", 但疑义相与析, 不妨一读:
如今,对于美国是否有能力避免与中国展开一场代价高昂且危险的军备竞赛,华盛顿弥漫着悲观情绪,几乎到了宿命论的地步。政策制定者指出,中国对台湾日益咄咄逼人的政策、大规模扩军,以及对参与某些军备控制措施的抵制,都证明北京已经接受了这种竞赛不可避免的看法,甚至正在主动追求这种竞赛。许多美国领导人和分析人士受到强调敌对大国之间战争可能性的理论框架的影响,心怀忧虑,认为美国除了同样扩充军备之外,几乎别无选择。但这种思维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主要危险在于,一场不受约束的军备竞赛,会增加围绕台湾爆发战争、甚至发生灾难性核交战的可能性。
但对于避免军备竞赛的悲观情绪并无道理。尤其是核军备竞赛,并非已成定局,而美国确实有机会加以遏制。要避免核军备竞赛,就需要采取比华盛顿近来青睐的双管齐下方式更为广泛的办法:增强美国的核威慑力,并通过限制贸易和技术转让,试图迫使北京作出让步。美国领导人应当超越传统威慑,努力通过相互降级和妥协的进程,建立更为根本的战略稳定,因为传统威慑以威胁为基础,往往会引发军备竞争,因而存在不足。中国很可能愿意接受相互降级:它在核问题上有着长期保持克制的传统,而且归根结底,中国领导人并不想因台湾问题爆发战争。
最近有迹象表明,就连经常夸耀自己不喜欢妥协的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也看到了接触的价值。在今年举行两次美中双边峰会之后,他于10月提出,自己11月在深圳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Xi Jinping)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举行的三方会晤,应当聚焦于“无核化”。但华盛顿必须在拒绝军备竞赛方面表现得更加一贯,包括调整对台湾的支持,并将中国纳入全球军备控制的领导行列。只有当华盛顿继续相信与中国的核军备竞赛不可避免时,这场竞赛才会变得不可避免。
连锁反应
毫无疑问,中国正在扩充军备,包括对核武器进行投资。2020年至2025年间,中国的核弹头数量翻了一番,从300枚增至600枚,增幅惊人,尽管与美国约3700枚核弹头相比,其核武库仍然很小。2021年,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研究人员宣布,中国正在新疆和甘肃的三个广阔场址建造350个新的核导弹发射井。北京还在大幅提升其核武器的质量,并在2025年10月的一次阅兵中展示了这一努力,公开了一种新型海射弹道导弹、两种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一种新型空射高超音速导弹,以及一种新型远程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随后,在今年7月,中国海军试射了一枚能够携带核武器的潜射远程弹道导弹。这一重要的新能力,将使中国能够从本国海岸附近受到保护的水域发动可打到美国的远程核打击,而不必驶入太平洋。中国一家主要外交事务报纸最近发表社论,采取了坦率却令人不安的做法,明确将中国迅速扩充核武库与其对台湾行使主权的愿望联系起来。社论断言:“国家统一大业必须建立在坚实、现实的基础之上。这一基础首先就是硬实力。”尽管这种公开的核武力恫吓仍然罕见,但北京核力量与台湾问题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而学者赵通(Tong Zhao)今年5月在《外交事务》上对中国核扩军所作的详细分析,也支持了这一联系。
随着中国扩充军备,华盛顿普遍认为,中国正因台湾问题走上一条与美国发生冲突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不可避免地包含核升级的风险。当然,台湾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冲突引爆点。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非正式方式承诺保卫台湾,而中国则寻求与台湾统一,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10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罗纳德·克拉克(Ronald Clark)确认,他麾下的部队正积极为中国最早可能于2027年发动的对台入侵作准备。
拜登政府和两届川普政府都曾尝试就军备控制和降低核风险问题与中国接触。川普提议举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三方军控谈判,而拜登政府则寻求与中国就战略稳定和降低核风险举行双边会谈。但在中国一再拒绝就核问题进行持续谈判之后,两位总统都放弃了尝试。北京的立场是,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核武库规模很小,重要的是首先围绕核心利益建立信任,并相互提供保证。
除了中国对军备控制的抵制之外,华盛顿流行的权力理论也强化了走向冲突的思维。众多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从结构上看,美中竞争乃至大国战争可能都难以避免。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颇具影响力的2017年著作《注定一战》中表达了这种悲观情绪。他认为,所谓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陷阱,即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挑战主导大国的地位,从而引发战争,将注定使美国和中国走向冲突。
以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为代表的对华鹰派,越来越主张大力聚焦于“为与中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准备”,以此避免战争。在7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科尔比认为,美国必须通过大规模扩军增强威慑, “剥夺” 中国 “夺取并控制台湾这一关键领土的能力” 。次月,科尔比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发言时明确表示,这种扩军应当更加重视战术核武器,以及进行所谓有限核战争的能力。科尔比说,敌人 “必须相信,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会使用” 核武器。为此,美国正在研制一种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一种新型空射巡航导弹,以及新型核武装潜艇和轰炸机,并加快推进雄心勃勃的 “金穹” 本土导弹防御项目。美国早期的导弹防御系统旨在拦截伊朗和朝鲜等所谓流氓国家发动的有限打击,而 “金穹” 则旨在抵御中国或俄罗斯的大规模攻击。但可能丧失对美国首次打击进行报复的能力,只会使北京更有动力扩大核武库。
危险的误解
这种高度依赖核武器的方式,只有在核威慑奏效的情况下,才能阻止与中国发生战争。这相当于把大量鸡蛋放进威慑这一个篮子里。而近期的战争表明,核威慑正在变得不那么有效。俄罗斯的核威胁并未迫使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领土纵深地带的打击。伊朗已经证明,它愿意对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和盟友发动打击。最令人不安的是,2025年5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突破以往的红线,攻击彼此的本土,而这正是相互核威慑本应阻止的事情。即使美国和中国都不想发生核战争,一个决心与台湾统一的中国,也未必会被美国的核威胁吓倒。
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过去十年,美国已经为与中国的军事化竞争花费了超过3.4万亿美元。这些支出涵盖新型军舰、飞机、远程导弹、无人机、基地升级、前沿部署、大规模军事演习、研发和新型核武器。在国债激增、国内需求不断扩大的时代,维持或增加这类支出并不可行。
军备竞赛的悲剧之一在于,双方实际上可能都不想进行这种竞赛。尽管目前正在扩充军备,北京在军事和核事务方面却有着长期保持克制的记录。几十年来,中国一直维持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也没有动用大规模军事力量来实现战略目标。尽管早已掌握相关技术,中国似乎并未生产或部署战术核武器。中国外交官在劝说伊朗接受奥巴马政府2015年核协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支持联合国对朝鲜实施相对严厉的制裁。而据时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说法及《金融时报》的报道,2022年秋季,中国很可能曾对克里姆林宫进行外交干预,帮助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更广泛地说,中国在战争问题上接受国际法,例如在2013年清除叙利亚化学武器的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美国已经为与中国的军事化竞争花费了超过3.4万亿美元。
即使在升级军备的同时,北京保持克制的倾向也没有完全消失。2023年11月,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与习近平同意恢复两国军方之间的沟通渠道。这些渠道此前因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于前一年访问台湾而中断。一年后,两位领导人确认,使用核武器的决定必须由人类而非人工智能掌控。2025年底,北京发布了一份白皮书,着重重申其对核军备控制的支持,并通过公布更多有关军事升级的信息,包括以英文公布的信息,朝着提高透明度的方向迈进。
中国领导人显然不想因台湾问题爆发战争。他们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其目标是“和平统一”和“不战而胜”,援引中国战略家孙子(Sun-tzu)的思想。北京长期以来对台湾实行的 “一国两制” 政策,即在将台湾纳入中国主权之下的同时,允许其保有相当程度的自治,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留下了空间。去年,学者戴维·康(David Kang)、杰姬·黄(Jackie Wong)和泽诺比娅·陈(Zenobia Chan)在一项有关中国战略抱负的重要分析中,研究了12000篇文章和习近平的数百篇讲话,认为北京优先考虑的是政权稳定和内部发展,而非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军事霸主。尽管中国本月早些时候在台湾周边举行的事先未予宣布的大规模演习可能构成例外,但总体而言,过去五年中国在台湾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与这一解读相符:许多演习是对其所认为的挑衅作出的反应,仅展示了中等规模的能力,而且通常带有表演性质,伴随着广泛的新闻报道。
非核选项
美国和中国仍有缓和局势的机会。要实现战略稳定,两国需要共同努力,化解安全困境,即双方都将对方的防御措施视为进攻行为的互动模式。首先,美中领导人需要重振超级大国峰会外交。拜登仅在地区经济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举行过三次面对面会晤。尽管2026年5月川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但这次会晤确实改善了两位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如今,美中紧张关系已低于2021年至2025年间的水平。这一进展表明,每年定期举行一次为期数天、重点关注核军备控制的双边峰会,具有重大价值。这类会晤将为专家工作组提供时间,以有条不紊地制定降低冲突风险的措施。同样重要的是,峰会持续的时间需要足够长,为事先未作安排的交谈留下空间。1985年11月,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日内瓦举行首次峰会时,曾有过著名的一幕:两人离开焦虑的官员和顾问,临时出去散步,这次交流帮助建立了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美国还必须采取具体措施,降低台湾海峡局势升级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它应当更加一贯地遵守其“一个中国”政策,即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场。更加一贯的做法应包括限制美国议员访台,并降低美台防务关系的层级,例如减少会晤频率,降低会晤的外交级别。华盛顿应提醒日本等关键盟友,在言辞和军事部署方面谨慎行事。这种以克制为导向的战略,将向台湾明确表明,独立不在可选范围之内,从而鼓励其采取更为通融的态度,缓和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华盛顿同意对台军售作出合乎常理的限制,例如拒绝向台湾出售射程可跨越海峡、打到中国大陆的地对地弹道导弹“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北京很可能会相应缩减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和相关军事部署。北京确实有缓和局势的动力。这样做可以改善与日本等邻国的关系,腾出精力处理国内优先事项,降低军费开支,并减少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五角大楼需要通过逐步减少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次数,表明华盛顿有意避免因台湾问题爆发战争。更重要的是,华盛顿还应大幅减少美国在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吕宋海峡,以及日本琉球群岛周边的军事部署。这类部署只会加剧安全困境。
最重要的是,华盛顿应当一贯遵守其“一个中国”政策。
表现出克制,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把台湾拱手让人。美国可以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例如导弹拦截弹、火炮、无人机和水雷,并加固美国在该地区的基地,以提供有助于稳定局势的威慑。但即使美国领导人公开宣布放弃直接军事介入以保卫台湾,而这一理性举措将降低核战争的风险,中国也会更愿意就台湾的自治问题与台北谈判,而非与台湾军队进行血腥的军事对决。就台湾领导人而言,他们很可能会接受在中国总体主权之下实行有限自治。归根结底,中国的主要目标是使台湾脱离美国的势力范围。中国领导人主要担忧的,与其说是台湾自治,不如说是台湾可能成为美国的前沿基地,用中国的说法,就是“以台制华”。
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寻求所有拥核国家作出多边承诺,仅在遭到核攻击后进行报复时使用核武器。这种政策将降低危机期间误判的风险。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这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但美国领导人历来反对这一政策,认为这可能使美国盟友面临常规攻击。然而,美国向盟友提供的核威慑越来越缺乏可信度,因为发动核战争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收益。而在传统核军备控制崩溃之后,相互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为美国和中国提供了一个前景可期的共同立场。这将强化中国和印度现有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并含蓄地承认它们在核克制领域的领导地位。在较新的拥核国家对昔日冷战超级大国主导军备控制感到不满之际,这是一项优点。这种方式甚至可能吸引北京参与范围更广、更全面的双边或多边核军备控制进程。
除了这三项重大倡议之外,美国和中国还应签署一项相互通报弹道导弹试验的协议。华盛顿也可以考虑赋予北京在防扩散努力中更大的作用,例如在未来的防扩散安排中,让中国在谈判和核查机制中担任领导角色。美国对华军备控制议程不仅应关注进攻性核系统,还应关注导弹防御系统、战术核武器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如果美国通过减少核弹头、削弱核作战能力和降低戒备状态,使自身核态势朝着克制的方向转变,也将有所帮助。
归根结底,美国需要认真着手遏制与中国的军备竞赛,以免其认为这场竞赛正在加速进行的看法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两国在保持克制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如果华盛顿继续忽视北京作出妥协的动力,以及表明北京愿意这样做的真实迹象,那么一场迄今主要还停留在设想中的军备竞赛,就将成为现实。而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灾难性战争,也确实可能变得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