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递推:地基还是港口?

作者:卜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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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递推:地基还是港口?

论“绝对”与人的“停下”

人一开口问“为什么”,就踏上了一条不知通向哪里的路。树为何长高?因为阳光与水。太阳为何发光?因为聚变。聚变的条件从何而来?因为宇宙的演化。宇宙又何以如此?每一个答案,都只是下一个问题的入口。向外看,地球绕太阳,太阳绕银河系中心,银河系属于本星系群,似乎还可以一路向上,寻找更大的结构及其运动关系;向内看,分子之下有原子,原子之下有原子核与电子,核之下有质子、中子,再下是夸克,似乎也可以一路向下;回到人间,村、乡、县、市、省、国,我们忍不住问:国之上还有什么?到了顶,顶之上是不是一个“无”?

这些追问的外形如此相似,以至于人容易认定它们是同一个秘密的不同面孔,并由此生出一种不安:若链条永无尽头,万物便无所附着,飘忽不定。我们习惯用盖房子的方式想象世界与知识:房子要有地基,地基要挖到基岩,挖不到,大厦便悬空。本文想问的是:这幅“地基”的图景,是世界本来的样子,还是我们的思维习惯?如果换一幅“港口”的图景——船不需要触到最深的海底才能浮在水上,它需要的是可以停靠、也可以再出海的地方——许多眩晕是否会减轻?

本文同时处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终极根据是否存在;二是有限的人在不知道答案时,如何判断与行动。这两个层次不必捆在一起,有没有地基,并不直接决定人需不需要港口。文章的主线因此有三条:世界是否必须有地基;人为什么既执着于无限与绝对,又如此需要“停下”;以及,如果没有外部的立足点,认识与世界如何依靠自身的关系与运动,形成可以信赖的结构。为此,我先做一件看似扫兴的事:把这些追问一一分辨清楚。


一、同一个外形,不同的东西

这些追问至少分属三类。

第一类是经验的递推,答案由观测决定。公转链就是例子:地球绕太阳、太阳绕银河系中心,都是确凿的轨道运动;但再往上,本星系群、超星系团一类结构,并不是把太阳系放大复制出来的“更大的轨道”。在数亿光年的量级上,宇宙在统计意义上趋于均匀、各向同性,没有一个可供一切围绕的中心;膨胀是空间本身的伸展,而不是绕着某个点旋转。星系团、超星系团、宇宙网这些大尺度结构仍然存在,只是不再能用太阳系那种“中心加轨道”的关系来描述。链条没有无限延伸,它在某个尺度上停了,而且不是停在一个“最大的天体”上,而是停在“中心与轨道不再是恰当的描述”这一事实上。

物质的可分性同样如此。就目前的实验精度而言,夸克与电子没有显示出内部结构;而在普朗克尺度(约10⁻³⁵米)附近,现有理论提示,“长度”“分割”这类概念本身可能需要修改。需要说明的是,这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不是实验确认的结论,更不等于普朗克尺度就是已知的最小长度。所以“分到底”的结局可能既不是无穷,也不是一块最小的砖,而是“分割”这个操作失去了意义。古人早已触及这一点:《庄子·天下》既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又有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前者说的是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可分,后者却给出了两端的界定:最大者以“无外”为界,最小者以“无内”为界。“无外”意味着,当我们追问“宇宙之外是什么”时,也许已经不自觉地把宇宙当成了一件放在更大空间里的东西。

第二类是制度的递推。村乡县市省国是人的设计,顶端由人的决断规定。国之上并非虚空,有国际组织,有文明圈,有世界体系,只是在这里,维系层级的逻辑换了:国内是主权与科层的授权,国际则是缺乏最高强制力的博弈。所以“到顶”并不是撞上了一个叫“无”的东西,而是“上级”这一关系不再适用。“没有上一级”“没有任何联系”“什么都不存在”,是三个不同的命题;我们常因为用了同一个“没有”,把它们混为一谈。公转链到了超星系团的尺度、物质向下到了普朗克尺度,同样如此:每一次“到顶”,都是某种关系的终止,甚至只是用来提问的那个关系概念不再适用,而不是出现了一个叫“无”的实体。

第三类才是真正的硬核:逻辑与形而上学的递推。事件的原因、判断的根据、定义所用的词、规则的依据、价值的缘由,还有认识者对自身的认识。这类问题无法被一台望远镜截断,因为它们追问的不是“有什么”,而是“凭什么”。

所以第一个结论是:“无限递推”是一个把几种东西装进同一个口袋的名字。经验类的递推往往被事实终结或改写,制度类的终于规则的切换,只有逻辑类的,才逼着我们面对哲学意义上的难题。


二、无限本身不是病

无限一定是坏事吗?

黑格尔区分过“恶无限”与“真无限”。恶无限是“如此类推,以至无穷”的不断前进,永远指向一个彼岸而永远到不了;真无限则是自身回归的圆,在他物之中仍然是自己。这个区分提示我们:在“无限”与“不可接受”之间,有一道缝隙。当代哲学的说法是“恶性倒退”与“良性倒退”:问题不在于序列是否无穷,而在于这种无穷是否使原本要完成的解释无法完成。

数学里到处是良性的无穷。整数向负方向没有最小者,但每个整数都有确定的位置与关系。康托尔证明,无穷之上还有更大的无穷,层层向上没有顶点,数学大厦却并未因此悬空。一个家族若向上无限延伸,没有“第一代”,每个人仍有他的父母。“没有第一项”,不等于“没有结构”。不过这个例子两面都能用:数学之所以不悬空,部分也因为它停在公理上,那正是后文所说的第二种停法。所以它在这里只说明一件事:无穷的层级本身并不自毁。

我们之所以觉得无限可怕,往往是因为暗中使用了建筑的图景:楼板靠柱子,柱子靠地基,抽掉最下面的一块,整座楼就塌了。这个图景预设了一件事——依赖只能单向承重。可这正是需要论证的,而不是可以默认的。

但必须诚实:动摇“必须有地基”的直觉,不等于证明了世界不需要地基;一个“没有第一项”的模型,也不等于现实就是这样。数学类比不能证明现实的因果链向过去无限,它的限度还在于:数学结构无须回答“为什么有这个结构”,而解释却总带着“要完成”的要求。反过来,即便一条链没有第一项,也不等于它已经解释了自身,它只表明“必须有第一项”这一要求尚未得到证明。康德在第一个二律背反里表明,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与无开端,理性都能构造出看似严密的论证;中世纪的卡拉姆论证主张实际的无穷不可能,并由此推出宇宙有开端,这个主张本身也饱受争议。

还有一点常被忽略:要分清“时间上的起点”与“逻辑上的根据”。连阿奎那的“第一因”论证,要排除的也并非时间上无限的祖先——他承认单凭理性无法证明世界有开端——而是“此刻依赖”的无限倒退:手推杖,杖推石,若手也只是被另一个同时在推它的东西推动,如此无尽,则此刻的运动无从说明。把“时间上最早的一推”与“此刻仍在承托的根据”混为一谈,是日常讨论里最常见的错位。即使世界在时间上没有第一刻,也不能因此证明它不需要逻辑根据;反过来,即使需要逻辑根据,也推不出宇宙有时间上的开端。


三、三难之后:四种停法

一旦要求“彻底的说明”,古希腊怀疑论者阿格里帕便指出,理由链只有三种命运:无限后退、循环论证,或者在某处武断地停下。后人称之为阿格里帕三难,或明希豪森三难——理性仿佛要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沼里拔出来。

这里先要分清两件事。一个有限的人,在实际论证时总要在某处暂停,这是关于人的活动;而理由的结构里是否必须有一个终点,则是关于证成的理论,至今仍有争论:基础主义认为某些信念可以有非推论的证成,融贯论认为证成来自整个信念系统的相互支持,无限主义则认为无穷的理由链未必是恶性的。三难因此不是一个已经裁决的结论,而是一组仍在辩论的困难。下文所说的“停”,首先指前一种,即人在实践中如何停。

人类并没有因为三难而停止思考,而是发展出了几种不同的“停法”。严格说,称之为“停”并不精确,后两种更像是“改道”;但它们回应的是同一个困难。它们的性质不同,代价也不同。

第一种,决断式的停。信仰是最坦率的一种:上帝自有永有,不需要原因,追问到此为止。这是三难中的第三支,只不过它公开承认自己是第三支。它的好处是诚实、完整,并且能同时承担意义与安顿;代价是,“它是例外”本身需要论证——如果前提是“万物皆有因”,宣布第一因例外,就是给前提开了一个口子。较严谨的宇宙论论证因此改从“偶然的东西需要解释”出发,试图论证一个“必然存在者”。可接下来仍要回答:为什么不能是宇宙本身?为什么必须是一个?为什么这个根据有意志、有善?给终点起名字,与证明那里确是终点,始终是两件事。

第二种,约定式的停。数学停在公理,科学停在方法与观测,法律停在宪法。它不声称抵达了终极,只说“在此处够用”。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里说得透彻: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怀疑,依赖于某些命题不受怀疑,它们像是门轴,别的东西绕着它们转动。门轴不是被证明的,它们是怀疑得以进行的条件;但它们也不是想建就能建的,而是随着我们的生活形式被给定。

第三种,闭合式的停。把链条弯成圈,或织成网:万物互为条件,不需要第一块骨牌。现代关系本体论、系统论,以及广义相对论中物质与时空相互规定的图景,在精神上与此相近。佛教的缘起思想常被放在这一类,但不宜简化为“循环因果”:《中论》开篇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否定的是独立自足的“自性”之生起,并不取消世俗层面的因缘作用。闭合式的代价同样明确:网络可以解释节点如何相互关联,却不自动解释网络为什么存在;若不加论证,就把第一因换成关系网络,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的武断终止。不过,关系网络也并非只是“实体之间的连线”:有时是关系与相互作用参与了事物自身的生成,如细胞、器官与生命整体,这意味着“实体”未必是最初的存在方式。但这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假说,也不能取代“网络为何存在”的问题。

第四种,换问式的停。现象学的悬置,不问“世界背后是什么”,而问“世界如何向意识显现”;海德格尔不问某个存在者的原因,而问存在的意义。这不是解决了递推,而是质疑了那个不断生成“下一层”的提问规则。它的代价是,问题常常只是被转移到了“条件”上:先验的条件,又凭什么?

这四种停法并不完全平行:前两种主要处理“停在哪里”,后两种主要处理“是否还要沿原来的方向追问”。它们不能仅凭名称排出统一的高下,但在具体问题上仍可评价。评价需要区分两个层面。

理论层的停靠,指一个理论、一个判断,或一种信仰的具体内容。对它们可以问两件事。其一是认识的态度:是否承认自己只是停靠,是否愿意修正。其二是认识的质量:理由是否充分,能否回应反例,是否比替代方案解释得更好。诚实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一个人可以极其诚实地持有一个根据薄弱的判断,“我承认这是信仰”说明说话者没有冒充证明,却不能代替对信仰内容的讨论。此外还须区分“断言这里是终点”与“声称已经证明这里是终点”:前者是一个可以辩论的立场——实在论者说“这里就是实在的尽头,但我不能证明”,并不虚伪;越界的是后者。对这一层的停靠,还应当事先说得出:在什么情形下,我会离开这里。

框架层的停靠,指门轴、公理、逻辑规律这类使检验得以进行的前提。对它们,“什么情形下我会离开不矛盾律”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它们本身无法被同一个框架之内的检验所撼动。适用于它们的是另一些问题:它够不够用?在代价可以承受的时候,它能不能被替换?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并存,就是框架被替换而知识并未崩塌的例子。

就算在理论层,“离开的条件”也不必一律理解为经验反证。对事实判断,可以问什么证据会改变看法;对价值承诺,可以问什么冲突、伤害或更好的理由会促使反思;对形而上学立场,则可以问它的一致性、解释范围、概念的清晰度,以及与其他可靠知识的相容性。


四、绝对:四种含义与一个共同的问题

“存在一个绝对的东西吗?”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绝对”至少有四种含义。

实体的绝对:一个不依赖任何别物而存在的东西,如斯宾诺莎的实体、上帝、梵、第一因。

边界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极限,如光速、普朗克尺度。但物理极限未必就是宇宙的最终边界,它们更像是现有理论的边界。

规律的绝对:不依赖具体事物的普遍规律,如逻辑、对称性、自然律。

整体的绝对:不是某个特殊的东西,而是全体所构成的整体。惠施的“至大无外”几乎就是它的定义:最大者没有外部,所以不需要被更大的东西托住。

整体的绝对需要小心对待。“无外”回答的是“外面有什么”,在概念上几乎是自明的;但它并不能推出现实中确有一个这样的“全体”存在。集合论里“所有集合的集合”并不存在,可以作为一个启发性的类比(物理的整体并不是集合,所以这只是类比,不是论证):概念上的无外,与存在上的成立,是两回事。更重要的是,“无外”并不回答“为什么有这个整体”。

这就引出休谟与莱布尼茨的老交锋。《自然宗教对话录》第九章里有一段著名的议论(出自对话人物之口,是否即休谟本人的立场,学界尚有争议):如果我已经说明了一个集合中每个成员的原因,再追问整个集合的原因,岂不是多余?罗素在与科普尔斯顿的那场著名辩论中也说,宇宙就在那里,仅此而已;并指出,从“每个人都有母亲”推不出“人类有一个母亲”,那是合成谬误。而莱布尼茨式的反驳则是:整个序列本身也是偶然的,“为什么有物而非无”不会因为部分都得到了解释而消失。双方各有道理,也各有盲点:前者可能把“整体”仅仅当作部分的总和;后者预设了充足理由律对整体仍然有效,而这恰恰是需要论证的。

第一因与关系网络的关系也要谨慎。二者都不能仅凭被命名,就自动免于解释的要求。但这里并不完全对称:古典有神论者会反驳说,必然存在者按定义不是“事实如此”的偶然项,而关系网络则是;只有当二者都被当作“终极事实”时,对称才成立。至于“必然性”这一概念本身是否融贯,则是另一场争论。

这四种含义并不穷尽问题。它们共同面对一个剩余的问题:为什么有物,而不是无物?实体、边界、规律、整体,都可以成为某种解释的答案,但它们为什么存在,仍是一个问题。它不是第五种“绝对”,而是把四种绝对重新放到同一个问题面前,所以我称它为“存在本身的解释问题”。这里不叫“偶然性”,是因为“偶然”一词已预设了存在本来可以不存在,而这正是尚未证明的;甚至“什么都没有”是否一种真正可能的状态,本身也有争论。庄子在《齐物论》里说过一段话,几乎是这种处境的写照:“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把“始”和“无”都放进了回溯,最后连“有”与“无”也失去了确定的位置。他的态度近于悬置,主张“莫若以明”,并不为此寻找一个答案:当追问被推到极限,“无”只是一个仍在被追问的概念,它并不比“有”更少需要解释。

在前四种含义里,我认为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是规律。规律是什么,当代有几种主要的立场:一种认为规律是世界的支配者,先有规律,事物依规律而动;一种认为规律只是对事件规则性的最佳概括,是描述,而非支配;还有一种认为规律是事物自身倾向的表达。更激进的如惠勒的“无定律的定律”,主张规律本身也是演化的产物,不过这只是一种理论设想,而非确立的结论。哪一种成立,直接决定“规律的绝对”是否成其为绝对:只有在第一种立场里,规律才像一个独立于世界的东西。我对此没有定论;若一定要说倾向,我更愿意从“稳定性是世界内部关系的表现”这一侧去想,因为这一立场既不必先设定一个外在的支配者,也不把规律只看作人的描述。但这是倾向,不是论证。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比“第一因”温和的想法,并直接写出它站得住的形态。我们所能描述的每一个生成过程,都在某个相对于它不变的东西之下运转:规则可以被改写,却需要一个改写规则的规则。因此,若有不变的条件,它的位置多半不在链条的尽头,而在链条之下;而且它往往只是相对于某一层不变,一层层相对下去。这并不要求倒退必须被某个固定者截断(前文已说,无限不一定是病),它也离“无条件、不依赖他物”的绝对还很远,只是港口式的立足点。这个条件究竟属于世界本身、属于我们所用的模型,还是属于理解活动,我们尚不能判定,这是本节最想保留的问题:若它是绝对的,我们得解释它为何不能变;若它只是相对的,“绝对”一词就应当放弃。还应补充一点:不变不必是静止。生命体靠持续的物质交换与调节维持自身的稳定,稳定来自变化而不是静止;把这种“动态的不变”推广到世界整体只是类比,但它提醒我们,“不变条件”未必是一个静态的东西。


五、人为何既要无限,又要停下

理性可以无穷追问,但生命不能无穷悬置。这个张力,《庄子·养生主》里早有先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人类的两种冲动,也许本是同一种渴望的两面:我们想要一个解释范围尽可能广、同时又不再依赖外部解释的根据。“无限”满足的是解释范围的要求,“绝对”满足的是解释终结的要求。传统上,这类根据被称为“自因”或“必然存在者”,但这些词所指并不相同:“不由他物造成”“自身含有存在的根据”“自己造成自己”“只是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是几种不同的主张。这里不加区分,只是为了描述渴望的形状。

这种渴望可能有心理学上的一些根基,但这类解释须谨慎对待。认知闭合需要(克鲁格兰斯基等人提出的概念)指人对明确答案的需求,它在个体之间差异很大,也有人偏爱开放与含混,科学与艺术恰恰靠“尚未闭合”而有魅力;恐惧管理理论(源于贝克尔的思想)则认为,对死亡的意识会促使人寻求永恒的意义。此外,决策需要在“够用”处截断,一个先要证明世界存在、再去喝水的人,是要渴死的。

但这里必须守住两个区分。其一,实践上的停与形而上学上的停。前者是说“现有根据足够我行动了”,后者是说“我已抵达不可能再有更深解释的根据”。人可以做前者而不承诺后者:可以吃饭、工作、爱人,而无须先解释完整个世界。其二,需要与真假。人需要一个终点,并不能证明终点存在;一个答案令人安慰,也不能证明它是假的;反过来,一个信念源于心理需要,也并不因此就是幻觉。心理功能与真假依据,必须分别考察。

也不必因此贬低追问本身。生活不以解决形而上学为前提,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只是一种应当被治疗的焦虑;在行动上暂时落定,同时在思想上保持未完成,追问本身也可以是一种生活,而不只是为了找到停止追问的地方。

那么,好的停靠与坏的停靠,如何分辨?对理论层的停靠,我提出三个条件:它能提供当前航行所需要的支持;它不妨碍未来重新出发,即停靠者事先说得出自己在什么情形下会离开;它接受现实的检验,而不只是满足船员的心理需要。科学的停靠,是下了锚,但锚链是活的——观测变了,理论就要修正;教条的停靠,则是把船焊死在了码头。信仰也可以是活的,也可以是死的;区别不在停靠的位置,而在这三个条件是否成立。

“够用”还有一个隐藏的宾语:对谁够用,为了什么,承担什么风险?为一次可随时修改的读书讨论选择解释,与为一个后果重大、难以逆转的行动作决定,不必等待终极证明,却显然不应采用同样的证据门槛。一个港口对船长很便利,也可能把风险留给其他船员。所以,充分性不仅取决于判断有多可信,也取决于判断若出错,谁来承担代价。“可以吃饭、工作、爱人,而无须先解释完整个世界”,并不等于不需要与行动后果相称的理由。


六、自指:最深的递推是我们自己

在所有递推里,最令我着迷的是这一个:我知道一件事;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认识者不是站在世界之外的观众,而是世界的一部分,却又能转过身来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认识。于是递推被折成了回路:认识世界,要依赖人的认知;而人的认知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它的可靠性又要靠认知去检验。认识者还不止于依规则认识,他还能反思并修改所用的规则,这种“二阶”的能力,使回路不只是重复,而有可能是生成。

一些形式科学的结果,与这个回路的形状颇为相似:足够强的形式系统不能在自身内部证明自身的一致性(哥德尔);一种语言的真谓词不能在这种语言之内定义(塔斯基)。它们都有明确的适用条件,把它们直接移到人的认识上只是类比,不是证明;但它们至少暗示:完全的自我透明,也许不是一个可以被满足的要求。

这里有一个直接的后果:自指意味着认识者没有外部的立足点。我们不能把船拖到干船坞里,用最好的材料重新造一遍,只能像纽拉特所说的水手,在海上修船。需要避免一个越界的推论:不能站到全部认识条件之外,并不等于没有地基,更不等于不能认识任何根据。基础主义者仍可以说基础在内部;纽拉特之船虽然是融贯论的经典意象,本文并不借它裁决三派之争。更稳妥的说法是:即便有地基,我们也无法站在它之外确认它;寻找地基,同样只能从现有的认识活动内部出发。所以,港口只能造在海里,造在这条船正航行其中的地方。

没有绝对的外部,也不等于没有相对的外部检验。我们不能脱离所有理论和经验去验收整个科学体系,但不同的仪器、方法和研究者之间可以相互校验,他人的观点、反例与现实的反馈,都能让我们发现自身认知的局限。这恰恰是修正得以进行的条件。

由此可以说一句诗意的话:世界通过它的一部分,在追问自身。我愿意把这句话当作一种描述,而不是一个结论。它描述了回路的形状,却不能被拿来当作“世界必然自我生成”的证据;否则,我们又一次把想要的终点,冒充成了已经发现的终点。


七、结语:地基与港口

回到开头的两幅图景。需要说明,它们并不完全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地基问的是世界或知识是否存在终极的根据,港口问的是有限的人在没有终极答案时,凭什么暂时落定。这样看,它们未必需要决出胜负:即便世界确有终极根据,人也未必能完整把握它,仍需要可修正的局部认识;即便没有,也不意味着任何临时立足点都同样可靠。所以标题里的“还是”,只是引导读者进入问题的方式;读到这里应当看出,最初看似二选一的关系,更像是层次上的错置。

本文没有驳倒“世界存在地基”这个直觉,它论证的只是:这幅图景的默认地位不成立,需要被论证,而不能被默认。港口这幅图景同样要受约束:港口并非可以建在任何地方,它要打桩入海床,要看水深、风浪与地形,只不过它要的是“够用”的立足点,而不是“终极”的立足点。比喻也有限度:港口可以迁移,却每一次都要扎在现实上,这两个要求之间有张力。比喻能启发,却不能代替论证。

我愿意保留四个判断:其一,经验的链条往往被事实截断,不能因外形相似,就认定它们是同一个秘密;其二,无限本身不是病,病在于解释被无限延宕而无法完成;其三,一切停靠,都需要诚实地说明自己为何停在这里,以及在什么情形下会重新起航;其四,我们可以不知道世界最终依靠什么,却仍需说明自己的判断依靠什么;可以没有最后的答案,却不能因此免除眼下的论证责任。终极问题可以悬而未决,具体的判断却仍要分出好坏,有限的人也仍能对此负责。

最后,借用《逻辑哲学论》里的一句话: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竟然存在。当我们能分辨的递推都已分辨之后,剩下的是“存在本身的解释问题”所带来的惊奇。惊奇不要求追问停止,它与追问同行:追问者在深渊边缘,暂时抵达了一个可以停靠的地方,也知道自己还会再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