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了我们的自由灵魂?——读《图书馆佚事》
中篇小说《图书馆佚事》,写了相隔四十年,两座截然不同的图书馆里发生的故事。
两座图书馆分处两国,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更是人物的精神空间。四十年前,主人公杨森撬窗而入的那个图书馆,是为了守住灵魂,如今坦然踏入的却是在寻回灵魂。
而真正支撑这部小说的,是主人公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经商与移民之后,逐渐面对的一个深层问题:人活了大半辈子,究竟怎样才能确认自己为什么而活?
杨森已经五十八岁。他有钱、有家庭、有成功的商业经历,却毅然结束经营二十多年的公司,卖掉房产股票,举家移民加拿大。他给朋友解释:是因为“以后还有悬念”。而小说随后告诉读者,他真正寻找的是一个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立命之本”。
杨森不是失败者,恰恰是一个“成功者”。如果他穷困潦倒、事业失败,他寻找人生意义,很容易被解释为现实失意后的精神补偿。但他偏偏是“怀揣千万”离开故土。
于是,问题变得尖锐了:当一个人已经得到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为什么仍然觉得自己没有找到立命之本,还要跨洋过海去寻找?
机会往往就在看似平淡无奇之中。杨森移民刚落地,为考驾照,不得不去温哥华一间社区图书馆,借一本《驾照笔试习题集》,可当他踏入图书馆,四十年前偷书的情景猛然一幕幕再现。他发现,偷书,是他一辈子抹不去的烙印。至此,杨森面对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处境,四十年前,为书他必须去偷,现在,图书馆大门自动为他打开。
“偷”其实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原创性母题。前半部是“人偷书”,后半部故事深化成了时代偷人、欲望偷人、魔鬼要人的灵魂。到最后,杨森则说出了小说最关键的一句话:“我偷,是为了守住我的灵魂不被别人偷”。这句话几乎可以看成是整部小说的“暗题眼”。
这篇关于“偷”的故事,刚开始就带来了难解的道德悖论。
偷当然是不道德的。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少年杨森和伙伴面对的却是一个悖论:图书馆被关闭,所有名著全被封杀,而他们对知识充满饥渴。此时,他们有种朦胧的逻辑:想看书,不应该是错,偷书也就不该是贼。最终,三个少年翻墙、架梯、撬窗,在黑暗中用红领巾遮住手电筒,进入被封禁的图书馆,将《悲惨世界》《浮士德》《金瓶梅》《热爱生命》《莎士比亚戏剧集》……装了几麻袋偷走。
这产生了一个有力量的道德悖论:他们用违法的方式,寻找精神上的光明。
小说到这里开始触碰了一个比“偷书”更可怕的问题:是三个年轻人偷书,还是那个时代偷走了一个社会阅读、思想和选择的权利?也就是说,书可以被封,思想可以被禁,那么人的灵魂会不会也可以被偷?事实上是,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偷书,而时代也在神不知鬼不觉偷人灵魂。
更重要的是,杨森寻找的“光明”后来发生了变形,从一个为守灵魂而冒险的“偷书贼”,慢慢变成了一个深谙灰色规则的“商业精英”。
如果把这部小说仅理解成对不同历史时代的陈述,会低估它。因为它从文革锁国到开放致富,最后移民海外,我们至少看到了三种“灵魂丢失”。
第一种,是恐惧造成的。
《图书馆佚事》里,有个让人难忘的人物——顾叔叔,他是一个基督徒。文革中他被剃阴阳头,被殴打批斗,焚烧他家的《圣经》,他被强迫宣布“世界上没有上帝”。
第一次批斗,他屈服了,第二次批斗时,他仰望天空,没有了之前的畏惧,像重新变了一个人。小说没有把顾叔叔写成英雄,却是全书非常重要的一根精神标杆:他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战胜迫害者,更没有推翻什么,他只是不再允许别人决定他内心相信什么。
杨森被震动的是顾叔叔前后的反差:顾叔叔“跪在台上,对着台下一双双冷漠的眼神瘫软了,屈从了”,以及后来一群被批斗的人中,只有“顾叔叔没屈从,也没自杀,最终守住了自己的灵魂。”
这段故事真正令人恐惧的,不仅是监狱、暴力和权力,更是那些“一双双冷漠的眼神”,以及人在恐惧中逐渐丧失独立判断的过程。因为,一个人逐渐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最后甚至不敢承认自己内心真正相信的东西。到了这一步,监狱的围墙在哪里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阴森的围墙已经进入人的内心。
这就是后来我们真实看到的:人主动审查自己的思想,修改自己的记忆,寻找“正确答案”,在开口以前先判断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久而久之,甚至忘记了自己原来还可以有另一种想法。这恐怕就是“偷走灵魂”最安静的方式。
一个社会最深重的精神创伤,也许并不只是有人被禁止说真话,而是许多人渐渐失去了说真话的愿望。最初,人因为恐惧而沉默;后来,因为沉默而习惯;再后来,因为习惯而相信。到了最后,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一个人开始主动替权力寻找理由,替谎言辩护,甚至敌视那些仍然坚持独立思想的人。此时,强制已经不必时时出现,因为服从已经成为内心的一部分。这种社会最后正像小说中说的,只剩下胜者王败者寇的丛林法则,那里“不讲‘道’,也不讲‘理’,没有‘是’,也没有‘非’,只看你服,还是不服……”
第二种,是欲望造成的。
《图书馆佚事》让人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没有停留在历史控诉与伤痕叙事之中,而是刀锋转向了人物自身。文革结束了,恢复高考了,杨森上大学了进了外贸系统,又因为一本《大趋势》,打开了他的视野,辞去公职下海经商,最后他在世俗意义上获得了成功。
而伴随他成功的是,行贿、钻营、看官员脸色;在酒桌、宾馆、夜总会里用金钱解决问题。
在外人看来,他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商业精英”,但为了成为这样的“精英”,他甚至发下毒誓:“永不踏进图书馆”,只为彻底抹掉与经商“潜规则”水火不容的“书呆子气”。
这种转变令人心惊。他当年偷书是为了守住自由的灵魂,但之后主动拒绝图书馆,却是为了适应金钱决定成败的世界。放眼望去,这或许是当今世界经济浪潮中一种普遍的困境与悲哀。就像杨森摸着华尔街上的铜牛鼻子说的,“你现在最要紧的是,牵住它,别让它跑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他越有钱,越像一个让人羡慕的人物。而每天早晨醒来,他却不愿妻子拉开窗帘。因为他觉得窗帘外,是一个让他厌恶的舞台。在那舞台上,“他从刚开始欣赏自己的演出,后来厌倦自己的表演,最后厌恶地连看都不想再看”。他意识到,财富越多,自己反而越像一个丢了魂的“两面人”。
他为安享晚年,专门存了一大笔足够他们到死的钱,可事办完,他突然发现,“自己所有精心设计,只在等待那个高烟囱上,冒出几缕结束一切的青烟?”
他日渐明白,欲望让他得到了金钱、地位、豪宅、名车,别人羡慕的生活,而在这条“成功之路”上,也在一步步把自己的灵魂典当。他“越来越弄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活着,但又知道绝不能这样活下去。”这也许是整部小说最让我心寒之处。
看起来,一个充满恐惧与贫穷,一个充满机会与财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但小说却完成了一个相当残酷的历史对照:前一个时代,人可能因为恐惧失去灵魂;后一个时代,人也可能因为欲望失去灵魂。时代虽不同,结果却一样。如果一个人的灵魂被强权夺走,我们可以责怪强权,可灵魂是被自己弄丢呢?
杨森的经商经历也形成了相反方向的精神机制:权力让人学会服从,利益让人学会自愿配合。当服从能够换来利益,而利益又必须依附权力时,两种机制便相互强化。在杨森身上,外部规则的压力逐渐转化为主动迎合,最终使他从潜规则的适应者变成了参与者,这才构成了小说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
第三种则更隐蔽,是对熟悉体制的精神依附造成的。
杨森在图书馆里遇到一个借《墓碑》的老人,是全书很值得琢磨的人物。老人的母亲和妹妹饿死在三年大饥荒,他专程开半小时车,来借这本记录当时历史又是国内禁书。而在他与杨森对话里我们才知道,他在温哥华住着大别墅却很不习惯,仍然眷恋故土、重庆火锅、熟悉的生活和“不愁吃、不愁喝”的安全感。
人能记得苦难,却仍然眷恋制度造成苦难的那个故乡;老人已经拥有阅读《墓碑》的自由,却仍然怀念过去熟悉的生活。这个人物没有被写成坏人,恰恰因为他非常普通,才令人深思:一个人长期生活在灾难重重的体制之下,即使获得了自由,也未必能够轻易摆脱那种体制留下的心理习惯与精神依附。
这使小说触碰到了一个比政治判断更深的问题:人究竟靠什么生活?为食物、安全、记忆、故乡、自由还是信仰。这些在人心中,并不总是按哲学家的次序排列,其关键在于,一个人的灵魂还在不在,有没有。
小说后面,杨森遇见了书架上两部他熟悉的世界文学经典——《悲惨世界》和《浮士德》,这搭建了《图书馆佚事》两根精神支柱。《悲惨世界》提出的是:罪人的灵魂能不能被救赎?《浮士德》提出的是:人在无尽欲望中怎么失去,又如何寻回灵魂?
杨森翻开《悲惨世界》,不由将他和冉阿让的“偷”作了一番比较:冉阿让曾因饥饿偷面包而入狱,出狱后又偷了主教住所里的银器,而杨森则因渴望知识,偷过不止一家图书馆的书。他们两人都曾是“贼”,却面对着不同的道德困境。冉阿让后来遇到了宽恕他的主教得救,而杨森却生活在一个连主教都遭受到迫害的年代,他们不是被批斗就是已经被关进大牢。他们恐怕连自己都救不了,怎能救他?
经过这些对比,杨森百感交集,心问雨果,“你把你那个时代叫“悲惨世界”,而我们那个时代该叫什么”。他清楚,他父辈和他自己度过的年代,远不止是“悲惨”二字能形容。最终,他以亲生经历,为那些年代起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叫“丧魂世界”。
杨森把这个“丧魂世界”压缩成了一个魔幻寓言:红色幽灵、迷魂汤、胜王败寇、巨型赌场、妖精鬼怪、水泥森林、移到境外的金山银山……
这一段,把现实主义叙事推入寓言与意识流,使小说不再只是个人回忆录,而是概括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史。也使整部小说真正写的不是“历史”,而是“灵魂所有权”。
读完全篇后,你会发现,《图书馆佚事》最深的一层,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非常现代的问题:一个人的灵魂究竟属于谁?属于国家、时代、欲望、金钱、意识形态,还是最终属于一个人自己?
杨森少年时偷书,是争夺自己的精神所有权;顾叔叔坚守信仰,是在捍卫上帝赐予的精神尊严与信仰自由;杨森沉迷于金钱,是在一步步让渡这种所有权;借《墓碑》的老人,即使身在自由的土地上,仍不觉自由。在他身上,地理上的自由不等于精神上的自由。
最后,杨森从书架上取出《浮士德》,小说便转向了他能否得到救赎的最终问题。小说到此也采用了魔幻与寓言的叙事方式。
魔鬼靡菲斯特像风一样从书里飘出来,像收买浮士德灵魂一样想收买杨森快要出窍的灵魂。这是《图书馆佚事》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杨森面对魔鬼靡菲斯特,十分不解,诡计多端又能上天入地的魔鬼,想取人灵魂还正儿八经要与人签约,甚至甘愿当人的奴仆。魔鬼却说它不能违约,因为上帝在看。难道西方的魔鬼都有契约精神?
后面更有意思,魔鬼屈身跟杨森讨教,如何不用签约还能得到亿万人的灵魂。杨森竟然给魔鬼指点玄机:“用暴力、封锁掩埋住真相,再年复一年制造、灌输谎言,人就失去了辨别,就遗忘了自己的灵魂,然后就被悄悄偷走。”
而魔鬼靡菲斯特更感兴趣的是,当下就想买断杨森的灵魂,杨森断然拒绝了,魔鬼却要抖出他偷书、行贿、欺诈、嫖娼种种恶行,并威胁说他已经上了魔鬼“名册”,永远也抹不掉。杨森害怕了。
在走投无路之下,浮士德出现了,成了杨森的一面镜子。他从浮士德身上看到了自己: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点点把灵魂典当给欲望。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仍有被救赎的可能。
到此,杨森实际上不是一个“觉醒者”,而是一个有罪的寻找者。作者没有把杨森塑造成一个站在历史高度审判众人的人物。如果把杨森写成看透了一切的人,那么这个人物会迅速扁平化。但小说不断把刀转回来对准他自己。
我们看到,冉阿让、顾叔叔、浮士德、杨森其实形成了一条隐蔽的人物链。冉阿让得到主教宽恕;顾叔叔依靠信仰守住灵魂;浮士德在追求与诱惑中等待救赎;而杨森站在他们之间,既没有顾叔叔那样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冉阿让遇到的宽容主教,更不知道谁会救自己。还好,小说最后,浮士德给杨森指出的那条“挂着一盏盏提灯、通往黎明”的小径,比一个明确答案更符合杨森这个人物。他没有抵达,只是终于看见了路。
从这时起,《图书馆佚事》才真正超越“控诉或伤痕小说”,进入了自我审判。它没有让杨森说:“我终于明白了。”恰恰相反,直到最后,他仍然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获得救赎,甚至仍然无法判断过去某些行为究竟是对还是错。这比政治压迫更复杂。因为暴力夺走你的东西,你知道自己是受害者。杨森受过时代的伤害,他痛恨那个时代,但他也痛恨谎言,自己却说过谎;他鄙视腐败,却学会用金钱打通关系;他寻找自由,却主动成为欲望的俘虏。
他最终意识到,“从头到尾,你其实是个罪恶的参与者。”于是心里出现的不是答案,而是:“你,忏悔吧。”
随后,他借走十几本书。四十年前,他必须撬窗偷书;四十年后,他凭一张借书证,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同样的书带回家。他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脚步反而变得轻盈。这实际上完成了全篇最漂亮的首尾回环:书还是那些书,人还是那个人;改变的是人与书、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灵魂之间的关系。
《图书馆佚事》若从文学类型上定位,不能简单称它为“文革小说”“移民小说”或者“伤痕文学”。更适宜将它理解为一部以个人记忆为材料、以图书馆为精神空间、以书籍为意识触媒,探讨时代、欲望、罪与灵魂救赎的精神探索小说。
它最鲜明的特色,是强烈的亲历感与追问感。它有判断,有愤怒,有悲悯,也有相当强烈的精神诉求。
但这部小说真正可贵的地方,是它没有让杨森战胜历史,也没有战胜魔鬼,甚至没有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所以,《图书馆佚事》真正讲述的,不是一个人如何挑战什么时代,而是一个人走过不同时代以后,如何回头寻找那个曾经被恐惧、欲望、成功、罪恶和遗忘层层覆盖,却始终没有完全丢失的自己。
小说最后,杨森背着书包走出图书馆,看见头顶的一朵白云,渐渐变成了飞翔的天使,牵着一个模糊的人影飘向远方。
那个被天使牵引的模糊人影,究竟是谁?是杨森曾经失去的自己,还是一个正在走向救赎的灵魂?小说没有回答。或许,正因为没有回答,那片天空才保留了超越现实的神秘与希望。
作品阅读
《圖書館佚事》是王紫關创作的中篇小说,现已在 Amazon Kindle 平台出版发行。
美国读者可通过以下链接了解及购买:
https://www.amazon.com/dp/B0GR8SYNKY
加拿大及其他国家的读者,可在当地 Amazon Kindle 商店搜索《圖書館佚事》。
说明:本文由人工智能根据中篇小说《图书馆佚事》进行作品分析,经原作者王紫關修改、补充并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