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組織戰情室,黃仁勳秘密準備回歸
黃仁勳能不能重返英偉達?我覺得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黃仁勳的不可替代性,不僅僅在於他懂技術、懂市場、懂人工智能,還在於他過去三十多年積累起來的人脈、信用和交情。
我們中國人常說,做生意先做人,買賣不成仁義在。亞洲企業家,特別是華人企業家,有一個很重要的商業傳統,就是講究人情世故,講究長期交往中建立起來的信任關系。有時候雙方合作幾十年,彼此知根知底,一件價值幾十億美元的生意,可能一個電話、一次握手就能夠拍板,然後再讓律師去處理合同上的細節。
這種人際關系,實際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價值。經濟學上有一個概念叫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兩個彼此陌生的企業做生意,可能需要反覆談判、審查合同、調查信用、安排擔保,還要防範對方違約。但是如果兩個人已經合作了二三十年,彼此都知道對方說話算數,那麼很多覆雜的程序就可以大大簡化。合同和法律仍然重要,但是雙方長期積累的信用,可以降低溝通成本、談判成本和協調成本。
在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今天,這種信用尤其珍貴。因為AI行業的競爭,不只是比誰的技術先進,還要比誰能夠更快地調動資源,誰能夠更快地把幾十萬張GPU、電力系統、散熱系統和高速網絡整合起來。一個項目如果因為合同談判耽誤半年,可能等項目建成的時候,下一代芯片都已經出來了。
馬斯克和黃仁勳之間的關系,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2024年,馬斯克決定為xAI建設超級計算中心Colossus,規模達到十萬張英偉達H100 GPU。大家想想,這是什麼概念?當時全球所有人工智能公司都在爭奪英偉達的先進芯片,十萬張H100不僅意味著數十億美元級別的硬件投資,還意味著極其覆雜的供應鏈協調。
馬斯克能夠在極短時間內獲得如此龐大的算力資源,當然離不開英偉達的供應能力,也離不開雙方多年的合作與信任。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黃仁勳一個人、一次性把十萬張GPU全部交給了馬斯克,因為實際交付、安裝和系統集成涉及許多企業和團隊。但是黃仁勳與馬斯克之間的個人關系,顯然是理解這種高效率合作的重要背景。
黃仁勳後來談到Colossus項目的時候,曾經表示,這樣規模的超級計算集群,通常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建設完成,但是馬斯克的團隊從規劃到咝校挥昧舜蠹s122天,其中最後的硬件安裝和聯網工作僅用了19天。黃仁勳把這稱為超人級別的成就,認為世界上恐怕只有馬斯克能夠做到。
大家想想,這兩個人為什麼能夠合作得這麼緊密?他們之間的關系可以追溯到十幾年前。早在特斯拉Model S發展的初期,英偉達的芯片就進入了特斯拉的車載計算系統。2016年,黃仁勳還親自把第一台DGX-1超級計算機送到OpenAI,當時馬斯克還是OpenAI的重要創始人之一。
所以馬斯克今天為什麼願意站出來支持黃仁勳?當然有商業利益,因為特斯拉、SpaceX和xAI都需要英偉達的算力。但是我認為,這里面也有一種長期合作形成的信任,甚至可以說是惺惺相惜。
另外一個更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黃仁勳和台積電創始人張忠种g的關系。英偉達設計世界上最先進的人工智能芯片,但它自己不經營制造這些先進芯片所需要的晶圓廠。英偉達最重要的制造合作夥伴就是台積電。黃仁勳和張忠终J識幾十年,兩家人之間也有非常深厚的私人交情。張忠衷浿v過,他們兩家人可以一起吃披薩,夫妻之間也有來往。有時候商業上遇到分歧,不一定需要雙方的律師和高管坐下來開正式會議,在輕松的私人聚會中就可以討論和解決。
更有意思的是,張忠衷浵MS仁勳接替自己,去領導台積電。黃仁勳最後拒絕了,因為他已經有英偉達這份事業。大家想想,張忠忠皇謩摻颂ǚe電,這家公司是全球半導體產業最重要的企業之一。他竟然曾經考慮把自己一生的事業交給黃仁勳掌管。這說明在張忠中哪恐校S仁勳不僅是一個重要客戶,而且是一個在能力和信用上都值得高度信任的人。
當然,這不是說歐美企業家就不講人情,也不是說亞洲企業家不需要合同。真正重要的是,商業制度和個人信用並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補充。制度提供法律保障,個人信用則提高合作效率。
這就涉及黃仁勳對於英偉達的不可替代性。英偉達董事會可以任命一個新的CEO,可以把黃仁勳的辦公室交給他,把公司的簽字權交給他,但是董事會沒有辦法命令張忠趾推渌蹋瑥拿魈扉_始就像信任黃仁勳一樣信任這個新CEO。因為這種信任不是董事會任命出來的,而是幾十年合作積累出來的。
所以黃仁勳離開英偉達,損失的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天才、一個商業戰略家,而且可能是整個英偉達供應鏈中最重要的人際關系樞紐。這種無形資產,是很難用金錢衡量的。
那麼,黃仁勳到底有沒有可能重新回到英偉達?我認為是有相當大的可能性的,而且我覺得美國政府和黃仁勳之間,存在一個值得認真考慮的妥協空間。大家知道,黃仁勳過去一直主張,美國應該允許向中國出售部分先進AI芯片。他的理由是,如果中國企業繼續使用英偉達的GPU和CUDA生態,那麼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就會繼續依賴美國技術,美國也可以通過技術生態維持自己的影響力。
但是盧比奧和其他對華強硬派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們認為,先進人工智能算力可能直接關系到中國的軍事、情報和國家安全能力,因此不能簡單地把AI芯片看成普通商業產品。
如果美國國會通過更加嚴格的法律,不僅禁止向中國出售受限制的先進AI芯片,而且對通過第三國轉咝酒⑾蛑袊蛻舫鲎馐芟拗频碾叾怂懔Φ刃袨樽鞒雒鞔_限制,那麼整個政策環境就會發生根本變化。到那個時候,黃仁勳是否讚成向中國出售芯片,就不再是決定性的問題了。因為法律已經劃定了紅線,英偉達必須遵守。
當然,這里有一個區別:國會可以通過法律明確限制芯片出口和遠程算力服務,但具體限制哪些芯片、哪些客戶、哪些算力服務,以及是否設置許可證制度,都需要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不是說一句禁止向中國出租算力,就自動解決了所有技術和執法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黃仁勳與美國政府達成某種妥協,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比如說,英偉達接受更加嚴格的出口管制,建立獨立的合規審查機制,對所有涉及中國的敏感交易加強監督,同時讓董事會對CEO形成更加有效的制衡。黃仁勳則承諾嚴格遵守美國的法律和國家安全要求,不再推動與這些要求相沖突的商業安排。
如果調查最終沒有發現他故意參與非法芯片轉撸矝]有證據證明他向中國情報機構提供敏感信息,那麼在解決其他公司治理問題之後,他重新擔任CEO,就存在現實的可能。當然,如果發現嚴重違法行為,不能因為他對英偉達重要,就免除法律責任。所謂妥協,必須是在法律框架之內進行,而不是讓總統或者董事會替他抹去違法事實。
但是從美國整體的國家利益來看,政府既需要阻止先進AI技術被用於威脅美國安全,也需要英偉達繼續保持全球技術領先地位。如果黃仁勳離開之後,英偉達的供應鏈協調出現問題,核心工程師大量流失,下一代芯片研發受到影響,那麼最後受損的可能不僅僅是英偉達的股東,也包括美國在全球人工智能競爭中的戰略優勢。因此,我認為美國政府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家因為領導權鬥爭而陷入混亂的英偉達,而是一家既能夠保持技術領先,又能夠嚴格遵守國家安全規則的英偉達。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國會能夠通過嚴格而明確的法律,堵住向中共轉呦冗M芯片和提供受限制算力的漏洞,同時黃仁勳願意接受更嚴格的合規制度和董事會監督,那麼雙方就可能找到一個共同利益的交匯點。
所以我的判斷是,黃仁勳重新回到英偉達,並不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相反,如果相關調查沒有發現無法克服的法律障礙,而矽谷、投資者和美國政府又都希望英偉達保持穩定,那麼黃仁勳與政府達成妥協、重新出任CEO,是一種值得高度關注的可能性。而這次事件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一個企業家的價值,究竟體現在哪里?是他的技術能力?是他的商業眼光?還是他的個人信用?
我覺得黃仁勳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真正成功的企業家,最難以替代的資產,可能不是他擁有多少財富,也不是他掌握多少技術,而是幾十年間建立起來的信任。技術可以學習,職位可以交接,合同可以重新簽訂,但是幾十年積累起來的人情和信用,卻很難在短時間內覆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