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软肋
读完戴晴的《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之后,又读了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杨在此书中写了三个民主人士被中共改造的过程: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杨奎松写作重史料,重考证,缺点是也许因耳濡目染,也许规避审查,免不掉官方史学的气味。比如他评价说张东荪在中共下的遭遇并不完全是中共方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有趣的是,不知是无意或有意,杨书中的事实,让读者得到相反的结论。
对张东荪的悲剧,他自己必须负责的那部分是,他轻信了中共的宣传,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清。张说“共产党确有一点较国民党为优,就是它对于它的主张尚有诚心。”历史证明,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不讲诚信的政党。谁相信谁被坑。
1949年11月李克农告诉苏联大使说:“进入联合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如罗隆基、张东荪之流可能被美国人看作是招募间谍的补充来源。”说明中共对民主党派从一开始就不信任。所谓“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就是一个谎言。
当年留在中国大陆的著名知识分子,几乎找不到一个人没有经历过反复检讨和交代历史的屈辱。几乎所有著名知识分子,当年或真心、或违心,都经历过被迫检讨交代自己政治历史和检讨批判自己政治及学术思想的情况。
人民有权通过合法的手段来推翻旧政府,选择新政府。如果一个政治制度不容许人民以合法的手段(如选票和不信任票之类)推翻政府的话,人民只能诉诸暴动或革命。潘光旦说“国民党的北伐,我们叫做革命,然衡之法理,本身就是一种暴动的非法手段。但以当时北洋军阀把持政权,人民没有推翻它的合法手段,所以才取非法手段,事成之后,也就为天下所共谅”。既然国民党过去反对北洋政府不构成叛国罪,那么,国民党也不应该加陈独秀以叛国之罪。同样中共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法理上同样不成立。
当国军收复了百灵庙,全国舆论几乎一致欢呼并高度评价,而中共领导的北平学联和学生救国会对国军抗战百般刁难,质疑政府的抗战诚意。尖锐指责政府对绥远抗战有意延误,组织不力,并挑拨说中央军开绥不利于绥军。学联更不惜在百灵庙战役的同时,发动全市学生总罢课,向南京政府示威。得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后,学联则马上通电公开响应张学良、杨虎城所提要求。宣言将以最后手段对付主张讨伐张学良的胡适。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在北平的众多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
大陆变色后,周炳琳、朱光潜、雷海宗等教授不仅要向公安局登记反动党团身份,而且分别被处以刑事管制的处分。管制期间不能从事教学等工作,必须定期向相关部门报告思想,交代问题,而且不得离开居住地。雷海宗的管制时间长达一年。像北京大学国民党籍教授贺麟,所受的管制处分长达两年以上。
中共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是学习苏制。苏式教育目的是把每一个受教育者培养成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把人视为建设的工具。它与清华大学传统的通才教育截然相反。通才教育把人看做人,而不是工具。潘光旦曾主张: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片面地制造专才或专家。人不是蚂蚁,蚂蚁的分工是本能。如果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像蚂蚁那样掌握一种能力,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非人的社会,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会变成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
潘光旦的晚期日记表明:潘政治态度认真、积极,常常反省知识分子改造过程中自己的不足,有些言论左的程度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自我感觉已与新社会日渐交融为一体,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专门表扬他“终于攻破了自己的堡垒”。潘的改造成功说明中共的运动的威力;洗脑和灌输的威力。舆论一致的宣传,对真相的封锁,群体压力造成的氛围,榜样的鼓舞,家人的动员。被迫浸入骨髓后,就变为不自知的自觉。
除了中共洗脑外,很多知识分子认同中共的动机是,以为中共能使国家富强。许多知识分子变成了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变成了集体权利至高无上的辩护者。这些理应以捍卫诸如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变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所以会背叛自己的使命,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民族国家”。这是中共朝知识分子整体放弃抵抗、失去担当的一个原因。
汉娜•阿伦认为,知识分子不同于政治家,他们本质上是世界公民,他们的一切思考都应该站到整个人类的立场和高度上来。对本族、本国的关心,首先应该基于人性、人道、人权的关心;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上考虑问题。知识分子理应把对人的关怀,放在首位;理应把普世性的道德伦理标准和对公平、正义、和平理念的坚守,放在首位。说到底,一家之私、一乡之私、一国之私、一党之私,与一己之私又有多大分别呢?
安•兰德说:“人类的进步只有一个源泉:独立行动的个人。集体主义是野蛮人的原则。野蛮人的生存是公有的,受到其部落法规的约束。文明是把人从集体解放出来的过程。”越是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越是倾向崇尚集体主义制度。但是,任何基于自由、平等原则和公平、正义理念为争取族权、国权而努力的知识分子,都绝不应让自己沦落到要去为丛林法则辩护的地步。任何知识分子一旦陷入到民族主义的悲情或亢奋之中,迟早会忘记甚至背弃自己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集体主义迈向个人自由。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知识分子要有家国情怀。中共将这种中华文明的传统,打扮加工,装上自己的私货,变成了一种盲目的国家崇拜。这种国家崇拜让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投向了纳粹。须知家国情怀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如果家国情怀没有普世价值的指引,没有对国家制度的区别,只会让知识分子成为家天下或党天下的信徒和工具,潘光旦就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