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荒唐党政宣传可以广泛传播,百姓的遭遇却难以发声:谁来保护人民的基本权益?

——从《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到“四川党的建设”微信短视频与人民论坛网评论
一段党建宣传短视频,究竟在向群众传递什么?前几天,我在微信平台看到“四川党的建设”认证账号发布的一段短视频,栏目名称为“新视评”,标题是《从以往通报的案例看》。
视频画面中,集中列举了三种所谓诬告陷害情形:
有的因个人诉求未获满足,便捏造事实向巡视组“贴牌”举报;有的在干部选任公示期间,借信访渠道干扰提拔任用;有的为掩盖自身问题,向多个部门重复举报所谓“利益输送”。视频随后强调,这些行为伤害的不仅是被诬告的干部个人,更是整个监督制度的信用根基。视频结尾又出现了“当诬告者付出应有代价、清白者得到有力保护”等宣传表述。
这不是普通网民随手发布的一段个人意见,而是以“四川党的建设”为名的认证账号发布的党建宣传短视频。它的账号身份、栏目包装、案例选择和表达方式,都值得认真审视。
随后,我又看到了人民论坛网刊发的《人民论坛实评|诬告陷害:需坐牢,要赔钱》,作者马琪智,网页标注日期为2026年11月11日。
这篇评论与短视频列举的三类案例、核心措辞和结尾的宣传方向高度一致。短视频以画面和字幕传播,评论文章则通过文字展开,对举报、诬告陷害、干部澄清正名以及追究责任等问题作出进一步论述。

这里必须把传播平台说清楚:目前能够确认的是“四川党的建设”微信短视频,以及人民论坛网刊发的对应评论。不能把人民论坛网误称为人民网,也没有证据证明人民网刊发了同一篇评论。
但是,另一个问题恰恰涉及人民网自身:普通百姓想在人民网相关留言版面表达个人遭遇,为什么常常难以公开展示?为什么一边是宣传内容能够主动传播,另一边却是群众的亲身经历、遭遇受到严格筛选?
这才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揭露的现象。
一、为什么宣传先讲举报者的动机,却没有先讲群众为什么举报?
这段短视频最值得分析的,是它对举报行为的叙述方式。
视频将三种情形集中放在诬告陷害的框架下:个人诉求未满足、干部选任公示期间举报、向多个部门重复反映问题。
这些行为如果确实包含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故意陷害他人的情形,当然应当依法调查处理。但问题是,视频呈现的几个外在情形,并不能脱离具体事实,直接成为判断一个举报人故意诬告的依据。
个人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是否就意味着捏造事实?
干部选任公示期间有人举报,是否就意味着其目的必然是干扰提拔任用?
一个人向多个部门反映同一个问题,是否就意味着他是在掩盖自身问题?
这些问题都需要调查事实,而不能仅凭动机推测、时间节点或者举报次数作出结论。
尤其是第三种情况,更值得普通百姓思考。
为什么群众会向多个部门反映同一个问题?
可能是因为涉及不同部门的职责,也可能是因为此前提交的举报没有得到实质处理,还可能是因为群众反映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只能继续寻找能够调查处理的渠道。
如果一个部门收到材料之后没有实质调查,群众再向其他部门反映,难道就能因此被认定为恶意举报?
如果第一次举报没有结果,第二次反映仍然没有结果,第三次继续提交材料就被说成重复举报,那么群众究竟应该怎么办?
难道第一次没有得到解决,就必须接受问题继续存在?
宣传文章把群众反映问题的行为与诬告陷害联系起来时,就更应该向公众讲清楚:怎样区分正常举报、错告和故意诬告?依据什么事实认定举报人捏造事实?谁来调查认定?举报人如何获得公平的申辩和救济?
不能只展示结论,却不展示判断结论所依据的事实。
举报没有查实,不等于举报人故意捏造事实;证据不足,不等于举报内容必然虚假;重复反映问题,也不等于故意陷害他人。
二、真正应该追问的是:是谁让老百姓走上举报之路?
一个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要举报?
难道老百姓不愿意安安稳稳地工作、生活、照顾家庭吗?谁愿意把自己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耗费在写材料、找部门、等答复、反复申诉之中?
如果不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不是正常反映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老百姓没有理由主动把自己拖进漫长而艰难的维权过程。
一个人因为财产受到损害而举报,是希望挽回损失;一个人因为人身自由受到侵犯而控告,是希望恢复自由;一个人因为遭受不公正对待而反映问题,是希望有关部门调查事实、纠正错误。
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难道普通百姓为了自己的利益依法申诉、控告,就天然存在不良动机?难道只有与自己毫无利益关系的人,才有资格监督权力?
这种逻辑本身就站不住脚。
个人利益受到侵害,恰恰是公民依法寻求救济的现实原因。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陷害别人。
真正应该调查的是群众反映的事实,而不是先把群众的个人诉求当成问题。
如果举报内容不属实,应当通过调查说明事实;如果确实存在侵权和违法失职行为,就应当依法处理;如果举报受理部门不履行职责,也必须追究相应责任。
不能把群众依法举报的权利,变成一种需要首先证明自己没有私心才能行使的权利。
老百姓不是为了制造举报而举报,而是因为现实问题得不到解决,才不得不寻找监督和救济渠道。
三、举报受理部门形同虚设,群众的诉求究竟由谁负责?
比宣传文章更值得重视的,是举报受理部门能否真正发挥作用。
举报渠道可以设立,网络平台可以开通,受理流程可以制定得十分详细。但是,群众最关心的不是平台有没有入口,而是举报材料提交之后有没有人认真调查。
提交成功,不等于问题解决。
收到材料,不等于履行职责。
转交其他部门,不等于已经查清事实。
发出一份程序性答复,更不等于群众反映的核心问题已经得到处理。
如果群众提交举报材料之后,长期得不到实质反馈;如果反映的问题涉及有关工作人员,受理部门却始终没有明确调查结果;如果群众反复补充证据,仍然不知道究竟由谁负责、问题是否查明,那么这个举报渠道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举报受理部门形同虚设,是群众维权过程中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群众为了反映问题,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却始终无法弄清楚究竟是谁在负责、调查进行到了哪里、为什么关键事实没有得到回应。
有些问题并不需要群众不断重复描述,而是需要有关部门真正履行调查职责。
如果举报材料涉及违法失职行为,受理部门就应当依法调查;如果事实不成立,就应当通过调查说明情况;如果确实存在问题,就应当依法纠正、追究责任。
不能让群众承担所有程序压力,却让受理部门的失职责任消失在层层转办和没有结果的流程之中。
更不能一边强调举报者必须尊重事实,一边对受理部门是否认真调查、是否及时处理、是否存在推诿不作为缺少同等力度的监督。
一个监督机制的信用,不是靠宣传部门反复强调举报者不能诬告建立起来的,而是靠真实问题能够得到调查、群众诉求能够得到回应、违法失职行为能够受到处理建立起来的。
四、普通百姓的遭遇为什么难以公开,宣传内容却能够广泛传播?
这才是整篇文章必须揭露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在人民网相关留言版面,普通百姓想公开讲述自己遭受的侵害,往往会面对内容审核、敏感、身份资料、证据材料以及展示规则等多重限制。
以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为例,其公开的《用户协议》明确规定,平台有权依据法律法规、相关管理部门要求和平台编辑方针,对留言进行审查、处理、整理和择选,并决定是否展示。
协议还列出了不能展示或可能无法展示、受理的内容。例如,含有激进时政、意识形态方面内容的留言;未经公开报道、未经证实的消息;已经通过信访渠道反映或进入法定程序的事项;重复留言;以及涉及其他规定情形的内容。
对于发布本人亲身经历的事件,协议要求提供真实个人信息以及佐证材料。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的常见问题明确说明:平台不能保证留言一定公开展示,也不能保证留言一定得到回复,更不能保证群众的诉求一定得到解决。
这些不是外界对平台的猜测,而是平台自己公开的规则。
当然,不能仅凭这份协议,就断言每一条没有展示的留言都是因为政治内容,也不能说所有个人经历都被拒绝。但是,这些条款足以说明:普通百姓提交的内容能否公开展示,受到平台审核和编辑方针的控制,提交本身并不意味着公众一定能够看到。
这就形成了一个值得公众关注的传播反差。
一边是“四川党的建设”认证账号发布的党建宣传短视频,具有明确的账号身份、栏目包装和主动传播条件;另一边是普通百姓想讲述自身遭遇,却需要面对平台的展示筛选,甚至提交之后仍然无法公开呈现。
一边是关于举报者责任、干部受到诬告影响的内容能够进入宣传传播渠道;另一边是群众想让公众了解自己遭受的侵害,却未必能够进入相应的公开版面。
宣传内容可以主动传播,群众的亲身遭遇却要经过筛选;官方叙事可以进入公众视野,普通百姓的遭遇却可能停留在提交者自己的屏幕上。
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一个以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为目标的公共留言平台,当然可以设置必要的审核规则,也需要防止隐私泄露、虚假信息和恶意攻击。但是,审核规则不能成为公众无法了解真实社会问题的理由,内容筛选也不能替代对群众实际诉求的调查处理。
如果群众的亲身经历因为缺少某些公开报道而不能展示,那么普通人又如何通过公开表达,让社会了解那些尚未得到调查和报道的问题?
如果群众反映的内容已经通过信访或纪检监察渠道提交,就可能被要求通过原有渠道办理,那么当原有渠道长期没有实质结果时,群众又能通过什么方式让社会了解自己的处境?
如果平台可以决定是否展示,却不保证群众一定能够公开表达,那么公众监督的实际空间究竟有多大?
一个公共传播平台不能只让公众看到经过筛选的宣传叙事,也应该给普通人表达真实遭遇、反映实际问题留下合理、透明的空间。
这里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宣传文章有没有发表的权利,而是人民是否同样拥有表达和监督的实际空间。
五、只强调举报者的责任,却不充分呈现受理部门的责任
人民论坛网的评论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公民的正当举报权利。文章也承认举报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并提出举报渠道应当回归纠偏治乱的本位。
但是,评价一篇宣传文章,不能只看它有没有出现一句正确的原则性表述,还要看它具体把哪些问题放在中心位置。
这篇评论从匿名举报信、干部任用受到影响切入,随后讨论诬告陷害的动机、干部澄清正名、刑事责任、民事赔偿以及如何保护干部担当。
它把干部可能受到的伤害写得具体,把追究诬告者的责任写得明确。
那么,普通百姓遭受侵害之后怎么办?
举报受理部门不调查怎么办?
群众因正常举报遭受打击报复怎么办?
有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害公民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其他合法权益,又由谁调查?
如果举报材料反映的恰恰是掌握权力的人存在违法失职行为,受理部门能否保证调查不受地方利益和部门关系干扰?
这些问题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而是监督制度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
只把干部受到诬告的后果具体化,却把普通群众受到侵害后的救济问题抽象化;只把举报者可能承担的责任说清楚,却不把受理部门和侵权责任人的责任说清楚,这样的宣传结构本身就值得批评。
一个真正完整的监督制度,必须同时回答两个方向的问题:怎样防止故意捏造事实陷害他人,怎样防止掌握权力的人侵害群众权益而不承担责任。
不能只要求群众守规矩,却不要求权力依法履职;不能只保护干部不受诬告,却不保护群众不受打击报复。
六、宪法第四十一条,不能只引用前半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然而,这一条并没有到此结束。
它接着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这才是完整的法律规定。
不能只反复强调公民不得诬告陷害,却不认真对待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法定义务。
不能只强调举报人应当承担责任,却忽略受理部门不履行职责可能造成的后果。
不能只讲干部名誉受到侵害应当依法保护,却不讲普通群众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同样应当依法获得保护。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等自由;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八条规定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些权利不是宣传文章中的装饰性文字,而是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
法律既然要求群众如实举报,就同样要求受理部门认真调查;既然要求公民承担法律责任,也必须要求行使公权力的人承担相应责任。
只讲人民的义务,不讲权力的责任;只讲举报人的责任,不讲受理机关的责任;只强调不得诬告,却不认真保障群众依法控告的权利,这样的法治宣传就是不完整的。
七、我的亲身经历:当举报发生在失去自由的环境中
我对举报受理部门形同虚设的批评,不是凭空产生的。
在我的亲身经历中,公开发帖被删除,网络举报平台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面对自己反映的问题,我曾经不断寻找申诉、举报和控告渠道,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查事实、制止侵害。
我所经历的跨省绑架,前后有十余次。对于这些经历,我坚持使用“绑架”这个词,因为这是我对亲身经历的明确表述,不愿意用一个看似温和的中性词,把强制控制和人身自由受到侵害的性质淡化掉。
后来,我被关进精神病院近四年,共计1391天。
一个人的自由被剥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正常生活被打断,意味着家庭和社会关系受到破坏,意味着一个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无法正常表达意见,甚至无法通过普通途径为自己争取权利。
我还曾经被迫支付两万元,才换来短暂离开十天的机会。对于这段经历,我将其视为敲诈勒索。一个人已经失去自由,却还要面对这样的经济压力,这种经历带来的伤害,不是几句宣传口号能够解释的。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被强制医疗期间,我并没有完全放弃向外界反映问题。
我曾经利用病房里的点歌手机,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一个已经身处精神病院、正常通信和行动受到限制的人,仍然试图通过有限的方式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
结果呢?
在我的亲身经历中,这次举报没有带来我所期待的实际调查和问题解决。
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所谓举报渠道是否存在,与群众能否真正获得保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一个人能够填写举报表格,不代表他就能得到保护;一个人能够把材料递交出去,不代表有关部门就会认真调查;一个人能够反复表达自己的遭遇,更不代表侵害就会因此停止。
我失去的不是简单的几天、几个月,而是近四年的自由,是正常生活,是个人尊严,也是一个普通人本来可以拥有的人生。
后来,我被迫离开中国,流落异国他乡。来到巴西之后,我终于获得了一些喘息的空间,能够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不愿意把自己遭受的这些经历写成一个抽象的悲情故事。它们指向的是更严重的问题:当一个普通人遭受侵害,公开表达和举报无法带来有效保护,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无法得到保障时,法律和制度究竟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人民需要的不是事后宣传,而是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及时发挥作用的保护。
八、从《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看权力责任不能因时代变化而消失
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这篇社论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的灾荒、农村破产、百姓流离失所,以及政府面对严重民生问题时缺乏有效作为。
文章指出,当时政府一方面否认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在救灾方面缺乏实际行动,过度依赖外国救济。社论批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并要求政府迅速采取赈济措施,帮助灾民恢复生产、安定生活。
这篇历史社论今天仍然值得重读,不是因为历史上的每一种政治判断都可以直接套用到今天,而是因为它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从未过时:掌握权力的人必须对人民负责,不能把人民遭受的苦难当成无关紧要的事情。
当年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可以把百姓的灾难、政府的失职和权力缺乏监督联系起来;那么,今天面对普通群众遭受的侵害、申诉无门、举报无果以及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同样的批判标准是否还适用?
历史上的政治批判,不能只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才显得正确。
一个政治力量曾经怎样要求执政者对人民负责,自己掌握权力之后,就更应该接受人民用同样的标准检验。
如果当年批评的是权力失去约束,那么今天就不能容忍权力逃避监督;如果当年批评的是政府面对百姓苦难不负责任,那么今天就不能对普通群众失去自由、尊严和正常生活的遭遇视而不见。
历史上的文章不能只作为宣传材料被反复引用,它提出的人民权利和权力责任问题,同样应该接受今天现实的检验。
九、真正需要接受教育的,不只是举报群众
宣传教育当然可以告诉群众,举报必须尊重事实,不能捏造证据、故意陷害他人。
但是,这种教育不能只有一个方向。
同样应该教育掌握权力的人:公民依法举报不是对干部个人的冒犯,群众维护自身利益不是无理取闹,举报涉及干部个人利益也不意味着举报者必然别有用心。
同样应该教育举报受理部门:收到举报材料之后必须依法履职,不能敷衍塞责,不能层层推诿,更不能把程序上的接收当成实际问题已经解决。
同样应该教育监督部门:监督不能只盯着举报者有没有问题,也必须认真调查举报内容是否属实,不能因为被举报者具有某种职务身份,就降低调查的严肃性。
同样应该教育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因个人职务、部门利益或者工作安排而失去保障。
如果只教育老百姓怎样举报、怎样说话、怎样避免触碰所谓红线,却不教育掌权者怎样接受监督、怎样依法履职、怎样对侵害群众权益的行为负责,那么这样的宣传教育就是不完整的。
人民不是权力管理的附属品。人民依法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不是需要被特别宽容的行为,而是宪法明确保障的权利。
十、监督制度的信用,靠的是保护人民,而不是反复宣传
“四川党的建设”发布的这段微信短视频,与人民论坛网刊发的相关评论,给公众留下了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宣传举报者责任、干部澄清正名和维护监督制度信用时,是否也充分考虑了普通群众的处境?
与此同时,人民网相关留言版面的公开规则,也让公众看到普通群众表达亲身经历所面对的展示限制。
一边是宣传内容能够主动进入传播渠道,一边是群众的个人遭遇需要经过多重审核,未必能够公开展示;一边反复强调举报者可能承担的责任,一边是群众举报之后长期得不到实质处理。
这几个问题放在一起,就不能再被当成互不相关的孤立现象。
监督制度的信用,究竟来自哪里?
不是来自宣传文章写得多么有气势,不是来自短视频获得多少点赞,也不是来自反复强调诬告者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监督制度真正的信用,来自群众举报的问题能够得到认真调查,来自侵害人民权益的行为能够得到纠正,来自举报受理部门能够依法履职,来自公权力受到有效约束。
如果群众依法举报之后长期没有实质结果,如果受理部门形同虚设,如果受到侵害的人得不到保护,那么仅仅强调举报者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能解决监督制度面临的现实问题。
更不能把人民对权力的监督,逐渐塑造成一种需要首先接受动机审查的行为。
从1946年《新华日报》社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到今天地方党建宣传平台发布的举报主题短视频,再到人民论坛网的相关评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但有一个问题始终不能回避:
人民的基本权益由谁保护?掌握权力的人由谁监督?受理群众举报的部门又由谁监督?普通百姓遭受侵害后,能否公开表达自己的经历,能否得到真正的调查和救济?
人民不是权力的装饰,不是宣传中的抽象符号,更不是可以被随意忽略的对象。人民有权生活,有权表达,有权维护自己的财产和尊严,有权拒绝非法侵害,也有权要求国家机关依法履行保护责任。
一个社会的法治水平,不应当只体现在它能够追究举报者什么责任,更应当体现在它能否制止权力侵害人民,能否保护群众依法表达和维护权益,能否让每一项法定职责真正得到履行。
如果人民遭受侵害时举报无门、控告无果,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那么再多关于监督制度信用的宣传,也不能代替现实中的公正处理。
如果一个地方的宣传能够如此重视干部受到诬告的影响,就更应该重视普通百姓遭受侵害后的处境。
人民需要的不是被反复告知举报的风险,而是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真正找到一个依法办事、认真调查、敢于承担责任的受理部门。
当党政宣传能够广泛传播,百姓的遭遇却难以发声;当举报者的责任被反复强调,举报受理部门和权力主体的责任却没有得到同等关注,人民的基本权益又由谁来保护?
何大才
2026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