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作者:Jinhu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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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界著名社会主义者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上周五11月13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政治军事评论。疑义相与析, 不妨一读:

在过去十年中的某个时刻,世界开始接受战争不可避免的观念。从乌克兰到黎巴嫩,再到伊朗,侵略战争日益增多,带来恐怖、毁灭,以及更广泛国际对抗的阴影。各国政府越来越将战争视为需要编列预算和做好准备的事情。军费开支不断攀升,技术竞赛和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是否应该获得核威慑力量,以保障自身安全。

没有什么比战争常态化更加危险。这意味着回到一种在人类历史大部分时期持续存在的常态:战争是国际体系的主要组织原则。武装冲突是国家解决争端或牺牲弱小邻国利益以扩张领土的自然方式。

然而,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破坏,使这种现状变得不可接受。各国团结起来,努力将战争从一种合法的治国手段变为一种被禁止的行为。战争并未在1945年结束,但此后多年,战争受到国际社会压倒性的谴责。

然而,近几十年来,各国政府对和平事业的承诺有所削弱。2003年,数百座城市的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反对美国主导的入侵伊拉克行动,但战争仍然发生了。这场战争以虚假理由发动,违反了国际法,给伊拉克带来毁灭,加剧了地区不稳定,并助长了针对西方国家的怨恨与恐怖主义。这场冲突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此后,随着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人们对数十年来遏制战争行为的多边努力缺乏关注或漠不关心,对和平的追求逐渐从国际议程中退却。

这条道路的尽头是另一场世界大战——这正是20世纪秩序旨在防止的灾难。面对这一迫近的可怕未来,各国政府必须重新学会反对战争的艺术。每个国家,包括我的祖国西班牙,都有责任采取直接行动,限制他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并加强作为和平保障的国际机构。

这一事业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一种广泛的多边主义,我称之为“最大多边主义”——尽可能让更多国家参与合作,而不是将合作局限于规模较小的临时性集团。其志向是使战争越来越难以实行,甚至令人无法想象。2003年,西班牙各地的抗议者高呼“不要战争!”——“反对战争!”世界不能再一次无视他们的呼声。

危险的升级

国际社会拒绝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努力,可以追溯至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项条约由15个国家在巴黎签署,后来又有数十个国家加入。它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播下了一颗种子。1945年,50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旧金山,创建联合国时,他们重振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精神与原则,并赋予其此前所缺乏的东西:制度形式。《联合国宪章》禁止对另一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且,与1928年的前身不同,它通过有权执行这一禁令的机构,为禁令提供了保障。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些机构建立了一种惩罚违规行为、鼓励外交与合作的秩序。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公众反战的声音日益强大。全球对越南战争的抵制,以及反对核武器的群众运动,都体现了民众对冷战军国主义的反抗。和平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当时,充满活力的全球公民社会动员起来,捍卫人道主义事业,而联合国也拥有足够的权威,倡导一项广泛的和平议程。

然而,如今的武装冲突比1946年以来任何时候都多。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数据,2025年有65场涉及政府的活跃冲突,是2010年的两倍。估计有25万人死于这些冲突——这是自卢旺达种族灭绝以来30年间最高的年度死亡人数。全球有近1.2亿人因战争而被迫流离失所。

令人担忧的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侵略战争卷土重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而随着黎巴嫩、苏丹和也门等地的战斗年复一年地持续,越来越明显的是,战争正被当作一种正常现象接受。

没有什么比战争常态化更加危险。

这一趋势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军事预算已激增至几代人未曾见过的水平,代价是社会和发展支出受到挤压。仅在过去十年,全球国防开支就增加了40%以上,许多国家的军事预算翻了一番。全球每年近3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接近整个非洲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即使是丹麦、德国、日本和挪威等长期奉行军事克制的国家,也正在迅速重整军备。一些国家正在恢复兵役制度。

核战争威胁再度出现,更令人深感恐惧。所有九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在推进核武库现代化,增强其毁灭能力。据估计,中国核武库的弹头数量已从2010年代末的200至300枚,增至今年的620枚。朝鲜也将其核武库从2018年估计的10至20枚弹头,扩大至今年的约60枚,并研制了日益先进的发射平台。今年3月,法国宣布自1992年以来首次增加核弹头库存。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核大国,未能保住最后一项限制其战略核武库的条约。而且,越来越多的无核国家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核武库。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推动战争武器变得越来越危险。随着人工智能使针对电网、医院和金融系统的网络攻击能够自动实施,人类监督正在逐步减少。人工智能系统已经侵入政府机构,并使大规模制作深度伪造内容和开展虚假信息宣传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与核技术的结合构成了生存威胁:人工智能加快决策速度,压缩了人类作出判断的时间。同样,人工智能在生物技术中的应用,可能大幅降低开展有害实验和研发生物武器的门槛。在这两个领域,这项技术正将误判、意外升级和大规模毁灭的风险推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些动态共同作用,使任何危机迅速失控、演变为全球毁灭的可能性成倍增加。各国正以令人目眩的创新速度打造灾难工具,而管控工具却仍以缓慢得多的外交步伐前行。

战争不是答案

政治变化正推动世界远离和平,走向对抗与军事化。多极世界本身并不意味着更加危险,但管理各极之间紧张关系的规则与机构遭到侵蚀,使当今世界变得格外动荡。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霸权野心推动强势外交政策,而修正主义国家则挑战既有规则与边界。好战的民族主义正在抬头,极右翼运动宣扬一种世界观,认为国际关系是一场零和博弈,各国必须竞争而不是合作。就连中间派领导人也开始采用备战的语言。尽管他们并不打算发动战争,但他们的言辞却助长了一种危险的军国主义心态。

在这种竞争背景下,侵略战争被包装在必要性、解放、自卫或历史正义的叙事之中。进攻者将自己的行动说成不可避免,并通过妖魔化打击目标,为针对它们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辩护。他们将每一场战争都描述为应对不安全的答案——一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

但这些战争不会让世界更加安全。每当一个国家发动侵略战争,都会侵蚀保护所有国家免遭任意使用武力的规范——包括保护侵略者自身的规范。

战争造成巨大的代价。它们摧毁社会,打断人们的生活。根据联合国的记录,2025年,武装冲突中至少每14分钟就有一名平民死亡,超过500万人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经济代价同样高昂;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严重扰乱了海上贸易和航空交通,推高了能源、化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其后果。

战争还会制造新的危险。一旦战斗开始,其进程便难以预测。冲突往往会将新的参与者卷入其中,并蔓延至邻国。伊朗战争再次成为一个典型例子。自2026年2月以来,伊朗袭击了多个海湾国家和其他邻国境内的目标——西班牙始终谴责这些行为。针对民用和商用船只的袭击威胁着更广泛的地区稳定。而且,这场战争重新点燃了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的冲突。

最后,战争很少带来持久和平。相反,它们加深积怨,固化分歧,为未来的暴力推波助澜。例如,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摧毁了人们对莫斯科的信任。加沙的种族灭绝激起了对以色列的愤怒,可能导致新一轮恐怖主义浪潮。而对伊朗的战争则进一步破坏了中东稳定,阻碍了整个地区的合作。

如何反对战争

世界有责任抵制战争常态化。保持沉默是一种懦弱和共谋行为。西班牙社会正在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四分之三的西班牙人将战争视为自己最大的恐惧,而更多的人认为,另一场世界大战正在逼近。

但仅仅在原则上谴责战争还不够。结束战争的志向,必须配以行动,使各国越来越难以发动、维持武装冲突,并为其辩护。

西班牙一直努力采取这样的行动。它捍卫国际法,正是这些法律将以规则治理的秩序与以武力治理的秩序区分开来。西班牙始终谴责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武装袭击。

从加沙战争的第一天起,西班牙就一直呼吁立即永久停火、释放所有人质,并不受限制地运送人道主义援助。2024年5月,西班牙承认巴勒斯坦国,希望此举有助于推动通过谈判达成持久的冲突解决方案。西班牙还积极支持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努力,追究以色列领导人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责任。以色列在10月7日恐怖袭击后拥有自卫权,但这一权利不能成为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或扩大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非法占领的理由。

遏制战争还需要提高侵略的代价。世界其他国家必须确保,那些选择发动战争的国家不能不付出代价。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持续期间,欧盟推出了一系列对俄制裁,西班牙始终予以支持。西班牙还向乌克兰提供了财政、人道主义和军事援助,帮助其保卫领土,并使俄罗斯无法获取战争掠夺成果。

各国必须拒绝帮助交战方扩大现有冲突。例如,西班牙自2023年以来一直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今年,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发动战争。西班牙的决定并非对盟友采取敌对行动,也不是表达中立立场或对伊朗政权的同情。相反,这一决定基于这样的判断:参与其中将助长冲突升级,加剧地区和全球的不安全。为了恪守对和平的承诺,西班牙必须愿意说不,即使这样做需要付出政治代价。如果更多国家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加沙和伊朗的战争将难以进行得多,代价也会高昂得多。

投资于繁荣同样至关重要。当社会具有韧性、不平等得到减少、公民能够依靠公共机构时,安全便会得到加强。西班牙去年决定不接受北约提出的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就体现了这一认识。这一立场并非源于缺乏对欧洲防务的承诺——事实上,我的政府一直倡导欧洲推动战略自主,并在我执政的八年间将国防净支出增加至原来的三倍。但军事威慑与社会福利必须相互加强。通过将国防开支保持在适度水平,西班牙保留了财政空间,得以在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额外投入1450亿欧元,并在绿色转型方面投入超过300亿欧元——这些项目使社会更具凝聚力和适应力,因此也更加安全。

集体努力

然而,一个国家的努力所能取得的成效终究有限。切断战争的命脉需要所有人共同参与,需要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基础的集体努力。这是过去唯一奏效的策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多边体系覆盖全球,帮助维持了大国之间的和平,并防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加强这一体系并非易事。地缘政治竞争和普遍的不信任削弱了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区域组织以及其他多边机构。许多国家认为这些机构效率低下,陷于无休止的危机之中,因此转而寻求其他框架,试图结束战争。

一些国家尝试单边做法,追求交易式协议,最终使经济和政治精英受益,却将受冲突影响的民众排除在外。它们达成的停火或和平协议或许优于战争继续,但任何通过强权政治而非法治强加的和平,其基础都不稳固。

如今的武装冲突比1946年以来任何时候都多。

其他一些对多边主义感到失望的国家,则尝试组建自愿联盟或其他“小多边”集团,以提供安全保障,或就贸易和技术问题达成临时安排。这种做法或许能暂时解决传统机构瘫痪的问题,但其排他性进一步割裂了本已分裂的国际秩序。我们需要的不是小多边主义,而是最大多边主义。当国际合作具有普遍性,或力求具有普遍性时,它才有力量。此外,将世界的一部分排除在多边努力之外,必将为今后的对抗埋下伏笔。

20世纪的体系并不完美。其规则的适用并不均衡,其标准的维护缺乏一致性,其程序缓慢得令人沮丧。但不可否认,没有这一体系,世界将危险得多。仅举一例,正是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程核力量条约》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内的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国际条约,终结了一场耗资极其高昂、将世界推向核战争边缘的军备竞赛。

如今,这一整套制度架构正在受到侵蚀。然而,没有它,世界就无从谈起维护和平。

改革使命

加强多边机构必须成为全球推动战争成为历史的行动的核心。这需要进行实质性改革,以恢复这些机构的合法性及其行动能力,并优先采取对和平与安全贡献最大的措施。

首先是提高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代表性。鉴于联合国安理会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的首要责任,调整其结构尤为重要。一个仅赋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五个战胜国常任席位和否决权的安理会,无法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而这五国的人口总和仅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数量应当增加,其任期也应从目前的两年延长。新增席位应主要分配给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欧盟和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也应在安理会拥有代表席位,可能接替目前由国家占据的席位。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安理会不仅会更加公平,也会更加有效。当各国认为自己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时,它们就更有可能捍卫和执行这些规则。

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也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尤其是在安理会审议大规模暴行、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案件时。最终,应彻底废除否决权。只有这样,安理会才能对所有侵略行为作出回应,而不会因一个国家的反对而陷入瘫痪。

类似的精神也应指导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性变革,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的投票权分配仍然反映着20世纪的经济力量格局,而且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由欧洲人领导,世界银行则由美国人领导。这种状况必须结束。新兴经济体需要更充分的代表权,领导职位也应向所有候选人开放,不论其国籍如何。随着经济增长使曾被归类为“发展中”的国家跻身富裕国家行列,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内部的责任分配也应随之调整。更公平的经济治理将缓解那些经常助长动荡和冲突的不平等与怨恨。

保持沉默是一种懦弱和共谋行为。

另一项关键改革是重振限制核升级风险的国际框架。其中一些工作取决于核大国;例如,美国和俄罗斯有责任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接替双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条约,保留对战略核部署的可核查限制。而这一次,中国也应参与讨论。

然而,更广泛的努力需要所有国家参与。它们的优先事项应包括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防止核试验恢复,以及推动《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谈判,该条约将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高浓缩铀和钚。所有国家还必须共同努力,规范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使用,尤其是在核武器方面,以保留人类对发射决策的控制,并降低灾难性错误的风险。无核国家应承诺自身不获取核武器,并利用一切可用工具,敦促核大国削减核武库、加强核查机制,并重建数十年来帮助防止核灾难的外交护栏。

技术可以为其中一些工作提供帮助。卫星图像、远程传感器和数据分析的进步,可以提高透明度,并使军控协议的履行情况更容易被观察到。但要避免可能升级为战争的局面,还必须做得更多。如果拥核国家同意降低作战戒备状态并加强危机沟通,就有助于确保各国政府拥有化解危险局面的时间和手段。每个国家都必须保护其指挥与控制系统,使其免受网络攻击和人工智能驱动的信息操纵,确保虚假警报或误判永远不会引发核战争。

最后一项优先事项,是确保国际司法体系能够执行法院的裁决。像一些国家正试图做的那样,瓦解国际刑事法院,只会使世界上最严重的罪行得不到惩罚。国际刑事法院不仅应起诉种族灭绝罪、侵略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案件,还应有权将这些罪行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当一个国家成为《罗马规约》——创设国际刑事法院的条约——的缔约国时,就同意接受该法院的管辖。然而,如果该国拒绝合作或移交嫌疑人,并不会受到真正的惩罚,只有令人难堪的谴责。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庇护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者的国家,应承担法律、外交和金融方面的后果。发动和进行战争应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

改革国际机构的提议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取得进展,但即将举行的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为这些努力注入新动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如果联合国任命其首位女性领导人,这将成为更新、包容和制度适应的有力象征。在由女性担任领导人之前,该组织无法真正声称自己代表全人类发声。实现这一里程碑,可能激发新的抱负,并增强人们对国际机构能够自我改革、重新发挥遏制战争作用的信心。

让战争变得不可想象

阻止世界走向战争,需要尽可能广泛的承诺。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拒绝视而不见,也拒绝参与导致局势升级的行动。它们必须坚持当今约束战争的国际规范,并改革和强化那些未来将使战争无法发生的机构。

归根结底,让战争变得不可想象的,是一项解决不安全根源的积极和平议程。在消除贫困、扩大优质教育机会、促进性别平等、加强民主制度和增强抵御灾害能力方面每前进一步,也都在缓解滋生暴力的条件。

国际金融机构必须能够迅速、大规模地以合理成本提供融资,确保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被迫在偿还债务与投资于本国人民之间作出选择。多边开发银行必须能够为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调动资金,避免气候移民和资源竞争成为国家间冲突的驱动力。世界卫生组织的《大流行病协定》也必须最终敲定并付诸实施,以确保下一次全球卫生紧急事件来袭时,所有国家都能获得疫苗和治疗。

这就是西班牙力求将发展置于外交政策核心的原因。西班牙政府一直积极倡导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去年,塞维利亚市承办了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与会代表承诺减轻脆弱国家的债务负担,并释放可持续发展投资。西班牙还推动了多项倡议,例如与世界银行共同启动的全球债务换发展中心;允许脆弱国家在灾后暂停偿债的多边债务暂停条款联盟;以及西班牙自身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最高6000万欧元债务减免的机制。此外,西班牙还与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合作,支持气候融资、全球卫生、性别平等、粮食安全和社会保障倡议。这些发展政策同样也是建设和平的政策。

一项更宏大的事业,即动员世界支持法律规范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或许显得不切实际。但我们已经见过,当战争常态化将人类拖入地狱时,会发生什么。从人类历史最黑暗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走出来的男男女女,找到了构建多边世界秩序的方法。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将维护法治,还是任由强权统治卷土重来。我们将以远见与合作建设明日世界,还是通过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混乱与痛苦来塑造它。趁选择权仍在我们手中,我们必须明智地作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