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党的建设”究竟在宣传什么？拒绝人民监督的权力，还有什么资格代表人民？
——从举报宣传内容，看权力责任与人民监督的严重失衡
权力究竟是为了谁？掌握权力的人，为什么不能接受人民监督？
这些本来都是最简单的道理。公共权力不是某些人的私人财产，也不是谁坐上了位置，就可以不受质疑、不受监督。权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承担着公共责任；人民既然是公共权力服务的对象，就有权了解公共事务，有权提出质疑，也有权通过合法渠道举报和反映问题。
如果一个权力体系连人民的监督都不愿意接受，群众提出质疑就感到不安，群众依法举报就被当成麻烦，那么它所表现出来的实际立场，显然已经背离了服务人民的基本要求。
一个不愿接受人民监督、不能正面回应群众质疑，甚至把依法举报的群众视为防范对象的权力体系，还有什么资格继续打着人民的旗号？
如果这种背离已经成为长期存在的问题，就应该卸下伪装，公开面对自己的责任，而不是继续用漂亮的口号掩饰现实。对于已经严重偏离公共责任的组织体系，应当依法依规进行根本性改革；如果已经无法履行应有的公共职能，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政治后果，包括解散。
人民不是权力的附属品，监督也不是掌权者施舍给群众的恩惠。拒绝监督，就是对公共责任的背离；把人民监督视为威胁，就是对权力来源的背离。
正是在这样的原则之下，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号“四川党的建设”发布的《从以往通报的案例看》一文。
这篇文章列举了一些举报者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因个人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举报、捏造事实举报、在干部选任公示期间通过信访干扰提拔，以及重复举报利益输送等，并强调这些行为会损害监督制度的公信力。
我并不反对依法处理捏造事实、恶意诬告陷害等行为。任何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举报也应当有事实依据。
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一谈到举报制度，宣传文章就如此重视举报者可能存在的问题，却没有同样重视掌握权力的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群众举报可能存在不实情况，难道干部履职就不会出现问题吗？举报者可能有个人诉求，难道被举报的干部就不需要接受调查吗？群众可能重复举报，难道有关部门就一定已经把问题调查清楚了吗？
这些问题并不复杂。
举报者是否捏造事实，应当根据证据调查；举报内容是否属实，也应当根据证据调查。不能因为举报者与被举报人存在矛盾，就认定举报不真实；不能因为举报发生在干部选任期间，就直接把它理解为干扰干部提拔。
举报者的动机不能代替事实调查，举报者的个人处境也不能成为否定举报内容的理由。
如果一个干部经得起监督，就应该不怕群众提出问题。如果干部选任过程公开透明，就应该经得起合理质疑。如果群众反映的问题确实不存在，有关部门完全可以通过调查拿出事实和依据。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举报者身上，却不愿意认真回答群众举报的内容究竟有没有得到调查。
一、监督制度不能只要求群众守规矩
群众依法举报，究竟是在干什么？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发现问题之后，通过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有人调查，希望问题得到解决。
举报并不等于定罪，群众反映问题也不意味着被举报的人已经违法违纪。但是，不能因为举报不等于定罪，就把举报本身看成一种负担。
一个正常运行的监督制度，应该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依法处理虚假举报、恶意诬告；另一方面，认真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保护依法举报的人。
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如果只宣传群众不能怎样举报，却不宣传有关部门应该怎样受理、怎样调查、怎样反馈，那么群众自然会产生疑问：举报之后究竟有没有用？
如果举报渠道只是挂在网站上、写在宣传材料里，实际遇到问题时却没有人认真处理，那么这样的渠道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群众不是只需要知道举报有哪些规定，更需要知道举报之后谁来负责、谁来调查、谁来给出结果。
不能只要求群众讲规矩，却不要求掌权者讲责任。
二、干部需要接受监督，而不是害怕群众提出问题
《四川党的建设》文章提到了干部选任公示期间的举报问题。
干部选任涉及公共利益，群众对干部的工作表现、廉洁情况和有关问题提出质疑，本来就是监督的一部分。
如果群众提出的问题有事实依据，就应该认真调查；如果没有事实依据，也应该通过调查作出明确结论。
不能因为干部正在公示，就认为群众提出质疑是在干扰干部提拔。
干部的职位不是私人财产，干部也不能因为处于选任程序之中，就获得不受质疑的特殊待遇。
一个真正经得起监督的干部，不应该害怕群众依法反映问题。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管理体系，也不应该把群众的质疑当成影响工作、影响形象的麻烦。
如果一个地方的干部连群众依法举报的权利都不能让政客放心，那么这个地方的管理体系就应该认真反思：究竟是群众监督出了问题，还是掌握权力的人已经习惯了不被质疑？
监督制度存在的目的，不是让干部感到舒服，而是防止权力被滥用。
三、我在被强制医疗期间，也曾向纪检委举报
我之所以对这类宣传内容感到特别反感，并不是因为我只想表达个人情绪，而是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举报却没有实际作用的情况。
在我被强制医疗的第二年，大约5月份左右，我曾经利用精神病院里供患者点歌使用的手机，向纪检委举报。
当时我处于被强制医疗的环境中，通信条件非常有限。我并不像普通人一样，可以自由使用个人手机，随时联系外界。我只能利用那部供患者点歌使用的手机，尝试向纪检委反映问题。
然而，这次举报没有产生任何实际作用。
这段经历让我至今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当一个人已经处于被强制医疗的环境中，仍然试图利用有限的条件向纪检委举报，有关部门究竟有没有认真对待？
我并不是要求任何机关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直接认可我的举报内容，而是希望举报制度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有人举报，就应该有相应的受理和调查机制；如果不予处理，也应该有能够说明情况的理由。
难道一个人只有在完全自由、通信方便、生活正常的情况下，才有资格向有关部门举报吗？
如果连处于特殊困境中的人都无法通过有限的渠道获得有效回应，那么举报制度所强调的监督作用，又体现在哪里？
我曾经尝试过，而且没有看到实际效果。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也是我批评这种宣传导向的现实原因。
所以，当我看到《四川党的建设》把大量篇幅放在举报者可能存在的问题上时，我自然要问：为什么不同时讨论那些举报之后没有得到实际回应的群众？为什么不讨论有关部门是否认真履行了调查责任？
如果只讨论群众举报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却不讨论群众举报之后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样的宣传显然是不完整的。
四、党政宣传不能只替管理者考虑
一个地方的党建宣传平台，发布文章之前，应该认真考虑内容会向社会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宣传群众依法举报，需要强调依法依规；宣传处理恶意举报，也应当强调事实和证据；宣传干部监督，更应该强调干部必须接受监督。
这些内容本来可以同时存在，并不矛盾。
但是，如果一篇文章只选择举报者的不当行为作为主要内容，却没有同等关注权力责任，就可能让公众形成一种印象：有关部门最关心的不是群众反映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而是群众举报时有没有给管理工作带来麻烦。
这样的宣传导向值得反思。
《四川党的建设》既然以党建宣传为职责，就不应该只把宣传工作理解为发布案例、解释纪律、提醒群众。
党建工作不能只要求群众服从管理，也必须要求干部正确行使权力；不能只强调纪律约束群众，也必须强调权力受到约束；不能只在群众举报时强调规矩，更应该在干部履职时强调责任。
群众不是需要被简单教育的对象。
群众有自己的判断，有权提出意见，也有权对公共权力提出质疑。宣传平台不能总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看问题，好像群众只要提出意见，就需要先接受一番教育。
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约束的，不只是群众，更包括那些掌握权力、负责调查、负责处理问题的人。
如果群众反映问题没有得到回应，谁来解释？如果有关部门没有认真履行职责，谁来追究？如果群众依法举报之后遭受不公正对待，又由谁来保护？
这些问题比单纯宣传举报者应该遵守什么规定，更值得认真讨论。
五、监督制度的公信力，不是靠宣传文章建立的
一个制度有没有公信力，不能由宣传部门自己宣布。
群众相信一个举报渠道有用，不是因为看到了多少宣传文章，而是因为自己或者身边的人确实通过这个渠道解决过问题。
群众愿意依法反映问题，也不是因为害怕受到批评，而是因为相信有关部门会认真调查、依法处理。
相反，如果举报之后没有回应，反映的问题长期没有下文，群众不知道材料是否有人查看，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承担责任，那么宣传再多，也无法代替实际行动。
公信力来自实际结果，而不是宣传口号。
一个地方的治理水平，也不应该只看宣传材料写得多漂亮，而应该看群众遇到问题时能不能找到解决渠道，权力出现问题时能不能得到纠正，干部履职不当时有没有人承担责任。
如果只要求群众相信制度，却不愿意让群众看到制度如何运行，那么这种信任就很难建立。
监督不是装饰品，更不是管理者需要时才拿出来展示的工具。
六、四川党的建设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宣传立场
我对《四川党的建设》这篇文章提出批评，不是因为不能讨论恶意举报，而是因为讨论监督制度就应该全面，不能只选择对群众提出要求的部分。
四川以及其他省份，如果也出现类似的宣传内容，就更值得社会关注。这是否反映出某种更广泛的宣传倾向，需要结合更多具体材料来判断。但至少，任何地方的党建宣传都不应该忽视同一个基本问题：人民有权监督公共权力，掌握权力的人必须接受监督。
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是否健康，不是看群众举报少不少、质疑少不少，而是看群众提出问题之后，有没有人认真调查，有没有人依法处理，有没有人承担责任。
如果群众不敢举报，害怕举报，或者认为举报根本没有作用，这绝不应该成为管理者值得骄傲的事情。
如果群众依法举报的权利需要通过宣传文章反复提醒他们可能承担的风险才能被讨论，那么宣传平台就更应该反思自己的立场。
《四川党的建设》不能只告诉群众哪些行为不应该发生，也应该告诉干部哪些责任必须承担；不能只强调举报者可能损害监督制度的公信力，也应该正面讨论有关部门不认真处理举报会造成什么后果。
否则，宣传文章越多，群众越容易产生疑问：你们究竟是在维护监督制度，还是在维护不愿意接受监督的人？
最后：人民有权监督，权力没有拒绝监督的特权
我认为，讨论举报制度，首先应该明确一个最基本的道理：群众依法举报不是错误，群众提出质疑不是麻烦，公共权力接受监督更不是一种恩赐。
对虚假举报，可以依法处理；对真实举报，必须认真调查；对失职失责的部门和人员，也必须追究责任。
不能只要求举报者承担责任，却不要求调查者承担责任；不能只要求群众讲规矩，却不要求掌权者讲原则；更不能一边打着服务人民的旗号，一边把人民监督视为威胁。
我曾经在被强制医疗期间，利用精神病院供患者点歌使用的手机向纪检委举报，却没有看到实际作用。这样的经历让我更加清楚，制度是否真正有效，不是看它在宣传文章里写了多少条规定，而是看一个处于困境中的普通人能不能得到应有的回应。
我希望《四川党的建设》能够正面回答这些问题，而不是只把目光放在举报者身上。
如果一个权力体系拒绝人民监督，不能回应群众质疑，甚至把依法举报的人当成需要防范的对象，那么它就应该认真面对自身性质和公共责任的问题。
权力来自人民，就必须接受人民监督。拒绝人民监督的权力，已经背离了人民赋予它的初衷。对于这样的权力体系，不能继续靠人民的名义掩饰自身的问题；如果已经无法履行应有的公共责任，就应当依法依规进行根本性改革，直至承担应有的解散后果。
人民不是用来装饰政治口号的，人民的权利也不是用来摆设的。
真正应该感到难堪的，不是依法举报的群众，而是那些面对群众质疑，却始终不愿正面回答问题的人。
何大才
2026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