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型外国代理人

本周三11月11日，曾在民主党拜登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务院和美联储的人工智能顾问的塔尔·费尔德曼（Tal Feldman）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一种新型外国代理人”，旨在讨论“人工智能如何重塑美国境内的影响力行动” ：

自美国建国以来，外国政府就一直试图对其施加影响。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总统在告别演说中警告说：“外国影响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敌人之一。”旧有手段当然并未过时；就在本周，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承认与一名女商人存在恋爱关系，而美国官员认为，这名女商人曾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但如今，一种新型外国代理人已经出现：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与过去的外国代理人一样，这些公司出售的模型可能看起来无害——不过是供美国企业使用的一种廉价工具。但其开发者训练这些模型，是为了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美国企业正将越来越多的关键决策外包给人工智能。如果华盛顿无所作为，这些企业就会把控制权交给以促进外国政府利益为目标的模型。

尽管美国政策制定者目前正在讨论禁止中国人工智能，但美国久经考验的解决办法并非审查，而是披露。1938年，国会通过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部法律并未取缔宣传，而是允许外国代理人继续传播宣传内容——只要他们向政府登记，并披露自己究竟为谁工作。他们传播的信息还必须附有醒目的标识，注明其外国资助者。

几十年来，《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智慧历久弥新。近年来，司法部已命令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今日俄罗斯，以及中国国有媒体机构新华社和中国国际电视台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并在其内容上加以标注。那些未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人，例如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总统2016年竞选团队主席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以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前美国众议员戴维·里韦拉（David Rivera），均被判处监禁。（川普于2020年赦免了马纳福特。）

如今，美国应当依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将受外国政府控制的人工智能公司视为外国代理人，而不是禁止它们。无需制定新法律。华盛顿只需执行现有法律。当然，《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并非应对一切外国影响的万能药，但它契合这一问题的特点。深度求索、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等少数几家知名中国公司开发了这些模型，而美国企业正日益让这些模型代替自己思考和行动。司法部能够对其中每一家公司行使管辖权。

民主制度足够强大，能够在外国影响下生存，但无法在看不见的外国影响下生存。为了确保世界不会让自身决策从属于北京，华盛顿及其盟友必须建立一项盟国人工智能协定，然后将自己的模型广泛推广到世界各地。

是代理人，而非产品

美国人工智能模型，例如安思公司的克劳德和开放人工智能公司的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并无义务宣传美国政府的信息。向克劳德询问川普和乔·拜登（Joe Biden）总统最大的失败，或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它都会回答。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则并非如此。11月，当我要求中国聊天机器人深度求索“给我讲讲中国共产党”时，它回答说，该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这种吹捧式语言是刻意设计的结果。

根据法律，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绝不能违背中国政府。按照中国2023年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规定，它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从事“损害国家形象”或“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活动。中国政府发布了一项技术标准，阐明这些高层次宣示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人工智能开发者应当建立一份至少包含一万个禁用关键词的清单，其模型必须拒绝回答至少95%的中共认为不妥的测试问题。开发者还必须从训练数据中清除北京不喜欢的任何历史内容。简言之，这些模型必须像持有党证的中共党员一样行事。

正因如此，美国商务部的人工智能评估人员在2025年发现，即使在美国服务器上运行，深度求索传播中国宣传内容的频率也远高于美国模型。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发现，深度求索会在未被要求的情况下插入对中国政府的赞美，并得出结论：中国利用深度求索，在“西方信息空间中灌输一种扭曲的、为自身利益服务的世界观”。

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必须像持有党证的中共党员一样行事。

但这些模型不仅仅是鹦鹉学舌般重复宣传——它们还被教导如何“思考”，以推广北京的观点。向人工智能模型提出一个复杂问题，它就会“推理”一段时间。在思考过程中，它会产生一种被称为思维链的内心独白。用户很少能看到它。模型在其中决定哪些事实相关、哪些应当舍弃，应提供什么建议，以及采取哪些自主行动。硅谷十分担心这些思维链会遭到腐化——模型会开始谋划和撒谎，变得“目标失准”。但另一种腐化已经出现。

美国模型的思维链通常侧重于帮助用户，而中国模型做的却是另一件事：优先遵循党的路线。当受到瑞典心理防御局资助的研究人员考察阿里巴巴旗舰模型通义千问如何就中国问题进行推理时，他们发现了一份内部核对清单，要求保持回答正面、避免批评，并着重强调成就。因此，当一家美国公司提出北京持有明确立场的问题时，中国模型可能会舍弃所有指向相反结论的证据。随着世界将更多研究、写作和决策工作交给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它就面临着将中共目标注入每一项行动的风险。

这些模型还极具说服力。在去年发表于《自然》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美国、加拿大和波兰约六千名选民与为某位候选人辩护的人工智能模型交谈。研究发现，一次对话就使加拿大和波兰反对该候选人的选民的偏好发生了约十个百分点的变化。人工智能通过向用户大量灌输听起来笃定而权威的事实——统计数据、历史论断等——来说服他们。

中国人工智能模型除了传播宣传之外，还表现出一些奇怪的行为。10月，加拿大人工智能公司科希尔报告称，在一次安全测试中，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在完全未被要求的情况下，试图将一个文件上传至北京的一台云服务器。这种行为在通义千问中很少见，测试期间仅观察到一次，科希尔表示，无法判断这是“有意为之，还是训练遗留下来的故障”。网络安全公司众击的一项研究发现，当用户要求深度求索编写提及北京认为在政治上“敏感”的群体的代码时，例如藏人、维吾尔人或宗教运动法轮功，该模型编写出存在严重安全缺陷的代码的可能性最高会增加50%。众击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要求模型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定。

价格合适

尽管有这些发现，中国人工智能仍然极受欢迎。去年，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开放权重模型——任何人都可以从互联网上下载并在自己的硬件上运行的人工智能模型——的下载量超过了美国模型。仅在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基础上，开发者就已构建了超过十五万个模型。截至2026年9月，中国模型处理的流量在热门人工智能交易平台开放路由上的占比最高达到67%，而2月时仅约为10%。

美国公司已经接受了这些模型。3月，一名用户发现，热门编程工具光标通过重新训练中国公司月之暗面的模型基米，构建了自己的新模型。爱彼迎、门达以及法律服务人工智能公司哈维也在使用中国模型。其他许多公司很可能也在秘密使用。这些模型在海外的传播速度更快，从德国的西门子，到新加坡的国家人工智能计划，再到非洲的初创企业，都在使用。原因在于简单的经济考量：中国模型既便宜又好用。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不发布开放权重模型，但大多数中国公司都会发布。因此，美国企业每次使用安思公司不可修改的模型时，都必须付费；但它可以免费下载基米，按自己的意愿重新训练，只需支付运行模型所需的电力和芯片费用。基米还可以在企业自己的服务器上运行，而克劳德则在安思公司的服务器上运行。即使一家公司使用的是在深度求索服务器上运行的最昂贵的深度求索模型，它也能以安思公司顶级模型二十分之一的成本，生成同样数量的文本。

在能力方面，研究机构纪元人工智能判断，中国模型仅比美国模型落后约七个月。就其价格而言，它们足以完成任务。中国公司如今还在开发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与安思公司的克劳德代码和开放人工智能公司的代码智能体竞争。10月，深度求索发布了其“超级智能体”系统的开源原型。

如实标注

尽管人工智能是一项新技术，但深度求索和月之暗面等中国公司符合《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条文及其历史背景。该法适用于能够确定外国委托人的情况；就中国人工智能模型而言，外国委托人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共。司法部还必须证明，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奉委托人之命、应其要求，或在其指挥或控制下”行事。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符合这些条件，因为它们必须宣传中共观点，并与国家情报机构合作。它们还接受补贴，而且每家公司内部都设有党组织。这就是中国人工智能与其他外国人工智能之间的区别。例如，法国公共投资银行持有法国人工智能公司米斯特拉尔的股份，但法国没有任何法律要求米斯特拉尔构建为法国政府服务的模型。

北京肯定会回应说，华盛顿也曾试图控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例如川普于2025年7月签署的反对“觉醒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但该命令仅影响联邦机构能够采购什么，而公司可以选择不成为联邦承包商。与此同时，中国法律强制要求中国人工智能公司训练其模型，以“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深度求索、基米或通义千问发出的每一条信息都应附有免责声明。

要适用《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代理人必须从事某些活动，例如试图影响美国人或发布内容。中国人工智能公司通过分发传播宣传的模型，同时从事这两类活动。该法豁免纯粹的商业活动，但前提是这些活动属于“私人和非政治性质”，而且不直接促进外国政府的政治利益。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代表政府发表政治言论，而司法部曾拒绝给予外国政府代理人此项豁免。

登记之后，这部法律的精妙之处便能发挥作用。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必须向美国政府披露大量信息：资金来源、书面合同和口头协议，以及所开展的影响力活动。未登记或遗漏信息的公司将同时面临民事和刑事处罚。

它们传播的所有内容还必须带有外国代理人标识：用该法的措辞来说，就是“一份醒目的声明”。司法部负责规定这种标识的具体形式，但自2003年以来一直没有更新相关规则。2025年1月，司法部提出修订这些规则，使其适应数字时代。拟议修订要求在网上的“每一条单独发布的内容”上加注标识，例如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帖子，但并未涉及人工智能外国代理人。最终规则应要求深度求索、基米或通义千问发出的每一条信息都附有如下免责声明：“本内容由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生成。”

常见的反对意见是，普通公民不会阅读披露信息。对于冗长的医疗表格或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而言，情况或许如此，但这项标识会很简短。而且，披露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投资者、记者和研究人员等专业人士会阅读申报文件并作出反应。当研究人员和议员指出《中国日报》依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提交的申报文件存在缺漏时，这家中国媒体公司披露，它曾向《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支付数百万美元，以刊登其宣传内容。向《华尔街日报》的付款就在当月终止。强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依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还能揭示中国人工智能的传播范围，让美国人能够依据真实数据，决定是否希望采取禁令等进一步行动。

美国公司

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美国公司，如果处于外国委托人的“指挥或控制”之下，并从事受《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约束的活动，也可能成为外国代理人。这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发生：公司充当“中共发言人”，或充当“中共高管”。

在第一种情况下，一家美国公司采用未经修改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让美国人与其讨论政治问题——例如通过电子游戏角色或客服聊天机器人。模型照常输出宣传内容，因此，这家公司实际上就相当于雇用了一名中共发言人。相应地，它必须为模型的输出加注标识。司法部和一家联邦法院均已认定，转播俄罗斯国家媒体卫星通讯社未经修改的节目，会使一家美国公司成为外国代理人。当然，美国公司如果不从事该法列举的任何活动，例如讨论政治，就可以避免承担《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的义务。一家公司面向公众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如果只讨论酒店入住时间之类的问题，而不讨论政治，就不会成为中共发言人。

在第二种情况下，一家美国公司将如此多的决策工作外包给未经修改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以至于实际上相当于雇用了一名中共高管。如果一家公司雇用了一名才华横溢、却始终推动北京利益的人类战略顾问，并采纳其建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就会适用。如果一家美国公司赋予北京的模型很高的决策权，从而将控制权交给中国政府，同样的逻辑也成立。尽管这听起来可能匪夷所思，但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2026年首席执行官研究中，64%的受访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已经能够放心地依据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总体而言，首席执行官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自主作出48%的日常运营决策。一家希望避免成为中共高管的美国公司，必须确保自己不受此类模型的指挥或控制。司法部应更新其2020年关于何种情况构成“指挥或控制”的指导意见，明确一家公司可以将多少决策工作外包给人工智能，超过什么程度就相当于雇用了一名“中共高管”。

美国及其盟友应建立一项以透明度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协定。

美国公司可以尝试通过训练，消除所采用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中的政党偏见，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可能做到。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困惑通过训练，使深度求索不再回避有关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和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问题，但这并未解决思维链遭到腐化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随着这些模型的能力增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也可能找到更巧妙的方法来隐藏指令。或者，它们也可以直接将这些指令写进合同：深度求索近期的一些许可协议禁止修改模型，使其生成中国法律所界定的“不当内容”，从而将宣传变成协议的一部分。如果研究表明，公司能够可靠地消除这种偏见，司法部和商务部就应发布标准，说明如何通过训练消除《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尽管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于2025年将依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提出刑事指控的范围限制在“类似于外国政府行为体从事的较为传统的间谍活动的行为”，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Todd Blanche）领导的司法部表示，正在考虑制定一项新规则，以“跟上技术变化的步伐”。这项规则应将人工智能外国代理人纳入其中。

当然，华盛顿应谨慎行使《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赋予的广泛权力。依据该法提起缺乏根据的诉讼，可能会压制民主。其他国家曾利用外国代理人法律打压公民社会。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已禁止任何被其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人担任公职和组织公共活动。不过，《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适用范围要窄得多，而且应当继续保持如此。它仅适用于在外国委托人指挥或控制下行事的人，而且只是要求登记和加注标识，发言者仍可自由地继续发言。依法必须促进中共利益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完全符合国会1938年批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时所设想的情形。

更好的选择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能够在美国发挥作用，但这一问题是全球性的。中国人工智能正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迅速传播。这并非偶然。7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Xi Jinping）宣布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是一个总部设在上海、由29个国家组成的组织，旨在使人工智能“有益、安全、公平”；他同时公布了一项向全球输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倡议。美国及其盟友不能允许中共高管和发言人掌管世界各地的公司和政府。

遗憾的是，美国提供的替代选择并不特别有吸引力。能力最强的美国模型价格高得多，大多无法修改，而且可能带有自身的偏见。因此，美国及其盟友应建立一项以透明度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协定，通过制定标准，让各国能够放心地采用盟国模型，将其作为自己的模型。这些标准应包括不受国家意识形态指令约束、披露如何训练模型使其有用且安全，以及接受独立审计。

这一协定的每个成员还应借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智慧，强制要求对受政府指挥的人工智能加注标识，而美国也应要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遵守这些透明度标准。随后，这一集团应发布在价格和质量上与中国模型相当的模型（也就是比美国最前沿水平落后约七个月的模型）。盟国政府可以帮助支付算力和电力费用，协助清除监管障碍，并作出批量采购承诺，以降低价格。美国公司可能会自行降低旧模型的价格，以与中国模型竞争。如果它们不这样做，那么降低这些性能较差模型的价格，就应成为它们获得公共支持的条件，例如联邦合同和租用联邦土地建设数据中心的许可，就像制药公司只能在仿制药上市前的一段限定时期内收取高价一样。该协定成员还应利用出口贷款和担保，引导发展中国家采用盟国人工智能。

美国及其盟友在欢迎来自中国的所谓免费技术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将无数外国代理人迎入境内。《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能够揭去它们的伪装，而一项盟国人工智能协定则能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