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弱势能否成为欧洲争取和平的机会?
《美国保守派》杂志昨天11月12日凌晨刊发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成员、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埃尔达尔·马梅多夫(Eldar Mamedov)的政治评论--“川普的弱势能否成为欧洲争取和平的机会?”。他特别强调--“一些欧洲领导人已开始认识到与俄罗斯开展建设性对话的必要性”:
上周的中期选举使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总统领导的共和党遭遇历史性惨败,其后果之一,是让欧洲领导人更有底气。这些领导人在川普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不情愿地迁就他。这一转变恰逢川普政府重启一项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雄心勃勃的努力。欧洲人如今面临的问题是,究竟要利用川普的弱势,仅仅抵制他的外交行动,还是提出自己的外交倡议。
选举后的几天里,川普暗示,乌克兰和平协议可能已近在眼前。随后,川普的女婿兼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与欧盟和北约代表在布鲁塞尔磋商之后,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于本周二和周三在阿布扎比举行了谈判。
此次尝试与以往努力的不同之处在于,讨论不仅涉及停火安排、领土问题和新一轮战俘交换,还涉及更广泛的欧洲安全架构。正如库什纳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所说:
三十多年来,欧洲与俄罗斯一直难以建立可持续的安全框架。数十年的不信任、相互冲突的安全关切,以及这场战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使这成为一项极其艰巨的挑战,但它对于持久和平至关重要。
一位美国官员承认,任何持久的解决方案不仅必须照顾基辅的正当安全利益,也必须照顾莫斯科的正当安全利益,包括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更广泛的关系奠定稳固基础的必要性,这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莫斯科始终坚持这一更广泛的框架。2021年12月,俄罗斯提交了一系列提案,要求全面改变欧洲的安全安排,但遭到华盛顿和北约拒绝。随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入侵。
欧洲人为何将讨论这类问题的可能性本身都视为对俄罗斯侵略的奖励,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德国专家康斯坦策·施特尔岑米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所说:“‘欧洲战后安全架构’这一说法本身,就已经是在措辞上向克里姆林宫作出让步。”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断然拒绝了这一想法,坚持认为应当加强以北约为基础的现有安排。
鉴于莫斯科试图支配邻国的安全政策,这些反应虽有其道理,却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这场战争已悲惨地持续消耗近五年,而击败俄罗斯仍然遥不可及,很难想象,在不讨论战后欧洲安全秩序轮廓的情况下,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结束战斗。
这一切都不意味着应当为入侵乌克兰辩护,或接受莫斯科谋求最大限度利益的要求。欧洲领导人可以借鉴欧洲大陆自身在冷战时期的经验,当时北约的实力与军备控制,以及同莫斯科开展的更广泛谈判并存,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赫尔辛基进程。威慑与外交被视为相辅相成。
欧洲如今面临一个选择:单靠威慑,还是将威慑与外交结合起来。随着民主党人掌控国会,欧洲可能会受到强烈诱惑,想要对抗川普,尤其是在预计国会将恢复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情况下。
但欧洲领导人明智的做法应当是谨慎行事。
首先,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不会简单地用自己的外交政策取代总统的外交政策。欧洲人也不应将共和党的失败理解为对无限期卷入海外军事事务的认可。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灾难性战争,已经显示了军事冒险主义的政治代价。同样,认为美国选民希望回到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干预主义共识,也是错误的,尤其是在存在外交替代方案的情况下。
其次,拒绝川普的战略,与拥有自己切实可行的战略,是两回事。欧洲能够而且应当寻求发挥建设性的外交作用,不受川普政治命运的左右。最近几周,一些欧洲领导人正试图这样做。
10月27日,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Alexander Stubb)和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勒(Jonas Gahr Støre)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电话交谈。此次通话由欧洲方面发起,并事先与乌克兰进行了磋商。据消息来源可靠的俄罗斯独立网络刊物《权力》报道,克里姆林宫欢迎此次接触,并表示有兴趣建立持续的谈判进程。斯图布和斯特勒都将通话中的普京描述为通情达理、态度尊重。
这项倡议之所以意义重大,恰恰是因为芬兰和挪威都是坚定致力于维护乌克兰安全的北约成员国。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没有人能够有理有据地指责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曾对莫斯科采取绥靖政策。然而,两国显然都认识到,欧洲安全不能无限期地仅靠军事威慑来维持。
《权力》报道,普京认为,与伦敦、巴黎或柏林的领导人相比,北欧领导人是更有希望的对话对象,因为莫斯科认为前者都致力于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通话后,普京赞扬斯图布和斯特勒采取了“建设性态度”——这看似是惯常措辞,但考虑到莫斯科近来一直将欧洲描绘为其主要敌人,这实际上相当引人注目。
出于不同原因,普京不仅可能更愿意与赫尔辛基和奥斯陆打交道,而非其他欧洲国家首都,也可能更愿意与它们打交道,而非华盛顿。从莫斯科的角度看,如果川普两年来都未能带来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成果,那么一旦民主党于1月掌控国会,这位共和党总统因国内政治而更加分心,他就可能更难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斯图布和斯特勒都明白,与莫斯科的任何谈判都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这与川普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关注的是迅速为自己赢得政治胜利。
芬兰与挪威的倡议表明,欧洲独立于川普,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莫斯科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在这一背景下,北欧这条外交渠道看来是一个可信的突破口,最终可使欧洲加入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
尽管本周在阿布扎比与俄罗斯举行的直接会谈没有欧洲人参加,但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越来越认识到,要确保任何解决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并持续下去,欧洲的参与将不可避免。
当然,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人对莫斯科妥协的意愿抱有任何幻想。即使其官员正在阿布扎比谈判,普京仍决心在战场上争取军事优势。欧洲的任何外交倡议都应以清醒认识这一现实为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外交注定失败。
川普在政治上的弱势,将给予欧洲更大的行动自由。欧洲究竟会利用这种新的自由,开展艰难的和平谈判,还是仅仅用来对抗华盛顿,将是对欧洲治国能力和战略自主的一次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