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工智能外交正在奏效: 美国应当从中学习

《外交事务》杂志周二11月10日发表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丹尼尔·雷姆勒（Daniel Remler）的评论: “中国的人工智能外交正在奏效－－美国应当从中学习”。丹尼尔·雷姆勒曾于2023年至2025年间在民主党拜登政府国务院关键与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担任人工智能政策协调员。疑义相与析, 不妨一读：

美国和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领域同时开展合作与竞争？这一问题正推动华盛顿就与北京开展相关对话是否明智展开辩论。拜登政府在实施广泛技术限制的同时，开展了范围有限的风险对话；川普政府虽然淡化了安全问题，却仍保持着沟通渠道。一些专家走得更远。他们希望将安全合作与竞争完全隔离开来，这种想法既诱人又不切实际。任何有关人工智能风险的对话，都发生在美中更广泛的战略竞争背景之下。

北京早已认识到这一动态。华盛顿的许多人却没有。美国在不同总统任期之间，乃至同一届政府内部，对人工智能竞争与安全的处理方式不断变化，而北京始终将其人工智能外交的重点放在获取对美国的竞争优势上。中国参与了国际人工智能安全讨论，但它利用这些讨论以及与美国的对话，将美国的出口管制描绘为合作的主要障碍。它将自己塑造成发展中世界的捍卫者，承诺建立一个由中国主导、没有技术或资金壁垒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以替代由美国主导、限制重重的人工智能秩序。这套说辞正在奏效。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接受中国的主张，中国开放权重模型也正在发展中世界吸引用户。

如果美国希望保持领先地位，并在安全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就需要将对话视为对华竞争的一部分。为此，它必须在谈判之外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并为那些仍在选择阵营的国家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人工智能采用与治理愿景。当美中官员于11月再次会面时，华盛顿应当检验北京对安全问题究竟有多认真。简言之，美国应当以中国所展现出的同样清晰的战略思路开展人工智能外交。

逐步削弱

拜登政府于2022年10月推出首轮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一个月后，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发布，这表明美国已在人工智能竞争中取得早期领先优势，并将采取行动削弱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华盛顿及其盟友还抢占了外交主动权，迈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第一步。2023年5月，七国集团开始就人工智能治理展开密集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份面向开发者的行为准则。几周后，英国宣布将在布莱切利园举办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中国的回应是推出一套此后一直不断打磨的外交说辞。其核心原则首次出现在2023年10月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该倡议呼吁各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但将安全的定义留给各国自行确定），并将中国对合作与发展的重视同美国的出口管制相对照，抨击华盛顿“通过技术垄断和单边强制措施制造壁垒、干扰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尽管北京在国内出台的人工智能法规日益增多，但该倡议在这项技术的风险问题上，除了口号之外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实质内容。

过去三年，这套基本公式——强调合作与发展，与美国的限制措施形成对照，却很少谈及风险——一直指导着中国的人工智能外交。2024年3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由美国主导、有关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的决议，旨在同时吸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支持该决议，随后又提出另一项决议，重点是帮助较贫穷国家，并“强调会员国应享有平等机会”来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同年12月，在美国主持的一次联合国安理会人工智能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Fu Cong）再次将北京所宣称的合作意愿与“基于意识形态差异设置的歧视性壁垒”对立起来。傅聪以几乎毫不掩饰的措辞指责，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损害了发展中世界的利益。

中国这套主张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开发者分享技术的方式。

为了在这些国家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赢得它们的支持，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集团。2025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强（Li Qiang）提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培训，以及在制定全球人工智能规则时更大的发言权。一年后，在纪念该组织成立的讲话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Xi Jinping）呼吁“开放”，其言下之意是获得美国芯片，以及采用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在敦促各国认真对待人工智能风险之后，习近平又补充说，各国“与此同时”应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一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按照习近平的说法，风险合作从属于突破美国限制这一目标。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迅速在其目标受众中获得了地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早期的支持，立即使其在发展中国家眼中获得了可信度；此后，中国官员在频繁发表的讲话中，以及同巴西、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等不同国家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不断推介该组织。北京已表明，成员资格将带来优惠。中国于10月发布的针对领先模型的出口管制草案承诺，帮助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37个成员建设人工智能能力，这意味着成员可能更容易获得对世界其他国家受到限制的模型。

在9月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举行华盛顿峰会之前，习近平亲自领导了这场外交攻势。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一次讲话中，他承诺扩大中国面向上海合作组织设立的人工智能中心，帮助成员开发本地语言模型并培训工程师。在开罗，他与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签署了有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半导体的协议，这些协议已成为习近平出访的常见内容。在新德里，习近平提议为金砖国家成员建立一个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并告诉其他领导人，“小院高墙”的做法只会“把自己框住、把世界割裂”。人工智能风险完全没有被列入议程。相反，传递的信息是，美国的限制将孤立华盛顿，而非北京。

中国这套主张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开发者分享技术的方式。中国开发者以开放权重的形式发布其最好的模型，任何政府或公司都可以下载，在自己的硬件上运行，并针对自己的语言进行调整。对于那些担心依赖美国公司的政府而言，由于华盛顿能够限制这些公司的出口，开放权重模型意味着更大程度的控制权。中国开发者很少对这些模型开展安全测试，或公布任何安全测试结果，而是让其他人在模型发布后自行发现，例如它们是否能够被用于发动网络攻击或制造武器。但这些模型的易获取性，使北京能够宣称，任何试图控制中国模型风险的努力，都是企图剥夺发展中世界获得人工智能的机会。

转移话题

中国在与美国开展双边人工智能会谈时，一直像开展全球人工智能外交时一样，竭力回避风险讨论。2024年5月，美国和中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谈，我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谈。美国此次会谈的目标，是检验能否与中国就人工智能风险开展深入的技术交流。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外交官连续数小时将讨论引向风险之外的话题，甚至拒绝在表面概述之外解释中国自己的人工智能法规，尽管相关机构的技术专家就在会场。

代表团最高级别官员的开场和结束发言，最清楚地体现了中方立场。他们首先呼吁就发展中世界的能力建设项目开展合作。随后，他们将美国的技术限制描述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并将美国对安全的重视描述为阻碍发展中国家获取和使用人工智能的壁垒。其含义十分明确——出口管制是人工智能安全合作的主要障碍。唯一的具体成果，是前总统乔·拜登与习近平在2024年11月的一份声明中确认“有必要保持人类对使用核武器决策的控制”，而这对北京几乎没有提出什么要求。

今年9月，川普与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后，中国外交部公布了“八点共识”，即北京对双方所达成共识的表述。它将此次对话描述为围绕人工智能“风险与益处”的交流。但白宫将对话界定为安全议题，将其与核军备控制并列，而中国商务部强调的则是，会谈已经在两国经贸机制下举行，并将继续在这一机制下开展。将人工智能风险与益处对话纳入贸易谈判，使北京能够通过要求华盛顿放宽出口管制，来回避美国在风险问题上提出的要求，例如限制公开发布具备危险能力的模型。

习近平确实提议“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误用和滥用”，却有意略过了中国自身经常以各种方式利用人工智能针对美国的事实，例如黑客攻击活动和影响力行动。他还补充说，人工智能应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以向善为发展方向。北京自2023年以来一直重复这一原则，却几乎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也没有采取后续行动。更有针对性的是，他坚持认为，未来对话应“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防范”，并要求中国企业得到“公平对待”，两者都是对美国限制措施的含蓄批评。

只管赢，宝贝

这些记录表明，北京将带着旨在令华盛顿陷入两难的提议，参加今后的会谈，首先就是11月的下一轮讨论。尽管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已明确表示，出口管制不在谈判范围内，但北京仍会提出这一问题。如果华盛顿参与讨论，中国谈判代表就会宣称，已经建立了一个可以就美国人工智能技术限制进行谈判的常设渠道。如果华盛顿拒绝，北京将继续回避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请求，同时指责华盛顿扼杀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它希望，每一轮对话都能进一步加深日本和荷兰等盟友的一种印象：华盛顿会绕过它们，以限制措施作交易，而它们也应当迁就中国的人工智能雄心。

但华盛顿所处的地位，比其外交表现所显露的更为有利。世界领先的模型仍然来自美国，而且美国与盟友共同控制着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关键瓶颈。针对这些瓶颈的出口管制不是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应当得到加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经常抱怨缺乏高端芯片，并已诉诸走私芯片和非法蒸馏美国模型的手段。美国开发者还在开展日益广泛、透明的安全测试，而中国开发者却回避这些测试。综合起来，这些优势既为华盛顿提供了向北京施压的手段，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华盛顿应当运用这些优势，宣传其经过严格测试的模型，以争取全球采用，同时在对话中就安全问题向中国施压。

施加这种压力的第一个机会，就是下一次双边会谈。华盛顿应当为此次及今后的会谈设定两个条件。中国开发者必须承诺，针对网络攻击和生物武器等最严重风险，采用同等基准发布安全评估，其覆盖范围至少应与当今美国领先开发者发布的评估一样广泛；同时披露过去和未来发生的事件。美国可以作出同样的承诺，因为其公司已经发布此类评估，越来越多地披露事件，并在模型发布前向独立评估人员和政府评估人员开放模型。否则，双方9月同意建立的事件通报渠道将成为单行道，中国可以随意指出美国发生的事件，却不报告自己的任何事件。

美国必须为各国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人工智能采用与治理愿景。

这些条件将改变对话的基础。自2023年以来，华盛顿一直提出风险问题，而北京则将话题引向发展。只要中国公司无需因其模型的风险接受审查，北京就可以吹捧这些模型的开放性和创新性，而不必回答世界其他国家对其安全性的质疑。追踪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协和人工智能机构发现，过去一年，中国十大领先开发者中，只有五家曾为任何一款模型发布安全测试结果，而且没有一家始终如一地这样做。如果中国同意，正在选择使用何种模型的政府和公司，就能够依据相同标准评判中美开发者。如果中国拒绝，北京就有责任解释，为什么对中国公司的公平待遇不应延伸至安全测试。无论如何，美国政府都应加大对中国新模型的自主测试力度，并公布结果。它还应避免不必要的失误，例如川普将人工智能安全担忧轻描淡写地斥为“骗局”，这让北京能够轻易反驳美国的呼吁。

更广泛地说，有效的人工智能外交最终需要说服其他国家加入美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那些使用中国技术培训工程师、构建本地语言模型和运行数据中心的国家，将逐渐依赖中国技术。为抵消这种依赖（并防止其转化为政治上的靠拢），华盛顿需要提出积极的人工智能治理愿景，将可核实的安全承诺——也就是中国开发者所回避的那种承诺——与发展中国家希望获得的技术获取渠道和投资结合起来。

美国公司已经提供了最好的技术，但华盛顿尚未真正运用外交力量支持它们。它应借鉴国内不断演进的做法，围绕共同的安全措施凝聚伙伴。根据9月签署的《白宫超级智能协定》，六家美国领先公司承诺实施内部控制、外部审计和独立监督。七国集团行为准则建立在拜登政府争取到的自愿承诺基础之上，可以纳入该协定的措施，成为伙伴共同遵循的标准。同意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可以优先获得技术和融资。如果没有此类激励，人工智能竞争可能仅由价格和获取渠道决定，而这正是中国占有优势的领域。

华盛顿的许多人一直将与北京的会谈视为一个可以脱离竞争、管理人工智能共同风险的场合。中国则始终将其视为更广泛竞争中的一个角力场。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并在安全问题上取得真正进展，美国也应开始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