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最想了解中期选举后美国的哪些情况
曾任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大西洋理事会魏瑟家族杰出研究员丹尼尔·弗里德(Daniel Fried)和曾任欧洲议会工作人员的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高级主任约恩·弗莱克(Jörn Fleck)近日在《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报告--“德国人最想了解中期选举后美国的哪些情况”,与君分享:
要点
德国外交政策思想界谨慎乐观地认为,新一届美国国会将制约川普政府向俄罗斯作出让步的意愿。
然而,他们也在努力接受一个更深层的认识:跨大西洋关系不会回到美国提供安全庇护的“美好旧时光”。
五角大楼的兵力态势评估随时可能公布,德国可能面临加大欧洲安全投入的压力,而支持本国承担更强国防角色的德国总理,正因国内支持率低迷而陷入困境。
柏林——与许多欧洲人一样,德国人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美国中期选举,而且对情况的了解之深入令人惊讶。上周三清晨,也就是美国人投票后的第二天,我们抵达柏林。在随后的二十四小时里,来自议会、政府、智库以及柏林各处酒吧的德国人,接连向我们抛出有关具体选战和计票结果的问题。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如今是否会更愿意在某些政策上与白宫分道扬镳?赢得密歇根州参议员席位的民主党候选人阿卜杜勒·萨耶德(Abdul El-Sayed),是否会像反对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一样,也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我们指出,从萨耶德的文章和声明来看,他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当然,德国人还询问,民主党的胜利对川普(Trump)政府眼下的行动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方向意味着什么。
最紧迫的问题或许是,中期选举是否会影响五角大楼正在进行的兵力态势评估。这项评估于7月启动,预计随时可能公布,外界普遍预计它将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削减驻欧美军。正当俄罗斯针对欧洲大陆的侵略不断升级之际,大规模而迅速的裁军将给欧洲人带来额外压力。与我们交谈的德国人想知道,在国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应当如何解读川普政府最终提出的建议。
在每次会面中,德国人都对川普政府持续向乌克兰施压、向俄罗斯提供经济利益感到不解。包括川普第一届政府在内的历届美国政府,不是一直警告欧洲,尤其是德国,不要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吗?川普真的认为,经济利诱能够说服克里姆林宫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吗?我们的交谈对象指出,这种思维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德国的对俄政策,而德国终于醒悟了。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看法:面对克里姆林宫的顽固态度,大棒确实可能比胡萝卜更有效。
随着消息传出,川普政府的乌克兰和平谈判代表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准备将同俄罗斯就欧洲安全展开广泛讨论,作为解决俄乌战争的一部分,德国人的这些担忧愈发强烈。这长期以来一直是克里姆林宫的立场。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实质上要求北约撤走自1997年以来部署在新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和基础设施;1997年,捷克、匈牙利和波兰获邀开始入盟谈判。当时,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拒绝了这一招,同时提出以更平衡的方式就欧洲安全进行谈判。但川普政府最近的声明引发了欧洲的担忧,认为白宫正被克里姆林宫耍得团团转。经验丰富的德国安全专家对此表示震惊:在未能通过经济激励说服克里姆林宫就乌克兰和平进行谈判后,美国政府似乎正在扩大报价,将安全让步也包括在内,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与我们交谈的许多德国人,都欢迎中期选举可能带来的一个结果:国会将制约川普政府中那些似乎过于急切地想以牺牲乌克兰和欧洲安全为代价、为俄罗斯解困的人。但美国与莫斯科达成糟糕协议的迫切危险,也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还在努力接受一个更深层的认识:跨大西洋关系不会回到某种“美好旧时光”,让德国可以安然置身于美国的安全庇护之下。他们承认,川普已经在一场重大争论中获胜:欧洲整体,尤其是德国,需要为自身防务做得更多。德国外交政策界和战略界已经接受了这一现实,如今正努力思考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好消息是,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已经认识到,无论美国外交政策在川普时代接近尾声以及此后如何发展,欧洲人都“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捍卫并维护我们的利益”(“依靠自身力量”这一措辞意味深长)。他是对的,而且德国正在做很多事情:迅速扩充军力,在立陶宛部署一个作战旅,以防范俄罗斯可能发动的侵略,并加大援助力度,成为欧洲对乌克兰最大的援助国。今天有报道称,默茨要求欧盟全部二十七个成员国承诺为乌克兰提供资金,以此作为德国批准欧盟下一期预算的条件;德国是欧盟最大的国家出资方。越来越多的德国领导人和专家正与默茨一道,终于摆脱感情用事、负罪感和愚蠢的幻想,准确评估俄罗斯的威胁。
坏消息是,德国公众舆论可能尚未跟上这一战略重新评估。默茨本人并不受欢迎,尽管这主要是出于与他支持德国承担更强安全角色无关的原因。亲俄的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大幅上升,而较为亲西方的德国人只能寄望于其支持率已经触顶。俄罗斯针对德国的侵略行动,可能意在恐吓德国社会,使其不敢承担默茨所设想的领导角色。然而,德国的领导作用将不可或缺。在欧洲较大的国家中,英国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法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亲俄的民族主义者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可能胜出;而波兰尽管经济和军力迅速增长,并拥有强大的战略文化,却因总统与总理之间一场令人元气大伤的争斗而分心。
自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于1989年呼吁建立“领导伙伴”关系以来,美国历任总统一直寻求更平衡的美德关系。几个月后,柏林墙倒塌,距今天正好三十七年,但“领导伙伴”的愿景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未能实现。如今,俄罗斯威胁重新抬头,美国在欧洲的战略角色处于变动之中,实现这一愿景的时刻已经到来。德国外交政策思想界和政治人物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德国或许认为自己尚未准备好。1945年的美国也曾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