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灾难之源：为什么危机风险正在上升

这是两位前民主党拜登政府官员周一11月9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政治外交评论。丽贝卡·利斯纳（Rebecca Lissner）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兼美国战略未来倡议主任。她曾在拜登政府期间担任总统副助理兼副总统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是布鲁金斯学会客座高级研究员。她曾在拜登政府期间担任总统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与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以及印太战略主任。疑义相与析, 不妨一读：

就在几年前，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公开确认，如果台湾遭到中国攻击，他的政府将保卫台湾，此言引起轩然大波——这偏离了美国传统的战略模糊政策，即华盛顿不承诺采取任何特定行动。今年5月，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因采取不同立场而掀起波澜。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将台湾形容为与北京打交道时“一枚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并若有所思地表示，台湾离中国很近，却离美国很远，暗示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微不足道。川普此举似乎证实了许多亚洲观察人士一直担忧的一点：这位美国总统愿意削弱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以加强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Xi Jinping）的关系。

几天后，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告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但川普的话仍然令人不安，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话反映出华盛顿的一种转变，而这种转变已超出总统办公室的范围。自2025年以来，两党政治人物都开始回避重申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制定无需开战就能胁迫台湾的新战略；如果北京判断，美国政治人物和公众对台湾的承诺都在减弱，它就会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这些战略。

然而，这将是中国方面一次严重的误判。事实上，美国在台湾的利益正在增长，而非减少。无论华盛顿目前如何表态，只要北京采取任何威胁这些利益的行动，美国就将不得不作出回应，届时两国都将面临一场大国危机。为了化解这一危险局面，美国领导人必须更新美国的台湾战略，以反映新的现实——而且应当立即着手行动。

日益加剧的危险

台湾独特的国际地位长期以来使美国政策变得复杂。如今被称为台湾的中华民国，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大陆成立后，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Chiang Kai-shek）撤往台湾，美国继续与蒋介石政府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正式外交关系。1954年，随着太平洋地区的冷战达到高潮，美国与台湾缔结了一项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部分目的是遏止来自大陆、日益猛烈的炮击。然而，近20年后，当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开始筹划打开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时，他们知道台湾将为此付出代价。

尼克松和基辛格缓慢推进这一进程，部分原因是他们明白，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将给台湾带来痛苦，并在国会引发争议，因为台北在那里拥有众多支持者。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也是如此。最终，作出这一改变的责任落到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身上。1979年1月1日，美国结束了与台湾的同盟关系，并承认大陆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国会对此极为愤怒。两党议员迅速起草了1979年《台湾关系法》，该法至今仍然有效。这部法律要求华盛顿向台北提供防御性武器，使美台关系尽管具有非官方性质，却具备了同盟的形式。1982年，里根政府又向台湾作出了一系列承诺，即所谓的“六项保证”。其中包括确认华盛顿不认可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以及承诺美国不会将对台军售用作谈判筹码。

此后50年间，美国的台湾政策取得了显著成功。通过伙伴关系和军售，美国帮助保障了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台湾的民主和经济也蓬勃发展，同时华盛顿仍与北京保持着关系。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近来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持续大规模扩军，旨在让北京拥有武力夺取台湾的选项；运用胁迫性经济手段、发动网络攻击并干预选举，向台北施压；还频繁举行军队和海警演习，以展示其扼杀台湾的能力。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太平洋两岸的担忧：美国与台湾长期以来的伙伴关系，可能已不足以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

中国正在制定无需开战就能胁迫台湾的新战略。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可能试图以武力重新夺取台湾，而且可能就在习近平任内。分析人士经常将2027年视为最危险时期的开端，其依据是美国印太司令部前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2021年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何时做好入侵准备所作的表态。但这一时间表从来都不是确定不变的，而且习近平最近清洗了100多名军官，很可能推迟了军方做好准备的时间。美国情报评估预计，明年不会发生对台湾的入侵，而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只有在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统一时，才会将此举作为最后手段加以考虑。

目前的主要危险在于，习近平将升级施压行动，旨在迫使台湾就改变其地位展开谈判。自202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利用与川普政府的外交渠道，包括习近平与川普的直接联系，坚持要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以换取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今年5月，中国促使美国暂停了一项计划中的、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及其他对台防务拨款。北京可能希望，进一步采取渐进举措，将继续削弱台湾对美国的信心，而且这些行动将使川普或未来的美国总统难以逆转。

中国显然也在筹划更为激烈的胁迫方式。它有几个选项：自2022年以来，中国军方一直在演练封锁台湾，其海警也模拟了对台湾主要港口实施检疫式封锁。北京还可能利用海关执法或其他行政措施，试图确立其对台湾的管辖权，同时尽可能降低美国介入阻止的可能性。如果支持台湾独立、但在任内并未推动独立的台湾总统赖清德（Lai Ching-te）于2028年连任，而中国领导人认为和平统一的道路正在关闭，习近平可能考虑在2028年年底或2029年年初、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前，对台湾使用这些手段。鉴于川普疏远了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而且华盛顿应对海上检疫式封锁的手段有限，北京可能希望，在不招致严重反制的情况下实施这样一场大规模胁迫行动。

不可或缺的台湾

台湾日益增长的战略重要性，使北京开发新的胁迫选项更加令人担忧。华盛顿继续与台北保持伙伴关系，已不再是因为历史承诺，也不是像北京希望全世界相信的那样，为了刺激中国。人工智能热潮已将台湾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台湾是美国科技产业的关键供应来源，而美国也认识到，没有台湾，它就无法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

美国在经济上对台湾的依赖程度说明了问题。台湾是美国第五大贸易伙伴；据彭博社的一份报告，中国封锁台湾将危及超过2500亿美元的贸易，并可能导致美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逾3%。全球用于智能手机和其他先进电子产品的高端逻辑芯片，多达97%在台湾生产或封装。如果无法获得台湾芯片，全球先进电子产品的产量可能减少60%，工厂将被迫依靠芯片库存维持生产。美国汽车和医疗器械行业可能在数周内耗尽库存。美国的亚马逊、苹果和英伟达均位列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的十大客户，这十大客户的总市值超过14万亿美元。在人工智能增长支撑美国股市和整体经济之际，台湾发生危机将引发崩盘——其规模可能与新冠疫情初期的股市崩盘相近。

中国试图挤压台湾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不会仅限于美国。研究机构荣鼎集团保守估计，对台湾实施为期一年的封锁，可能给全球经济造成2万亿至3万亿美元的损失。全面战争的后果将严重得多；彭博社估计，这将造成10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并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因此，如果台湾的供应链受到威胁，美国被迫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大。袖手旁观的代价实在太高。

承诺问题

然而，就在美国需要竭尽所能防止危机发生之际，华盛顿对台湾的支持似乎正在动摇。川普对台湾远离美国的感慨，以及他将军售用作谈判筹码的做法，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但并非美国承诺不稳的唯一迹象。政策分析人士主张，美国应改变立场，明确反对台湾独立，甚至从日本和菲律宾距离台湾最近的军事基地撤出美军。

美国的公众舆论也在发生变化。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6年7月的一项调查，过去两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显著上升。占多数的57%受访者支持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40%则支持积极采取行动，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自2022年以来，将中国的领土野心视为“重大威胁”的美国人比例下降了超过十个百分点，而支持在中国入侵台湾时动用美军的比例，则从52%降至仅38%。

没有台湾，美国就无法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

支持保卫台湾的意愿下降，部分反映了美国人对动荡和冲突日益加深的戒心。世界正陷入混乱的感觉，曾助推川普2024年的竞选；就任总统后，川普在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地采取强硬军事行动，又加深了这种感觉。如今，美国人正承受中东持续九个月战争带来的经济后果，进一步加深了反战情绪，中期选举结果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过去，竞选公职的候选人争相发表对华强硬言论，但如今，许多人一想到要提出美军应保卫台湾、抵御中国入侵，就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判断，现在不是让自己被视为鹰派的时候。

当然，公众态度可能在危机期间迅速改变。如果中国真的对台湾发动侵略，美国人可能会更加支持美国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如果冲突初期出现美国人员伤亡，或中国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公众很可能团结在国旗下，要求进行强有力的干预。

然而，目前中国可能认为，美国的作战意愿与能力都在减弱。与伊朗的战争已大幅削弱美军应对台湾突发事态的战备水平。美国已消耗大量导弹防御库存，包括约三分之二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这些库存此前已因美国援助乌克兰而减少——以及多达80%的“萨德”拦截弹，用于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早在伊朗战争之前，分析人士就已警告，美军可能在一场围绕台湾的战斗中耗尽远程精确制导弹药；如今，弹药短缺已严重到危险的程度。这场战争还将军事力量从印太地区抽调出去。8月，华盛顿将其在亚洲的最后一艘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调离该地区。美国还将导弹防御系统转移至中东，包括此前部署在韩国的“爱国者”和“萨德”系统。

新的行动方略

其结果是，发生危险误判的风险上升。如果中国领导人判断，美国两党对台湾的承诺都在动摇，而且美国并未做好作战准备，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自己有机会向台湾施压，而不会招致美国回应。然而，由于美国如今在台湾的利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大，北京的押注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可能宣布对台湾实施海上检疫式封锁或采取其他胁迫措施，却随即遭遇美国干预，从而可能引发一场大国对峙。

要避免这种摊牌，美国领导人就必须重新致力于威慑。首先，华盛顿需要更新其传达立场的方式。政策制定者应在公开讲话中明确指出，美国经济对台湾出口产品的依赖，使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成为美国的重大利益。美国政治领导人应向北京强调，美国有义务防止一场将导致美国股市暴跌、切断关键供应链并使美国众多产业陷入崩溃的危机。

阐明美国的利益，不会否定50年来对华谨慎外交的价值，也不要求对《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或1972年至1982年间发表、被称为“三个联合公报”的一系列美中联合声明所确立的美国政策作出任何改变。相反，更新后的表态将向中国领导人传达：对两岸现状的某些改变，美国将无法接受，即使台湾在压力下默许这些改变也是如此。例如，只有在和平统一的进程能够保障关键供应链安全的情况下，华盛顿才会支持和平统一。

一旦美国明确了自身利益，还必须以新的行动方略支持其表态，威慑中国采取尚未达到军事行动门槛的举措。北京可能已经处于对台湾实施检疫式封锁的初期阶段。华盛顿不应容忍进一步干扰台湾进出口商业活动和海上交通的措施。为了威慑中国采取此类行动，下一届美国国会应通过立法，明确两党一致、全面反对中国实施封锁、检疫式封锁及其他限制措施的立场。即使白宫继续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这也将向北京传递一个信息：其他政治力量可能迫使总统采取行动。国会还应敦促政府准备好惩罚性的外交和金融措施，以便在中国对台湾的检疫式封锁升级时使用。在任何胁迫行动发生之前就提前规划这些反制措施，华盛顿将表明，海上施压行动将使北京付出明确代价，并带来危险的升级风险。

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显著上升。

美国也应加强军事威慑。下一届国会必须向川普政府施压，要求其放行被搁置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以及政府正在拖延的其他安全援助。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负有这样做的法律义务。暂停安全援助违反美国政策，而允许川普团队为了追求与习近平改善关系这一很可能不切实际的目标而作出这种让步，只会削弱华盛顿的筹码。

华盛顿不必、也不应独自采取这些行动。如果中国控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德国、日本和韩国等美国盟友遭受的损失将几乎与美国一样严重。这些国家有理由低调合作，威慑中国的胁迫行动并制定共同应对措施，同时协作推动芯片供应链多元化，增强其韧性。在美国，这项工作不必等到新一届总统政府上任才开始。国会可以派遣代表团，并利用其他外交机会，开始与外国议会的同行共同制定计划。

此外，随着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临近，两党候选人都应明确阐述美国在台湾的重大经济利益，以及他们对威慑的承诺。这并不要求他们采取好战立场，但总统候选人确实需要坚定表明，北京任何扼断关键供应链的举动，都将损害美国利益，并要求美国作出回应。保持一致的表态还将向中国领导人传递一个信号：他们不应指望未来的美国政府受到川普政策让步的约束；同时也向盟友表明，到2029年，美国将再次成为抵御中国经济侵略的可靠伙伴。

美国需要更新其台湾政策，但像川普那样作出退让，只会使两岸力量平衡更加不稳定。与其他冷战时期的政策不同，随着时间推移，防止中国侵略台湾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而非减弱。美国在台湾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也更容易解释。只有明确阐述这些利益，并以行动支持言辞，美国才能继续避免一场将给所有各方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危机或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