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恐怖主义的新中心

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埃戈萨·E.·奥萨盖（Eghosa E. Osaghae）本周一11月9日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全球恐怖主义的新中心", 讨论－－“非洲脆弱国家与稀土如何推动跨国极端主义” ：

“九一一”事件发生25年后，世界上许多地方已将反恐战争抛诸脑后。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到击败，以及美国于2021年撤出阿富汗，华盛顿已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重大关切；与许多欧洲盟友一样，相比跨国极端主义的威胁，美国更加关注与中国日益加剧的对抗，以及乌克兰和中东的战争。自伊斯兰国在201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以来，世界许多地区的恐怖袭击总体减少，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转变。

然而，在世界上有一个地区，恐怖主义不仅持续存在，而且似乎还在增长。根据联合国和全球恐怖主义指数的报告，如今非洲是恐怖活动的绝对中心。过去五年，非洲大陆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死亡人数占全球总数的50%以上。全球四个最致命的圣战组织中，也有三个以这里为活动基地：如今主要以非洲为基地的伊斯兰国、伊斯兰与穆斯林支持组织，以及青年党。（第四个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也称巴基斯坦塔利班。）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十个国家中，也有六个位于非洲：布基纳法索、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和索马里。2017年至2025年间，中东的恐怖袭击减少了93%，而萨赫勒地区同期却增长了17%，仅2023年就有创纪录的4,043人死于恐怖主义。

就非洲恐怖主义引起的全球关切而言，注意力大多集中在萨赫勒地区。这片广阔地带将北部的撒哈拉沙漠和马格里布地区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分隔开来，是极端主义的温床，盘踞着伊斯兰与穆斯林支持组织，以及尼日利亚、喀麦隆和乍得的博科圣地等伊斯兰国附属组织，还包括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拉库拉瓦、索马里的青年党等匪帮。但如今，非洲的恐怖活动也已扩展至西非、中非和南部非洲的许多其他国家，包括贝宁、中非共和国、莫桑比克和多哥。这些国家中，许多此前几乎没有圣战意识形态或极端主义暴力的历史。

世界领导人若忽视这一遍及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威胁，就将自食其果。恐怖组织不仅已成为非洲稳定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对全球安全构成日益增长的危险。目前，这些组织似乎没有多少能力将自身力量投射到非洲之外。然而，随着新一轮争夺非洲矿产资源及在非洲影响力的竞争展开，这种情况可能改变。全球大国，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加大力度，争取在非洲获得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力，而这反过来又削弱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集体行动。许多非洲圣战组织本身也抱有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并一直利用资源争夺战帮助建立跨国网络。

迄今，全球对非洲这一威胁的回应主要集中于军事行动，尤其是在萨赫勒地区。但要真正应对这一现象，外部大国和世界领导人需要理解导致极端组织大量滋生的深层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找到新方法，帮助非洲国家应对国家机构和治理能力的衰败，正是这种衰败使恐怖主义在整个非洲大陆根深蒂固。

被忽视的青年

非洲与恐怖组织及圣战组织的纠葛由来已久。基地组织1998年针对美国驻达累斯萨拉姆和内罗毕大使馆发动的袭击，是在苏丹策划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于1991年至1996年间一直以那里为基地。“九一一”事件后，安全专家认为，那些袭击是本应敲响警钟的重要先兆。随后，在二十一世纪初，非洲当地的一些组织联合组成了以索马里为基地的青年党，该组织也开始作为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开展跨国恐怖活动。后来，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马里建立了一个重要据点。这些发展促使西方发起了一系列反恐行动，往往得到非洲部队的支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国及其他西方特种部队主导的萨赫勒军事干预，以及美国最初支持的索马里干预部队，即所谓的索马里军阀联盟。

但这些反恐行动几乎未能阻止非洲的极端主义活动。2010年代，萨赫勒及其邻近国家开始从恐怖主义的滋生地，转变为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过去几年，这些国家不仅继续成为恐怖组织开展组织活动、使其追随者激进化并传播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地方，如今也承受着恐怖袭击和杀戮，以及随之而来的动荡和安全崩溃的主要冲击。更糟糕的是，这些活动已蔓延至非洲大陆此前没有圣战分子的新地区，例如贝宁、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在这些国家，恐怖组织利用了政府忽视、排斥和贫困所激起的长期民怨。领导圣战势力扩张的是一些新兴本土组织，它们与基地组织及其在西非萨赫勒地区的分支伊斯兰与穆斯林支持组织，以及中非的伊斯兰国附属组织存在联系，其主要动机包括通过非法采矿、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敛财。

无论在极端主义的早期阶段还是近期阶段，外界往往未能认识到的，是使如此多非洲国家容易滋生这类活动的深层因素。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脆弱或正在崩溃的国家机构都是关键的助长因素：国家无法保障公民的福祉和安全，无法在全部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权威，也无法缓解为极端主义创造可乘之机的普遍贫困、失业和疾病。在许多国家，大量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社会基础设施匮乏，以及经年不息的暴力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

非洲人口结构的独特性又增添了挑战。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区人口老龄化的情况相反，30岁以下人口占非洲人口的近70%，同时也是受国家失能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大量年轻人没有上学——2026年，非洲失学儿童超过2.7亿，占全球总数的40%以上。仅尼日利亚就有近2,000万失学青少年，居世界各国之首。与此同时，青年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非洲大陆的平均水平为18%，但在吉布提等一些国家，青年失业率可能超过75%，因为这些国家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就业机会有限，而且年轻人普遍缺乏在主导经济的物流和运输行业从事技能工作所需的教育。心怀不满的非洲青年构成了极端组织潜在招募对象的庞大来源，而这些组织的规模也相应增长：根据最近的估计，青年党拥有超过15,000名武装人员，伊斯兰与穆斯林支持组织则约有6,000人。

但国家方面的共谋也起到了作用。如今已有充分证据表明，政治领导人一直在与匪帮和恐怖组织建立联系，以确保并巩固自身权力。例如，在尼日利亚，州长和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雇用博科圣地及其他各种武装组织，在选举期间恐吓对手，助长了这些组织的兴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北部穆斯林占主导地位地区的精英，起初反对美国将博科圣地列为恐怖组织——他们的依据是，该组织是在捍卫主流穆斯林和北方人的利益。这种支持帮助该组织获得了合法性，并使其得以将控制范围扩展至该国东北部以外。二十一世纪初，尼日利亚北部12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州采用伊斯兰教法，也助长了博科圣地的滋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尼日利亚走上了苏丹的道路；苏丹悠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历史和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做法，使其成为本·拉登开始构建全球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时的避风港。

另一个助长因素是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争夺战。这些国家中，许多拥有恶劣的沙漠地理环境，并一直受到日益加剧的粮食不安全和围绕日渐减少的资源展开的冲突困扰。其结果是，一些非洲国家内部出现了所谓的无治理地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权力真空、边境管控薄弱，以及恐怖组织、匪帮和犯罪团伙非法开采关键矿产及其他自然资源。在这些地方，非国家行为体往往建立起平行的国家结构，不仅提供安全、保护和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还通过宗派叛乱和战争挑战国家的合法性。这些极端主义非国家组织力图将其意识形态植根于族群、宗教和社群认同之中，因此控制领土成为其目标的核心。青年党、博科圣地、伊斯兰与穆斯林支持组织以及伊斯兰国附属组织等圣战组织尤其如此，它们旨在建立哈里发国，尽管迄今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展现出接管整个国家的能力。

走出非洲

尽管非洲恐怖主义的国内根源十分重要，但外部因素和全球联系对其扩散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以非洲大陆的圣战运动和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为例，几十年来，它们一直受到外部的鼓动和支持。例如，1979年伊朗革命推动了非洲各地穆斯林青年中什叶派运动的兴起。伊朗政府通过资助建立学校和清真寺、提供赴伊朗留学奖学金，以及设立培训和思想灌输项目，积极支持这些运动。如今，易卜拉欣·扎克扎基（Ibrahim al-Zakzaky）领导的激进组织尼日利亚伊斯兰运动，仍是伊朗在非洲较为顽强的附属组织之一，其目标是推翻世俗政府并确立伊斯兰教法。该组织在尼日利亚西北部设有与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有关联的训练营。

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行动鼓舞了尼日利亚北部的年轻穆斯林激进分子，博科圣地的前身最初就自称塔利班。恐怖主义研究人员还认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及其他中东大国，是萨拉菲极端主义的资助者；这种极端主义主张以暴力将伊斯兰教法强加于所有人，包括其他穆斯林。这些努力如此成功，以至于如今许多非洲恐怖组织都将自己视为全球萨拉菲圣战主义网络的一部分。

推动非洲恐怖主义的最重要外部力量，包括边境管控薄弱，以及武器、毒品、资金和被贩运人口自由进出非洲大陆。这些流动促进了非洲组织融入跨国恐怖网络。青年党是这一现象最早的例子之一：该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末，由支持阿富汗圣战者的索马里人建立。后来，它成为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并于2012年宣誓效忠基地组织。

世界领导人若忽视这一遍及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威胁，就将自食其果。

其他非洲组织也走上了类似道路。基地组织在非洲的附属组织不断增加，包括在尼日利亚北部活动、从博科圣地分裂出来的安萨鲁，以及以阿尔及利亚为基地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则将众多非洲组织纳入自身网络，例如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活动的伊斯兰国萨赫勒省，以及在乍得湖盆地活动的伊斯兰国西非省。它还与伊斯兰国中非省建立了联系，后者也在莫桑比克、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部分地区活动；它也与青年党的竞争对手伊斯兰国索马里分支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青年党与也门胡塞武装建立了联系。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冲突和封闭之后，埃及、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展开了对红海和亚丁湾控制权的争夺，而上述发展增加了跨国恐怖主义卷入这场争夺的可能性。

这些跨国隶属关系为非洲组织带来了诸多好处，包括新的资金来源、新武器（包括无人机）、自杀式爆炸袭击和简易爆炸装置方面的训练，以及思想灌输、外国战斗人员、情报和后勤支持。作为回报，非洲恐怖组织通过从事海盗活动和走私、人口贩运和偷运移民、洗钱、绑架勒索赎金、抢劫、盗窃牲畜、贩毒及非法采矿，帮助其国际关联组织。非洲组织利用其中许多活动，以及在其控制地区非法征税，为其国际关联组织筹集非法资金。

此外，非洲圣战分子还为国际行动提供人员——青年党成员曾参与菲律宾的恐怖主义训练活动——并为在逃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在“九一一”事件后持续数十年的反恐战争期间，不断有外国恐怖分子、战斗人员和教官逃离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及中东其他地区，涌入非洲。另一些则来自北非，尤其是在利比亚内战和阿尔及利亚动荡之后。这些外国极端分子带来了大量武器，并帮助将非洲变成恐怖活动的中心。作为当今全球恐怖主义的中心，非洲如今聚集着众多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行动人员，这一事实增加了以非洲为基地的组织可能正在策划非洲大陆以外行动的风险。

矿产越多，武装分子越多

理论上，国际社会参与非洲安全事务，应有助于遏制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但迄今的成效并不乐观。在反恐战争期间，美国、欧盟、联合国及国际安全组织为非洲大陆的众多反恐行动提供了支持。这些努力包括支持萨赫勒五国集团——由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发起的反恐倡议——以及支持包括莫桑比克和索马里在内的地区反恐倡议，还有旨在打击乍得湖地区恐怖主义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这些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或未能持续足够长时间以扭转局势，而它们留下的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又助长了反西方情绪。如今，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在非洲许多地区追求各自的利益，外部大国的介入往往受到获取战略矿产和谋求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驱动，而这些干预只会进一步助长恐怖活动。

在萨赫勒地区，美国和法国部队于2022年至2025年初撤离，造成了权力与安全真空。俄罗斯迅速利用这一局面，通过双边防务协定、雇佣兵和非洲军团部队，获取法国此前控制的矿产及自然资源。事实上，在非洲许多地区，围绕关键矿产展开的全球竞争，已成为恐怖主义扩散的新驱动力。例如，在刚果的马诺诺地区，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企业卷入了围绕锂矿床的长期争端，使同一地区的反恐行动更加困难：各个国际参与方不再愿意协调反恐行动，而恐怖组织则利用外部竞争加强自身行动。类似情形也正在其他资源丰富地区上演。

当今世界主要大国迫切需要采取不同的做法。第一步是认清问题的本质。如今的圣战恐怖主义并非困扰少数非洲国家的地方或地区性问题，而是一种全球性威胁。只有通过协调一致、持续不断的国际行动，才能有效应对。尽管非洲联盟及其他地区力量开展的、得到国际支持的反恐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但新一轮资源争夺已成为国际社会在非洲开展合作的障碍。在这方面，接受非洲联盟及其他非洲地区组织正在制定的关键矿产及其他资源共同规程和监管框架，将至关重要。这些规程和框架旨在缩小非法活动的空间，并通过更具包容性和问责性的治理结构，确保这些国家从资源中获得更多收益。

最重要的是，外部大国需要着手解决那些使非洲大陆如此容易滋生恐怖活动的根源，即使世界其他地区已有效遏制了这类活动。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2015年所说：“良好治理才是消灭恐怖主义的关键。”《耶稣受难日协议》签署后的北爱尔兰就是一个例子，事实证明，权力分享、人权保护和社区警务等制度改革比军事行动更为有效；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2016年签署的和平协议也是如此，该协议将对国内此前遭到忽视地区的治理改革，纳入稳定局势的措施之中。

美国、欧洲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需要将重点从军事行动转向解决造成国家脆弱性的实际社会和经济根源，正是这些根源使如此多非洲国家成为冲突和极端主义暴力的温床。当然，这需要加强国家能力，也需要地区层面的努力，以及更有针对性的发展援助。这一切都不会容易，但无所作为的后果将严重得多。除非非洲国家及其国际伙伴能够开始解决推动非洲跨国恐怖主义问题的深层因素，否则这一问题恐怕不会再局限于非洲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