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建民滥用职权、实施跨省绑架、威胁恐吓家属及强行送医犯罪事实控告揭露与批判
——从郑州到北京，从微信威胁到精神病医院，谁在支配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
控告人我名：何大才，我自1998年起就没有在四川居住，长期生活在四川省以外的地区。我的正常生活轨迹、实际居住地以及个人经历，都可以作为核查相关事件的重要依据。
然而，从2021年开始，我先后在郑州、北京等地遭遇多次绑架及其他严重侵害人身自由的事件。相关人员不仅对我实施强制控制、跨省绑架，还多次通过电话、微信联系我，要求我前往指定地点。与此同时，我的父母也遭到威胁、恐吓。2022年4月8日，我又被强行送入四川省阆中市精神病医院，此后长期失去人身自由。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阆中七里街道办相关人员岳建民的行为尤其值得追查。
我在此明确控告岳建民：参与相关跨省绑架及强制控制事件，反复联系、要求我前往指定地点，参与对我父母的威胁恐吓，并在2022年4月8日强行送医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其在各次事件中的具体组织、指使、实施和协调行为，我要求有关部门逐项调查，查明事实，追究责任。
我所要追问的，不只是某一次绑架由谁实施，更是这些事件之间是否存在统一安排，岳建民是否利用职务便利参与其中，是否有人在背后组织、指使、协调，以及相关人员究竟凭什么权力决定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
以下内容依据本人亲身经历、掌握的材料及此前反映的情况整理。对相关人员身份、通讯关系、资金流向及组织指挥关系，我提出明确的调查要求。
一、2021年6月16日凌晨：郑州大酒店隔离区门口遭到多人强行拖拽、跨省绑架
2021年6月16日凌晨5时左右，我办理完毕解除隔离、退房，刚走出郑州大酒店隔离区门口，就突然遭到多人强行拖拽、绑架。
当时，我没有实施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也没有收到能够说明具体法律依据的正式通知。相关人员突然出现，对我实施强制控制，将我从郑州弄到四川省阆中市。
这次事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岳建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遭遇绑架，而是我所经历的多次绑架事件之一。此次事件最直接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在郑州遭到多人强行控制，又为什么会被跨省送到四川阆中？
事发后，岳建民、等人，还将事情延伸到我的家庭。
据本人亲身经历，岳建民等人前往四川省阆中市江南镇永乐村，强制要求我的父亲前往阆中市区我被非法拘禁的地方。之后，父亲又被送去接种新冠疫苗，直到深夜才回家。
我要求调查：
1、2021年6月16日凌晨凭什么理由绑架我？什么依据？
2、谁决定将我从郑州送往四川阆中？
3、岳建民在这次绑架中是组织、策划、实施主犯？
4、当时是否存在任何合法的强制措施手续？由谁作出？法律依据是什么？
5、郑州至阆中的车辆、人员、行程、住宿和通讯记录是否保存？
6、岳建民等人为什么要找到我的父亲？要求父亲前往阆中的依据是什么？
疫情防控不能成为任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通行证，更不能成为跨省绑架的借口。
一个长期在四川省以外生活的人，突然在郑州遭到强制控制并被送往四川阆中，这一事件必须查清楚，不能用一句“工作需要”搪塞。
二、2021年9月底至10月前后：岳建民反复要求我独自前往北京指定酒店
2021年9月底至10月前后，阆中七里街道办相关人员岳建民多次通过电话、微信联系我，要求我前往北京市丰台区光彩路附近的锦江之星酒店。
这些联系有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
第一，要求我前往指定酒店，却没有明确说明具体事由。
第二，没有向我出示正式证件或者法律文书。
第三，反复要求我一个人前往。
第四，没有说明为什么必须由我单独前往，也没有提供能够保障我人身安全的正式安排。
我没有前往，因为我不敢去。
2021年6月16日，我刚刚在郑州遭到绑架，经历了被多人强行控制、跨省送往阆中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岳建民又反复要求我独自前往北京指定酒店，我有充分理由担心自己再次遭到绑架。
我提出几个直接问题：
岳建民为什么反复要求我独自前往指定酒店？
这是谁安排的？
具体要处理什么事情？
为什么不能通过正式通知、明确事由和公开程序进行联系？
如果确实存在合法公务需要，为什么不能说明具体事项、提供相应手续，并保障我的人身安全？
我认为，这些行为不能被简单解释为普通工作联系。有关联系的时间、内容、人员和经过，应当成为调查岳建民工作安排、通讯记录及行动目的的重要线索。
三、2021年12月2日：微信账号发送威胁信息，举报之后没有得到实质处理
2021年12月2日下午，我在北京市房山区出租屋内，收到微信账号q351zz发来的威胁性信息。
12月5日，我通过腾讯卫士举报，举报事项为“威胁恐吓”。但后续得到的处理答复是：不处罚。
此后，该账号仍然持续活跃，其昵称、头像及所属地区等信息发生过变化。
2021年12月24日，我又向国家信访局提交相关材料，并取得转办回执，但此后没有得到我所期待的实质性调查结果。
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况，原来记录的微信账号q351zz，现已修改为：
原微信号：q351zz
原显示地区：厦门
现微信号：zz351430
当前显示地区：成都
这一变化应当与2021年12月2日收到的威胁信息、12月5日向腾讯卫士举报的情况，以及12月24日向国家信访局提交材料的时间线一并保留。
我没有仅凭账号显示地区为成都，就认定实际使用人一定在成都；也没有仅凭账号变化，就认定该账号必然由岳建民或者黄凤林控制。
但是，这些账号信息、威胁内容、举报记录和后续变化都是可以调查的线索。
我要求查明：
1、该账号的实际使用人是谁？
2、2021年12月2日发送威胁信息的人究竟是谁？
3、该账号是否与岳建民、黄凤林或者其他相关人员存在通讯、指使或协同行为？
4、腾讯卫士当时作出不处罚处理的具体依据是什么？
5、国家信访局收到并转办材料之后，相关承办单位是否真正调查过？
6、是否保存有账号变更、登录、举报处理及相关通讯记录？
不能因为一个微信账号修改了微信号，就让此前发生的威胁事件失去调查价值。
更不能让举报人反复提交材料，最后却连威胁信息由谁发送、为什么不予处理，都得不到明确答复。
四、2021年9月至2022年初：岳建民多次联系骚扰我，并带人前往父母家中威胁恐吓
在2021年9月至2022年初这一时期，岳建民多次通过电话、微信联系我。
与此同时，据本人亲身经历和此前反映的情况，岳建民多次带领其他人员前往四川省阆中市江南镇永乐村，对我的父母实施威胁、恐吓，并拍摄现场照片发送给我。
这些行为已经不只是针对我个人的联系问题，而是将压力延伸到了我的家庭成员身上。
我自1998年起就没有在四川居住，为什么相关人员反复到我的父母家中？
为什么要拍摄现场照片再发送给我？
这些人员每次前往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有人安排？是否存在统一指挥？
我要求调查每次到访的具体时间、参与人员、交通和通讯记录，以及现场照片的原始文件和发送记录。
如果有关人员认为自己是在依法履行公务，就请公开说明具体公务事项、法律依据、审批程序以及执行记录。
依法履职不等于可以随意威胁群众家属，更不等于可以通过恐吓亲属的方式迫使当事人服从。
父母不是劳动争议的责任主体，更不应当成为向维权者施压的工具。
五、2022年2月26日：在北京房山区再次遭到绑架
2022年2月26日，我在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七里店租住房附近，再次遭到绑架和欺凌。
这是与2021年6月16日郑州事件不同的另一次绑架事件。
当时，我仍然在四川省以外的北京市正常租住、生活。相关人员为什么能够再次在北京对我实施绑架？是谁安排人员前往？又是谁决定将我控制？
我要求调查：
1、当天实施绑架的人员身份；
2、是否有来自四川阆中或者其他地区的人员参与；
3、岳建民是否事先知情、参与组织、指使或者预谋；
4、是否存在跨地区人员联系、车辆安排和行动部署；
5、当天及事发前后的监控、交通、通讯和住宿记录；
6、事件发生后，我被送往何处，由谁控制，相关人员依据什么手续实施控制。
7、这不是普通的工作协调，也不是一次自愿出行。
我明确陈述：2022年2月26日，我在北京遭到绑架。
谁实施了绑架，谁组织了绑架，谁提供人员、信息和条件，都必须查清楚。
六、2022年2月28日：医保平台出现异常参保记录，个人身份信息是否被违规使用？
2022年2月28日，我通过医保平台查询时发现，有人以我的名义参保，参保单位显示为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长安社区”。
我一直没有在该社区工作、生活，也没有与该单位建立相应的劳动或参保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参保记录？
这一异常情况与后来我被强行送入精神病医院的事件，在时间上存在值得调查的联系。
我保存有医保平台结算记录截图，可以作为核查参保登记及后续医疗结算情况的材料。
我要求有关部门核查：
1、该参保记录由谁申报？
2、申报时使用了什么身份材料？
3、参保单位为什么显示为长安社区？
4、缴费资金来自哪里？
5、申报、审核和缴费过程中有哪些经办人员？
6、系统是否保存有操作日志及材料提交记录？
7、是否存在未经本人同意使用身份信息的情况？
8、该参保记录是否与后来强行送医、医疗结算等事项存在联系？
我提出的是需要核查的具体问题。不能仅凭目前掌握的截图，就直接认定冒用身份已经得到证实；但同样不能因为这涉及医保系统，就拒绝调查背后的经办人员和实际原因。
七、2022年4月8日：岳建民以“见大领导”为名，签字后强行将我送入阆中市精神病医院
2022年4月8日，岳建民以“见大领导”为名，签字后强行将我送入四川省阆中市精神病医院。
这是整个事件中最严重的部分之一。
我要求明确查明：岳建民当时究竟签署了什么文件？他以什么身份签署？谁授权他签署？这份文件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医院凭什么接收我？
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应当通过符合规定的医疗程序和专业评估来判断。是否需要住院治疗，也应当具有相应的医疗和法律依据。
岳建民凭什么以“见大领导”为名，将我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
一个基层工作人员凭什么参与决定一个公民是否进入精神病医院、是否可以离开？
我要求调取并核查：
1、2022年4月8日送医的完整经过；
2、岳建民签署的文件原件及全部相关材料；
3、岳建民签署文件的身份、权限和授权依据；
4、送医人员、组织人员和实际决定人员；
5、入院前的精神科诊断、检查和评估资料；
6、医院接收我的法律和医疗依据；
7、是否履行告知、评估、复核等法定程序；
8、是否存在相关部门或者个人向医院施加影响的情况。
精神病医院首先是医疗机构，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使用的控制场所。
精神疾病诊断不能成为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任意理由。长期住院更不能仅凭某个工作人员的签字或者一句“见大领导”就获得正当性。
八、长期被收治近四年：强制用药、住院依据及医疗程序必须全面调查
从2022年4月8日起，我长期被收治在阆中市精神病医院。
在这段时间里，我失去了正常的人身自由，无法像普通人一样自主安排生活。
据本人亲身经历，最初大约六个月，我没有被强制用药。2022年10月底，七里街道办工作人员彭俊要求我在困难救助页面上签字，我拒绝签字，此后开始被强制使用精神类药物，包括针对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这一时间变化必须调查。
为什么在我拒绝签署困难救助相关手续之后，强制用药问题开始出现？
用药决定由谁作出？是否经过规范诊断、评估和告知？是否充分尊重我的知情权和相关医疗权益？
我要求调取：
1、从2022年4月8日起的完整住院病历；
2、入院诊断、检查、评估和复核材料；
3、全部治疗方案、医嘱及药物使用记录；
4、2022年10月底前后的用药变化记录；
5、强制用药的决定人员、执行人员及医疗依据；
6、困难救助手续的原始文件及签署记录；
7、医院是否将拒绝签署救助文件与医疗处置联系起来；
8、是否存在将医疗措施用于治疗以外目的的情况；
9、长期住院期间是否定期进行独立医疗评估；
10、是否依法保障本人提出异议、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
我不接受把长期失去自由简单解释为普通住院。
医院应当提供完整、真实的原始医疗记录，说明诊断依据、住院依据、用药决定及相关程序。
任何人都不能以医疗名义实施与治疗无关的控制行为。
九、2025年12月17日：交纳两万元后，才获得暂时离院十天的机会
2025年12月17日，我获得了暂时离开阆中市精神病医院十天的机会。
但这一安排附带了一个条件：按照本人掌握的情况，岳建民要求我向村书记交纳两万元押金。
相关收条由双龙村书记唐俊出具。根据我此前掌握的情况和相关人员之间的安排，这笔款项实际由岳建民支配。
这里必须明确：这不是正式出院，而是暂时离院十天。
我为什么必须交纳两万元，才能暂时离开精神病医院？
这笔钱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由谁决定收取？谁实际经手？谁控制资金？最终流向哪里？
如果这两万元属于合法、规范的押金，就应当有明确的收取依据、收款主体、管理方式、退还条件和财务记录。
如果没有合法依据，为什么一个人暂时离开医院还要交钱？
我要求：
1、查明实际收款人、经手人和资金控制人；
2、调取银行转账、现金交接及相关财务记录；
3、查明岳建民是否实际支配这笔款项；
4、说明收取两万元的法律和事实依据；
5、查明这笔钱是否退还，以及未退还的原因。
一个公民离开精神病医院十天，为什么需要交纳两万元？
这不是一句“押金”就能解释清楚的事情。有关人员必须说明资金的来源、性质、去向及其法律依据。
十、岳建民与黄凤林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人员是否存在统一安排
在整理上述事件时，我还注意到岳建民与黄凤林之间存在需要调查的关联问题。
我要求调查二人之间是否存在亲属关系、特殊私人关系、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或者利益联系。
我提出这一问题，不是把未经核实的私人关系猜测当作事实，而是要求有关部门通过具体材料查明：
1、黄凤林与岳建民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私人关系？
2、两人是否存在长期工作联系、上下级关系或者其他组织联系？
3、岳建民在针对我的行动中，是否接受过黄凤林或其他人员的指示？
4、是否有人利用职务关系，为跨省绑架、威胁恐吓、强行送医或者长期限制人身自由提供便利？
各次事件之间是否存在统一安排、人员协调或者行动指挥关系？
如果不存在相关关系，就应当通过事实予以说明；如果存在工作、利益或指挥联系，就应当查清其具体内容和责任。
不能因为涉及某些人的身份或职务，就让本来可以核查的问题变成无人追问的空白。
十一、岳建民究竟凭什么支配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
把上述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可以看到一条必须调查的事件链：
1、2021年6月16日：我在郑州大酒店隔离区门口遭到多人强行拖拽、跨省绑架，第一次见到岳建民。
2、2021年9月底至10月前后：岳建民多次电话、微信联系骚扰我，要求我独自前往北京丰台区光彩路附近的锦江之星酒店。
3、2021年9月至2022年初：岳建民多次联系我，并带领其他人员前往父母家中，对父母实施威胁、恐吓，拍摄照片发送给我。
4、2021年12月2日：我在北京收到微信账号q351zz发送的威胁信息。
5、2021年12月5日：我向腾讯卫士举报，处理结果为不处罚。
6、2021年12月24日：我向国家信访局提交相关材料并取得转办回执。
7、2022年2月26日：我在北京房山区再次遭到绑架。
8、2022年2月28日：医保平台出现以我名义登记、参保单位显示为长安社区的异常记录。
9、2022年4月8日：岳建民以“见大领导”为名，签字后强行将我送入阆中市精神病医院。
10、2022年10月底前后：在我拒绝签署困难救助相关手续后，我开始遭遇强制用药。
11、2025年12月17日：交纳两万元后，我才获得暂时离院十天的机会。
这些事件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涉及多个相关人员和机构，但不能因此被拆分成互不相关的小问题。
我要求调查这些事件之间是否存在统一安排、人员协调、信息共享、资金往来和组织指挥关系。
我最想追问岳建民及其他相关人员：
你们究竟凭什么？
凭什么一个普通劳动者依法追讨工钱，就可以成为被跨地区绑架的对象？
凭什么可以反复要求一个公民独自前往指定酒店，却不说明明确事由和合法手续？
凭什么可以反复前往一个人的80多岁父母家中施压、恐吓？
凭什么可以在北京10余次对我实施绑架？
凭什么可以跨省决定一个人进入精神病医院？
凭什么可以让一个人长期失去自由？
凭什么一个人想要暂时离开医院，还要交纳两万元？
如果这些行为都有合法依据，请拿出文件、手续、决定人员和具体法律依据。
如果没有合法依据，就应当调查相关人员的责任，而不是用工作需要、大局为重等说辞搪塞。
十二、对以职务和工作名义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批评
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尊重法治，不是看宣传材料中有多少法律条文，而是看普通公民遭遇权力侵害时，能不能获得真实、有效的救济。
如果一个劳动者依法追讨工资，面对的不是依法解决劳动争议，而是跨省绑架、家属受压、威胁恐吓和长期失去自由，那么就必须追问：法律究竟保护谁？权力又由谁监督？
如果有关人员以维护稳定、工作需要为理由，就可以不公开强制措施依据，不说明具体责任，不接受有效监督，那么所谓稳定就可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
如果一个人提出控告、举报和申诉，就被当作需要控制的对象；如果家属也因为他的维权行为而承受压力，那么这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纠纷，而是公民基本权利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
大局不能成为绑架公民的理由，工作需要不能成为剥夺人身自由的通行证，医疗机构更不能成为权力控制个人的工具。
我不接受用“个案不代表整体”来终止调查。
个案不能自动证明所有制度都存在同样问题，但个案可以检验制度是否真正有效。一个具体案件如果存在严重问题，就必须有人调查、有人回应、有人承担责任。
不能要求普通公民遵守规则，却允许掌握权力的人不说明自己的法律依据。
不能要求当事人依法申诉，却对当事人遭受的绑架、威胁和长期限制人身自由视而不见。
更不能把受害人的明确陈述改写成含糊不清的行政语言，让严重侵害在文字中变得轻描淡写。
十三、我要求的不是特殊照顾，而是事实查清、责任明确
我是一名普通劳动者。
25年来，我依法追讨工钱、申诉维权，经历了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信访和举报。按照本人掌握的经历统计，我遭遇跨地区绑架等事件十余次，累计失去人身自由1677天，其中在精神病医院被收治1391天。这些统计应当结合完整的入院、出院及临时离院记录核实。
这些数字背后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家庭和自由。
我不要求任何人仅凭我的个人陈述就预先作出司法裁判，但我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调查我明确控告的事实，不能因为被控告者具有某种职务身份，就不敢调查；不能因为事件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地区，就相互推诿；更不能用“大局”“特殊情况”把具体问题一笔带过。
岳建民究竟参与了什么？
谁组织了郑州和北京的绑架？
谁安排人员反复联系我、要求我独自前往指定酒店？
谁带人前往我父母家中施压？
谁发送威胁信息？
谁签署了2022年4月8日的送医文件？
谁决定长期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两万元究竟由谁收取、谁控制？
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调查方向，也有可以寻找的客观证据。
如果相关人员的行为有合法依据，就请拿出完整、真实、能够经受审查的原始文件和程序记录。
如果相关人员存在违法行为，就应当查明事实，依法追究责任。
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尊严和自由，不应当取决于某个基层工作人员的个人意志。
法律不能只要求普通人遵守，更必须约束掌握权力的人。
绑架就是绑架，威胁恐吓就是威胁恐吓，强行送医就是强行送医。不能用模糊的词汇掩盖具体行为，更不能让权力以工作需要为名，凌驾于公民的基本权益之上。
我将继续保存、整理和公开相关材料，要求有关部门对上述事件进行实质调查，查明事实，明确责任，依法处理。
我要求的不是特殊照顾，而是最基本的法律尊严、公民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
何大才
2026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