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科副教授宣言

民科副教授宣言

小镇博士、翠花与后院的大爷

在我正式确立“民科副教授”这个身份之前，我想先讲一个发生在我们镇上的故事。

我们镇有个从小被公认为最聪明的孩子，一路过关斩将，终于走完从北大毕业毕业，和留学英伦拿到博士学位。在他父亲六十岁大寿的宴席上，宾客们喝得微醺，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地球是否是圆的”。

这位顶着牛津博士光环的年轻人推了推眼镜，用一种极其严谨的口吻说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妄下结论。我们必须先写一篇论文，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再邀请几位专家教授进行盲审，在同行评议通过后，我们才能得出一个相对科学的结论。”

话音刚落，旁边一个大叔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扯什么蛋呢？我只需要打开手机，看一眼卫星图像，就能证明地球是圆的。”

全场哄堂大笑，博士的脸涨得通红。

而就在这时，邻村的老寡妇——也就是他父亲那位“还没到手的老情人”——带着她的女儿翠花走了过来。翠花今年刚考上北大，翠花和母亲是来为这位博士父亲贺六十大寿的，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张烫金的录取通知书。翠花是小镇后来再次出现的小镇最聪明的孩子。

听完博士那番高深莫测的“学术规范”后，这个十八岁的女孩突然冷笑了一声。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她当场把那张北大录取通知书撕得粉碎。

“如果我去上大学，一路读到博士，就是变成你这样的傻子，”翠花指着博士的鼻子，一字一句地说，“那我明天就去北上广深，在流水线上打螺丝。免得被你带进沟里，免得被你们这个狗屁学术体系给糟蹋了！”

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自封“民科副教授”的原因。

在这个故事里，博士代表着现代学术共同体，而翠花代表着人类最朴素的常识与直觉。

你们看看现在那些被供奉在神龛里的“学术泰斗”们，他们难道不就是那个牛津博士吗？他们把人类原本简单明了的常识，包装成晦涩难懂的学术黑话；他们把原本只需要看一眼“卫星图像”就能解决的问题，变成了一场需要耗费数年、无数经费的“同行评议”。

为了扯下这块“学术共同体的裹尸布”，我拿两位人类思想史上的顶级巨匠，以及我们镇上的一位大爷来当靶子：东方的孟子、西方的卢梭，还有那个在自家后院里造永动机的大爷。

先说孟子。那篇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用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面对朋友、官员和国君，玩弄的全是“稻草人谬误”和逻辑陷阱。他不去解决实质问题，而是用情绪化的道德绑架把对方逼到死角。如果孟子把这篇文章投给今天的任何一家顶级杂志或者期刊，审稿意见只会有一条：“缺乏实证数据，充满情绪化表达，逻辑链条断裂，建议拒稿。”

再说卢梭。他的《社会契约论》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火种，伟大吗？伟大。但如果他活着，把这本小册子提交给查塔姆研究所，等待他的同样是退稿信。审稿人会问他：“你的‘社会契约’有日内瓦市民的问卷调查吗？你预言的革命，预算是多少？会死多少人？成功几率是多少？你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请问这种‘自然状态’在历史上哪个社会形态存在过？请提供考古学证据。”

没有数据，没有预算，没有考古证据，只有满篇的情绪化修辞。卢梭如果活在今天，他也是一位民科，最多自嘲式拔高，像我一样一本正经的自称自己是“民科副教授。他和我，以及在自家后院造永动机的大爷。我们的共同标签都一样，叫做”民科’.

把孟子、卢梭和这位大爷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荒谬的真相：在“现代学术共同体”那套僵化、繁琐、甚至虚伪的同行评议体系面前，众生皆“民”。他们都没有按照那套“学术裹尸布”的规矩来。

这就引出了我这个“民科副教授”的核心定义：

我这个“副教授”，纯粹是自封的。民科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种编制好吗？我之所以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既是自嘲，也是讽刺。我承认我是民科，孟子是民科，卢梭是民科，后院的大爷也是民科。当我们自嗨的时候，完全可以给自己自封一个“副教授”的头衔，就像小孩过家家给自己封个“大将军”一样。

但在我们的体系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教授。活着的学者，为了不刺激体制，只能小心翼翼地自嘲自己是个“副教授”；而那些死去的民科，因为思想被当权者看中，被强行套上“教授”的枷锁，被迫成为学术殿堂里的泥塑木雕。他们从来没有征询过卢梭本人是否愿意。

整个学术共同体，就像寄生在人体巨人身上的一块腐肉。他们吸食着现实社会的养分，产出的却是狗都不看的论文。而那些所谓的教授，就像这块腐肉身上爬来爬去的蛆虫。他们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盲审”，互相折磨，互相卡脖子，还美其名曰“义务之外的贡献”。

所以，我钦佩但不赞成那个去流水线上打螺丝的翠花，也不愿做那个在宴席上要求“盲审地球”的牛津博士。

我是民科副教授。我不生产狗都不看的论文，我只负责扯下这块腐肉上的裹尸布，用他们供奉的神（卢梭），去砸烂他们的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