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是死胡同：来自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的教训
阿德里安·贝扬（Adrian Bejan）是杜克大学机械工程学詹姆斯·琼斯（J. A. Jones）杰出教授。他于1948年出生于罗马尼亚，在现代热力学领域做出了贡献，并提出了“构造定律”（constructal law）。日前11月8日晚上，贝扬教授在《美国观察家》杂志发文－－“为什么共产主义是一条死胡同：来自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的教训” ：
在铁幕后长大的经历让我认识到，人类历史通过自由和创新向前发展——而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许诺的强制集体主义。
小时候上学时，我就发现共产主义是一条死路。在20世纪50年代的罗马尼亚，宣传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宣传歌曲也处处传唱：“共产主义是理想社会。”“我们都致力于建设共产主义。”还有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的口号：“永远前进！”
面包实行配给、肉店空空如也的现实，被这样一个承诺合理化了：“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我们仍处于共产主义之前的阶段，叫作社会主义。”
得益于历史上与西方邻国的交往，罗马尼亚的教育十分严谨。其教育体系早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就已建立。语言和数学教学大量借鉴法国传统，物理学借鉴英国学术，技术借鉴德国的进步成果，语言和音乐则受到意大利的影响。所有这些学科的基础，都是为现代科学与艺术奠定根基的希腊罗马思想和文化遗产。
尽管去质疑、创造和表达异议。你有权拥有自己的想法，但无权拥有自己版本的世界历史。
由于历史教学具有系统性，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幅动态图画。“系统性”意味着，我分两个轮次学习世界历史——初中阶段（五至七年级）和高中阶段（八至十一年级）。每一轮都以同样的方式，按照时间和地理顺序讲述社会的演变。高中阶段是对初中阶段的深入复习，强化了我脑海中的历史电影。
第一轮从共同体生活、狩猎、采集和分享开始。没有地理内容，只有关于社会的叙述。那种饥肠辘辘、寿命短促的悲惨生活没有被提及。教科书里没有图片。共同体生活对一个孩子的想象力是一种挑战。
接下来讲到古代。这令人振奋。地理和年代顺序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波斯、印度和中国，最后是罗马帝国串联起来。我的思绪在地图上盘旋，从地中海转向东方，再回到地中海，而且始终向上。虽然处于同一个地区，罗马出现得比埃及晚，却先进得多。
中世纪的教学是我脑海中那部电影的重演，也使我的视野更加清晰：中国和日本、印度、中东、近东、一神教，以及从东方对欧洲的入侵。这个时代似乎进入了一种由封建制度、农奴、地主、君主以及众多战争构成的稳定状态，其中有胜者和败者、不断变化的边界，以及世界地图的扩展。
科学和艺术腾飞，教科书里满是图片。电影依然如此：随着时间推移，视线扫过地图，方向明确向上，朝着进步而去，远远高于古代。在这条蜿蜒上升道路的最后一年——近现代史阶段——各种进步、蒸汽动力、奴隶制的终结、科学和技术，都没有让我感到惊讶。我脑海中的图像是一条蜿蜒上升的曲线，学校里讲授的每一轮历史各对应一个弯：
我记得，自己对正在形成的这幅图像感到不满。在共同体生活中，分享是自愿的，关乎茅屋里每个人的生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取代分享的是对私有财产的强制没收：农民拥有的土地、所有生产资料，以及一家人居住并拥有的房屋。拒绝屈服的人被送进劳改营，或遭到杀害。
就这样，我心中不断响起一个问题：有人声称，共产主义就是未来。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看看我的画，因为从“共同体”出发，最终抵达“共产主义”，意味着哪里也没去，更没有向上。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痛苦而明显地看出，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正趋向于毫无进步（生活、自由、迁徙、食物），而苦难却越来越多。
尽管去质疑、创造和表达异议。
你有权拥有自己的想法，但无权拥有自己版本的世界历史。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社会设计如何与自然和演化的普遍设计相协调，请考虑按顺序阅读我的下列著作：
贝扬与詹姆斯·泽恩（J.P. Zane），《自然中的设计》（双日出版社，纽约，2012年）；
贝扬，《生命的物理学》（圣马丁出版社，纽约，2016年）；
贝扬，《自由与演化》（施普林格出版社，纽约，2020年）；
贝扬，《时间与美》（世界科技出版社，新加坡，2022年）；以及
贝扬，《通过自由实现多样性》（施普林格出版社，纽约，20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