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平反冤假错案”

国粹：“平反冤假错案”

“国粹” 原本是指一个国家传统文化中特有的精华。

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政治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平反冤假错案”这个独特现象，不是赞美，而是一种反讽。

从古代的岳飞、袁崇焕，到现代政治运动中的无数受害者，中国历史上似乎总有冤案等待昭雪，也总有后来者以平反冤案彰显自己的英明。在这片土地上，冤案与平反，构成了一种绵延不绝的政治景观和人生悲喜剧。

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平反冤假错案”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词汇。它不仅意味着纠正司法错误，还包括改变政治定性、恢复党籍公职、恢复社会身份、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乃至改变整个社会对一段历史的认识。

1978年以后，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反工作。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政治问题得到重新审查，数十万被划为 “右派” 的人得到改正，大批在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恢复名誉。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许多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因此摆脱了长期背负的政治罪名，重新获得工作、生活和社会尊严。

但是，在肯定平反的同时，我们不能回避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如果没有此前大规模制造冤案，又何来后来如此辉煌的平反业绩？

一、冤案何以成为一种政治产品？

任何社会都可能出现冤案。

司法人员可能判断错误，证人可能作伪证，证据可能存在缺陷。即使在法治比较完善的国家，也无法完全杜绝错案。

但个别司法错误，与一个政治体制持续、大规模地制造冤假错案，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在现代中国的一些历史时期，冤案并非主要源于司法人员偶然失误，而是政治运动和权力运行方式的直接产物。

一个人可以因为说了几句不同意见而被划为“右派”，因为家庭出身而长期受到歧视，因为与某位失势领导人有工作关系而受到牵连，甚至因为没有积极响应某场政治运动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依据的往往不是具体行为和可靠证据，而是不断变化的政治路线、阶级划分和领导人的意志。

政治定性可以代替法律判断，组织决定可以压倒个人申辩，群众批斗可以取代司法审理。

尤其荒唐的是，某些政治运动甚至出现过按比例划定打击对象、层层完成政治任务的现象。既然要完成指标，便难免有人被硬凑进去；既然要证明运动取得成绩，便需要不断发现新的敌人。

于是，制造冤案不再只是制度运行中的意外事故，而成为政治运动的必然结果。

当一个制度把政治忠诚置于事实之上，把领导意志置于法律之上，冤案就不再是偶然的错误，而成为不断生产的政治产品。

二、制造冤案的是权力，平反冤案的还是权力

中国历史上的冤案与平反，有着悠久的传统。

南宋名将岳飞，在宋高宗时期被以政治罪名处死。宋孝宗即位后，岳飞得到昭雪，名誉逐步恢复。明末将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处死；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又得到重新评价。

岳飞和袁崇焕的遭遇，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但其中有一个令人深思的共同点：决定他们生死的是最高皇权，后来重新评价他们的，仍然是最高皇权。

前一个皇帝可以使忠臣成为罪人，后一个皇帝又可以使罪人重新成为忠臣。人的行为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掌权者的政治判断。

而后来者通过昭雪前人的冤屈，彰显自己的公正与英明，赢得臣民的拥戴。

这便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中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制造冤案的皇权与平反冤案的皇权，虽然属于不同的统治者，却体现了相似的权力结构。

在这样的制度下，百姓遭受冤屈，往往只能寄希望于出现一位清官、一位明君，或者等待下一位皇帝改变前任的决定。公正不是一种能够通过独立法律程序获得保障的权利，而是最高统治者赐予臣民的恩典。

从岳飞、袁崇焕到现代政治运动中的大量受害者，虽然相隔数百或上千年，历史条件和政治制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其中仍然存在一种值得警惕的连续性：冤案一直由不受约束的权力制造，平反又依赖于后来掌权者的政治决定，而权力本身却未因此受到约束。

这是所谓“平反冤假错案”具有历史传承意味的深层原因。

不同时代的具体历史原因不同，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现象：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最高权力，同时拥有重新解释这个人命运的权力。

到了现代，这种现象并没有消失。

在毛泽东时代，一批批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被打成政治敌人。毛泽东去世以后，新的领导层又通过组织决定和政治文件，为大量受害者恢复名誉。

昨天的“反革命”，今天成为革命干部；昨天的“右派分子”，今天成为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昨天的政治罪行，今天被认定为历史冤案。

一个人的言行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掌权者的政治判断。

这就产生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悖论：

同一套权力体系，既可以把人打入深渊，又可以把人从深渊中拉出来；既可以制造冤屈，又可以以昭雪冤屈的名义赢得人民的感激。

平反当然比不平反好。对于受害者而言，即使迟到几十年，恢复名誉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如果平反仅仅意味着最高权力改变了政治定性，而不是承认公民拥有不容随意侵犯的基本权利，那么制度的根本问题便可能依然存在。

因为今天能够宣布昨天的判断错误的权力，明天仍然可能宣布今天的判断错误。

如果没有独立健全的司法、稳定的法律和有效的权力制衡，人民的命运就仍然悬系于最高权力的变化。

冤枉你的是权力，能够救你的还是权力。权力始终是最后的裁判者，而人民始终是等待裁判的对象。

三、平反为什么能够成为政治功绩？

平反冤假错案，具有双重政治效果。

一方面，它确实纠正了过去的不公正，使大量受害者得到改正，缓和了社会矛盾，恢复了部分公众信任。

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新的执政者重建政治权威的重要手段。

这一点在苏联和中国的现代历史中都十分明显。

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推动非斯大林化，为大量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恢复名誉。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也开始大规模纠正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

两国的历史条件和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特点：新的领导层通过纠正前任时期的严重错误，获得重新组织政治秩序的机会。

中国的情况还有一层特殊性。

在平反大量冤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中共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没有因此放弃原有的政治领导体制。

于是，历史责任的解释出现了一种巧妙的分离：严重错误主要归咎于特定领导人的晚年错误、政治集团的破坏和某些错误路线，而执政党则以纠正错误、恢复秩序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人民面前。

制造冤案时，权力可以宣称自己代表正义；纠正冤案时，权力仍然可以宣称自己代表正义。

甚至，纠正此前错误的能力，又可以成为证明自身伟大、光荣、正确的新依据。

这样一来，政治权力便完成一种奇特的自我修复：

过去的错误成为历史包袱，后来的平反成为政治功绩，而造成大规模错误的权力结构，却免于受到相应的检讨。

一个制度如果能够把自己制造的灾难转化为自己纠正灾难的功绩，那么它不仅掌握着现实权力，还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对自身历史的解释权。

这正是在中国大地上“平反冤假错案”作为一种特殊政治现象最值得研究的地方。

四、还有多少人，连平反都没有等到？

然而，谈论平反，不能只看那些终于得到平反的人。

还有一些受害者，甚至没有进入后来大规模平反的范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不能回避的历史问题。

土地改革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也涉及土地制度的根本改变。但在运动过程中，大量被划为地主、恶霸或其他政治敌人的人遭到批斗、监禁乃至处决。镇反运动中，大批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受到严厉惩处，其中包括大量死刑执行。

这些运动并非完全没有当时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性规定。问题在于，政治运动中的许多处理缺失独立、公正和充分的司法程序，政治定性、群众斗争和行政决定常常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人究竟犯了什么具体罪行？证据是否可靠？是否获得了有效辩护？判决是否受到独立审查？惩罚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这些本应决定一个人能否被剥夺自由乃至生命的问题，在政治运动中被阶级身份和政治需要所取代。

更重要的是，后来虽然纠正了某些错案，调整了大量人的阶级身份，但这些早期运动造成的死亡和其他严重伤害，并没有得到全面、公开、逐案的历史审查与责任追究。

许多死者至今没有被恢复名誉和给与昭雪平反。

显然，这里有一个比平反更加严肃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因错误定性而失去工作，后来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尚有可能部分弥补损失。

但如果一个人已经被处决，几十年后即使宣布他无罪，又能怎样？

生命不能恢复，家庭破裂无法完全修补，子女失去父母的岁月也无法重新来过。

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经过公正审判，就被政治权力剥夺了生命，那么需要审查的，不只是他是否属于所谓“冤案”，更是实施这种剥夺的权力行为本身。

不能因为某个政治运动被宣布为基本正确，就不再追问运动中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否受到尊重。

更不能因为后来没有正式宣布某些人属于冤案，就认定他们所遭受的一切都是正当的。

一个人的生命权利，不应取决于他能否获得某个政治组织的认可。

五、六四：为什么受害者还要请求加害权力“平反”？

1989年的六四事件，又把这个问题推向了更加尖锐的层面。

在那场以学生为重要参与者、得到广大市民响应的政治抗议运动中，政府最终动用军队和装甲车辆，在北京街头实施武力镇压，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和受伤。

关于具体伤亡人数、个别地点的经过和有关人员的责任，仍然需要充分公开的档案和独立调查。但军队向平民开火、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此后多年，人们不断呼吁重新评价六四，要求为六四“平反”。

从中国政治生活的习惯用语来看，这种诉求可以理解：当局对一场政治运动作出负面定性，受害者自然希望撤销这一评价，恢复参与者的名誉。

但是，仔细想来，这里存在一个更加深刻的荒诞。

军队向平民开枪，为什么首先需要平反的，竟然是遭到枪击的平民？

一个公民参加和平示威，即使其政治主张受到政府反对，也不意味着他因此丧失生命权，更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使用致命武力。

因此，六四问题远远超出了通常所谓“平反冤假错案”的范围。

它不仅涉及对学生运动的政治评价，更涉及国家权力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必要性与相称性，涉及死亡和伤害的事实调查，也涉及下令者、执行者以及其他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如果发生了违法杀害平民的行为，问题就不只是受害者应否获得政治上的“平反”，而是有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当由谁承担责任。

这不是要求政府施恩，而是要求权力接受法律和事实的审查。

事实上，“天安门母亲”等受害者家属长期提出的诉求，并不局限于平反，还包括公布真相、给予赔偿、追究责任。

这些诉求说明，受害者并非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长期形成的政治语言，使“平反”成为公众表达历史正义要求时一个熟悉而简便的词汇。

然而，恢复受害者名誉与追究加害者责任，是两件不能相互替代的事情。

一个政府即使宣布某场政治运动不再受到谴责，也不能因此自动免除对严重侵犯生命权行为的调查责任。

更不能由涉嫌造成伤害的权力，自行决定是否承认伤害、如何解释伤害，以及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在现代法治观念中，国家权力不是法律之外的裁判者，而首先应当是法律的约束对象。

六四所提出的根本问题，正是政治权力能否对自身的严重行为承担公开、独立和有效的法律责任。

六、为什么有些冤案可以平反，有些却不能？

从土地改革、镇反到反右、文化大革命，再到六四，人们不难发现：并不是所有受到政治迫害的人，都拥有同样的机会获得平反。

某些历史时期的冤案可以大规模纠正，某些政治运动只能被部分否定，某些事件则长期受到严格的官方定性和公共讨论限制。

为什么？

如果平反完全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那么类似的不公正就应当遵循相同的原则接受审查。

但如果平反的范围、程度和时间取决于现实政治需要，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利益和历史合法性的限制。

纠正某些冤案，有助于新的领导层恢复社会信任、改善治理；而重新审查另一些历史事件，则可能涉及现存政治权力的责任，或者触及官方历史叙事的根本部分。

于是，平反便可能出现一条看不见的边界：可以纠正那些不再威胁现有权力合法性的错误，却难以充分审查那些直接涉及现有权力根基和责任的问题。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政治人物在失势之后可以得到重新评价，而普通人的死亡、迫害和家庭悲剧却可能长期无人过问。

历史正义如果取决于政治需要，便无法成为普遍适用的正义。

真正的公正，不应当区分受害者是否有政治价值，更不应当以承认错误是否有利于统治者为前提。

七、台湾的经验：从政治平反走向转型正义

中国大陆并不是唯一发生过政治迫害和大规模历史纠错的地方。

苏联经历过非斯大林化，东欧一些国家在政治转型后重新审查共产主义时期的政治迫害。台湾在长期戒严和白色恐怖结束之后，也逐步开展了政治受难者的名誉恢复、补偿和历史调查。

台湾的经历尤其值得比较。

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发生过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和大量政治案件。许多人因政治立场、言论或被怀疑与反对势力有关而受到监禁、处决或其他迫害。

随着台湾民主化的发展，政府逐渐承认历史错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赔偿，并进一步推动不当政治判决的撤销、档案开放和历史责任研究。

这一过程并不完美，也存在政党竞争、历史解释分歧和责任追究不足等问题。

但它显示出一种不同的制度方向：历史正义不再依赖某位最高领导人的恩准，而成为社会公开讨论、法律制度改革和公民持续参与的公共事务。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在政治性平反中，权力可以宣布自己过去错了，也可以规定错误究竟错到什么程度。

而在民主化与转型正义的过程中，政府本身的历史行为可以成为社会调查、司法审查和公开批评的对象。即使当局不愿承认全部责任，社会仍然能够继续提出质疑和追究。

从长远看，历史正义的进步，不只是让更多蒙冤的人得到平反，更在于使历史真相和公民权利逐渐摆脱最高政治权力的独占。

八、从“青天平反”到制度正义，还有多远？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青天”情结。

百姓蒙受冤屈，往往寄希望于出现一位清官、一位明君，或者一位能够为民做主的最高领导人。

岳飞蒙冤，等待后来的皇帝昭雪；百姓受欺，盼望包青天主持公道；现代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则把恢复名誉的希望寄托在新的领导层身上。

这种心理并不难理解。

当社会缺少独立、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时，人们自然会寻找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更高权力。

问题在于，依赖清官和明君，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冤案。

清官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明君可能纠正前任的错误，也可能制造新的错误。一个人的正义如果只能等待掌权者的善意，那么这种正义始终是不可靠的。

现代文明的进步，恰恰在于摆脱这种对个人恩赐的依赖。

公民不应因为某位领导人宽宏大量，才获得公正审判的机会；不应因为政治路线改变，才重新拥有言论自由；更不应因为后来出现一位开明领袖，才能证明自己本来就不该被处死。

权利之所以是权利，在于它不需要统治者恩赐。

因此，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并不是不会出现冤案，而是拥有尽可能防止冤案、及时纠正冤案并追究违法责任的制度。

公民可以依法质疑政府，法院可以独立审查权力行为，新闻媒体可以公开调查，历史学者可以自由研究，受害者可以要求赔偿和追责。

这些制度当然不能保证所有错误都被及时纠正，但它们至少不要求受害者等待最高政治权力改变主意。

文明社会应当追求的，不是产生越来越多能够平反冤案的伟大人物，而是建立越来越不容易制造冤案的制度。

九、“平反冤假错案”的真正国粹意味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

为什么把“平反冤假错案”称为一种“国粹”？

当然不是因为只有中国才有冤案，也不是因为只有中国才会为冤案平反。

真正值得反讽的，是在长期个人专断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历史环境中，制造冤案与平反冤案竟然能够成为一种反复出现的政治循环：

政治运动制造冤案，权力更替推动平反，平反恢复社会信任，新的政治权力重新获得道德声望，而制造冤案的制度条件却未必得到根本改变。

这一循环的荒诞之处，在于人民既要承受权力造成的伤害，又不得不感谢权力后来给予的救赎。

一个人被错误关押二十年，恢复自由之后，还需要感谢批准平反的领导人；一个家庭因为政治迫害而家破人亡，几十年后得到一纸平反决定，便被期待与历史和解。

然而，迟来的正义固然值得珍惜，却不能抹去此前的不义。

恢复名誉不等于恢复生命，发放补偿不等于消除伤害，宣布过去的政策错误，也不等于完成了对责任的追究。

尤其对于那些在土地改革、镇反和其他政治运动中被剥夺生命、却从未获得充分独立审查的人，以及六四事件中遭到致命武力伤害的平民，历史正义不能止步于等待某一天的政治重新定性。

需要面对的，不只是受害者有没有得到平反，还有国家权力是否侵犯了他们的基本权利，有关行为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和历史责任。

冤案需要纠正，违法行为需要追究，制度缺陷需要改革。这是三个相互关联、却不能相互替代的问题。

如果只纠正冤案，而不追究严重违法行为，正义便是不完整的；如果只追究个别责任人，而不改革制造冤案的制度，历史便可能重演；如果只歌颂平反的功绩，却不允许追问冤案产生的根源，平反甚至可能成为维护原有权力神话的一部分。

所以，“平反冤假错案”作为一种特殊“国粹”，最值得警惕的，并不是平反本身，而是一个社会可能逐渐习惯于这样的政治生活：今天有人被打倒，明天有人被昭雪；今天的政治罪犯，明天成为历史受害者；而决定这一切的权力，始终不必接受审查、监督、追责。

这，本不应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正常政治生态，更不应成为值得自豪和称道的文化传统。

真正值得一个民族珍视的“国粹”，应当是对生命的尊重、对真相的追求、对公正的坚持，以及对权力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