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死后

愚蠢不再昂贵

引子：秦与罗马

秦国数百年的国策只有一个方向：东出函谷，吞并六国。六国是秦的敌人，也是秦的目标，是军功爵制赖以运转的燃料。公元前221年六国尽灭，秦的战争机器却没有刹车：继续大规模征发民力，修长城、筑驰道、造宫室，以治军之法治天下，十四年而亡。秦亡另有暴政、徭役与继承危机诸因，不能一言以蔽之曰“没有敌人”，但它留下一个问题：一个把征服当作全部意义的集体，胜利之后凭什么活下去？

罗马讲的是几乎同一个故事。公元前146年迦太基被夷平。罗马史家萨卢斯特说，罗马的德行与和谐曾靠“对敌之惧”维系，敌人一除，野心与贪欲便脱缰而出。据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的转述，罗马大祭司西庇阿·纳西卡当年就反对灭迦太基，理由正是安全会使公民松懈，“有益的恐惧”才是公民的守卫。此后格拉古兄弟被杀，马略与苏拉相互屠戮，凯撒、庞培、安东尼、屋大维轮番内战，百年之内共和制名存实亡。西晋于280年灭吴，十一年后八王之乱起，至316年亡国。

这些案例不能当作单因的定律，但它们指向同一个模式：敌人一除，被压住的内部之争与恶的欲望同时释放。冷战后的西方，是这个模式的最新一例。

先说结论

冷战是一口盖着盖子的缸。苏联在，西方的每一种愚蠢都有价格：荒唐的主张会被当成“帮对手说话”，失控的社会会被对面拿去宣传，松懈的国家会在真实的竞争里输掉。1991年苏联解体，价格忽然归零。此后三十年，西方社会里一桩接一桩的怪事——边界失守、秩序松动、身份政治压倒公民认同、对未成年人的医学干预在证据薄弱时就被推广、部分示威者对袭击的辩护或回避、对自己的信仰羞于启齿而对别人的信仰处处让步——并不是同一天发生的，却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没有人再替这些主张付账，也没有人再迫使它们接受检验。

本文的主张因此有两层。第一层是描述：后冷战的西方确实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内部失序，本文逐条列出。第二层是解释：外部对手的消失，消弭了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一道纠错机制，也拿走了它的一部分意义来源。文中的“敌人”，指以安全压力约束一个共同体的外部对手；文中的“西方”，主要指美国，兼及西欧，二者情形并不相同。

一、一口盖着盖子的缸

冷战不只是军事对峙，它是作用于西方内部的一套约束。政治上，范登堡说“政治止于水边”，两党在安全与外交上必须站在一起。经济上，资本必须向劳动让步，因为工人若觉得资本主义对自己没有好处，就可能倒向对面。思想上，激进主张要回答“你要建立的替代品是什么”，否则就有“通敌”之嫌。价值上，对面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所以1954年美国把“在上帝之下”写进效忠誓词，1956年“我们信仰上帝”成为国家格言。目标上，卫星上天，就有《国防教育法》、阿波罗登月计划和州际高速公路。

敌人给一个集体三样东西：目标、纪律、身份。“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在敌人面前不必回答，因为“我们不是他们”就已经足够。这是敌人作为财富的含义，也是它被拿走之后的代价。

二、盖子揭开之后：一份清单

以下每一条，都是后冷战西方社会里真实发生、并在各国引起激烈争议的事。

边界与秩序

其一，边界。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之后，德国接收了上百万人；美国南部边境的年度拦截人次，在2022至2024财年连续超过两百万。大规模、快速的人口流入，带来的不只是劳动力，也带来住房、治安、福利和整合的压力。瑞典曾被视为福利国家的模范，2022年枪击案死亡人数创下纪录，帮派暴力成为全国性问题。英国罗瑟勒姆的案件更触目：2014年的杰伊报告认定，1997至2013年间约1400名儿童遭受性剥削，涉案者多为巴基斯坦裔男性，而官员因担心被指控种族主义，长期不作为。这里值得追问的不是某个族群，而是一种制度的怯懦：为了避免被贴上标签，宁可让受害者继续受害。

其二，占领。西方社会曾经相信，公共秩序靠的是对程序的敬畏。可是这几年，“占领”成了反复出现的手段：2020年西雅图的“自治区”，2024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占领行动。它们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性质却相同：拒绝让争议进入共同的程序。一个法治社会如果对其中一种宽容、对另一种严办，它失去的就不是某一派的支持，而是“规则对所有人适用”这个根本前提。

其三，犯罪与执法。一些城市的检察官以“改革”为名，对盗窃、吸毒等轻罪不起诉，结果是商店被洗劫、街头秩序恶化。旧金山2022年罢免了检察官，加州2024年以约三分之二的选票通过第36号提案，重新收紧此类犯罪的处罚。这说明社会的常识正在死去，也说明它为这一课付出了几年的代价。

身份、性别与教育

其四，觉醒主义与身份政治。反歧视本是为了维护平等的尊严，但当一切差异都被解释成压迫、一切异议都被解释成仇恨，它就从保护机制变成了审查机制。2020年7月，一批立场各异的作家与学者联名发表《关于正义与公开辩论的信》，担心不容异见的风气。2023年12月，哈佛、宾大、麻省理工三所大学的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到“号召灭绝犹太人算不算违反校规”时，给出的是法条式的闪烁回答，宾大校长随后辞职，哈佛校长于2024年1月辞职。这件事之所以刺眼，是因为这些大学在别的议题上从来不吝于惩罚“冒犯”。

其五，性别议题，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的医学干预。成年人如何生活，是他们自己的事，本文不评判；问题出在青少年。英国国民保健署委托的卡斯报告（2024年4月）认为，支持青春期阻断剂等干预的证据质量很低；英国随后停止了常规处方，瑞典、芬兰也早先收紧了做法。也就是说，最先做出调整的，恰恰是一向最开明的北欧国家和英国的医疗体系。这个例子说明，当一个议题被道德化到不能被审查，孩子就成了试验场。

其六，气候议题。气候议题完全一个虚假的问题，人类活动不足以改变地球气候的巨大改变。它是一个被道德化、符号化的议题。一个无知女孩被推上全球舞台，批评她显得是欺负孩子，观点于是获得了免疫；一些国家的能源政策以道德宣示代替成本核算，德国2023年关闭最后一批核电站，之后电价与产业外迁成为争论的焦点。

忠诚与方向

其七，对暴力的同情。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约1200人遇害，此后西方一些城市的示威中，有人为袭击辩护，有人拒绝谴责。多国的反犹事件创下纪录。这些示威者里有真诚反对战争的人，也有借机宣泄仇恨的人，但一个社会在这一刻分不清二者，本身就是问题。

其八，对共产主义的向往。2019年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的调查显示，约七成美国千禧一代表示可能投票给社会主义者，只有少数人了解共产主义政权造成的死亡规模。一个没有亲历过那种制度的世代，把它当成了抽象的理想。

这八条，有的是严重的，有的是夸大的，但合在一起，描画的是同一种状态：一个社会不再肯为自己的判断负责。

三、信仰的空位

这一切的底层，是信仰的退潮。美国成年人中自认基督徒的比例，从2007年的约78%降到2023至2024年的六成出头；盖洛普的统计显示，教会会员比例从1999年的约70%降到2020年的47%。（皮尤的最新调查显示，这一降势近年已趋缓，可能在企稳。）欧洲的世俗化更早、更深。

尼采说“上帝已死”，但人心里对意义、罪与赎的需要并没有死。信仰退潮之后，政治被迫承担宗教的功能：身份成了信仰，立场成了道德，异见者成了异端，“忏悔”变成了公开的仪式。阿隆早在1955年就说过，政治是知识分子的鸦片。冷战把这种倾向压在了对手的阴影下，对手一走，它便肆无忌惮。

四、自己的信仰空了，别人的信仰就显得强

这里要回答最关心的一点：为什么一个抛弃了自己信仰的社会，反而对别人的信仰处处让步？

西欧正在拥抱伊斯兰，大量吸纳伊斯兰世界的移民。据皮尤2017年的预测，欧洲穆斯林人口约占4.9%（2016年），到2050年，在零移民情形下为7.4%，在中等移民情形下为11.2%，在高移民情形下为14%。这个数字足以改变一些城市和一些年龄层的面貌，这样的发展趋势，在不久的将来会让欧洲变成斯坦国。需要担忧的不是皈依，而是让步。

让步的表现是：2015年《查理周刊》血案，2020年法国教师萨缪尔·帕蒂因课堂展示漫画被斩首，这些事件之后，有一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不要冒犯”，而不是“绝不让步”；官员为了避免被指控种族主义而不敢处理问题（罗瑟勒姆）。一个对自己的信仰没有信心的社会，面对一个对自己的信仰很有信心的特殊群体时，不知道该要求什么、该坚持什么。

一个开放社会需要一个不可让渡的共同底线：共同的法律，平等的权利，自由的批评，所有人都适用。一个社会如果自己都说不出这个底线是什么、为什么值得守，它就既无法要求别人，自己也不知要退到何处。

五、敌人为什么重要：因为愚蠢曾经是昂贵的

敌人的最大价值，不是提供团结，而是提供代价。

有对手的时候，一个社会做傻事，会被对手利用，会在竞争中吃亏，会被历史很快地惩罚。所以冷战中的西方，即使有再多不公（吉姆·克劳法、对同性恋者的迫害、对第三世界的粗暴干预），也有一股外力在逼它修正：杜德兹亚克的研究表明，小石城事件的照片被苏联拿去做国际宣传，推动了美国民权立法。外力，既压住了一些激进的东西，也逼着西方改正自己最难看的缺陷。

没有对手之后，傻事的代价被延后、被转嫁、被稀释：边界的代价由某些社区承担，教育实验的代价由孩子承担，福利的代价由下一代承担。做决定的人，往往不是付账的人。这才是“愚蠢凌驾于常识之上”的机制：常识来自代价的反馈，没有代价，常识就没有立足之地。

六、盖子之下，缸并没有死

本文的悲观有可能会被读成绝望。就在上文的清单里，已经有好几项显示了纠错的力量：旧金山罢免检察官，加州重新收紧刑罚，英国与北欧调整对未成年人的医疗，丹麦社会民主党转向严格的移民政策，大学的“多元、公平、包容”部门在2023年之后被许多机构缩减。这些调整来自选民、医生、法院、记者，而不是来自敌人。

因此，问题不是“西方死了没有”，而是“纠错够不够快”，甚至根本不想纠错。一个文明有两种死法：被外敌杀死，或免疫失调。后者更隐蔽，因为敌人在外面时你还能认出它，免疫失调时你会把自己当成敌人。免疫系统是否健康，看的不是它是否从不出错，而是它是否仍然肯承认错误、修正错误。

七、必须正视的反驳

一篇只讲己方理由的文章是不可靠的。以下几条反驳，是本文必须面对的。

第一，时间线。反文化、新左派、性解放、女权运动、校园动荡，都发生在六七十年代，那时苏联正强大；《民主的危机》（1975）已经在担心西方民主“过度”；后现代思想的源头也在冷战中。所以，苏联的崩溃不是这些现象的起因。更准确的说法是：冷战是一个调节变量，它压住了这些乱象进入制度中心的速度，而不是消除了它们。“如果苏联不崩溃，这些乱象就不会堂而皇之地壮大”这一反事实，没有办法证明；比较稳妥的说法是，它们会来得更慢、更受约束。

第二，移民。1965年的《哈特—塞勒法案》改变了美国的移民结构，发生在冷战之中；欧洲的客籍工人也是六十年代招入的。当代的移民问题，起点不在1991年。另外，2025年盖洛普的调查显示，认为移民对美国有益的人达到历史新高，而2024年主张减少移民的人曾过半，舆论的摆动之快，本身就说明它不是单向的“堕落”。

第三，每一代保守者都在担心文明正在腐烂。七十年代的西方同样有人这么说，当时担心的是苏联将赢，今天担心的是西方自己输。其中一部分是真问题，一部分是周期性的焦虑。

这些反驳并没有推翻本文，却限定了它：本文能说的，是外部压力的消失改变了西方社会纠错的速度与代价，而不是说它决定了一切。

八、敌人是磨刀石，不是方向盘

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依朱熹的解释，“法家”是守法度的世臣，“拂士”是辅弼之士。这句话有内外两半：外面没有敌国外患，里面就必须有守法度的人和敢直言的人。苏联的存在，曾经替西方承担了外半；苏联的消失，要求西方自己补上内半。

所以最后要回答的，不是“怎样重新制造一个敌人”。敌人不会回来替我们解围：今天的竞争者没有当年那种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也没有让工人倒向对面的威胁；更何况，内部的传动装置，工会、教会、中间政党、共同的信息渠道，已经衰弱或碎片化，再有外压，也不会自动回到原样。

能做的只有三件事。第一，把压力转化为留得住的制度，像《国防教育法》留下了大学与科研体系，煤钢共同体留下了欧洲一体化。第二，承认有些底线不可让渡：共同的法律、平等的权利、自由的批评，对所有人适用，不因任何人的身份而宽严不同。第三，重新建立不依赖敌人的对上帝的信仰：不是“我们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要成为什么”。

敌人是磨刀石，不是方向盘。把敌人当作上帝的人，只能祈祷战争永不结束；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敌人一死，心也跟着死了。有了对上帝的信仰，敌人死不死，我们都能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