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女儿：叶向真：另类红色公主的跌宕人生

1967年夏天，一列火车由北京向南。车上有一个身份极其特殊的年轻女人：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同行者中还有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头头朱成昭。他们一路南下，一路攻击江青和中央文革。据戚本禹后来回忆，这群年轻人甚至准备从广州偷渡香港。消息很快传回北京，江青震怒，周恩来介入，叶向真、朱成昭等随后被隔离审查。

这是叶向真一生最富戏剧性的场景之一。就在几个月前，她还是首都造反派的风云人物，是绑走彭真等高级干部的策划者之一；几个月以后，她自己却成了革命机器追捕的对象。

红色公主，红卫兵头头，造反派，阶下囚，医生，电影导演，全国政协委员。叶向真的一生，几乎浓缩了一个红色家族子女在毛时代和后毛时代所可能经历的全部荒诞。

一、叶帅家的女儿，偏偏喜欢艺术

叶向真1941年出生于延安，是叶剑英的女儿，这是一个几乎从出生起就注定拥有政治资本的人生。1949年以后，随着父亲地位不断上升，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红色公主”。但她很早便显出自己的个性。1960年，她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来转入中央戏剧学院。她喜欢电影、戏剧，而不是父辈为红色子女设计好的标准道路。1962年，她又嫁给当时著名青年钢琴家刘诗昆。一个元帅的女儿，一个年轻的钢琴名家。在那个年代，这当然是一对令人瞩目的婚姻。

如果历史按照正常轨道发展，叶向真大约会成为一个生活优裕的文艺界红二代。偏偏文革来了，她没有躲开，她一头扎了进去。

二、红色公主成了红卫兵头头

1966年，25岁的叶向真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并担任学生会主席。文革爆发以后，她成为中戏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这里尤其不能因为她后来受到迫害，就倒过来美化她。叶向真首先是文革的参与者，然后才是文革的受害者。

1966年底，她参与策划了一个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行动——把已经被打倒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等高级干部从住处、医院等地控制起来，交给群众批斗。叶向真本人几十年后并不否认此事。她解释，那时候的青年相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这些人的定性，“指哪打哪”。《中国经济周刊》对她的采访也明确记载，她是“绑架”彭真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这件事甚至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找到这群年轻人要人。叶向真后来回忆，周是看着她长大的，双方居然像谈判一样讨价还价。周恩来承诺，以后召开批斗大会，可以把人交给他们；红卫兵则先把控制的干部交还中央。历史读到这里，会有一种强烈的荒诞感：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学生，因为是造反派领袖，可以把共和国前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从家里带走；国务院总理却需要出面与她“谈判”；当国家的正常制度被革命摧毁以后，权力不再按照法律运行，而按照领袖意志、政治身份和街头动员能力重新分配。

叶向真当时站在浪头上。她不会想到，浪头很快就会翻过来把自己吞掉。

三、从造别人的反，到自己准备逃跑

叶向真的变化发生得很快。1967年，随着中共高层斗争进一步激化，叶剑英与中央文革集团发生严重冲突。女儿也越来越不满江青等人。这时候，她与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朱成昭走得很近。关于两人究竟是政治伙伴还是恋爱关系，现有公开资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写人物史不必把未经充分证明的私人关系坐实。但他们共同南下，以及准备前往香港的说法，并非今天网友编造。戚本禹的晚年回忆明确记载：1967年7月，叶向真带着朱成昭等人南下，途中猛烈攻击江青和中央文革，并有“偷渡香港”的打算。同行者将情况报告北京以后，江青找到周恩来，最终叶向真、朱成昭等受到隔离审查。

戚本禹当然不是一个可以不加辨析便完全采信的史料来源。因此，“偷渡香港”的具体计划、准备到了什么程度，还应等待更多档案和当事人口述互证。但至少可以确定：这个几个月前还狂热投身文革的红色公主，已经开始反过来攻击中央文革，并试图离开它所控制的世界。

这是叶向真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幻灭，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她曾经相信革命可以解决问题；后来，她发现自己也可能成为革命的问题。

四、革命终于吃到了自己的孩子

接下来的叶向真不再是叶帅千金，而成了囚徒。她被长期隔离、关押。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她谈到长期孤独、与外界隔绝以及精神濒临崩溃的状态。这段经历最值得注意的，并不只是一个红二代也遭受了迫害；是它揭示了极权政治的一条基本规律：政治特权能够保护一个人，却不能真正赋予他权利。

权利与特权不是一回事。权利来自稳定的法律规则，即使一个人失势，权利仍然存在；特权却来自权力关系，一旦庇护自己的权力失效，昨天的公主，今天便可能成为囚徒。这也是为什么文革中如此多高级干部及其家属突然从云端跌落，他们过去拥有远超普通人的特权，却和普通中国人一样，没有真正能够对抗国家机器的基本权利。

叶向真的故事，不过格外戏剧化。她不仅是受害者，她自己此前也曾经借助同一套政治机制侵犯别人的权利。她绑过别人，后来自己被关起来。这不是简单的因果报应，而是制度逻辑完成了一次闭环。当所有人的自由都取决于政治正确与最高权力的意志时，没有人真正安全，包括元帅的女儿。

五、从“叶大小姐”到外科医生

叶向真人生有意思之处，还在于她没有从此躺在父亲的政治资本上生活。文革期间，她转而学习医学，后来她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即通常所说的301医院，做了大约七年外科医生。公开资料对此有明确记载，网友所说“行医五年”，并不准确。

大约七年，这段经历反而是我理解叶向真人格时很看重的一笔。外科医生不是一个仅凭父亲身份便能长期混下去的职业，面对病人的身体，至少需要真实的专业训练和实践能力。经历文革的狂热、造反、政治斗争和牢狱之后，她开始面对具体的人，疾病，身体，生命。这多少带有一种象征意味：年轻时，她曾经相信宏大的革命可以改造世界；后来却拿起手术刀，处理一个个具体生命的伤口。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有时比政治理论更能改变人。

六、她还是放不下电影

但医生并不是叶向真的最终归宿。“四人帮”倒台以后，她重新回到自己青年时代真正喜欢的电影。1978年前后，她进入中新社电影部门工作，并以凌子、凌孜等名字从事导演和文化工作。然后，她又干了一件很“叶向真”的事情，拍曹禺的《原野》。这部作品在1949年以后长期存在政治争议，叶向真偏偏要把它搬上银幕。

1981年影片完成，结果，被禁，而且一禁就是七年。直到1988年，《原野》才在大陆正式公映，并获得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主演刘晓庆后来拿它开玩笑：“抗战八年，《原野》七年。”这是叶向真人生又一个绝妙的黑色幽默。父亲叶剑英当时是什么人？中共最高领导层成员之一；女儿拍一部电影，却照样被禁七年。

所以，“红色公主”四个字也不能简单理解。她当然享受过普通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政治资本、人脉和机会，这一点没有必要替她遮掩。可是政治资本仍然不是自由，叶剑英可以给女儿身份，却不能给她一个不受政治审查的电影院。这可能比许多抽象政治理论更能说明极权社会中特权与自由的区别。

七、她终究没有成为一个政治异议者

如果故事写到这里，很容易把叶向真塑造成一个从革命走向自由的反叛者。但历史没有这么整齐，叶向真不是这样的。她后来赴香港生活，又回到大陆，进入全国政协等体制性公共空间。晚年谈起父亲和中共革命，她总体仍然认同父辈的革命历史，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系统反思中共制度的政治异议者。

她与后来一些彻底和体制决裂的红二代不同，她的人生更复杂。她曾经反叛父亲安排，却深爱父亲；她参加文革，又被文革吞噬；她曾经是造反者，又成为阶下囚；她试图离开，却最终没有成为流亡者；她的电影受到审查，却没有因此走向政治反对派。她的一生都在红色家族给予她的身份与她自己的生命意志之间摆荡，这才是“另类红色公主”真正的含义。

八、红墙里面，也不是一种人

写《红朝政治家族研究》，很容易出现另一种脸谱化。既然研究的是权力—财富—家族传承，红二代便似乎都是同一种人：依靠父辈权力，获取政治地位，占有经济资源，再把优势传给下一代。这是红色政治家族非常重要的一面，却不是全部。

叶向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例。人的主体性不会因为出生于红墙之内便完全消失，红二代之间同样存在巨大差异。有人经营权力，有人经营财富；有人犬儒，有人理想主义；有人享受体制，有人试图反抗；有人彻底决裂，也有人像叶向真这样，一生不断挣扎，却始终没有完全走出父辈创造的精神世界。

理解叶向真，既不需要把她神化成反抗极权的英雄，也没有必要因为她是叶剑英的女儿便否认她真实遭受的苦难，更不能忘记她曾经参与制造别人的苦难。这三者可以同时成立：她是特权者，也是受害者；她曾经是施害机制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为这个机制的对象；她拥有普通人无法拥有的机会，也经历了红色公主原本不应该经历的牢狱；她想挣脱一些东西，最终却只挣脱了一部分。

这也许正是叶向真一生最大的历史意味。在一个没有稳定权利、只有流动特权的制度里，公主也可能成为囚徒；昨天抓别人的革命者，明天也可能被革命抓走。叶向真的跌宕人生，因而不仅是叶剑英家族的一则逸闻，它也是红朝政治的一则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