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的追随者都是怎样的一些人？

独裁者的追随者都是怎样的一些人？

一个独裁者，无论怎样独断专行，都不可能仅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统治一个国家。他需要有人替他制定政策、执行命令、控制舆论、管理官僚机构、打击反对者，还需要有人不断证明他的英明、伟大和永远正确。

因此，在每一个独裁者的身边，总有一群形形色色的追随者。他们有的身居高位，有的掌握专业知识，有的精于权术，有的擅长宣传，有的控制着国家机器的重要部门。他们可能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甚至不乏聪明才智。

然而，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这些人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知识、能力乃至人格，交给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力中心？他们究竟相信什么，追求什么，又愿意为了独裁者放弃什么？

如果说独裁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掌控权力当作自身价值的主要来源，那么，他的许多追随者，则是把依附这种权力当作实现个人价值和利益的捷径。

独裁者需要追随者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追随者需要独裁者来成就自己的地位。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利用，形成了一个以个人权力为中心的利益共同体。

但这个共同体中的人，远不像他们公开表现出来的那样思想一致、忠诚无二。

一、他们是什么人：信徒、投机者与权力依附者

独裁者的追随者并不是一种人。

其中确实可能有真诚的信徒。他们相信某种政治理念，相信独裁者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甚至把对独裁者的忠诚等同于对国家、民族或某种崇高事业的忠诚。在他们看来，独裁者的错误可以被解释为暂时的困难，独裁者的专断可以被解释为实现伟大目标所必需的手段。

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未必真正相信独裁者所宣扬的理念。他们更关心的是权力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

对于这些人，忠诚是一种投资，表态是一种交易，服从是一种晋升策略。他们善于观察政治风向，揣摩领导人的喜怒，判断谁正在得势、谁可能失宠。他们的政治立场可以随着权力格局的变化而变化，唯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相当稳定。

还有一些人具有强烈的权力依附心理。他们或许缺少独立的事业成就和社会地位，却可以通过接近最高权力，获得远远超出自身能力的影响力。一个人原本未必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本事，一旦成为独裁者的亲信，便可能拥有支配他人命运的权力。

这种权力带来的满足感，甚至可能超过物质利益。

当然，还有一批精于行政管理、组织运作和政治斗争的官僚。他们未必缺乏专业能力，却懂得在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中，专业能力并不是决定个人命运的最终标准。比把事情做对更重要的，可能是让领导人满意；比坚持原则更安全的，可能是避免触犯上意。

于是，原本应当服务于公共事务的专业知识和行政能力，逐渐变成了服务于个人权力的工具。

这些人各有不同的动机，但往往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地位、利益和安全，越来越依赖独裁者及其所控制的权力体系。

二、成为亲信的第一步：把自己的理念冷藏起来

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政治理念的人，并不一定适合做独裁者最信任的追随者。

因为独立的理念意味着独立的判断标准。

一个坚持法治原则的人，可能拒绝执行违法的命令；一个尊重事实的人，可能不愿意替明显错误的政策辩护；一个具有道德底线的人，可能拒绝迫害无辜者；一个真正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也可能在独裁者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选择反对独裁者。

这些品质在正常的公共治理中应当受到尊重，在独裁政治中却可能成为不被信任的理由。

因此，许多追随者学会了把自己的理念冷藏起来。

他们未必真的没有思想，也未必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只是逐渐明白：自己的思想不能成为服从的障碍，自己的原则不能成为违抗上意的理由。

他们可以有专业知识，但不能让专业知识挑战领导人的判断；可以有政治见解，但不能让政治见解独立于领导人的意志；可以有道德标准，但不能让道德标准妨碍执行领导人的命令。

久而久之，一些人甚至不再认真思考自己究竟相信什么。他们只需要知道领导人相信什么，或者今天希望别人相信什么。

昨天还被奉为真理的东西，今天如果遭到否定，他们便能够立即转变立场；昨天还被热烈歌颂的人物，今天如果失去权势，他们便能够迅速与之划清界限。

这不是思想的进步，而是思想服从权力的结果。

独裁者需要的往往不是有自己政治理念的追随者，而是能够随时调整自己理念以适应独裁者意志的人。

三、指鹿为马：从服从命令到主动制造真理

中国历史上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揭示了专制权力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赵高把鹿说成马，并不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权胡说八道，更是为了检验朝臣是否愿意违背自己的眼睛和判断，服从他的权势。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说出事实未必是智慧，承认荒谬反而可能成为忠诚的证明。

独裁者的追随者，在面对明显错误的命令或判断时，大致可能表现出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服从。明知领导人错了，却因为恐惧或利益考虑而不敢反对。

第二层是迎合。明知领导人错了，却主动宣称领导人正确，并努力为其错误寻找理由。

第三层则是共谋。不仅自己把鹿说成马，还要求所有人承认鹿就是马，并把坚持说鹿是鹿的人视为政治上的敌人。

到了第三层，追随者已经不再是被动服从者，而成为制造和维护政治谎言的积极参与者。

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把荒谬的决定解释得头头是道；可以利用宣传机器，把个人意志包装成历史规律；可以利用组织纪律，把事实争论变成忠诚审查。

于是，一个原本可以通过正常讨论得到纠正的错误，可能因为层层表态、层层维护而变成不可质疑的政治路线。

独裁者负责指鹿为马，追随者负责证明鹿确实是马；独裁者提出谎言，追随者则帮助他把谎言变成社会必须接受的真理。

最可怕的还不是有人说谎，而是整个权力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规则：谁说真话，谁就可能受到惩罚；谁善于说领导人希望听的话，谁就可能得到奖赏。

在这种环境中，事实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忠诚取代了真理，政治正确压倒了客观正确。

在当代中国，“指鹿为马”现象已蔚然成风，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连古人也会自愧不如。

四、忠诚竞赛：为什么追随者有时比独裁者更加激进

独裁者未必需要亲自下达每一项严酷的命令。

他可能只表达一种不满，追随者便主动寻找打击对象；他可能只提出一个模糊的政治目标，追随者便将其变成必须完成的任务；他可能只要求加强控制，各级追随者便层层加码，最终形成远远超出最初要求的政治运动。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个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中，忠诚不仅是一种政治要求，也是一种竞争资源。

当所有人都必须证明自己忠诚时，普通的服从便可能显得不够。为了比别人更受信任，有些人便要表现得更加坚定、更加积极、更加不计后果。

别人只表态拥护，他要热烈歌颂；别人只是执行命令，他要主动扩大执行范围；别人还在考虑法律、事实和社会后果，他已经宣布必须坚决贯彻、毫不动摇。

这样一来，谨慎可能被怀疑为动摇，克制可能被解释为软弱，独立思考可能被视为政治上摇摆甚至不可靠。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追随者为了证明忠诚，可能主动对反对者采取严酷手段。他们把不同意见者视为敌人，把政治忠诚置于法律和公正之上，甚至把伤害他人当作向独裁者邀功的机会。

一个人如果必须通过伤害别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那么他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道德判断交给了权力。

由此产生的政治灾难，有时并不完全来自独裁者的直接命令，而是来自追随者之间不断升级的忠诚竞赛。

独裁者制造了服从的环境，追随者则通过竞争服从，把这种环境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生存规则。

五、为了独裁者的执念，他们可能突破人类共同的底线

一个独裁者可能有各种执念：无限延长自己的统治，建立某种不可挑战的政治秩序，实现某种宏大的历史目标，或者追求足以威慑甚至毁灭敌人的军事力量。

这些执念一旦被包装成国家意志，便可能动员庞大的行政、经济、军事和科技资源。

追随者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他们可能帮助独裁者把个人目标转化为国家政策，把政治野心解释为民族使命，把危险计划包装成历史必然。

在极端情况下，某些人甚至可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组织能力，参与发展具有大规模毁灭能力的武器，或者执行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政策。

这里需要作出一个重要区分。武器技术的发展本身有复杂的国际安全背景，不能仅凭参与某项军事科研，就断定一个人违反了人类道德底线。真正值得追究的是：当参与者明知某项计划意在实施侵略、无差别杀伤或其它严重违反人道原则的行为时，是否仍然主动推动，甚至帮助排除法律和道德上的阻碍。

独裁者可能没有相应的科学知识，却能够凭借权力调动大量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某些科学家、工程师、军事人员和行政官员，可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十分出色，却在面对权力时放弃了对其行为后果的独立判断。

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知识和能力本身并不保证一个人具有道德责任感。

一个人可以在技术上非常精明，在政治上却极其盲从；可以在专业领域严格遵循事实，在公共事务中却对明显的谎言保持沉默；可以为完成一项技术任务殚精竭虑，却不愿认真思考这项任务最终将给人类带来什么。

更有甚者，有些人并非没有意识到风险，而是认为只要能够满足独裁者的愿望，后果便可以留待以后处理。

独裁者提出执念，追随者把执念变成事业；独裁者不愿考虑后果，追随者则帮助他把后果推给未来。

六、他们往往是“现时主义者”：只顾眼前，不管身后

独裁者的一些追随者，具有一种值得特别注意的价值取向，不妨称之为“现时主义”。

这里所说的现时主义，并不是珍惜当下生活，而是把眼前的个人利益和政治得失置于长远的公共利益之上。

他们关心自己现在能获得什么职位、财富、权力和特权，关心今天能否得到独裁者的信任，关心明天是否还能够保住既得利益。

至于一项政策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会造成什么后果，一个国家的制度会因此受到怎样的损害，子孙后代将为今天的决定付出怎样的代价，则往往不在他们优先考虑的范围之内。

为了眼前的政治成绩，可以透支国家的经济资源；为了满足领导人的宏大目标，可以不顾环境和社会的长期承受能力；为了维护个人统治，可以破坏原本应当约束权力的制度；为了获得眼前的军事优势，甚至可能把巨大的安全风险留给后代。

这种现时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收益与代价并不由同一批人承担。

追随者可能在当下获得升迁、财富和荣誉，政策造成的损失却由普通民众承担；他们可能在任期内得到奖赏，长期的社会代价却由后来的人承担。

一个人只需要对上级负责，而不必对公众和历史负责，便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心理：只要领导人满意，只要自己能够获利，其它问题都可以留给后来者。

这不仅是一种短视，更是一种责任的转嫁。

他们享受的是现时的权力红利，留下的却可能是需要几代人偿还的历史债务。

尤其应该追问的是：那些尚未出生的人，没有参与今天的政治决定，也没有机会表达反对意见，却可能不得不承受这些决定的后果。

任何一代人都无权为了少数人的眼前利益，肆意透支后来者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

七、口头上的忠诚，脚下的退路

不过，如果因此认为独裁者的追随者都是死心塌地的信徒，那就未免过于简单了。

事实上，有些最善于公开表达忠诚的人，私下里却可能是最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独裁者的人。

他们在公开场合热烈歌颂领导人的英明，宣扬制度的优越，要求别人坚定信心、无私奉献；在私人生活中，却可能利用职权聚敛财富，把资金转移到海外，为配偶和子女安排外国身份或长期居留资格，为自己准备一条一旦政治局势逆转时可以使用的退路。

当然，拥有海外资产、子女留学或者亲属移民，本身并不说明一个人缺乏政治信念，更不能作为贪腐或不忠诚的证据。真正值得批判的，是那些一方面利用公权力谋取私利、强迫别人承担制度风险，另一方面又通过特殊资源和非法所得为自己准备逃避风险的人。

这种人的有趣之处在于，他们并非没有独立判断力。

恰恰相反，涉及个人利益时，他们往往十分清醒，善于分析风险，懂得如何保护财富，如何为家人安排未来。

但一旦涉及公共事务，他们又可以表现得毫无独立判断，领导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政治风向指向哪里便立即转向哪里。

他们不是不知道风险，而是不愿意让自己承担风险；不是不会判断是非，而是不愿意让是非妨碍自己的利益。

在公共事务上，他们选择服从；在私人利益上，他们却异常清醒。

这种理念与人格的分裂，使他们能够同时扮演两种角色：公开场合是独裁者的坚定拥护者，私人生活中却是随时准备为自己寻找出路的风险管理者。

他们要求普通民众相信国家的光明前景，却不愿意把自己家庭的全部未来押在这种前景上；他们要求别人奉献和牺牲，却努力让自己的财富和家人免受同样的风险。

甚至可以说，他们把忠诚献给独裁者，把财富转移到海外；把政治风险留给国家，把安全退路留给自己。

这里最值得讽刺的，不是他们为家人考虑未来，而是他们一面利用权力剥夺普通人的选择，一面却为自己保留尽可能多的选择。

八、他们究竟忠于谁：独裁者、利益，还是自己？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独裁者的追随者，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忠于独裁者本人？

有些人确实出于信念而追随，有些人则是出于恐惧而服从。但对于相当一部分利益型追随者来说，忠诚可能具有鲜明的条件性。

独裁者能够提供职位和财富，他们便忠诚；能够保护他们的地位和安全，他们便拥护；仍然掌握政治优势，他们便积极表态。

一旦独裁者失势，或者政治格局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忠诚就可能迅速瓦解。

昨天还在热烈歌颂的人，今天可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昨天还在反复宣誓的政治信念，今天可能被解释为迫于形势的违心之言。

他们真正忠诚的，未必是某个人或某种理念，而是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利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独裁者即使拥有众多公开表忠的追随者，仍然可能对他们充满猜忌。

独裁者知道，许多人的忠诚建立在权力和利益之上；追随者也知道，自己的命运取决于独裁者的信任和政治处境。

其实，双方都不能完全信任对方，却又必须不断表现出相互信任。

独裁者需要追随者反复证明忠诚，追随者需要独裁者不断确认恩宠。于是，各种表态、宣誓、歌颂、效忠仪式层出不穷和螺旋式加码。

越是缺少真实信任的地方，越可能需要高调的忠诚表演。

而且，独裁者也未必希望追随者之间形成稳固的独立关系。让他们相互竞争、相互监督，甚至相互猜疑，有时反而有利于巩固个人权力。

结果便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政治共同体：

独裁者不完全相信追随者的忠诚，追随者也不完全相信独裁者会永远保护自己，但双方却必须不断表演彼此信任。

九、追随者既是权力的受益者，也可能成为权力的俘虏

追随者通过依附独裁者获得权力，但这种权力往往并不真正属于他们自己。

他们的职位可能来自独裁者的任命，财富可能依赖权力的保护，社会地位可能建立在与最高权力的特殊关系之上。

一旦失去这种关系，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便可能迅速动摇。

因此，追随者越是依靠权力获得利益，便越可能害怕失去权力；越是参与过打击异己、掩盖错误和违法谋利，便越可能担心权力更替之后受到追究。

这种恐惧又会使他们更加依赖独裁者。

他们需要独裁者继续掌权，不一定因为相信他能够给国家带来光明的未来，而可能因为只有他继续掌权，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过去的行为才可能得到保护。

于是，一个原本出于利益而形成的追随关系，逐渐变成难以摆脱的命运捆绑。

他们既是权力的受益者，也可能成为权力的俘虏。

当然，并非所有处在独裁体制中的人都属于这样的追随者。普通公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缺乏选择自由的执行者，可能只是为了维持生计而工作，有些人甚至在有限的条件下努力减少伤害。不能把被迫服从与主动共谋混为一谈。

真正需要承担相应政治和道德责任的，是那些拥有较大选择空间、能够影响公共决策，却主动利用权力谋私、帮助独裁者压制社会并从中获利的人。

他们不是单纯的制度牺牲品，也是制度得以维持的重要参与者。

十、独裁者为什么总是不缺追随者？

归根结底，独裁者之所以总能找到追随者，并不只是因为有人崇拜强权，也不只是因为有人害怕惩罚。

更深层的原因，是缺乏有效制衡的权力可以创造一种特殊的利益分配机制。

在这种机制中，一个人的财富、职位、地位和安全，可能不再主要取决于他的专业能力、公共贡献和社会评价，而越来越取决于他与最高权力的关系。

当忠诚比能力更重要，服从比原则更有利，揣摩上意比独立思考更安全时，权力体系便会不断吸引和筛选那些最善于适应这种规则的人。

真正有独立人格的人可能逐渐被排斥，善于表演忠诚的人却可能不断得到提拔；敢于指出错误的人可能被边缘化，能够替错误寻找理由的人反而可能受到重用。

久而久之，独裁者身边的人越来越相似：他们不一定缺乏知识和能力，却越来越缺乏独立于权力的判断标准。

更严重的是，这些追随者还会帮助独裁者改造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

他们不仅要求别人服从独裁者的命令，还要求别人接受独裁者对是非的定义；不仅要求别人承认他的权威，还要求别人相信他的英明；不仅不允许公开反对，还可能不允许独立思考。

这样一来，独裁者与追随者之间便形成了相互强化的循环。

独裁者通过权力给予追随者利益，追随者通过服从帮助独裁者巩固权力；独裁者利用追随者控制社会，追随者利用独裁者获得支配社会的机会。

一个人依靠权力获得一切，另一群人依靠这个人获得一切。

当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时，整个国家便沦为维持这个权力共同体的工具。

十一、结语：独裁者外，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

人们谈论独裁政治，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独裁者本人身上，分析他的性格、野心、能力和历史责任。

这当然重要。但如果只看到独裁者，而忽略了围绕他的庞大追随群体，就难以真正理解独裁统治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又为什么能够造成如此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后果。

一个独裁者可能提出荒谬的主张，但需要有人替他论证；可能产生危险的执念，但需要有人替他实施；可能希望打击反对者，但需要有人替他执行；可能试图掩盖错误，但需要有人替他制造谎言。

没有这些人的参与，个人的偏执未必能够轻易转化为整个国家的行动。

许多追随者并非没有知识、没有能力、没有判断力。他们可能十分聪明，精于计算，甚至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帮助维持一个怎样的权力体系。

他们的问题未必是看不清现实，而是看清了现实之后，仍然选择从中获利；未必是不知道是非，而是把是非让位于利益；未必是真的相信独裁者永远正确，而是认为宣称他永远正确对自己最有好处。

他们可以为了眼前的权力和财富，放弃独立理念；为了获得独裁者的信任，放弃道德底线；为了保住既得利益，放弃对公共事务的责任；为了自己的现时利益，把政治、经济乃至人类安全的风险留给子孙后代。

在私下里，他们可能早已为自己和家人准备好了退路。

这，或许是独裁政治中最值得讽刺的一幕：独裁者要求所有人把命运交给他，一些最积极帮助他提出这种要求的人，却早已悄悄为自己的命运安排了另一种选择。

因此，一个社会需要警惕的，不仅是那个试图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独裁者，还有那些愿意为了分享权力而放弃原则、为了获得利益而牺牲公共责任的人。

独裁者的权力终究会有结束的一天，但追随者帮助建立的制度、制造的谎言、造成的伤害，以及留给后代的历史债务，却未必随着独裁者的离去而消失。

一个独裁者能够造成多大的灾难，不仅取决于他本人有多么专断和愚蠢，还取决于有多少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他的专断和愚蠢变成现实。

衡量这些追随者的最终标准，不应是他们曾经对某个人表现得多么忠诚，而应是：当权力与良知发生冲突时，他们究竟选择了什么；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究竟维护了什么；当眼前的好处与子孙后代的命运发生冲突时，他们究竟把代价留给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