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客的“四个自信”,为何容不下一个讨薪工人?

作者:诉求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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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依法讨薪,1677天失去自由:政客的“四个自信”,为何容不下一个讨薪工人?

——中国劳工何大才的亲身经历与制度之问


政客们经常高谈“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他们在会议上讲自信,在宣传中讲优越,在各种场合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理论科学、制度先进、文化繁荣。


可是,我想问这些高谈自信的政客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一个普通中国劳工,依法追讨自己的血汗钱,为什么要付出25年的人生?为什么累计遭遇跨省绑架10余次?为什么被非法拘禁1677天,其中1391天被关进精神病院?为什么还要承受2万元钱财被敲诈勒索的遭遇?为什么最终只能逃离中国,才能寻找一个不再被恐惧笼罩的生活?

如果这就是政客们引以为傲的制度现实,那么他们的“四个自信”,究竟来自哪里?


一、25年依法讨薪:一个普通劳动者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我叫何大才,是一名普通中国劳工。

25年来,我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依法追讨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从广东南海的劳动争议,到劳动仲裁、法院诉讼,再到后来的控告、举报和申诉,我希望通过法律解决问题。

我没有选择暴力,没有选择违法犯罪,也没有放弃通过法律程序寻求公道。

然而,按照我的亲身经历,这条依法维权的道路,却逐渐变成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自由与生存之战。

在这25年里,我累计遭遇跨省绑架10余次,被非法拘禁共1677天,其中1391天被关在精神病院。

这不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正常生活应该承受的代价。

一个人追讨工钱,为什么会被反复跨省带走?

一个人依法表达诉求,为什么会失去如此漫长的自由?

一个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劳动争议,为什么最终要面对精神病院里的漫长岁月?

我还曾遭遇2万元钱财被敲诈勒索的情况。最终,在失去自由、家庭遭受重创、正常生活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逃离中国。

我离开的,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了多年的国家,更是一个让我长期无法获得安全感的生存环境。

我想问: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连一个普通劳动者依法追讨工钱的基本权利都不能让他安心行使,那么所谓的制度自信,究竟应当如何解释?


二、道路自信:为什么依法维权的道路,走成了失去自由的道路?


官方对道路自信的解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

那么,我想用自己的25年经历追问:

一个普通劳动者依法讨薪,究竟应该走哪条道路?

走劳动仲裁的道路,我走过了。

走法院诉讼的道路,我走过了。

走控告、举报、申诉的道路,我也走过了。

我没有拒绝法律,也没有要求特殊待遇。

可是,按照我的个人经历,等待我的却是10余次跨省绑架和累计1677天的非法拘禁。

这不禁让我质疑:

如果依法维权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反而可能让维权者失去自由,那么这条道路究竟在保护谁?


如果普通劳动者按照法律规定寻求救济,却长期陷入无助,那么道路自信是否也应该接受普通人的现实检验?

道路是否正确,不应当只看宣传口号,更应该看普通人能否在这条道路上获得基本的权利保障。

一个社会真正值得自信的道路,应该让守法者有尊严,让劳动者有公道,让每一个普通人不必因为依法维权而恐惧。


三、理论自信:讲得再漂亮,也不能代替一个人的基本权利


官方对理论自信的解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性、真理性和正确性的自信。

可是,再完整的理论,也必须面对现实问题。

如果理论强调人民至上,那么一个讨薪工人的劳动报酬是否应该得到保障?

如果理论强调依法治国,那么限制一个人的人身自由是否应该有明确法律依据和正当程序?

如果理论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那么一个人被关在精神病院1391天,是否应该接受严格、独立的合法性审查?

如果理论强调人民利益,那么为什么一个普通劳动者需要用25年时间,反复证明自己有权追讨劳动报酬?

我想问那些满口理论自信的政客:

你们的理论,究竟是用来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还是用来要求群众无条件相信宣传的?

理论的价值,不在于口号有多么宏大,而在于能否解释现实、解决问题、约束权力。

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回答普通劳动者为什么失去自由,不能解释相关人员是否依法履职,不能帮助一个家庭摆脱长期困境,那么它就需要接受现实的检验。

人民不是理论的装饰品,普通劳动者也不是宏大叙事中可以随意牺牲的数字。


四、制度自信:1391天精神病院,1677天失去自由,制度优势体现在哪里?


这是我最想质问的一个问题。

制度自信,不能只靠宣传部门反复强调,也不能靠政客在会议上自我评价。

制度是否有效,最终要看它能不能约束权力,能不能保护普通人的合法权益,能不能让受到侵害的人得到公正救济。

我被关在精神病院1391天。

精神病院本应承担医疗救治和患者照护职责,而不是成为剥夺一个人自由的工具。

如果一个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相关决定是否有合法依据?是否经过必要的医疗评估?是否具备规范的程序保障?是否存在滥用医疗措施的情况?

这些都应当接受严肃调查。

我累计被非法拘禁1677天,这个数字也不是一句宣传口号能够解释的。

1677天是什么概念?

是四年多的日夜。

是一个普通人失去的劳动机会。

是家庭无法正常团聚的岁月。

是一个人无法自主安排生活、工作和未来的漫长时间。

而1391天精神病院经历,是这1677天中最沉重的一段。

我想问:

如果一个普通劳动者依法讨薪,最终却经历如此漫长的人身自由受限,那么制度保护公民权利的机制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如果权力运行中存在违法行为,谁来调查?

如果有关人员滥用职权,谁来追责?

如果医疗机构被用于不正当限制人身自由,谁来保障患者和被收治者的权利?

制度自信不应意味着不允许质疑,更不意味着任何质疑都可以被当成对制度的否定。

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应当允许监督、接受质疑、纠正错误,并让权力承担责任。


五、文化自信:连诚实劳动、依法维权和尊严都无法保障,文化自信又从何谈起?


官方对文化自信的解释,是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自信。

中华传统文化讲究诚信、仁爱、公平、正义,讲究尊重劳动,讲究做人应当有基本的良知。

那么,我想问: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尊重普通劳动者的血汗,如何体现尊重劳动的价值?

如果一个人依法讨薪,却需要面对跨省绑架、长期拘禁和家庭破碎的遭遇,如何体现公平正义?

如果一个普通人因为坚持申诉、控告和举报,最终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如何让他对自己曾经生活的社会保持信任?

文化自信不应该只是传统文化符号、宏大典礼和宣传口号。

它更应该体现在对人的尊重,对劳动的尊重,对诚实守法者的尊重,对生命和自由的尊重。

一个真正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社会,不应当让普通人的尊严成为可以随意牺牲的东西。


六、我为什么最终逃离中国?


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继续申诉?为什么不继续走法律程序?为什么最终选择离开?

我想说,离开并不是因为我不想要公道,也不是因为我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而是因为在我经历的漫长岁月里,我已经付出了太多代价。

25年依法讨薪,10余次跨省绑架,1677天失去自由,其中1391天被关在精神病院,还有我所陈述的2万元敲诈勒索经历。

父亲离世、母亲病重,家庭承受的痛苦也不是几句安慰能够弥补的。

当一个人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无法获得确定的保障时,他还能怎样生活?

当一个人连依法表达诉求都需要承担失去自由的风险时,他又如何相信自己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公正?

我最终逃离中国,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正常生活、不必时刻担心被带走、不必因为表达诉求而恐惧的环境。

我并不认为离开就意味着所有问题得到解决。

但我至少希望,余生能够拥有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权利:自由生活、自由表达、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七、政客们,请回答这七个问题


今天,我不想再听那些重复了无数遍的口号。

我希望那些高谈“四个自信”的政客,能够正面回答以下问题:

1. 一个普通劳工依法追讨工钱,为什么需要耗费25年?

2. 为什么一个劳动者会按照其陈述遭遇10余次跨省绑架?这些行动的决定者、执行者和法律依据是什么?

3. 累计1677天的人身自由受限,其中1391天在精神病院,相关决定、医疗评估、收治程序和责任主体是否经得起独立审查?

4. 我所称遭遇的2万元敲诈勒索,究竟是谁提出要求?钱款流向哪里?是否有合法依据?

5. 如果有关人员存在违法拘禁、滥用职权或其他侵权行为,是否能够得到独立、公正的调查?

6. 一个依法讨薪的普通劳动者,最终为什么需要逃离自己的国家,才能寻找基本的安全感?

7. 如果这类问题确实存在,相关制度能否允许受害者公开质疑、获得救济,并追究具体责任?

这些问题不需要华丽的政治辞藻,也不需要宏大的理论解释。

需要的是事实、证据、法律和责任。


最后:一个普通劳工的遭遇,是对“四个自信”的现实追问


我叫何大才。

我不是政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什么特殊人物。

我只是一个普通中国劳工,一个为了追讨血汗钱,走过仲裁、诉讼、控告、举报和申诉道路的人。

我用25年追讨工钱,用1677天失去自由,其中1391天被关在精神病院。我还曾遭遇2万元钱财被敲诈勒索的情况,最终不得不逃离中国。

我不需要别人因为我的遭遇而盲目相信任何结论。

我希望人们看到我的经历,关注我能够提供的证据,核查每一个具体事件,追问每一个应当承担责任的人。

政客们可以有自己的政治口号,也可以宣称自己拥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方面的自信。

但是,自信不能代替证据,口号不能代替法律,宣传不能代替公正。

如果一个制度连一个依法讨薪的普通劳动者都不能让他安心,如果一个守法者需要用1677天的自由代价来承受维权后果,如果一个人最终只能逃离自己的国家来寻找安全感,那么,这些现实问题就值得被认真追问。

我最后想问那些高谈“四个自信”的政客:

你们究竟是在为人民的权利而自信,还是在为自己的权力而自信?

你们敢不敢让一个普通劳工的25年维权经历,接受公开、独立、完整的事实调查?

你们敢不敢让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接受一个普通劳动者真实人生的检验?


一个国家真正的自信,不应该害怕普通人的质问;一个制度真正的力量,也不应该建立在普通人的沉默之上。


——何大才  2026年11月3日

一名曾经依法讨薪25年、最终逃离中国的普通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