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这么多美国年轻人正在死去？

约翰·麦克格利恩（John Mac Ghlionn）是一名作家和研究人员，探讨文化、社会以及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他于上周六       10月31日下午发表在《国会山报》的评论－－“为什么有这么多美国年轻人正在死去？” ，值得一读：

我们不断被告知，美国无疑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质疑这一叙事会招来白眼和大量批评。但我们必须质疑。

如果美国如此伟大，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正在死去？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最近的研究显示，2010年至2021年间，25至44岁美国人的死亡率上升了71.2%。人们本应在这些年里遇见未来的配偶，却去见了造物主。

经典的美国人生路线极其简单，至少理论上如此。它鼓励年轻成年人接受教育、沿着职业阶梯向上攀登、安定下来、成家育儿，并尽最大努力避免离婚。

死亡率数据表明，就在人们试图遵循这套人生剧本时，剧本却散架了。美国擅长通过费用极其高昂的重症监护住院治疗，为80岁老人的生命末期再添几个月。与此同时，它却经常无法让一个32岁的人活到看着自己的孩子升入初中。

这些伤害远远超出了验尸官办公室的范围。一个人的过早死亡，就会撕裂一个家庭。孩子们长大时，餐桌旁始终有一个空位。父母埋葬了本应为他们挑选养老机构的成年子女。男人和女人尚未长出第一根白发，就已成为鳏夫和寡妇。社区失去了水管工、教师、警察和邻居，而这些人本应继续维持当地经济运转30年。

每当谈及年轻人死亡的问题，公共讨论往往会习惯性地转向芬太尼危机。非法合成阿片类药物确实夺走了太多人的生命，但药物过量只能解释部分情况。美国年轻人正在死于由自我造成的灾难和生物性灾难构成的怪异混合物。自杀率依然居高不下。酒精相关性肝病、致命交通事故、凶杀、高血压和代谢紊乱，都在夺走二三十岁人群的生命。

那些曾经只属于饱经沧桑的退休者的疾病，如今正在那些还记得高中体育课储物柜密码的人群中高歌猛进、卷土重来。高血压和脂肪肝正以惊人的速度向更年轻的人群蔓延。年轻的身体正显现出60岁人群才有的结构性损耗。

当今的政治评论喜欢将国家的一切病症归咎于系统性失灵。制度问题显然存在，但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归根结底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医学可以治疗枪伤、疏通堵塞的动脉，却无法强迫一个人停止每周喝掉一加仑伏特加。当有人决定在结冰的州际公路上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开车，同时发送搞笑图片时，技术也无法出手干预。超加工垃圾食品、久坐盯屏、酗酒，以及任由精神疾病得不到治疗，都体现了个人选择，任何政府机构都无法通过事无巨细的管理将其消除。

美国每年在医疗保健上花费数万亿美元，远超其他任何富裕国家。然而，这笔天文数字投资换来的却是预期寿命下降。欧洲国家的支出只是美国人支出的一小部分，但其公民通常无须依赖先进的生物疗法，就能活到八九十岁。高科技医疗干预无法有效替代日常自我照顾和良好的生活方式。

地理位置以看似近乎随意的方式加剧了风险。在一个邮政编码区出生的孩子，其预期寿命可能比50英里外出生的孩子长十年。地方经济状况、区域饮食文化、吸烟习惯以及获得创伤救治的条件，造成了州与州之间显著的生存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当地就业、教育和日常习惯方面令人警醒的现实。

社会孤立使情况雪上加霜。高速互联网接入和无穷无尽的流媒体内容到来的同时，人与人面对面交流却大幅减少。年轻成年人在网上拥有数千名关注者，却没有人能在他们做完一个小手术后接他们出院。长期孤独会提高应激激素水平，扰乱睡眠。它会加剧炎症，并将人们推向酗酒、吸食烈性毒品和自残等具有破坏性的恶习。

传统公共卫生框架将每一种死因都作为孤立事件进行分析。一个部门处理成瘾问题，另一个部门追踪心脏病，第三个部门研究交通安全。这种官僚式分工忽略了更大的整体模式。当多种截然不同的死因在完全相同的年龄群体中同时激增时，文化本身就在制造某种医生和措辞严厉的政策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应当以普通公民是否有机会从容老去、成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来衡量自身最基本的成功。美国在这场考验中一败涂地，每一则过早出现的讣告都在印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