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谈中国共产党是极善极恶的国家利维坦

今天这个题目是：《毕汝谐谈中国共产党是极善极恶的国家利维坦》。

所谓“极善”，就是极其善良；所谓“极恶”，就是极其邪恶。“利维坦”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提出的一个政治哲学概念，我在这里借用一下。

我之所以谈起这个话题，是有一个缘起的。

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很敬重的理论家胡平，多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流氓政权”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对于这种简单化、漫画化的批评方法，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中国共产党多次说过，无论它在1949年以前处于在野地位的时候，还是1949年以后掌握政权的时候，它都是不怕骂的。

因此，用这种简单化的方式去否定共产党，实际上不能损害共产党的一根毫毛。

真正能够触及共产党要害的，是那种鞭辟入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批评。

十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月份。

10月1日是北京的国庆，10月10日是台北的国庆。我不想评论两岸分裂的这一历史事实，只想谈一谈我在1987年的一段个人经历。

1987年，我在报上征婚，征到了台湾狂人李敖的私生女的母亲王尚勤。王是三横一竖的王，尚是和尚的尚，勤是勤劳的勤。

奇怪的是，我们在男女之情方面没有谈到多少，更多的是两个精神世界之间的交流。当时，我和王尚勤有过很多政治方面的讨论。

要知道，那是在1987年，两岸之间的交流还很少。

我是从大陆人的角度来谈论共产党和国民党，而她是从台湾人的角度来谈论国民党和共产党。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毕汝谐独特的观点：

国共两党，都是治省有方而理国乏术的政党。

我的意思是，在大陆时期，特别是到了后期，国民政府的腐败已经到了连它的恩主——美国山姆大叔——都不能容忍的地步。

但是，相对而言，当时共产党所控制的解放区，政治还是比较清明的。

然而，1949年主客之势逆转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孜孜不倦地治理这一省之地，把台湾治理得相当不错。

可是，中国大陆由共产党接管以后，却出现了许许多多天怒人怨的事情。

这就是我当年提出的“治省有方而理国乏术”的观点。

血管出血，水管出水，毕汝谐的大脑出毕汝谐观点； 毕汝谐思维方法是与众不同。

好了，现在我要讲一讲中国共产党的极善与极恶。

一、从赈灾和粮食制度看共产党的极善与极恶

首先，我要讲它极善的一面。

这是许多反共人士所不愿意正视的。但是，毕汝谐作为一个不隶属于任何政治组织的自由作家，必须实事求是地开讲。

几千年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家，面对大规模自然灾害，中国历朝历代，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赈灾救济的效果往往都不理想。

因此，大规模饿死人、大规模因灾死亡的情况，始终无法禁绝。

老一辈共产党人邓拓，也就是后来所谓“三家村”的村长，年轻时曾经使用“邓云特”这个名字，写过一本《中国救荒史》。

这本书里面引用了大量历史资料，说明中国历代灾荒与救济的问题。

但是，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说，从1949年到195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初的八年，在中国共产党还处于上升时期、其许多重大弊端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救灾方面做得都比过去历朝历代的政府要好。

在我看来，这一时期基本上避免了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虽然仍然有零星的饿死人现象。

这一点，可以从1957年所谓右派人士的言论中得到某种印证。

如果当时存在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这些右派人士不可能不反映出来。而他们所反映的，主要还是一些零星的饿死人现象，以及政府措施方面的具体问题。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种旷古未见、威力无比的制度——粮食统购统销。

在这种制度之下，民间的粮商基本上不存在了。

也就是说，全中国只有一个大粮商，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实行统购统销，其采取这种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使得1949年到1957年间，基本上能够做到人人有饭吃，而不至于轻易饿死，即使在灾荒的时候也是如此。

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又要讲到，同样是这套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也恰恰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极恶的一面。

当共产党成为全国粮食唯一的垄断者、成为全国最大的粮商以后，一旦其犯下致命的错误，后果就不堪设想。

比如1958年的大跃进、三面红旗，以及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办公共食堂、放卫星等等。

这些事情，现在听起来都是极为荒诞的。

但是，它们所造成的恶果，却是极其严重的。

共产党在前八年所避免的那种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到了后来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不仅全部被扳了回来，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极恶的一个方面。

在我看来，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没有相应规模的自然灾害以及外敌入侵和战争破坏的情况下，由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严重错误，造成如此大规模的饥饿死亡。

而这一段历史的全部真相，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

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二、从取缔娼妓制度看中国共产党的铁腕治理

好了，这是从饿死人的角度来谈共产党的极善与极恶。

现在，我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谈。

我们知道，娼妓制度，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几千年来，从春秋时期管仲的时代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存在娼妓制度，而历代政府对此始终无能为力。

结果，中国共产党一来，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一纸通令，所有公开的妓院一律封闭。

所有妓女均被组织、安排或者强制转为生产劳动者。

不管妓女们自愿还是不自愿，其的主观意愿并不被考虑。

所有妓女都必须改行。

这种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在当时曾经引起国内外很大的关注，也获得了不少赞誉。

以至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曾经有外国记者问周恩来：“中国有没有妓女？”

周恩来坦然而骄傲地回答：“有，在台湾。”

这是当时流传甚广的一段故事。

改革开放以前，不要说公开的妓院和妓女，就是那些暗娼，也受到治安管理制度的严厉打击。

在我看来，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罕见的奇迹。

也只有中国共产党这种简单粗暴的铁腕治理方式，才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

然而，一旦到了所谓改革开放时期，一旦 中国共产党这种简单粗暴的铁腕治理方式松动起来，过去的成果就逐渐丧失了。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虽然没有公开合法的娼妓制度，但是各种变相的卖淫嫖娼活动，实际上早已相当普遍。

即使是在一些偏远地区，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如果愿意动用它那种无比强大的行政权力去治理某一个社会问题，它就有能力进行治理。

但是，如果它不愿意治理，或者放松了治理，那么这些问题就会重新出现。

这就是 中国共产党那种无比强大的行政权力所具有的两面性。

三、从剿匪和社会治安看共产党的极善与极恶

再讲一讲民国时期的社会治安。

民国时期，黄、赌、毒、绑票、匪患，是中国社会非常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土匪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都知道，民国时期曾经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土匪连载有外国人的列车都敢劫持，甚至绑架外国旅客。

由此可见，当时的匪患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立即采取铁腕手段剿灭土匪。

不管是政治性的土匪，还是普通的土匪，都遭到了严厉的清剿。

于是，社会治安出现了显著变化。旧中国那种到处绑票、土匪横行的现象，基本上不再存在。

社会秩序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当然，这个问题也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旦中国共产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放松了某些方面的社会管理和打击力度，过去的一些社会问题 黄、赌、毒、绑票等等 又死灰复燃。

而且，我还要特别讲一点。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解释极善与极恶并存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就像成为全国最大的粮商一样，它也可以被比喻为全国最大的土匪头子。

全国最大的土匪头子中国共产党把下面那些小股的土匪全部扫灭了。

这个比喻当然是尖锐的，但是，它恰恰说明了一种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所具有的特殊性质。

国民政府时期，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现全国政令的统一。

各地军阀势力始终存在。

国民政府真正能够有效控制的，主要还是江浙及其周边一些地区。

但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确实在中国大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令统一。

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

四、从国家统一和邮政制度看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

我还要讲一讲邮政。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小、实际上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在毛泽东时代，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就可以把一封普通信件送到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地方。

这种全国统一的邮政服务，在民国时期是很难想象的。

一个如此辽阔的国家，能够通过统一的行政体系、交通体系和邮政体系，把各地联系起来，这确实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

再讲一个问题。

民国时期，中国大地上驻扎外国军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日本兵、英国兵、美国兵，以及其他外国军队，都曾经在中国的一些地方驻扎。

这在当时是中国国家主权受到限制的一种表现。

但是，共产党接管中国大陆以后，这种外国军队在中国大陆驻扎的局面，基本上结束了。

外国势力想要通过过去那种方式控制、分割中国大陆，已经不再容易。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了高度统一的国家政权。

无论你对共产党抱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这一点都必须承认。

五、从国家独立和国际地位看共产党的历史功过

而且，1949年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

1949年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是不断上升的。

过去有一句话，叫作“弱国无外交”。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常常只能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或者寄希望于英国、美国等大国的干预。

可是，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过去那个任人欺凌的弱国了。

中国已经有能力保卫自己的疆土和国家独立。

当然，这种国际地位的提高，也是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的。

比如，中国成为核大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陈毅元帅曾经在三年困难时期提出过一个极其强硬的口号：

“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即使付出极大的经济代价，也要坚持发展核武器。

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正是在那个极其困难的年代推进的。

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许多地方哀鸿遍野，人民生活极其困苦。

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推进核武器和国防科技的发展。

它并没有因为人民生活的巨大困难而放弃这一战略目标。

如何评价这种选择，则是另外一回事。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中国由此逐渐取得了独立的核威慑能力。

但是，从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来看，这种发展道路又付出了难以估量的血泪代价。

到了今天，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国内甚至已经有人提出要赶超美国。

这种雄心壮志，在当年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认为会使许多中国人，无论他们抱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都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

六、1986年美国海军访华给我的印象

这里，我还要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时代背景中的例子。

1986年，美国海军舰队在阔别中国港口多年以后，重新访问上海和青岛。

当时，美国水兵人手有一本小册子，告诉他们访问中国期间应当遵守的纪律；其中要求美国水兵尊重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得随意与中国妇女调笑。

这在旧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无论他的政治立场如何，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都会为中国国家地位的提高而感到自豪。

要知道，过去 美国水兵到了弱小国家以后，在当地社会上常常表现得非常随便。

其中有些人甚至像参加家庭舞会一样，对当地的风俗习惯缺乏应有的尊重。

但是，到了1986年，美国海军访问中国的时候，已经必须郑重其事地教育自己的水兵，尊重中国的社会习俗。

在我看来，这就是国家地位发生变化的一个生动体现。

当然，我还要再次强调：

这种国家的进步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以中国人民付出了难以估量的血泪和生命代价为背景的。

如何评判这种历史代价，如何衡量它的得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七、结语：极善与极恶并存的国家利维坦

我今天讲这些，就是想抛砖引玉，提出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是毕汝谐独立思考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极善与极恶并存的国家利维坦。

中国共产党能够凭借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完成过去许多政府无法完成的事情。

比如赈灾、统一粮食供应、取缔公开的娼妓制度、剿灭土匪、改善社会治安、统一政令、建设全国性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提高国家的独立性和国际地位。

但是，同样是中国共产党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一旦犯下重大错误，或者走向极端，也可能造成过去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造成的巨大灾难。

中国共产党的极善与极恶，并非两个毫不相干的方面。

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它们有着共同的根源，那就是高度集中、无比强大的国家权力。

这种权力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

当它做善事的时候，可以做到极致；当它作恶的时候，也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就是我借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利维坦”概念，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我认为，对于 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政党和它所建立的国家权力体系，不能仅仅用“流氓政权”这样简单化、漫画化的语言加以概括。

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既不回避它曾经取得的成就，也不掩盖它曾经造成的灾难。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真正认识中国现代历史。

我今天提出这个观点，并不是要给这个问题下一个最终的结论，而是希望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和讨论。

我欢迎各界朋友就这个问题与我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