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终结美元主导地位的绿色道路

作家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莫里斯·格林伯格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球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学者，著有《主权基金：中国共产党如何为其全球雄心提供资金》。近日，刘宗媛女士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北京终结美元主导地位的绿色道路”。请君一阅：

1971年，当国际货币体系濒临崩溃时，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对一群忧心忡忡的欧洲财政部长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美元于1944年成为这一体系的官方储备货币，使签署国不得不受制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反复无常。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许多货币开始自由浮动之后，美元仍然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从而日益依赖美元，美国的货币权力只增不减。在这些国家中，依赖出口驱动型增长的中国首当其冲。

考虑到华盛顿有朝一日可能使美元成为中国的问题，北京如今正在制定自己的解决方案。在2024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明确提出了这一努力，指示省部级高级官员加快推动中国转变为“金融强国”。他明确指出，强大的货币是这一强国地位的重要基础之一。当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求是》于2026年发表这篇讲话的全文时，习近平心目中的标准变得更加清晰：一种货币要被认为是“强大的”，就必须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外汇市场上得到广泛使用，并被公认为全球储备货币。

习近平的呼吁，是主要大国长期以来努力减少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依赖的最新一幕。1965年，法国财政部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曾以“嚣张的特权”这一著名说法，形容美元主导地位赋予美国的不成比例的优势；同年，法国开始积极将其相当大一部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推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99年，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份关于如何促进日元在国际上更广泛使用的报告。同年，欧元的推出使欧洲获得了一种后来成为世界第二重要国际货币的货币，赋予欧洲更大的货币自主权，尽管欧洲中央银行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可能暗示其有意挑战美元的言论。

习近平的雄心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与欧洲或日本不同，中国拥有足以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力量相抗衡的经济实力、军事能力和政治意志。自从伦敦统治一个全球帝国以来，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货币拥有与美元竞争的现实机会。全球金融体系从“我们信仰上帝”转向“党指向哪里，我们就跟向哪里”，再也不能被斥为幻想。

人民币国际化将使中国在美国有朝一日决定将美元作为惩罚性武器时，拥有一定程度的金融生存能力，正如美国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对俄罗斯所做的那样。美国既控制着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的供应，也控制着这种货币流通所经过的许多关键金融基础设施咽喉要道。如果华盛顿愿意，它就可以通过使与中国机构开展业务的成本高得令人无法承受，严重限制中国获得美元流动性的能力，例如起诉或制裁一家中国大型银行。任何此类措施都会冲击中国金融体系，提高贸易交易成本，并对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五分之一的出口部门造成重大竞争性打击。

然而，生存能力只是可信威慑的先决条件。为了阻止美国使用美元武器，北京需要具备金融上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它必须能够将全球贸易和金融活动的相当大一部分转移到以人民币为基础的网络。能否持久实现这种转变，取决于全球对一种以人民币计价的锚定资产是否存在健康的需求。对中国而言，这种锚定资产最有可能的来源，在于它对绿色经济的主导地位。

习近平并不一定希望人民币取代美元。他2024年的讲话主张的是强大，而不是霸权。取得令人尊重的第二名，甚至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第三名，就足以打破美元事实上形成的垄断，并限制美国单方面实施金融制裁的能力，同时使中国免于承担维持货币霸权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成本。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其使命是使人民币成为美元这款可口可乐的百事可乐：永远不是市场领导者，但在紧要关头能够派上用场，而且完全有能力迫使占据主导地位的现有领导者保持规矩。

第二名才是最好的

美元几乎得到全世界普遍接受，可以说中国从中获得的好处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中国经济依赖出口，而以美元计价和融资的中国商品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现成的买家。由此产生的利润随后几乎可以投资于任何地方，并在短时间内转换为流动资金。这正合北京的心意：中国享受全球流动性带来的好处，却不必承担维持这种流动性的负担。为了维持全球美元体系，美国必须容忍外国持有数量不断增加的美元债权，因为各国越来越多地使用美元开展商业活动。美国市场因此面临国际波动的影响，而外国人也对美国公司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发行美元的美联储为这一体系提供最后保障，在金融压力时期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因为那时各国政府和私人公司会囤积美元，以确保它们能够继续偿还债务和购买商品。这种开放性和风险敞口对美国经济几乎没有构成威胁，因为外国股东通常寻求在美国商业规范之内开展经营，而不是改变这些规范，同时美国银行通过纽约和伦敦为全球资本流动提供中介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利润。

中国领导人无意作出任何这样的权衡。维持一个全球人民币体系，将与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发生根本冲突。为了使人民币能够复制美元的功能，中国必须建立广泛的双向金融渠道，使外国人民币持有者能够将这些资金重新投资于中国经济。由此产生的资本流入将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北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将外国投资者限制在一小部分获得批准的资产范围之内。一旦允许外国投资者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就会利用金融压制和政治指导下的资本配置所造成的扭曲进行套利。这种竞争将削弱北京确保中国商界忠诚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控制谁能够获得资本、以什么条件获得资本，以及资本用于什么目的。

对于许多富裕的中国公民，包括共产党内部的一些成员来说，美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风险保险。国内政治斗争可能导致资产被没收，甚至在几乎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遭到监禁。离岸美元存款和外国公司架构，使精英阶层能够将其资产分散到不同货币和司法管辖区。控制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公司，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给予中国富人的不仅是声望和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机会；信息披露义务、对股东承担的责任以及国际关注度，这些超出共产党控制范围的因素，都可以使中国企业高管在面对国内官员的任意要求时拥有一定的谈判筹码。这些约束无法阻止决心追究特定目标的高级当局进行干预，但可以提高干预的成本、减缓其实施速度，并创造谈判空间。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是那些失势的中国精英的避难所，而由于没有任何人的地位能够永远完全安全，因此很少有人希望看到这个避难所消失。

不用就会失去

中国完全愿意继续生活在一个由美元驱动运转的世界中。但是，它无法容忍美元被武器化，而人民币距离强大到足以削弱这种威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要让更多国家和企业采用人民币，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能够使用人民币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中国已经奠定了基础，通过便利一百多个国家的企业以及越来越多的大宗商品市场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结算、获得贸易和投资融资，以及对冲风险。在这里，广度远比深度重要。即使每天只有适度规模的人民币交易量，也能够维持支付渠道的运作、保留金融关系，并保持运营替代性金融体系所需要的法律和行政专业能力。

北京需要具备金融上的第二次打击能力。

由于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在于制成品的流动——2025年，中国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20%——北京一直集中精力建设一个支付网络，以促进其制造业机器所产生的商业流动。2005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公开鼓励中国贸易伙伴之间已经日益增加的本币使用。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了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试点计划，随后于2015年建立了人民币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这是中国国际人民币网络的支柱。人民币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最初拥有来自50个国家的195家参与机构；到2026年6月，该系统已有1829家参与机构，并能够将支付指令传送至191个国家的5200多家银行机构。但是，与支持美元和欧元的成熟大额支付系统相比，人民币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的规模仍然小得多。2025年，总部位于美国的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处理的国际支付金额估计是人民币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的19倍，而欧洲名为第二代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其清算金额约为人民币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的14倍。

但是，仅凭支付规模衡量货币权力具有误导性。一笔国际交易所涉及的远不止经济价值的转移；它需要一整套金融服务，贯穿五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定价、融资、风险转移、支付和再投资。美元之所以主导国际贸易和金融，是因为它在每个阶段都是默认使用的货币，而它在每个阶段的优势又进一步强化了它在其他所有阶段的地位。人民币要取代美元，就必须在交易周期的每个阶段都具有竞争力，而不仅仅是在支付方面。

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伦敦、纽约和东京等金融中心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它们转移资金的能力，还取决于其金融机构创造信贷、制定价格、承保货运以及将储蓄重新投入经济活动的能力。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正在推动人民币网络扩张的原因。通过以人民币为发票、合同和海外项目融资计价，这些企业为人民币创造了持续不断的基础需求，中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可以围绕这一需求，在中国控制之下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业务领域。为了巩固这一基础，中国共产党于2025年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指示国有企业在与外国供应商和客户开展业务时，优先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进行结算。这一战略已经在促进东南亚地区人民币使用网络的形成。2024年，涉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体的人民币支付增长了19%，其中三分之二的交易发生在东盟国家之间。

进入市场的成本

北京已经基本完成了其战略的第一阶段，即在支付领域建立立足点，现在正向交易流程的上游扩展，进入定价、融资和风险转移领域，同时谨慎地向下游的再投资领域推进。直到最近，北京才开始认识到，商品计价所使用的货币对交易周期后续阶段具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一直满足于主要以美元为其进出口商品定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2023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只有6.5%以人民币开具发票。中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近30%的货物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本质上是伪装成人民币交易的美元交易：中国出口商以美元开具发票，买方获得美元融资并以美元扣款，而资金只是在即将进入中国大陆之前才被兑换成人民币。

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推广所谓的“中国价格”来扭转这种模式：“中国价格”是指在中国国内交易所挂牌、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进口主要大宗商品基准价格。更大的定价自主权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在不获取美元的情况下购买原材料投入品，并管理其在全球市场上面临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这也使中国当局能够对用于确定这些大宗商品实物交割供应合同条款的参考价格施加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中国至关重要，因为原材料投入品的稳定流动，是其制造业机器平稳运转的必要条件。

定价自主权对于关键矿产尤其重要，因为这些矿产为习近平认为对中国经济未来至关重要的绿色产业提供原材料。中国生产全球80%以上的电池，并消耗全球75%以上的锂、70%的钴和约60%的镍。但是，中国在这些矿产的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尚未反映出它在生产和消费方面的主导地位。迄今为止，中国在锂方面取得的进展最大；全球90%以上的碳酸锂期货交易发生在广州期货交易所，而该交易所的合约以人民币计价。今年7月，该交易所允许外国交易商直接交易碳酸锂期货合约，并高调宣布数家海外“龙头企业”已经进入这一市场。中国如今已经准备好，也许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种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大宗商品的主要金融中心。另一方面，镍和钴仍然与伦敦和芝加哥的美元基准价格挂钩。尽管中国是这两种矿产的最大消费国，但它尚未成为这些市场的金融定价基准中心。这正是推动建立“中国价格”所要解决的那种不匹配问题。

北京人民币战略中的融资阶段正在获得动力。2023年，北京指示中国金融机构扩大其海外人民币融资业务。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家支持的贷款机构增加了对海外贸易和基础设施项目的人民币贷款，而商业银行也越来越多地提供人民币贸易融资。2023年至2026年年中，中国金融机构向海外借款人提供的人民币贷款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3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9万亿元人民币（4280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则与32家外国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央银行，以及欧洲中央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最初几年，这些货币互换安排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实际使用量很小，但近年来，其中一些安排已经开始直接支持商业活动。2025年，土耳其企业利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互换安排支持的一项融资机制，借入40亿元人民币（5.57亿美元）向中国供应商付款，比前一年增加了70%。这种将人民币转变为融资货币的努力开始取得成效：2026年5月，在全球领先的支付指令交换平台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贸易融资报文金额中，人民币占7%，高于两年前的5.1%，足以超越欧元而跃居第二位，尽管美元仍以82.5%的份额遥遥领先。

北京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尽管规模较为有限，以扩大人民币在保险和再保险市场中的使用。2025年，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与国有财产及意外伤害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了新的条款，允许货物运输的保险费和保险索赔以人民币结算。这些条款还指定上海为首选仲裁地点，这是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使海上保险市场摆脱传统上对美元结算和英国商法的依赖，而后者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航运和海上保险合同的标准框架。

交易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再投资，完成了商品和价值在全球经济中循环流动的闭环。收到付款的人必须决定如何处理所得资金：将其存放在短期账户中，投资于期限更长的资产，或者将其兑换成另一种货币。只有当收款人愿意持有并重新投资其货币余额，而不是经常将其兑换成其他货币时，一个强大的货币生态系统才能实现大规模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完全愿意生活在一个由美元驱动运转的世界中。

过去十年里，北京为外国人民币持有者提供了更多重新投资其人民币余额的途径。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首次推出的股票市场互联互通和债券市场互联互通计划，此后不断扩大，使中国境外更多不同类型的投资者能够使用人民币购买部分中国大陆股票和债券。在这些计划启动之前，许可证和配额限制了投资者直接进入中国市场，2013年只有约228家大型机构投资者获得了投资配额；如今，约有1000家投资者拥有这种资格。2025年，通过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进行的外国投资者交易，日均金额达到2120亿元人民币（295亿美元），而通过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进行的交易，日均金额达到390亿元人民币（54亿美元）。用于管理这些投资相关风险的工具也有所扩展。2023年推出的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允许离岸投资者对冲中国境内人民币利率变动带来的风险。

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已经不再是外国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问题，但北京不可预测的资本管制有朝一日可能困住他们资金的风险，仍然令人担忧。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和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2023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境外保险公司约三分之二的首席投资官将资本进出中国的管制列为在中国投资的主要担忧之一。尽管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外国投资者仍然不愿大规模持有中国资产。2026年3月，他们持有的中国债券仅为3.2万亿元人民币（4480亿美元），占中国债券市场的1.6%；相比之下，外国投资者持有约15.5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占美国债券市场的2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记录的储备持有情况显示，差距甚至更大：2026年第一季度，人民币仅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不到2%，而美元占57%。如果没有一个规模大得多、外国人能够自由买卖的人民币资产市场，人民币就不可能接近取代美元。

绿色本位制

要使中国拥有任何接近美国的货币权力，人民币就必须主导一种由中国控制、而世界其他国家又难以缺少的商品的贸易。在美元体系中，全球石油贸易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这一角色，因此才有了“石油美元”这一术语。在一个人民币地位不断上升的体系中，相应的锚定物可能是绿色能源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即关键矿产、清洁能源设备和电力基础设施。如果中国巩固了对这一工业生态系统的主导地位，利用其规模和成本优势阻止竞争对手迎头赶上，它就可能获得足够的影响力，以人民币为这些不可或缺、难以替代的出口产品定价，从而为一种最终可能取代石油美元的“绿色人民币”奠定基础。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有条不紊地建立供应链，使其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绿色能源技术和设备生产国。如今，北京即将在一系列世界已经认定不可或缺的商品领域取得支配地位。中国的战略建立在几乎整个清洁能源供应链的纵向整合之上。在国际能源署追踪的20种与能源相关的战略矿产中，中国是其中19种矿产的主要精炼国，平均市场份额达到70%。中国占全球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产能的约85%，并供应全球已安装风力涡轮机产能的78%。2025年，中国生产了全球约70%的电动汽车。

在决定性地取得先发优势之后，北京如今正在巩固其市场地位，利用规模经济以更低的价格压倒潜在竞争对手，并推广围绕中国企业拥有的技术建立的技术标准。绿色能源经济比它试图取代的化石燃料体系更加分散，因此也更难控制。但是，中国已经开始将其市场份额领先地位转化为结构性优势，这些优势可能将竞争对手排除在外，并巩固其主导地位。

直到最近，北京仍然更加注重扩大其在绿色能源领域的产业领先优势，而不是将这种优势转化为金融权力。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开始改变。碳中和投资要求的普及，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几乎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绿色金融产业。2022年，北京公布了《绿色债券原则》，要求绿色债券发行人将募集资金的100%用于符合条件的绿色项目。

到2025年底，全球专门用于可持续投资的基金资产价值达到4.13万亿美元，而按照可持续性标准管理的资产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4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机构已经拥有47.2万亿元人民币（6.7万亿美元）的未偿还绿色贷款和债券，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绿色信贷规模，但这些资产基本上局限于中国国内的人民币体系。2024年，在中国规模达2.2万亿元人民币（3060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市场中，外国机构仅持有32亿元人民币（4.45亿美元），占比微不足道，仅为0.15%。

这种微不足道的外国参与程度很可能提高。中国当局正在努力将国内庞大的绿色债务资产——这一术语指为具有积极环境影响的项目发行的贷款和债券——中更多原本主要面向国内投资者开发的资产，转变为外国投资者能够在遵守国际可持续投资要求的情况下持有的可交易证券。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大类以人民币计价、可供国际投资、与绿色项目挂钩，并融入更广泛的人民币定价、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生态系统的资产。

中国绿色债券市场中约17%的债券，已经按照与欧洲绿色金融框架相一致的技术标准接受了筛选，使外国投资者和指数编制机构更容易识别这些债券，并将其纳入投资组合。中国财政部已经开始在境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绿色债券，首次发行于2025年4月在伦敦进行，筹集了60亿元人民币（8.34亿美元）；随后于今年5月在香港进行了第二次60亿元人民币的发行，认购订单达到发行规模的十倍。与中国国内市场相比，这些发行规模很小，但它们建立了定价参考基准，使其他机构未来更容易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绿色债务。今年5月，巴基斯坦发行了17.5亿元人民币（2.58亿美元）的绿色熊猫债券——这一术语指外国借款人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务——让人们得以一窥这样一种未来：外国借款人经常在中国筹集人民币，为其绿色发展提供融资。

华盛顿应该考虑，石油美元是否仍然适合其目的。

这就是产业主导地位开始发展为金融权力的方式。中国政府并没有正式计划创建一种绿色人民币，但构成这样一个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仍然正在开始汇集。绿色人民币的锚定资产并不是绿色技术本身，而是一系列不断扩大的、以人民币计价的绿色经济债权。绿色债券将构成这一经济体系中可交易资产的核心，把中国的产业优势与全球对可持续资产不断增长的需求联系起来。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为替代化石燃料设定了最后期限，而如果没有中国的绿色经济，这些期限就无法实现。即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减弱，全球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已经造成了地缘政治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很可能继续支撑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因为几乎任何国家都可以部署可再生能源，以增加本国的能源生产。对于寻求进入绿色经济的国家和企业来说，接受人民币融资和中国技术标准，最终可能成为通常必须付出的准入代价的一部分。其结果将形成一个绿色商品与绿色金融相互强化的循环体系，其中很大一部分将以人民币计价。

对于华盛顿来说，绿色人民币的前景不应该引发对人民币即将接管全球货币体系的警报。相反，它应该促使华盛顿提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石油美元是否已经不再适合其目的，以及未来哪一类资产、技术或工业体系可能成为支撑美元货币权力的锚定基础。美元的基础远不止美国保障全球能源流动的能力，以及美国与主要石油生产国的关系，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将美元的至高地位视为永久不变，那就错了。

关注王位

北京并没有密谋推翻美元的统治，而中国共产党几乎肯定也不希望实现这种胜利所需要的金融开放。无论绿色人民币有朝一日是否成为现实，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更直接的价值，在于它有可能阻止华盛顿的对华鹰派将中国目前对美元的依赖武器化。

随着中国以人民币为基础的体系变得更加强大，北京抵御美国潜在金融制裁冲击的能力也将随之增强。反过来，华盛顿实施这些制裁的威胁也将失去一部分效力。经济权力格局的这种变化，很可能使北京更愿意挑战华盛顿的虚张声势——而北京可能已经在这样做。今年5月，中国首次发布阻断令，指示中国境内企业不得遵守美国针对五家中国炼油企业实施的制裁，这些企业被指控是伊朗石油的主要购买者。

如果美元之王的统治有朝一日终结，其原因很可能不是中国篡夺了王位，而是美国自己放弃了王位。华盛顿必须认识到，支撑下一代货币秩序的战略资产可能不是一桶石油，而是一个工业生态系统。危险在于，金融市场可能几乎不会发出任何警告，表明这种转变正在发生。市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视不断积累的变化证据，直到某个催化事件——例如围绕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政治僵局——最终导致模型作出调整，价格突然上涨或下跌。美国官员不愿为美元主导地位的削弱制定计划，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向市场发出信号，表明这种衰落不可避免。然而，他们热衷于将价格走势图作为美元具有韧性的证据，这表明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可能已经被遗忘。美国必须在美元的嚣张特权明显受到侵蚀、对冲这种特权的迹象变得清晰之前，制定应急计划。到了那个时候，损害可能已经无法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