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家族：开了市场，关了政治

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少年赴法，投身共产革命；中年入中枢，为毛泽东所倚重；文革被废，子残家破；毛死后再起，开启改革，终成中共国实际最高领导人。

论邓，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画像。一曰改开总设计师，一曰六四屠夫。其实不必二选一。有深圳，也有长安街；有南巡，也有六四枪声；开市场者与下令镇压者，本是一人。更重要的是，不能从1978年才开始认识邓小平。

在成为毛时代的纠错者以前，他首先是毛时代党国的重要建设者、执行者和受益者。他曾参与制造那个时代的灾难，后来又成为那个制度的受害者；晚年拆掉毛留下的许多藩篱，却始终守着最后一道墙：共产党不可失去最高权力。

此墙不倒，遂有后来中国经济之兴，亦埋下后来权贵资本主义之根。

一、打江山：从法国少年到开国重臣

邓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广安。十六岁赴法国勤工俭学，没有成为工程师，却在那里成为共产党人。此后赴苏联，归国，参加红军，经历长征、抗战和国共内战。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淮海鏖兵，渡江南下。1949年以后，又进军西南。

邓的第一笔政治资本，与毛、刘、周、陈云、王震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一样，来自革命战争。以枪取天下，以党治天下。后来邓氏家族能够成为红色门第，根正在这里。

二、坐江山：土改、镇反与西南建政

建政以后，邓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人口众多，新政权甫定，土改、镇反、征粮、剿匪相继展开。土地制度由此发生革命性改变，旧乡村权力结构被摧毁；与此同时，大规模阶级斗争与政治暴力也席卷基层社会。具体死亡数字以及每一案件责任，自须依各地档案分别考证，不能把全国运动的血账简单记到邓一人头上。

但邓也绝非旁观者。他是西南最高党政领导人之一，是新秩序的建立者和运动的领导者。这一时期的邓，首先是坚定的列宁主义革命家。阶级斗争，他信；无产阶级专政，他信；以党组织改造社会，他亦身体力行。

后来那个务实、寡言、厌恶空谈的改革家，此时已经显露；但“务实”从来不等于自由主义。他可以反对乱杀，却没有怀疑党有杀伐之权。

三、毛的总书记：他本来就在机器中央

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邓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毛泽东很欣赏这个四川人。个子不高，话不多，办事干练，组织能力极强。邓遂进入党国机器的核心。所以后来把毛时代的灾难全部归结为“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并不符合历史。毛是最高领袖，毛定路线，毛掌最终权威。但任何极权体制，都不是一个人能够独自运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以及中央到县乡无数干部，共同构成了这架机器。其中有人推动，有人执行，有人纠偏，有人沉默。

邓则长期处于机器中枢。毛发号令，党成机器。邓正是机器的重要操盘手之一。

四、反右：这一笔尤其不能抹去

1957年，反右运动起。数十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失去工作，流放劳改，家庭破裂；有人死于饥饿、疾病与迫害。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反右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执行领导人之一。这笔账，不能因为后来邓主持拨乱反正而抹去。

改革年代，大批右派获得改正。但邓始终坚持反右本身“必要”，主要承认的是“扩大化”。此处最能见其政治底线，可以说抓多了，可以说整错了，可以纠正冤案，但不能承认共产党无权镇压挑战其统治的政治力量。

这条线，此后数十年未变。1957年如此，1979年如此，1989年亦如此。

五、大跃进：后来救火，不等于当初未曾添柴

1958年，大跃进起。人民公社化席卷全国，高指标，浮夸风，高征购，公共食堂，层层加码，最后酿成大饥荒。此祸首责在毛泽东，但邓小平当时是中央总书记，也是最高领导层成员之一。把他描绘成一个早已看穿毛路线、只是等待机会纠偏的“潜伏改革派”，同样失实。他参与了这套政治机器的运行，对当时中央路线及其执行负有相应领导责任。后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参与经济调整，确有救弊之功。两笔都应记。

后来救火，不等于当初未曾添柴。这正是读邓最容易遗漏的一层。他不是从体制外进入中南海纠正共产主义的人，他本就是这个体制的建造者之一。

六、革命终于革到自己头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邓很快成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昨日身居中枢，今日身败名裂，全家受冲击。长子邓朴方在北京大学遭迫害，从楼上坠下，脊椎重伤，终身高位截瘫。邓本人下放江西，昔日参与建立的政治机器，终于转过头来吞噬自己的建造者。

这是毛式极权最荒诞也最残酷的一面：它连自己的功臣也不能保护。昨日执鞭，今日受鞭，邓亲尝其苦。此后他厌恶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强调秩序、制度、干部任期和经济建设，不能说与这段经历毫无关系。

但他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权力必须交给人民约束，而是党不能再这样折腾自己。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答案。

七、改革：此功不可没

毛死后，邓再次复出。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高考，重建知识与专业价值；农村改革，人民公社解体，个体经济复生；经济特区建立，外资进入，国门打开。中国社会由此发生巨大变化，数亿人的生活轨迹被改变。这一功劳不能因为后来六四而抹去。

若说毛时代不断消灭个人选择，邓时代则重新释放了大量个人选择。种什么，卖什么，在哪里工作，怎样发财，怎样消费，怎样安排家庭生活。中国人重新拥有越来越大的私人空间。

毛把社会收进国家，邓又把一部分社会还给个人。此功甚大。

八、然而，政治之门不开

邓的改革从一开始便有边界。1979年，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话甚明白，经济可以改，党权不能改。

恰在此时，北京出现西单民主墙，民间刊物兴起。青年谈民主，谈法治，谈政治改革。魏京生更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这些声音最初客观上有利于邓冲破“两个凡是”。待邓地位渐稳，民主墙遂被关闭。魏京生被捕，后被判刑十五年。

这一幕十分重要。因为它说明：六四不是邓小平在1989年突然变成专制者。十年前，线已经画好，民主可以帮助共产党纠错，却不能让人民选择共产党。

九、市场打开，权力突然值钱了

邓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人的创造力随之爆发。农民承包土地，个体户出现；乡镇企业兴起，外商进入；干部下海，公司遍地而生。

然而一个新问题也同时出现。毛时代当然有特权，高干有大院、专车、特供、高级医疗；子女升学、就业、参军也往往享有便利。但私人产权有限，政治权力还很难大规模转换为私人财富。改革以后不同了，土地有价，批文有价，外汇有价，贷款有价，进口指标有价，公司牌照有价，内部信息亦有价。

于是政治资本第一次可以大规模进入市场。邓未必有意创造权贵资本主义，但他打开了市场，又没有建立足以约束权力的政治制度。门一开，水自流。

十、邓家五子女，各有其途

邓小平与卓琳育有五名子女：长女邓林，长子邓朴方，次女邓楠，幼女邓榕，幼子邓质方。五人道路不同，这也正是邓家比某些红色家族更值得观察之处。

他们没有集中进入同一行业，而是散入艺术、公益、科技行政、政治文化、地产投资等不同领域。一门五路，各承其势。

十一、邓林：画有价，门第亦有价

长女邓林走艺术之路。她学习中国画，长期从事绘画，举办国内外展览，作品亦进入艺术品市场，这本无可非议。然而高干子女书画市场历来容易引起另一种质疑：作品究竟值多少钱？买的是画，还是身份？

艺术品因估值主观、交易不透明，天然可能成为利益输送乃至洗钱工具。邓林作品的市场交易因此也曾引起类似议论。但史笔到此必须停一步，有疑，不等于有罪。目前能够公开核实的拍卖纪录，并不足以证明邓林本人通过卖画洗钱，也不能仅因她是邓小平之女，便把作品成交都解释为权钱交易。

真正值得留下的是问题：画有市场价格，门第有没有给这个价格增加另一层价值？若无交易链、付款人和利益交换证据，则不可越线。有证则书，无证则阙。

十二、邓朴方：受害者，也仍是权力之子

邓朴方是文革受害者。高位截瘫以后，他长期推动中国残疾人事业，后来领导中国残联，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一贡献应当如实记载。

但1980年代，围绕残疾人福利事业又出现了一个著名名字：康华。康华发展总公司迅速扩张，下属企业众多，并拥有若干普通民营企业难以获得的政策和经营便利。当“官倒”成为全国舆论焦点时，康华也成为高干子弟经商最敏感的象征之一。

1988年中央整顿公司，康华被重点清理。有意味的是，邓小平本人支持整顿。于是出现一个颇具时代意味的场景：儿子周围的公司体系成为特权经济的社会符号，父亲又要求从这种特权经济开刀。

这说明邓不是不知道问题，他只是没有解决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

十三、官倒：不是几个坏孩子

1980年代的“官倒”，若只解释成几个高干子弟品行不端，便把历史写浅了。价格双轨制下，同一商品有两个价格。计划价低，市场价高。谁能取得计划内指标，谁便可能转手获利。谁最容易取得指标？接近权力者。于是批条子可以赚钱，倒批文可以赚钱，进口配额可以赚钱，贷款可以赚钱，信息差更可以赚钱。

未必要偷国库，甚至未必要违反当时某一条明确法律。权力本身已经成为生产资料。这才是1989年前中国社会不满的重要来源之一。

十四、邓楠：从科学家到科技官员

次女邓楠走的是另一条路。她有理工科背景，后来进入国家科技管理系统，曾任科技部副部长、中国科协领导职务。若说邓朴方代表公益与准公共体系，邓楠则代表红二代进入专业官僚体系的一种路径。

她并非靠经商著称。但她这一支到了下一代，又与中国改革时代最富争议的金融资本之一发生连接。邓楠之女卓苒曾与后来安邦保险掌门人吴小晖结婚。吴小晖后来建立庞大的安邦保险帝国，一度在全球大举收购，最终因集资诈骗、职务侵占等罪获刑。

这段婚姻关系因此长期受到外界关注。但仍须划清界线：吴小晖曾是邓家女婿，是事实；安邦曾迅速扩张，是事实；吴后来获罪，也是事实。但若要断言安邦崛起完全依靠邓家权力，仍须具体证据。不能由姻亲关系倒推出全部商业因果。

真正值得观察的是：红色门第与新金融资本，已经可以通过婚姻相遇。

十五、邓榕：替父亲留下历史

幼女邓榕走的又是一条路。她长期在父亲身边工作，后来以《我的父亲邓小平》等著述成为邓小平家族记忆的重要讲述者。每一个政治家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而有能力把家庭记忆转化为国家记忆，本身也是一种权力。

邓榕笔下的邓小平，是父亲，也是历史人物，其中自然包含大量珍贵的一手家庭材料。但家属写史，也天然具有选择。何者详，何者略，何者解释，何者沉默。研究邓小平，邓榕的书不可不读，却也不能只读。

权力留下档案，家族留下记忆。史家须在二者之外，再看天下人的遭际。

十六、邓质方：物理博士入地产

幼子邓质方曾赴美国留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归国以后，他没有以物理研究闻名，更多进入房地产及投资领域。这条人生道路极具时代意味。父亲年轻时赴法国勤工俭学，最后走上革命道路；儿子赴美国学物理，最后进入市场经济。

父辈革命，子辈资本。这并不能证明任何违法。但房地产恰恰又是后来中国权力与资本结合最密切的领域之一。土地由政府控制，规划由政府决定，信贷受政策影响，审批决定项目生死。所以红色家族进入地产，比进入普通制造业更具有政治社会学意义。

问题仍然不是：邓质方是不是因为父亲才会做生意？而是：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市场迅速扩张的时代，最高政治门第究竟拥有怎样的起跑位置？

十七、六四之前，人们已经在问特权

1989年的学生运动，并非只有抽象民主诉求。腐败，官倒，高干子弟经商，新闻不自由，权钱交易，皆是社会不满的重要内容。

改革让人们第一次发现：财富可以增长，但起跑线并不相同；有人凭劳动，有人凭技术，有人凭胆量；也有人站在批文、贷款、外汇、土地和内部消息旁边。

此时邓面临真正的历史选择：让政治改革继续深入，使权力接受社会监督；还是守住共产党垄断权力，以政治稳定换取经济继续改革？邓选择了后者。

十八、六四：血债归谁

1989年春，北京学生运动扩大。赵紫阳主张对话，反对把学生运动简单置于敌我框架。李鹏等人主张强硬。最终，北京戒严，军队进城。

6月3日晚至4日凌晨，解放军使用实弹，造成大量平民与示威者死伤。死亡数字至今未有能够公开核验的最终统计。但基本事实无可回避：军队向首都平民开枪。

李鹏居于台前，邓小平则是当时真正拥有最高政治权威的人。他虽不是总书记，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国务院总理，却是中共最高决策核心。如此重大的军事政治行动，没有邓的支持，不可能实施。故六四之血，不能只记李鹏。

十九、改革总设计师，也是六四屠夫

后人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有事实依据；称其为“六四屠夫”，亦有历史责任所本。不必为了前者否认后者，也不必为了后者否认前者。一个人可以解放经济，也可以命令军队镇压政治反抗，两者并不矛盾。这正是邓小平。

史家若只写深圳，是宣传；只写六四，也不足以解释邓何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所以：深圳的灯火不能洗去长安街的血；长安街的血，也不必遮住深圳的灯火。两账俱存，方为史。

二十、1957、1979、1989

把三个年份并置，邓的政治人格便清楚了。1957，知识分子的政治异议越过党所容许的边界，反右；1979，民间民主诉求越过党所容许的边界，民主墙被关闭；1989，学生、市民形成全国性政治运动，军队出场。

三者历史背景、规模和暴力程度完全不同，不可简单等同。但政治底线具有连续性：经济可以放，社会可以活，思想可以松。党的最高统治权，不可挑战。

二十一、六四之后，南巡

六四之后，中国一度沉寂。政治改革停顿，经济改革也遭保守力量牵制。

1992年，八十八岁的邓南巡。深圳，珠海，上海。老人一路催促改革，不要再争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市场化由此重新加速。这又是邓的历史魄力。

但一个特殊制度组合，也从此越来越稳定：政治不开放，经济继续开放；党权不竞争，资本却充分竞争。中国没有回到毛时代，它走向另一条道路。

二十二、枪声压住政治，资本继续奔跑

六四以后，政治改革之门基本关闭。南巡以后，市场之门却越开越大。民营企业兴起，外资涌入，证券市场发展，房地产扩张，国企改革，土地财政出现。干部家属大量进入商业社会，红色家族也越来越深入金融、地产、贸易、投资诸领域。

于是形成邓时代最大的悖论：枪声压住了政治竞争，资本却继续奔跑；市场创造巨大财富，党国继续垄断最高权力。而没有被充分约束的权力，又参与财富分配，后来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其制度根脉正在此。

二十三、第三代：邓卓棣突然入仕

邓家第三代中，最引人注目者之一，是邓质方之子邓卓棣。他在美国出生，后来接受中美两地教育，有法律专业背景，也曾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

2013年，一个颇令人意外的消息传出：二十八岁的邓卓棣出任广西百色平果县副县长。此地与祖父颇有渊源。百色是邓小平早年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改革年代，平果铝项目又与邓的决策有关。八十余年之后，孙子回到祖父曾经活动过的地方任职。历史绕了一圈。

二十四、从副县长到镇党委书记

邓卓棣没有从北京部委起步。副县长之后，他又转任平果县新安镇党委书记。后来升任平果县委副书记，同时继续兼任镇党委书记。若只看履历，这是一条相当标准的年轻干部基层培养路径：海外教育，基层挂职，副县级岗位，主政乡镇，县委副书记。若继续下去，县长、书记、地市乃至更高职位，并非不可想象。

一个问题自然出现：红一代以枪入政，红二代分流政商，红三代、红四代是否又会重新进入官场？邓卓棣一度成为观察这一现象的罕见样本。

二十五、仕途忽止

然而此后，邓卓棣突然淡出公开政治履历。2016年前后地方换届之后，其姓名不再出现在原有领导序列。公开资料没有显示他沿此前路径继续明显升迁。也没有可靠材料证明他公开宣布“退出政坛”。

所以不能写成：邓卓棣宣布放弃从政；只能写：仕途至此，忽然停笔。为什么？个人选择？家庭安排？另有去向？无确证，则不妄断。

这段短暂仕途本身已经很有意思。祖父曾经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最高权力者，孙辈若愿从一个广西乡镇重新进入政治系统，门依然在那里。只是他后来没有继续往里走。

二十六、第三代与全球资本

邓家第三代的另一部分，则已经完全进入全球化时代。海外教育，国际法律服务，投资，金融，跨境商业。这些活动本身都不是罪，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正常化的一部分。

但若把三代放在一起，时代变迁异常清楚：祖父赴法国时，是贫穷的勤工俭学生；父辈经历革命、政治运动和改革；第三代则可以进入美国名校、国际律所和全球资本市场。三代之间，隔着一个中国现代史。

二十七、邓家究竟有没有“腐败”？

写到这里，最容易落入一个简单结论：邓小平改革，邓家发财，所以改革就是为了家族发财。此论无证，也太浅。邓家成员确实拥有普通人难以相比的政治社会资源；康华确有特权经济争议；邓质方确曾进入地产投资；邓楠一支后来与吴小晖产生姻亲关系；邓林作品进入艺术市场，也存在围绕高干艺术品交易的社会质疑；第三代拥有国际教育与职业机会。这些皆可研究。

但若没有证据证明具体财富来自非法交易，就不能替历史制造罪证。政治社会学真正要问的不是他们偷了多少钱？而是为什么一些门总比别人更容易向他们打开？

二十八、特权最高明的形态，是机会

旧式贪污容易理解，拿公款，收现金，侵吞国产，皆可计数。现代权贵资本则复杂得多。它未必直接送钱，而可能给予信息，资格，牌照，信用，关系，融资，见面的机会，失败以后重新开始的机会。

红色门第最重要的继承物，未必首先是财富，而是机会。因门第而得机会，因机会而有成绩，因成绩又可以证明：与门第无关。此循环，最难辨，也最稳固。

二十九、邓并非不知其弊

邓小平并非看不到高干子弟经商的问题。1980年代末，他支持整顿公司和官倒，康华亦遭清理。这说明他至少意识到：权力家庭进入市场，正在伤害改革的政治合法性。然而个人自律不能替代制度约束，今日整康华，明日还会有别的公司。

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干部财产不透明，新闻不能自由调查最高权力家族，司法不能独立于党，权力没有竞争性更替，社会无法通过制度持续监督统治者。

门没有锁，却要求掌门人的子女自觉不进去。岂可久乎？

三十、毛与邓：两种中国

毛泽东留下的，是一个贫穷、封闭而高度集权的国家。邓小平打破了贫穷与封闭，此功不可没。但他没有打破最高政治权力的垄断，毛时代没有充分出现的一种社会结构，在改革以后迅速成长：权贵资本主义。

毛时代当然有权贵，只是财富难以充分私人化。邓时代有了市场，但权力没有同步公共化。于是：毛留下权力，邓打开市场。两者相遇，产生改革时代最特殊的政治经济结构。这未必是邓的主观设计，却成为其制度遗产的一部分。

三十一、邓家正是改革时代的一面镜子

研究邓氏家族，不能只问有没有贪腐，更应看一个革命门第怎样随制度变化而变化。

第一代以革命获得权力，第二代经历文革，又在改革时代重新分流艺术，公益，科技行政，历史书写，房地产，商业。

到了第三代：有人进入全球金融和专业网络，有人与大型资本发生婚姻联系，有人甚至重新进入基层党政体系。这正是红色家族比传统富豪家族更特殊的地方。富豪之家只有钱，政治门第既可能接近钱，也可能接近权。

三十二、开了市场，关了政治

1997年，邓小平死。他留下的中国，与毛死时已经判若两国。人可以经商，可以留学，可以择业，可以发财，可以拥有越来越大的私人生活。亿万人因此改变命运，这些都是真的。

另一面也是真的，土改、镇反年代，他是西南主政者；反右，他是重要组织执行者；大跃进，他身处最高领导层；民主墙，在他掌权后关闭；六四，他负最终政治责任。

此后政治改革之门关闭，而市场化继续狂奔。所以邓小平真正留下的，是两扇门，一扇向市场打开，一扇向政治关闭。对普通中国人，这是两扇一开一闭的门，而对红色门第，情形有所不同。市场之门，他们可以进，官场之门，他们原本就在附近。

邓小平本人未必希望后来的权贵资本如此膨胀。但历史不能只问动机，还要看结果。他参与建立党国，后来打开市场，却拒绝让党国接受同等程度的政治竞争与社会监督。于是权力有了价格，门第有了市场价值，革命资本开始转化为政治资本、机会资本乃至财富资本。

邓氏一门，正处这场转换的中心年代。故论邓小平，不必造神，亦不必只骂。账摊开即可：建政有血，运动有责；改革有功，六四有血；开放市场，守死党权。深圳的灯火，不能洗去长安街的血；长安街的血，也不必遮住深圳的灯火。两账俱存，方可论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