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冷战 2.0复合型力量的欧盟 (3): 第二章：单一市场与规模经济

彼得·阿拉克（Piotr Arak）是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韦利娜·恰卡罗娃（Velina Tchakarova）是一家总部位于维也纳、名为“为了有意识的体验”的地缘政治情报公司的创始人。今日10月20日上午，彼得·阿拉克和韦利娜·恰卡罗娃两位研究员联名在《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研究报告－－“作为冷战 2.0复合型力量的欧盟” 。现呈现其第三部分：第二章：单一市场与规模经济, 供君一阅：

第二章：单一市场与规模经济

三十年后的宏观图景

关于欧洲经济，最常见的说法是它已经落后了。最常见的证据是以现价美元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这一指标，2008年欧盟经济规模略大于美国经济。到2022年，其规模比美国小了约三分之一。从字面上理解，这意味着，从欧元推出后的第一个完整日历年2000年开始，到2008年，欧洲出现了一场奇迹，其间1欧元从兑0.92美元升值至兑1.47美元；随后，从2008年到2022年，欧洲又经历了一场灾难，其间1欧元跌至兑1.05美元。然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实际发生的变化与美元有关。

更准确的比较采用购买力平价，这种方法校正了汇率波动以及各经济体国内价格不同所造成的影响。按购买力平价衡量，欧盟和美国占全球产出的比重一直同步下降，这并非因为任何一方的经济正在萎缩，而是因为亚洲的增长速度更快。36 1995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欧盟和美国合计创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约4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三十年后，中国占19.6%，美国占14.6%，欧盟占14.0%。37 到2025年，欧盟与美国的合计占比已降至28.6%。这一下降确实存在，但它反映的是，在一个新增了25亿中等收入人口的世界中，其相对分量有所下降。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生产能力的减少。

从名义值来看，情况又有所不同。2025年，按当期市场价格计算，欧盟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1.2万亿美元（按全年平均汇率折合19.3万亿欧元），相比之下，美国约为30.8万亿美元，中国约为19.6万亿美元。38 根据这些数字，美国拥有相当大的领先优势，但这部分源于价格效应（以美元计价时，美国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更高），39 部分源于人口效应（美国人口增长速度快于欧盟）。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 USD) 及变化 (占前十年的百分比 %)

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根据这一指标，过去三十年间，欧盟并未进一步落后于美国，而是保持了自身的位置。1995年是欧盟27国具有一致口径数据序列的第一个年份，当年欧盟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水平的71%。这一比例到2022年升至75%，2025年则为73%。 三十年来，与世界上生产率最高的大型经济体相比，这一数字始终保持在70%至75%的区间内。由此呈现的并不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大陆，而是一个即便以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为基准来衡量，仍保持了结构性稳定的大陆。东部成员国的趋同进程尤其引人注目，其人均收入水平从1995年相当于美国水平的32%升至2022年的5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28年这一比例将达到60%。从比例来看，中国的追赶更加显著，其人均收入从1995年约为美国水平的6%升至2022年的30%，到2025年达到33%。然而，中国的生活水平仍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而且该国面临人口老龄化、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承受明显结构性压力，以及地区差距悬殊的挑战。

进一步细化的指标是国民总收入，它衡量的不是产出在哪里产生，而是谁获得了收入。这一区别对于爱尔兰这样的经济体至关重要，因为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使其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国民实际获得的收入被夸大。然而，在欧盟27国整体层面，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总收入的走势十分接近。人均数据的情况也类似：欧盟27国和美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均使其人口处于高收入行列，其中欧盟约为美国水平的四分之三。中国仍处于中高收入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4年，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3,660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25年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3,968美元，两者均接近但仍低于世界银行14,005美元的高收入门槛。

其含义十分明确，而且与当前盛行的叙事相悖。欧盟并不是一个正在衰落的经济体。它是一个规模与美国相当的高收入经济体，增长速度慢于亚洲新兴经济体（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是如此），在人均指标上与美国保持同步，并在关乎生活水平的指标上超过中国。值得指出的是：欧盟是一个生活方式帝国，其生活质量位居世界之首。

世界最大的贸易强权

欧洲竞争对手始终低估的第一项资产，是欧洲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2024年，欧盟27国对非成员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达到约4.43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3.7%；相比之下，中国为3.75万亿美元（占11.6%），美国为3.19万亿美元（占9.9%）。不计成员国之间的出口，欧盟仍以巨大优势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方，比中国高出约6,700亿美元，比美国高出1.2万亿美元。此外，欧盟是唯一同时在商品和服务贸易方面保持顺差的主要经济体。

这些顺差的构成意义重大。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保持顺差，在商品贸易方面则存在逆差。中国在商品贸易方面保持顺差，在服务贸易方面则存在逆差。欧洲在两方面均保持顺差，这种平衡是有意为之，反映出一种建立在专业化和质量之上，而非依赖少数行业产量的经济模式。这也意味着，与中国或美国相比，欧洲受到集中于商品或服务领域的贸易冲击的影响更小。在贸易日益被武器化的世界中，这一点十分重要。

这些出口的结构揭示了各自属于哪一种经济体。欧盟27国对区域外商品出口的82.4%分布在界定发达工业经济体的三大制成品类别中：化工产品和药品、机械和运输设备，以及其他制成品。中国的制成品占比更高，达到93.7%，但构成远为集中：仅机械和运输设备就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2%以上，主要集中于电子产品、计算机，以及日益增加的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组件。美国则处于另一端，占比为68.8%，这一差距主要可由矿物燃料解释，矿物燃料占美国商品出口的16.5%，反映出该国自2014年以来已崛起为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和主要石油出口国。

由此可以得出三个结构性要点：

第一，在这三个经济体中，欧盟拥有最多元化的出口基础。化工产品和其他制成品各占其出口总额的约五分之一，机械和运输设备的占比则略低于40%。相比之下，中国对单一类别的依赖程度要高得多：仅机械和运输设备就占其出口总额的42%，加上杂项制成品，两者合计占比超过60%。欧盟拥有更强的经济韧性。集中于某一行业的冲击对欧盟造成的打击，小于其对中国造成的打击，或燃料行业冲击对美国造成的打击。

第二，欧盟的贸易主导地位集中在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包括制药、航空航天、特种化学品和高端机械。这些行业需要数十年积累的监管认证、专业生产知识以及资本密集型开发，而这些能力并非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能够在北京所设定的较短时间内轻易复制。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从相反的角度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指出欧盟的生产率弱点集中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而非其仍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既有工业基础。温施（Wunsch）和朗赫努斯（Langenus）认为，欧洲在制药、化工、内燃机汽车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应对渐进式进步的表现相对较好，这些行业数十年积累的能力无法迅速复制，但欧洲对颠覆性创新存在抵触，而这类创新往往源自欧洲以外。

第三，这种结构性组合塑造了贸易防御的政治经济格局。当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或太阳能组件实施限制时，它保护的是对欧盟以外出口额达1.1万亿美元的行业。从先进制造业的角度来看，欧盟需要捍卫的利益比其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中的任何一个都多，这鲜明地提醒人们，制定正确的产业和贸易政策关系到何等重大的利益。

各行业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点。美国主导前沿技术，中国擅长工业大规模生产，而欧洲则在奢侈品、加工农食产品和高附加值制造业方面领先。包括路威酩轩、爱马仕、开云、历峰、普拉达和法拉利在内的欧洲企业，控制着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约70%的份额，贝恩公司和意大利高端品牌协会估计，2024年这一市场的价值为3,630亿欧元。这种主导地位根植于历史传承、地理标志保护，以及任何产业政策都无法复制的文化稀缺感。欧盟是世界最大的农食产品出口方，也是前五大出口方中唯一在2025年实现出口额增长的一方，其2025年对欧盟以外的农食产品出口额为23,950亿欧元，推动出口的并非大宗原料的数量，而是葡萄酒、奶酪和加工肉类等具有品牌和保护地位的产品。在制药行业，2025年欧盟对非欧盟国家的出口额达到3,660亿欧元，创造了2,210亿欧元的创纪录贸易顺差。这一里程碑由出口同比增长16%所推动，使顺差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商用航空领域，空中客车公司2025年交付了793架飞机，而波音公司交付了600架。波音在其麦克斯系列客机危机后的复苏缩小了差距，空中客车在两家公司合计交付量中的份额从2024年的三分之二以上降至约57%。2026年，空中客车在积压订单方面的优势仍然保持，两家公司的占比约为六成对四成。在机械、特种化学品和精密制造领域，欧洲生产商占据着美国难以轻易挑战、中国无法迅速复制的地位。这一地位以欧洲密集的专业化中小企业网络为支撑，尽管外界评论仍不断将其称为弱点，但它依然是欧洲的一项核心结构性优势。

在这些贸易流动之下，还运行着一种不那么显眼的经济基础设施：全球商业赖以运转的法律和合同架构。来自美国、中国及其他地方的企业在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维也纳和日内瓦解决跨境商业争端。欧洲合同法管辖着占比格外高的跨境交易。金融服务、工程、数字解决方案、物流、法律仲裁和旅游业构成了欧洲“无形经济”的支柱。欧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0%，是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尽管北京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二十年来，没有其他货币接近于挑战这一地位。

一种在分析上更有力的贸易比较方法依赖于经济复杂性，这是由豪斯曼（Hausmann）和伊达尔戈（Hidalgo）提出的概念。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每年对其进行追踪，它将关注重点转向一国出口中所蕴含的生产能力的多样性和精密程度。与表面的贸易总量不同，经济复杂性指数捕捉的是一个经济体的“技术诀窍密度”。增长实验室的研究表明，相较于单独使用传统的治理、竞争力或人力资本指标，这项指标能够更可靠地预测长期经济增长。按照这一指标，欧洲在全球最高梯队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世界经济复杂性最高的三十个经济体中，十九个是欧盟27国的成员国，这意味着全球最高梯队中有63%属于欧洲。德国排名第六，进入前三十名的其他欧盟成员国依次为捷克（第七）、斯洛文尼亚（第九）、奥地利（第十一）、瑞典（第十三）、爱尔兰（第十四）、匈牙利（第十五）、芬兰（第十六）、斯洛伐克（第十七）、意大利（第十八）、法国（第二十一）、罗马尼亚（第二十三）和比利时（第二十四）。中国排名第十，美国排名第二十。其含义十分直接：中国正在迅速攀登复杂性阶梯，美国在高复杂性梯队中保持着稳定的中间位置，而作为一个整体，欧盟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了最多元化的高复杂性生产空间。

欧洲也已开始战略性地运用市场准入。2023年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的反补贴调查，在2024年促成了临时反补贴税，这是欧盟首次在地缘政治竞争正激烈展开的战略性行业持续运用贸易防御措施。如何界定这一举措十分重要。这并非传统的保护主义，而是在捍卫一种工业基础，一旦失去这种基础，在任何具有现实意义的时间尺度内都无法恢复。鉴于中国电动汽车向欧盟市场扩张，可能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资本市场的差距

像欧盟这样强大的资产负债表，本应能够带来大规模投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失灵是欧洲经济地位中最突出的薄弱之处，不应被淡化。

在两项指标上，这种对比最为鲜明。在储蓄方面，欧盟的储蓄率在结构上远高于美国，大致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仍远低于中国。2025年（或最新数据），欧盟国内总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美国为16.6%，中国为42.7%，世界平均水平为26.4%。三十年来，欧洲储蓄率一直保持在22%至26%的区间内；美国储蓄率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20%以上降至如今的17%；中国储蓄率在2010年代初突破50%，随后回落至略高于40%的水平。从绝对值来看，2024年美国国内总储蓄约为4.87万亿美元，略高于欧盟的4.82万亿美元，但远低于中国的8万亿美元。欧盟和美国合计占全球储蓄的33%；仅中国就占27%。

像欧盟这样强大的资产负债表，本应能够带来大规模投资。但事实并非如此……欧洲既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方，又是一个投资受到制约的集团。

在资本市场方面，对比则恰好相反。2025年，美国国内上市公司的市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4%，中国则为79.5%。欧盟整体水平更低，为56%（根据世界银行各国数据估算）。欧盟家庭金融资产主要存放于银行存款和本国主权债券中，而非股票、风险资本和成长期私募资本。欧洲每年投入的风险资本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美国约为0.7%。其结构性后果已有充分记录：从量子技术到先进材料，再到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欧洲深度科技企业越来越多地在美国进行后期融资，并在美国交易所上市，因为欧洲后期资本市场尚未达到所需规模。

简单来说，欧洲的储蓄相对规模高于美国，但其资本市场深度却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中国的情况则相反：其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欧盟的两倍，但资本市场深度仅略高于欧盟。美国在一个结构上弱于中国和欧盟的储蓄基础之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股票、风险资本和成长期私募资本市场。欧洲既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方，又是一个投资受到制约的集团，这一悖论意味着，欧洲的储蓄为美国的创新提供资金，而建立在欧洲技术基础之上的欧洲企业，却在美国监管机构的监督下筹集资本，在美国交易所上市，并逐步将决策活动转移至美国司法管辖区。2024年的莱塔（Letta）报告和德拉吉报告都指出了这一点。欧盟委员会的回应是将“资本市场联盟”更名为“储蓄与投资联盟”，这体现了正确的诊断，但在实际落实方面仍然不足。

欧洲悖论：高储蓄与浅层资本市场（2024-25年）

来源：世界银行

因此，完成资本市场联盟建设并非一项技术官僚式的金融改革，而是一项激活战略能力的决策。据估计，全面实施每年可带来数千亿欧元的经济收益，将欧洲现有储蓄引导至欧洲的生产性投资，而几乎不增加公共成本。就关乎欧洲战略自主的指标而言，这是欧盟所能实施的回报最高的制度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研究对此给出了量化估计。仅降低跨境银行业务壁垒，就可以通过允许储蓄更高效地跨境流动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使欧盟国内生产总值长期提高约2%。再加上跨境风险资本和养老基金风险资本方面的改革，估计收益将接近3%；如果结合增强企业活力的改革，改善初创企业、技能和研发的环境，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增幅可能达到两位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用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当法国人工智能公司米斯特拉尔需要融资时，领投的并非一家欧洲风险投资基金，而是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这表明，即使欧洲自身的资本有所行动，也往往完全绕过风险资本渠道。

2025年，欧盟经常账户顺差为4,13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低于2024年创纪录的4,758亿欧元。中国顺差为7,35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美国逆差为1.12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负3.6%，较2024年创纪录的1.19万亿美元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负4%）有所收窄。

存量指标揭示了更深层的情况。欧盟27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即不计欧盟内部贸易的居民所拥有的外国资产与外国人所拥有的国内资产之间的累计差额，到2025年底达到近6,520亿美元，而2020年还处于负1.3万亿美元的赤字状态，甚至在2014年仍接近负2.7万亿美元。十年间，欧盟27国已从一个规模庞大的净债务方转变为净债权方。德国2024年的净头寸为正3.6万亿美元，2025年为正4.3万亿美元，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国家净债权方，超过中国的2024年正3.2万亿美元（2025年正4.1万亿美元）、日本的2024年正3.4万亿美元（2025年正3.7万亿美元），以及挪威的2024年正1.7万亿美元（2025年正2.1万亿美元）。欧盟的债权头寸集中在德国和荷兰。

美国正沿着相反的轨迹发展。美国对外净负债从2015年的负7.6万亿美元和2020年的负14.7万亿美元，扩大至2024年底的负26.5万亿美元，并于2025年达到负27.5万亿美元。美国对外净债务在十年间增长至三倍以上。在金融市场分析中经常与美国归为一类的英国，在此期间始终将净头寸维持在接近平衡的水平（2024年为负2,160亿美元，2025年为负2,690亿美元），这证实，恶化是美国特有的现象，而非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共同现象。

宏观经济失衡问题集中在德国：它作为单一国家的净债权头寸与中国相当，并超过日本，而且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一地位。从结构上看，中国与德国处于资产负债表的同一侧，仅2025年，其债权头寸就增加了约9,000亿美元，方向与欧盟相反。美国是历史上最大的净债务方，而且其净债务头寸正在扩大，而非收窄。

欧洲用自身的顺差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投资，以及美国相当一部分逆差提供资金。为美国创新、后期风险投资和成长期私募股权投资提供资金的资本，部分来自经由美国资本市场输送的欧洲储蓄。这是诊断资本市场差距时缺失的一环：欧盟实际上正在输出其储蓄优势，因为其金融基础设施无法吸纳这些储蓄。

资产负债表并不等于战略。欧洲6,520亿美元的国际投资净头寸，绝大部分由私营部门债权构成，包括养老基金投资组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政府无法通过行政命令将这些资产引向战略目标。“下一代欧盟”计划从达成政治协议到首次拨款，耗时十三个月。“重新武装欧洲”计划8,000亿欧元的资金总额，没有具有约束力的拨款时间表。《芯片法案》名义上的430亿欧元资金，所调动的欧盟直接支出约为33亿欧元；其余部分为国家补贴和私人共同投资，其持续性取决于未来的政治周期。美国有《国防生产法》；中国可以通过行政命令重新调配工业产能；欧盟则没有常设的工业应急扩产动员框架。拥有资产与运用资产之间的区别，就是转化问题在金融层面的体现。

三项创新将有助于欧盟在不修改条约的情况下弥合这一差距：建立一个以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为蓝本、通过持有股权进行投资的永久性战略投资机构；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建立快速拨款机制，预先批准采购框架，并根据生产里程碑拨付资本；以及设立一个欧洲工业动员机构，可通过合格多数表决启动，并有权在宣布进入危机状态期间优先安排供应链资源分配。资产负债表优势确实存在。但从资产负债表到战略行动的传导机制并不存在。

共同财政能力与欧元

政府债务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同样的情况。202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广义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3.9%，欧盟27国为82.5%，中国为99.2%。欧盟内部的差异仍然显著：爱沙尼亚为24.2%，荷兰为43.3%，德国为62.9%，西班牙略高于100%，法国为116.0%，意大利为137.1%，希腊最高，为145.7%，但已较2020年的209.9%大幅下降。希腊的趋同本身就是一个有力例证，说明欧盟财政框架在持续压力下能够取得什么成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30年，希腊债务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5.5%，即在十年间下降94个百分点，而且这一成果是在没有退出欧盟或欧元区的情况下取得的。

中国的债务状况需要更详细地讨论，因为官方数字低估了结构性现实。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4年，官方广义政府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负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9%，高于2020年的70%，当时预计到2029年将达到110%。从账面上看，这与发达经济体大体相当，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高度依赖投资推动增长的国家而言，甚至显得相对可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4月的预测上调了这一轨迹，并显示债务增长有所加快：中国2025年官方政府债务总额目前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9.2%，预计到2029年将达到120.3%，到2030年达到123.8%，已经比2024年10月的数字高出10个百分点。恶化速度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的更快，而且这一轨迹正在变得更陡，而非趋于平缓。

但表面数字并非全貌。二十年来，中国官员一直依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全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同时将相关负债排除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之外。据估计，到2024年底，通过这些平台积累的隐性债务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5%，而扩展口径债务，即官方债务加上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关的债务，预计到2029年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50%。再加上企业债务，尤其是那些负债实际上由国家承担的国有企业债务，该国还背负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20%的额外负债。

相比之下，欧盟占国内生产总值82.5%的债务，是在深厚、透明的资本市场上发行的，以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计价，并受到条约规则的约束，而这些规则的约束力已得到反复证明。因此，这与其说是一项弱点，不如说是主要集团中最可信的总体财政状况。从绝对值来看，差距很大。2025年，美国广义政府债务约为38.1万亿美元，中国官方数字为19.5万亿美元（扩展口径债务远高于此），欧盟27国则为17.5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30年，美国债务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8.9%，债务发行总额将额外增加约13万亿美元，而欧盟的走势基本平稳，届时为85.5%。预计中国债务在同样五年间将再增加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5个百分点的负债。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债务每年增长约17%，美国增长7.7%，欧盟增长约3%。欧洲的数字部分反映了其较弱的名义经济增长，但也是2010至2012年主权债务危机后所采取的严格得多的财政约束的结果。

综合来看，这三份资产负债表讲述了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所掩盖的情况。欧洲拥有比美国更大的财政空间，以及比中国更透明的财政空间。它拥有世界最大的私人储蓄池、世界最大的单一集团对外净债权头寸，以及所有主要集团中最保守的总体财政立场。欧洲运用这些资产所受到的制约来自制度，而非资金。

欧洲共同财政能力的制度上限，已经发生了超出大多数外部观察者认识的变化。2020年通过的复苏工具“下一代欧盟”计划，名义资金总额为8,000亿欧元（约合8,700亿美元），引入了在马斯特里赫特时代长达二十年的讨论中一直被视为政治上不可能的安排：在欧盟层面发行共同债务，将所得资金以赠款和贷款两种形式拨付，并以欧盟预算和成员国担保支持债务偿付。2025年通过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其国防工业资金名义总额与此相同，将同样的逻辑应用于另一个政策领域。问题已不再是欧洲能否大规模调动共同财政能力，而是它选择以何种速度、出于何种目的这样做。

欧元是这一架构中最深层的组成部分。作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欧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0%，以欧元计价的跨境债务发行所占份额也与此相当，这赋予欧洲一种除美国外任何集团都不具备的胁迫性基础设施。2022年冻结存放在欧元区机构中的约2,600亿欧元俄罗斯央行资产，以及随后持续限制这些资产的动用，展示了以欧元计价的金融制裁在实际操作中的影响范围。欧元尚未达到与美元并驾齐驱的地位；其在贸易结算、官方储备和全球流动性供给中的作用，仍约为美元的一半。但它是全球货币体系中唯一可信的第二极。北京已花费二十年时间，试图让人民币复制这一地位，但未能成功。

单一市场

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来看，欧盟与中国大致相当，落后于美国，但这种比较低估了欧洲单一市场的重要性，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一体化程度最深的经济空间。据估计，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在二十七个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每年使欧盟国内生产总值增加9%。1988年的《切基尼报告》是为《单一欧洲法案》提供依据的最初量化研究，预计市场一体化将带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5%至6.5%的收益。到1993年，欧盟研究估计，第一轮一体化已创造250万个就业岗位，并带来显著的生产率提升。

商品单一市场已基本建成。服务、资本、能源和数字领域的单一市场则尚未建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的报告对这一差距给出了令人震惊的量化估计。报告估计，欧盟内部剩余壁垒平均相当于对商品征收44%的关税，对服务征收110%的关税，商品壁垒是美国各州之间的三倍，并且高于对敌对贸易伙伴征收的最严厉关税。将欧盟内部贸易壁垒降至美国州际水平，长期而言可使欧盟生产率提高近7个百分点，将其与美国的生产率差距缩小一半。欧洲中央银行的分析总体上印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同时根据不同的弹性假设，为服务领域提供了一个更窄的区间，发现服务贸易成本的关税等值约为78%至115%，并证实，迄今为止，欧盟成员资格所能带来的潜在收益只有一半已经实现。

应谨慎解读这些数字。一些学者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高估了关税等值，因为它将消费者对本地产品（葡萄酒、地方食品、体现身份认同的商品）的真实偏好视为政策壁垒。这一批评在特定行业具有说服力，尤其是食品、纺织品以及深植于文化的商品。然而，它并未推翻核心结论：即使按照更保守的学术估计，欧盟内部商品贸易成本的关税等值为8%至13%，欧元区服务贸易成本则接近60%，欧盟的一体化程度仍明显低于美国，而服务领域的差距是结构性的，并非研究方法造成的。

欧洲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得出了相近的区间，据此提出的全面建成市场的主要收益估计是：完成服务市场建设，包括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数字服务和医疗保健，将使欧盟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8万亿至2.1万亿欧元（约合1.95万亿至2.30万亿美元），相当于为欧盟的生产总量增加一个规模与西班牙相当的经济体。这一估计甚至可能偏保守：它尚未充分计入资本和能源市场一体化对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相关的跨领域改革给出了一个更明确的数字：目前估计，劳动力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流动的成本，是美国各州之间流动成本的八倍，抑制了欧洲企业扩大规模的能力。

造成这些成本的非关税壁垒并不抽象。一家建筑公司发现，其建筑材料虽然符合欧盟标准，仍需接受费用高昂的国家级检查。一所寻求设立校区的外国大学，在教职工资格获得认可方面面临严重延误。一家向另一成员国扩张的居家护理服务提供商，需要应对另一套国家许可制度。相互承认是欧洲法院于1979年在第戎黑醋栗酒案中确立的单一市场奠基原则，但在大多数服务行业和若干商品类别中，这一原则在实践中未能落实，因为各国监管机构经常要求对符合欧盟标准的产品和服务进行额外的国家级核验。

监管辩论的核心存在一个政治评论始终误读的悖论。减轻欧洲企业的监管负担，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欧盟层面监管。欧洲企业面临的主要合规成本，并非欧盟规则的数量，而是二十七个成员国在将其转化为国内法、解释和执行这些规则时存在的差异。同一项指令有二十七种国家层面的实施方式，每一种都有自己的行政惯例和判例法，这并非放松监管，而是碎片化。莱塔提出的“第二十八套制度”构想，是现有最直接的补救办法：建立一套覆盖整个欧盟、可供企业自愿选择加入的统一监管框架，取代二十七套国家制度。欧洲委员会提出的“欧盟公司”方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

其战略含义十分重大：市场准入是欧洲主要的胁迫工具，而单一市场使这一工具具有可信度。2022年2月之后俄罗斯的经历，以实证方式展示了被排除在市场之外会对一个融入经济体系的国家造成什么影响：其影响累积得比军事消耗更快。每一个第三方行为体，包括印度、海湾国家、东南亚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集团以及非洲大部分地区，都面临一个结构性问题：它无法承受失去哪一个发达市场的准入机会？对于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拉丁美洲广大地区以及非洲相当一部分地区而言，答案是欧洲单一市场。这种不可放弃性就是杠杆。完成市场建设将进一步增强这一杠杆。

人力资本

欧洲比较经济资产负债表的最后一个要素是人力资本，而在这一方面，那些执着于排名前十分之一院校的评论，再次系统性地低估了欧洲的优势。

最引人注目的衡量指标是院校覆盖的广度。在2026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欧盟27国有120所大学进入全球前500名，相比之下，美国有102所，英国有49所，中国大陆有35所。在全球上榜的2,191所院校中，495所位于欧盟27个成员国，超过美国的171所、英国的109所和中国大陆的97所之和。这就是“美国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这一论述框架所掩盖的结构性事实。美国或许拥有若干实力雄厚的研究机构，但与任何其他集团相比，欧盟在更多国家培育了更多高质量研究型大学。中国正通过有针对性的国家投资，迅速提升少数精英大学的水平，例如清华大学位居全球第十二，但该国只有35所院校进入前500名。

在欧盟27国内，领先地位集中于四个最大的科研国家，但并非由它们独占。德国有25所大学进入全球前500名，领头的是排名第二十七的慕尼黑工业大学和排名第三十四的慕尼黑大学。荷兰13所上榜大学中有12所进入前500名，按人均计算，其高质量研究资源的集中程度位居世界之首，以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第五十七）和阿姆斯特丹大学（第六十二）为支柱。法国有10所大学进入前500名，领头的是巴黎文理研究大学（第四十八）和巴黎萨克雷大学（第六十八）。意大利有7所，以博洛尼亚大学和罗马第一大学为首。比利时的表现超出其自身规模，有6所，以鲁汶大学（第四十六）和根特大学（第一百一十五）为首；瑞典有5所，包括卡罗琳医学院（第五十三）；西班牙、爱尔兰、奥地利、丹麦、芬兰和波兰也是这一最高梯队的贡献者。中东欧，尤其是捷克、罗马尼亚和波兰，拥有一大批排名略低于前500名的上榜院校，通过人员自由流动，为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劳动力市场培养毕业生。

毕业生的供给与院校分布情况相吻合。2023年，欧盟27国培养了约440万名高等教育毕业生，绝对数量与美国大致相当，主要集中在工程、生命科学、经济学、法律和医学领域，这些领域支撑着先进制造业、监管基础设施和高端服务业。欧盟与美国之间的不对称，并不在于毕业生数量，而在于科研体系的地理分布。美国的高技能劳动力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地区（波士顿、旧金山湾区、纽约、西雅图、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区），欧盟的高技能劳动力则分布在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布鲁塞尔、哥本哈根、都柏林、赫尔辛基、米兰、慕尼黑、巴黎、斯德哥尔摩、维也纳、华沙以及许多其他地方。分散分布意味着韧性。当一个地区遭遇住房、政策或财政冲击时，人力资本的地理集中就会成为一个薄弱之处；分散分布则能缓冲这种冲击。

欧盟旗舰性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流动项目“伊拉斯谟斯加强计划”，在2021至2027年期间获拨262亿欧元（283亿美元），自设立以来约有1,000万人参与，以其他主要经济体无法比拟的方式，在整个欧盟建立了人力资本网络。德拉吉报告提议将这一计划的资金增加至五倍，正是因为它所促成的跨境流动，是将欧盟分散分布的人力资本转化为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劳动力市场的最直接机制。一名曾在慕尼黑求学、如今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的法国工程师，就是欧洲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一个单元，这是任何国家政策都无法产生的。

欧洲的人力资本优势并不集中在少数容易受到政治或资金冲击的明星院校。它分散分布，可以在欧盟内部流动，并通过人员自由流动和共同科研项目得到加强。欧洲的大学网络是其长期经济实力的一根不显眼却至关重要的支柱。这恰恰是一种会在持续压力下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优势，而第二次冷战所施加的恰恰就是这种环境。2025年美国签证政策、联邦科研经费和大学治理方面的变化，已经促使研究人员从美国机构流向欧洲机构，并形成了可量化的人才流动；如果美国维持当前政策，这种流动将在2026年持续加速。

前述人力资本分析描述了劳动力的质量，却没有涉及其数量。欧盟27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09年达到约3.07亿的峰值，欧洲统计局预计，到2050年将降至2.65亿，减少的规模大致相当于西班牙全部劳动年龄人口。老年抚养比衡量的是每一百名劳动年龄成年人对应多少名退休人员，预计将在2023至2050年间从36升至56。这一人口趋势影响着本报告的每一项主要发现。随着退休人员消耗积累储蓄的速度超过劳动者增加储蓄的速度，储蓄率将会下降。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82.5%的情况下所拥有的财政余地，将面临老龄化相关支出带来的结构性上行压力，欧洲委员会《2024年老龄化报告》预计，到2050年，这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再增加2.0个百分点。这种压力还将伴随另一项劳动力市场挑战。科尔尼咨询公司估计，到2030年，欧盟国防领域将需要新增76万名劳动者，而这一需求必须由一个已经处于创纪录紧张状态的劳动力市场来满足，2026年初的失业率仅为5.9%。在这种程度的约束下，招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零和活动：莱茵金属公司每招聘一名工程师，西门子或专业化中小企业群体就少一名可用的工程师。欧洲统计局估计，要稳定劳动年龄人口，每年需要150万至200万人的净移民。目前的净移民人数接近这一区间，但分布不合理、融入不足，并且在政治上存在争议。与劳动力需求相联系的移民战略，并非社会政策中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本报告中每一种经济和工业情景的先决条件。同时推进国防、产业政策和财政整顿的理由，并不仅仅来自地缘政治。人口趋势使这一任务同样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