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里的无知、兴奋与快乐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秋天就要上小学的我，好奇心和看热闹的心态爆棚，根本不知道大人世界的痛苦和压力。

抄家、游行、大字报、武斗，哪里热闹就朝哪里钻。当时住在康平路152弄，那里原本是名人和资本家的住宅区，弄堂里几乎天天都有人被抄家。我们一帮小屁孩呼朋唤友，看热闹不嫌事大。抄家的人都戴着红袖章，忙忙碌碌的，也顾不上管我们。我们偷偷溜进去，虽然常引来一顿臭骂，但也算把里面的情况看个清清楚楚。

说实话，刚开始的抄家还算“文明”，主要是“破四旧”——把旗袍、高跟鞋等拿出来在外面烧掉，据说也拿走了一些值钱的东西，但屋子里好像并没有什么打砸的痕迹。

然而没过多久，抄家竟然抄到我家来了。老爸是某大厂的宣传部副部长，不过是个副处级，算不上什么走资派，本来应该没事，可惜他以前给工人上哲学课讲辩证法，说了句“没有地主就没有农民，没有资本家就没有工人”，结果被打成了反革命，家里自然也被抄了。不过我家没什么“四旧”和细软，记得没被拿走什么东西。当时在外面玩，回家时事情已经过去了，没看到什么大场面，家具也在原地，没有一点半点浩劫的迹象，也就完全没放在心上。

老爸成了“黑五类”后，被下放到最苦最累的地方劳动，每次开会都要挂着牌子站在台前低头受审。这一切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他根本没跟我们提起，是妈妈默默与他共同承担着所有的痛苦、压力和家庭重担。

而我们这群孩子依然无忧无虑。最让人高兴的就是——不用上学了！

九月份到了，学校早就停了课，我们整天在外面疯玩。老爸老妈压力极大，根本没心情和时间管我们。那时候是真的开心啊——整天弹弹子、跳绳、翻围墙进花园抓蟋蟀；夏天的时候爬上高墙去粘知了。

除了我们康平路这一块，周围几个“大名鼎鼎”的地方更成了我们的游乐场和看戏台。

离我们不远就是交通大学，大学里早就停了课，乱哄哄成了一片。校园里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一层叠着一层，风一吹哗哗作响。各路“英雄好汉”在里面设据点、架喇叭，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高音喇叭从早到晚播放着激昂的语录歌曲和批判讲话，声音震天响。我们这群小孩子经常溜进交大校园里跑来跑去，在成堆的大字报和喧嚣的播音声里捉迷藏，看着穿军装、戴红袖章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演说、发传单，只觉得新鲜又好玩。

更轰动的是徐家汇天主教堂出的大事。那是附近最有名的标志性建筑，平时高耸肃穆。可“破四旧”的风暴一刮过来，造反派就涌了过去。只听见一片打砸和呼喊声，那些精美的彩色玻璃被砸得稀碎，教堂顶上高高耸立的十字架被硬生生拉倒拉断。那一阵子整片区域都沸沸扬扬，闹出了极大的动静。

1966年底，震惊全国的“康平路事件”爆发，整个康平路一下子成了风暴眼。我们这些胆大的小孩，居然也混在人群里溜进了“康办”里面看热闹。只见满院子的人声鼎沸、人头攒动，赤卫队和造反派派系在里面打对台仗、喊口号，热火朝天的动静比过年还热闹。

顺着我们后弄堂出口走出去，对面的武康大楼里也是天天有戏看。武康大楼里住着许多文化名人和大资方，几乎成了抄家的“重灾区”。红卫兵和造反派进进出出，搬东西、贴大字报，我们这群小孩自然也是呼朋唤友地跑过去凑热闹，探着头看里面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战利品”。

当时在我们眼里，无论是交大的乱象、天主教堂被砸，还是康办的动荡、武康大楼的抄家，都不过是一场场免费又刺激的“大戏”。我们穿梭在荒诞与狂热的街巷里，无知而贪婪地享受着属于小孩子的“快乐童年”。

回头看到当下的学前教育，现在小学生小小年纪就要背着沉甸甸的大书包，我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们那时候的不用上课的“幸福”。

可如今想来，我们当年的“幸福”，完全是建立在大人的痛苦之上的。

整整八年里，父亲不知道受了多少罪、挨了多少批判。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认识他当年讲的那些“反动言论”，其实就是老毛《矛盾论》里的辩证法，父亲这才得以解放、平反。

那几年，对于时代和大人而言，是一场沉重的浩劫与苦难；而对于当年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子来说，却成了生命里一段绝无仅有、无忧无虑的荒诞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