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家族：“闷声发大财”与党国权贵资本主义成势！

1989年夏，北京血未干，赵紫阳已废。邓小平环顾左右，择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入京。江非开国元勋，亦非久居中枢之重臣。论资望，不及李鹏、乔石；论改革声名，不及朱镕基；论军中根基，几近于无。忽受大命，天下多愕。

十三年后，江退总书记之位，情势已异。上海旧部遍列中枢，军中多其所拔；长子横跨科技、电信、芯片，孙辈后来进入国际资本。江本人又留军委主席两年，退而未尽退。昔日弱主，已成一代“核心”。

江氏一门，亦由扬州寻常人家，渐成红朝显族。

一、烈士嗣子，疑云并存

江泽民，1926年生于扬州。其叔江上青早年参加中共地下活动，1939年身亡，后被认定为革命烈士。官方传记称江泽民后来过继江上青一房，遂有烈士嗣子身份。

然江之家世与早年经历，后来颇有争议。吕加平曾公开提出所谓“二奸二假”，质疑江之家世、早年经历及政治身份，流传甚广。吕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十年。吕氏所指诸事，迄无充分独立史料尽证，不可径作信史；然一介老人因公开质疑最高领导人身世而获重刑，此事本身，亦当记之。

可确言者，江并非薄、习那样典型的开国元老之后。其真正发迹，主要靠技术官僚仕途。江学电机，长期任职机械、电子工业系统；改革后入上海，先市长，后市委书记。至此，不过一方大员。

改命者，六四也。

二、六四入京，因弱得位

1989年春，胡耀邦死，学潮起。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刊文悼胡。江出手整肃，撤钦本立职，由此示其政治立场。

北京局势旋急。赵紫阳失势，邓小平等另择总书记。李鹏争议太大，乔石自有根基，余者亦各有所属。江主沪有年，已示可靠；又无北京根基，无军权，无独立山头。故其得位，恰有因其弱者。势弱，反为诸老所安。

1989年6月，江任总书记，旋接军委主席，后任国家主席。一上海市委书记，数年间遂居党、政、军之首。时也，命也。

三、无根得位，自植其根

江初入京，根基甚浅。上有邓小平及诸元老，下有李鹏、乔石诸重臣；中央少故旧，军中无旧部。

先依邓。1992年邓南巡，批改革迟滞。江旋即顺势，拥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复启。继而用人。曾庆红成为其重要助手。吴邦国、黄菊、陈良宇等上海旧部亦陆续升迁。所谓“上海帮”，由此而名。此非正式组织，亦非江氏私兵；然江由沪入京，多用旧部，形成政治网络，则无须讳言。

再则握军。江无军旅资历，初掌军委，威望甚薄。其后多年擢将任人，渐立军中之势。无根而入京，以人事植根；无兵而掌军，以提拔结军。

昔日过渡之人，遂成一代“核心”。

四、闷声发大财

江有一语，后世传之最广：“闷声发大财。”本为训香港记者之语，后来竟似时代题词。

九十年代，中国市场化狂飙。邓南巡，国企改制，民营经济兴，房地产起，外资涌入；2001年加入WTO，中国遂深度进入全球市场。发财成为时代之梦。

江又倡“三个代表”，私营企业家进入党内获得正式政治解释。红朝结构遂变：党仍独占政治，市场则大开财门。土地、矿产、银行、国企、电信、工程，皆渐成巨利之源；而其审批、配置、人事之权，仍握于官府。

商欲得利，须近权。官近其利，亦易得财。权钱由此日亲。

五、腐败深化，权贵资本成势

腐败非始于江。毛时有特权，邓时有官倒，高干子弟经商亦早已有之。然至江时代，市场大开，而权力未束。土地可卖，银行可贷，国企可改，矿产可批，工程可包，电信可发牌。权力骤然值钱。陈希同等大员因腐败倒台，江亦屡言反腐。然一面反腐，一面腐败蔓延。

官不必亲商。但定其土地，批其贷款，给其牌照，授其工程，即可左右巨利。腐败遂由红包、官倒，渐入土地、金融、国企、电力、电信、工程、人事诸领域；由个人受贿，渐向家族经营、关系网络和资源占有演化。

更深一层者，是党国权贵资本主义渐成其势。市场全面扩张，国有资产重组，土地、金融、电信、能源、房地产诸领域骤生巨利，而政治权力仍高踞资源配置之上。

权力家族不复满足于俸禄、特供，渐以家族为单位经营利益。本人居官，子女经商；一支从政，一支入业；权在朝中，利在市场。江氏一家亦适逢其会。

江泽民居最高权位，江绵恒后来进入国资、科技、电信、芯片，第三代江志成又入国际金融资本。无证据可据此断言江泽民直接为家人谋取某项具体利益。然最高政治家族与市场资本如此并行，其示范意义亦不可轻忽。

上有所行，下遂成风。自中央至地方，大小权门纷纷走向家族利益最大化。中央有中央之家族网络，省市有省市之权门，县乡亦渐见地方政治家族。官位不能公开世袭，权力所生之机会、人脉、资源与财富，却可以家族承接。

权归党国，利入家门。邓开市场之门，江逢资本之潮。市场既开而权力未驯，党国权贵资本主义遂由此坐大。

六、一手发财，一手维稳

六四之后，中共尤惧乱。经济可放，政治不可动。“稳定压倒一切”遂成为九十年代治理要义。公安、国安、信访、宣传及基层控制渐密。异议人士、民间组织、宗教活动、群体事件，皆日益纳入政治安全之网。

六四以前，改革尚及政治。六四以后，改革渐限于经济。以发展求安，以维稳防乱。一手发财，一手维稳。此后中国二十余年治理格局，轮廓渐成于斯。

七、法轮功起，镇压骤至

1999年，法轮功学员大规模赴北京上访，中南海震动。江视之为重大政治威胁。旋即取缔，设专门机构，公安、宣传、司法、单位诸系统齐动。拘捕、转化、宣传批判并行，遂成全国性镇压。

法轮功是非，可另论。但一民间群体，人数众、跨地域、自成网络，而不受党组织控制，此为中共大忌。

六四之后，党国怕街头。法轮功之后，党国尤怕组织。民可散，不可聚；可发财，不可自组织。维稳之网，由此更密。

八、下岗潮与新三山

发财年代，并非人人发财。九十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加速。“减员增效”“下岗分流”遍及东北及老工业基地。数千万国企职工离开岗位，单位制所附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亦渐解体。有人下海，有人下岗。

1998年福利分房退出，住房商品化全面推进。1994年分税制以后，中央财力增强，地方财政压力日增；土地出让渐成地方重要财源。卖地、开发、贷款、买房，渐结一体。后世所谓“土地财政”，其基渐奠于此。

教育亦变。1999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迅速大众化，而家庭教育支出亦增。医疗改革同时推进，旧单位保障已解，新保障尚未完备，“看病难、看病贵”渐成民怨。

住房、教育、医疗，后来并称新“三座大山”。三山非江一人所筑，然其形渐成于江时代。一边是浦东高楼、互联网、WTO、新富阶层。一边是下岗、买房、学费、药费。有人闷声发财，有人闷声担其成本。

九、山河受损，世风渐变

经济骤兴，城市骤扩。地方竞GDP，招商引资；开矿建厂，卖地筑城。于是江河受污，矿山滥采，森林受损，沙尘频仍。淮河、太湖污染屡见，矿难亦多。生态之坏，非始于江；然高速工业化与地方政绩相激，其势至此益烈。

官得政绩，商得其利，山河受其损，社会亦变。单位制解，人口大流动；贫富渐悬，权钱渐密。下海、暴富、关系、后台，皆成时代之语。假货、欺诈、色情、赌博，亦屡为世所忧。

旧秩序既解，新法治未成。市场日盛，而权力未驯；财富日增，而人心渐疑。

山河有价，人情亦薄。此亦发财年代之一面。

十、江绵恒：公子入产业

江泽民与王冶坪育二子。次子江绵康较低调，长期任职上海城市建设、信息化等系统。长子江绵恒，则甚不同。江绵恒毕业于复旦，后赴美获博士学位，归国进入中科院上海系统。其后又领导上海联和投资。此乃上海市政府背景之国资平台，并非江氏私产，须先辨明。

然最高领导人之长子，恰于中国信息产业起飞之际，进入国资投资、电信、半导体诸领域，自难不受注意。

江绵恒又为中国网通早期重要支持者。中国电信业重组后，网通迅速坐大，其政治资源问题，

当时即多有议论。无证据可谓其所得尽由父权。然谓其父之身份毫无所助，亦难令人信。

十一、网通之外，又入芯片

江绵恒又涉半导体。2000年前后，与台湾台塑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共同推动上海宏力半导体。一边，大陆最高政治家族第二代；一边，台湾工商巨族第二代。所谋者，又为芯片。其后江绵恒长期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又参与上海科技大学建设并任校长。其履历遂成：海外博士——科研——国资投资——电信——芯片——中科院——大学。

政、商、学三界皆涉。红朝市场化后，一种新人由此可见：技术型权贵。

十二、第三代入资本

至第三代，江家又变。江绵恒之子江志成，哈佛毕业，曾入高盛，后参与创办博裕资本。

祖父掌政治，父亲入科技产业，孙辈则入私募股权。博裕后来投资互联网、消费、医药等诸多行业，渐成重要资本机构。至2025—2026年，又参与取得星巴克中国零售业务控制权。

此时江泽民已死，江家亦早离最高权力中心。而第三代资本仍行。祖父掌权，父亲入业，孙子入资。权位未必世袭，然权位所生之教育、眼界、人脉、机会与资本，却可代际相传。

十三、退而未退

2002年，江卸总书记，胡锦涛继之。然江未全退。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仍留两年。胡虽为总书记、国家主席，军权一时仍在江手。

2004年，江方辞军委主席。与此同时，十六届政治局常委中，多人与江关系密切。曾庆红、黄菊等皆居高位。党政虽交，旧部尚盛。故江之退，有退之一面，亦有恋之一面。名退，而权未遽退；身退，而人尚在朝。此与后来胡锦涛裸退，恰成一照。

江退以后，其政治影响亦未骤消。上海旧部尚居中枢，军中郭伯雄、徐才厚等长期在位。至习近平登台，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先后倒台，旧有政治网络始进一步衰落。

不可把诸人尽作“江家人”。然江之余势跨越其正式任期，则亦无须讳言。

十四、以发财代改革

六四以后，中共面临一问：何以重建统治之基？答曰：增长。

邓南巡再启市场，江继之。八十年代未竟之政治改革渐隐，经济发展遂居其上。只要经济增长，生活改善，人人尚有发财之望，六四留下的政治裂痕便可由繁荣渐掩。

于是形成新的统治之术：政治不松根本，经济尽开财门；不许问权从何来，却许问钱从何来。此法一度甚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力骤增，中产渐起，城市日新。然另一面亦随之而来：腐败渐深，贫富渐悬；维稳渐密，社会渐疏；城市渐富，山河渐损；市场渐盛，权贵资本渐强。

江时代之功过，皆在其中。

十五、权去而资本尚行

江以六四得位，以无根见容；既居大位，遂自植其根。用旧部，结军中，十三年而成“核心”。其时也，国门大开，商贾竞起，财富骤增。中国入世，遂成世界工厂。然政治改革止，维稳之弦紧；法轮功遭镇压，民间自组织益受戒防。国企改制，千万工人下岗；土地财政渐起，住房、教育、医疗渐成“三山”。

腐败由点及面，权钱日合。城日新，山河日损；国日富，贫富日悬。经济大放，政治大防；人人逐利，权近者先得其利。江氏一家，适居此大变之上游。

江泽民执国柄；江绵恒入科技、电信、芯片；江志成入高盛、私募。一代得权，二代入业，三代入资。不可谓其业皆由父祖，亦不可谓其势尽与父祖无关。

更重要者，江氏非一家之私史。九十年代以后，红朝权力结构亦悄然一变：官位仍归组织，财富却可归家族；政治仍称为公，利益渐可以私承。自中央至地方，大小权门竞逐其利。本人仕进，子女经商；父辈掌权，后人承资。官位虽不可明传，权力资本却可暗继。党国权贵资本主义，遂渐成天下之势。

江退总书记，又留军权二载；身退而旧部尚盛，名退而余势未消。及习近平起，旧山渐平，江之一朝始渐远去。

然官位可退，资本不退。江死之后，第三代仍行于国际资本场中。昔江训港媒曰：“闷声发大财。”本一时戏言，竟似一代谶语。

其兴也因六四，其盛也逢改革；其治也重增长，其安也赖维稳。父得权于六四，子入业于改革，孙入资于全球化。江氏一家之变，亦非一家之变。

市场既开，权力未驯；权贵逐利，家族承资。三代江家，正是党国权贵资本主义成势的一幅家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