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纯华 | 中共18项维稳密令曝光：究竟是谁在恐惧？

杯弓蛇影：从中共中央十八项维稳密令看製造恐惧的中共自身的恐惧

杨纯华

中国有句成语，叫「杯弓蛇影」。有人把牆上的弓影看成杯中的蛇，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这本来是形容人因疑虑而自我惊吓的故事，放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却有了另一层意味：当一个政权把社会上的每一点异议、每一次聚集、每一声抱怨都看成潜在的政治危机时，它究竟是在防范敌人，还是在暴露自己的恐惧？

近日，网络媒体《爆点週刊》刊出一则独家报道，称取得中共中央为二十届五中全会部署维稳工作的机密档，披露十八项安保措施。据该报道，五中全会定于2026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相关部门已要求各地加强政治安全、情报搜集、重点人员管控、进京上访拦截、网络舆情监测以及群体性事件防范等工作。需要说明的是，这份档的真实性及其完整内容，仍有待独立核实；但如果报道所列内容基本属实，那麽它所呈现的，就不只是一场重要会议的安全保卫，而是一个政权如何把整个社会纳入政治风险管理的缩影。

一场尚未召开的党内会议，为什麽需要如此庞大的维稳部署？从境外媒体、宗教团体、青年学生，到劳工、妇女、投资受损者、退伍军人、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和外卖员；从进京上访者、网络群组，到公共电子萤幕、无人机，乃至可能出现的罢工、组建工会和游行示威，十八项措施几乎把社会生活中所有可能产生不满、表达意见或形成集体行动的领域，都纳入了防范视野。这份清单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它有多麽周密，而是它所透露的政治心理：在这套治理逻辑中，中共没有把其所统治的社会当作一个可以自由呼吸、彼此协商的共同体，而是一片随时可能冒出火星、必须严密监视的危险地带。

一、威权治理最敏感的是政权安全

任何国家都需要公共安全。防范恐怖袭击、保护交通枢纽、排除火灾隐患、预防自然灾害，都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因为一份档提到安保，就断言其中所有措施都不合理。真正的问题在于：安全究竟是为了保护人民，还是为了保护统治者免受人民的质问？

在法治国家，政府通常需要区分暴力犯罪、和平抗议、劳资纠纷、政治批评与一般社会矛盾。不同性质的问题，应当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人策划暴力袭击，政府依法调查；工人要求支付欠薪，政府应当保障其劳动权益；投资者遭受损失，政府应当提供申诉和司法救济；公民批评政府，政府则应当以事实和政策回应。这些事情虽然都可能引起公共关注，却不能因此被混为一谈。

然而，据报道所披露的维稳要求，劳动群体的涉政动向、组建工会、罢工、游行示威、非官方组织聚集，以及境内外资讯传播，都被纳入风险排查和教育稳控的范围。这里暴露出一种危险的政治倾向：不是先判断一项行为是否违法、是否侵害他人权利，而是先问它会不会形成不受当局控制的集体力量。

为什么组建工会会成为维稳部门关注的事项？为什么劳工、妇女和青年学生需要被特别盯住？为什么民众因房地产、金融投资或欠薪问题聚集，就可能被视为需要提前化解的政治风险？原因并不难理解：一个缺乏充分政治参与管道的体制，最担心的往往不是问题本身，而是人们发现彼此有著相同的问题，进而从孤立的个体变成能够共同表达诉求的群体。

一个工人讨薪，是劳资纠纷；一百个工人共同讨薪，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一千个工人发现彼此面临相同的欠薪问题，开始讨论共同的权益和制度责任，就可能被视为政治风险。问题的性质未必改变，改变的只是人们不再孤立无援，开始意识到自己拥有共同的处境。

这正是威权治理最敏感的地方。它可以容忍个别人的抱怨，因为抱怨容易被忽略；它可以处理个别人的申诉，因为个案可以被分割；它却对人们自主组织、相互联络和共同表达格外警惕，因为这些活动可能使原本分散的社会不满，转化为要求制度承担责任的公共力量。

于是，安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原本应当由政府提供安全、让人民免于暴力和任意侵害，现在却演变成要求人民保持安静、避免聚集、不要製造麻烦。这不是安全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安全被政治化了。

一个真正有安全感的政府，不会因为工人组织起来讨薪就感到天塌下来；一个真正有信心的制度，也不必因为青年学生提出批评就如临大敌。只有当统治者无法确信自己的权力经得起公开质疑时，人民的声音才容易被听成威胁，社会的活力才容易被看成隐患。

二、十八项密令：一张覆盖社会的恐惧之网

这份网络报道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是它所描述的防范范围之广。从传统安全到政治安全，从线下聚集到网络言论，从进京上访到海外资讯，从宗教活动到劳工组织，似乎没有哪一个领域可以完全置身于维稳视线之外。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进京上访人员的管控。按照报道所述，相关措施要求加强环绕北京的「护城河」区域协同防控，通过跨区域警务合作、情报共用，以及对公路、铁路、民航等进京管道的联合查控，把各种被认定为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堵截在首都之外。

这种安排透露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对于一个自称代表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权而言，人民为什么需要被拦在首都之外？

上访者究竟是什麽人？其中有被拖欠工资的工人、房屋遭遇强拆的业主、投资受损的家庭，有被法院冤判的当事人以及在地方申诉无门、希望获得更高层级救济的普通公民。他们来到北京，未必是要推翻谁，往往只是希望有人听见自己的声音。

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公正处理纠纷，司法机关能够独立裁判，公民能够通过正常管道追究官员责任，那么许多人何必千里迢迢进京上访？如果一个政权真正相信自己的制度具有公信力，它最应该做的，不是加强道路检查和跨区域拦截，而是追问为什么同一类冤屈会反覆出现，为什么当事人不相信地方机关，为什么一些本来可以在法律程式中解决的问题，最后会变成需要动用大规模安保力量处理的政治事件。

把上访者挡在北京之外，或许可以让首都在某些日子裡显得更平静，却不能因此证明社会矛盾已经消失。被拦截的人可能回到原地，被压下去的投诉可能暂时不再出现在公共视野裡，但造成不满的原因仍然存在。这就像把烟雾赶出客厅，却不去查看厨房裡是否还有火苗。房间看起来干淨了，火灾风险却未必降低。

再看网络舆情管控。报道提及全天候监测、快速处置、封堵删除政治谣言和有害资讯，以及防止风险从境外传入境内。对于真正的诈骗、暴力煽动和恶意造谣，依法处置自有其必要性；但如果政治批评也被装进「有害资讯」的笼子，如果对政府政策的质疑被理解为需要快速删除的风险，那么网络治理就可能从维护公共秩序滑向维护政治垄断。

讽刺的是，越是强调封堵资讯的政权，越可能加深人民对官方资讯的不信任。当公开报道不充分、独立调查受限制、批评声音难以正常传播时，人们便更容易转向非正式管道寻找消息。传闻因此滋生，谣言因此获得市场。政府再以传闻和谣言为理由加强封锁，结果便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越不透明，越容易产生猜疑；越有猜疑，越强化封锁；越强化封锁，越难建立可信的资讯秩序。

这便是政治版的杯弓蛇影。统治者害怕社会出现不可控制的声音，于是尽可能压低声音；然而，当正常的公共讨论空间越来越狭窄时，每一个无法解释的异常、每一次非正式传播、每一场自发聚集，都更容易被当成潜在危机。当局越想消除不确定性，越可能使社会失去公开辨别真伪、和平处理衝突的能力。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如果一个政权需要依靠全天候监控才能维持表面的稳定，那么这种稳定究竟建立在人民的认同之上，还是建立在人民不敢表达不满的基础之上？

三、制造恐惧的人，为什么自己也活在恐惧之中？

专制政治有一个内在悖论：统治者掌握的强制力量越大，未必就越有安全感。员警可以拘捕人，网络平台可以删除帖子，地方官员可以拦截上访者，情报部门可以监测各种活动；但这些手段只能控制人们做什么、说什么，不能保证人们真正相信什么。

服从不等于认同，沉默不等于赞同，没有发生公开抗议也不等于没有不满。当人们不敢说真话，当官员不敢报告坏消息，当地方部门首先考虑如何避免承担责任，当各级机构把「不出事」当成最高政绩，统治者得到的就可能是一幅经过层层筛选的社会图景，而不是社会的真实面貌。

维稳机制因此可能产生一种反效果：它原本是为了消除风险，却可能使风险变得更难被发现；它原本是为了维持秩序，却可能使正常的矛盾调解和利益协商失去空间；它原本是为了保护政治权力，却可能让政治权力越来越依赖强制手段。

想像一个地方官员。上级要求他确保稳定，要求他每天报告情况，要求重大问题不得迟报、漏报、谎报、瞒报。在这样的考核环境中，他最关心的可能不是如何彻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确保问题不要在自己任内变成上级看得见的事件。于是，真正有效的治理可能退居其次，维持表面平静反而成为优先目标。

这就是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错位的危险。如果官员因为社会矛盾的存在而受到惩罚，却不一定因为解决矛盾而获得鼓励，他就有动机把矛盾藏起来；如果上级最重视的是零事故、零聚集、零舆情，他就可能把提出问题的人视为制造问题的人。到最后，解决不了问题的人未必受到追究，揭露问题的人却可能被当成风险来源。

这套机制最终会让所有人陷入恐惧。普通百姓害怕申诉，基层干部害怕担责，地方官员害怕失控，中央害怕地方出事。每个人都想把风险推给下一个人，每一级都希望下一级把问题拦住。表面上，整个体制高度一致；实际上，大家可能都在为避免自己成为责任承担者而行动。

中央对地方不放心，地方对民众不放心，官员对网络舆情不放心，网民对官方通报不放心。这种彼此不信任的政治生态，正是过度维稳可能制造的深层后果。

十八项措施如果确如报道所述，最值得追问的，便不只是它能调动多少人力、覆盖多少区域、监测多少网络平台，而是它是否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不安全感：一个不愿让社会自主组织、不愿让公共批评自由流通、不愿让利益衝突通过制度化协商得到解决的政权，最后只能不断扩大控制的范围。

控制的范围越大，维持控制的成本就越高；维持控制的成本越高，当局就越难容忍任何可能削弱控制的因素。于是，政治恐惧不再只是某一场会议前的临时反应，而可能逐渐成为日常治理的基本逻辑。

然而，恐惧具有传染性。当政府把社会看成敌对力量的集合，社会也会逐渐把政府看成不可信任的力量；当人民认为正常的表达可能招致惩罚，他们就会减少公开交流；当官方无法从公开讨论中瞭解民情，它就更依赖情报、监控和层层上报。政府因此更难理解人民，人民也更难理解政府。这不是安全的增长，而是信任的耗损。

四、公共安全不是政治安全的附庸

极权统治往往喜欢把安静当成稳定，把没有抗议当成认同，把街道上没有聚集的人群当成治理成功的证明。但社会不是一个只要关掉音响就不再有噪声的房间。它是一个由无数不同利益、不同经验和不同愿望构成的共同体。只要人们仍然生活、工作、交易、成家、生育，就会产生矛盾；只要资源分配存在差异，就会有人感到不公平；只要权力可以作出影响每个人生活的决定，就应当有人有权询问决策的依据、监督执行的过程，并要求决策者承担责任。

因此，真正成熟的政治制度，不是幻想消灭所有冲突，而是建立处理冲突的规则。劳工可以依法组织工会，民众可以和平集会，媒体可以调查公共问题，公民可以批评政府，司法机关可以独立裁判，议会可以公开辩论预算和政策。这些制度并不能保证社会永远没有冲突，却能使冲突不必每次都演变成对政权安全的考验。

民主制度并不意味著政府没有权力维护公共秩序。相反，政府仍然有责任防止暴力、保护生命财产、处理紧急事件。关键在于，这些权力必须受到法律限制，执行措施必须符合必要性与比例原则，政府必须接受独立监督。和平批评不能被任意等同于颠覆，工人组织不能仅因不受官方控制就被视为威胁，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不能因为一场政治会议即将召开，就被无限期地搁置。

这正是法治与维稳逻辑的根本差异。法治首先问：发生了什么事？有没有违法？证据是什么？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维稳逻辑则可能首先问：这件事会不会闹大？会不会形成聚集？会不会影响上级评价？能不能在问题公开之前把它压下去？

前者著眼于事实、权利与责任，后者容易著眼于风险、控制与表像。当后者压倒前者，公共安全便可能成为政治安全的附庸，社会治理也可能演变为对社会自主性的持续防范。

中国真正缺少的是让普通人能够相信规则、相信司法、相信申诉管道的制度条件。对一个欠薪的工人而言，稳定不是员警不让他上街，而是他能够拿到应得的工资；对一个失去住房或投资受损的家庭而言，稳定不是他们不能聚集，而是他们能够获得公正的裁判；对一个批评政府的公民而言，安全不是他的帖子没有被删除，而是他不会因为和平表达意见而遭到任意报复。

如果这些基本问题得不到解决，再多的监控设备、再严密的进京查控、再迅速的网络删帖，也只能处理不满的表现，不能消除不满的根源。

五、杯中的蛇，究竟是谁放进去的？

让我们再回到「杯弓蛇影」的故事。

一个人看见杯中的蛇影，吓得不敢喝酒。他的恐惧是真实的，但蛇却未必存在。问题是他把挂在牆上的弯弓的影子当成了蛇，把自己的猜疑当成了外部世界的真相。

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政治领域，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当一个政权不断告诉人民，境外势力正在渗透，社会聚集可能造成动荡，网络言论可能威胁安全，劳工组织可能带来风险，宗教活动可能形成隐患，那麽它所描述的威胁中，究竟有多少是具体、可证实的安全问题，又有多少是对自主社会力量的政治戒备？这需要逐项查证，而不能仅凭官方定性作出结论。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旦所有不确定性都被当成危险，所有危险都被当成政治威胁，所有政治威胁又都被认为必须通过控制来解决，整个国家便可能陷入一种无休止的防范状态。社会不能自由呼吸，政府也无法真正放心。

这时候，杯中的蛇影就不再只是墙上的一个影子。当局为了消除它，调动警力、设置关卡、监控言论、排查人员、封锁资讯；人民则在一次次管控中学会沉默、迴避和自我审查。原本可能只是对权力的疑问，最终变成了彼此之间的猜疑；原本可以通过公开协商处理的矛盾，最终被推进更深的地下。

恐惧于是具有了自我实现的力量。它不必证明每一个被怀疑的人都是敌人，只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可能被当成敌人，就足以改变整个社会的行为。

但这种治理方式有一个无法迴避的限制：它可以迫使人们不说话，却不能让人们不再思考；可以暂时阻止人群聚集，却不能使共同利益和共同困境消失；可以让某些消息不再公开传播，却不能保证消息所反映的问题不存在。

一个政权真正的安全感，不应当来自它有能力监控多少人、拦截多少上访者、删除多少帖子，而应当来自人民有没有理由信任它。这种信任不是靠宣传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靠恐惧维持下去的。它需要公正的法律、可信的司法、自由的媒体、有效的问责，以及人民能够实际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安排。

如果一个政权总是担心人民知道得太多、说得太多、组织得太多、参与得太多，那麽它就应当认真思考：自己究竟害怕的是某个具体的安全威胁，还是人民开始不再把权力视为不可质疑的存在？

结语：人民不应成为权力的囚徒

据《爆点週刊》的报道，十八项维稳措施意在确保中共五中全会期间的安全稳定。倘若其中相当部分的政治管控安排属实，那么它所反映的就不仅是北京对一场会议的高度重视，更是一种值得深入检视的治理观念：当政权把未受控制的社会活动普遍视为风险，维稳便可能从临时性的安全措施变成日常化的政治管理。

一场会议有日期，维稳却可能没有终点；一份档有十八项要求，对社会的戒备却可能不断扩张。今天需要防范的是一次会议期间的聚集，明天需要防范的可能是一次劳工讨薪、一次业主维权、一次学生讨论，甚至只是一条无法被官方叙事完全控制的网络消息。

然而，国家不是某个政党的私产，人民也不是需要被永久管理的潜在敌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与安全；公共权力的正当性，应当建立在法律、问责与人民授权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民不敢发声的寂静之中。

真正的政治成熟，不是让所有人都学会闭嘴，而是让不同意见可以和平共存；真正的社会稳定，不是让所有矛盾都无法公开，而是让矛盾能够被公正解决；真正的国家安全，也不是让统治者永远不必听见批评，而是让国家即使面对批评，仍然能够依法运作。

杯弓蛇影，说到底，是把影子当成了蛇。但在政治世界裡，还有比误认影子更值得警惕的事情：一个人因为恐惧而看错了影子，尚且只是个人的悲剧；一个掌握庞大国家机器的政权，若把自己的恐惧变成整个社会必须承担的代价，那麽它製造的就不再只是杯中的蛇影，而是一张笼罩所有人的恐惧之网。

最讽刺的是：一个声称自己代表人民的政权，竟然需要如此费力地防范人民；一个宣称制度充满优越性的政权，竟然如此害怕人民自发组织、自由表达和彼此联合。

如果人民真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声音为什么总被当成风险？如果制度真有充分的自信，为什么不能容忍批评？如果社会真如宣传所说那样和谐稳定，又何必把如此广泛的人群、如此众多的日常活动，逐一列入防范清单？

杯中的弓影或许不会变成蛇，但一个政权若始终把人民看成敌人，最后便可能把自己困在自己製造的恐惧之中。

人民需要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安全为名义对人民的管控与压迫，必将激起人民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