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正式确定二十届五中全会会期，并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修改后提交五中全会审议。

会议指出，《决定》稿总结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

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主要议程聚焦“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2027年二十一大召开前夕，持续的党政军高层整肃、中央委员大规模递补及下一轮人事布局，成为全会的重要观察焦点。（法新社）

换言之，官方已经明确10月26日至29日召开的五中全会议程，至少包括两项，即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以及审议全面从严治党相关决定。不过，官方尚未公布全会是否增补政治局或中央军委成员，也没有公布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名单，相关人事调整仍须等全会公报揭晓。

五中全会的政策脉络此前已经连续铺陈。《求是》杂志去年2月发表题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中国元首讲话文章，提出从组织、教育、监管、制度和责任五方面完善管党治党体系，并称党内思想、组织、作风等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反腐败形势仍严峻复杂。

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进一步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十五五”（2026年至2030年）开局直接联系起来。公报要求强化政治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换届纪律，防止“带病提拔”，并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十五五”任务跟进监督。

三中全会延后 打破历届议程惯例

五中全会聚焦党建，表面上打破了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央全会议题惯例。

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任期内通常召开七次全体会议。

按惯例，一中全会主要决定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书记处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等党内高层人事；二中全会为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换届作准备；三中全会较常讨论改革与发展问题；四中全会多涉及国家治理和制度建设；五中全会通常研究制定下一个五年规划；六中全会则较常聚焦党建和党内政治；七中全会为下一次党代会作准备。

本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安排，从三中全会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中共二十大于2022年10月召开，但原本按照过去节奏应在2023年下半年举行的三中全会，直到2024年7月才召开。后续全会也都整体顺延，去年10月召开的四中全会，已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也就是提前消化了通常属于五中全会的议题。

因此，今年五中全会处理党建，也可理解为议程顺着提前，承接过去较常在六中全会讨论的党建议题。

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将于今年10月26日至29日召开，距离明年二十一大约一年，持续的党政军高层整肃及下一轮人事布局，成为全会的重要观察焦点。图为中国元首2022年10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率领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发表讲话后挥手致意。（路透社档案照片）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寇健文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这场全会将与二十一大人事布局有直接关系。

寇健文说，过去两年多中共内部经历大规模整肃，与中国元首刚上台时期不同的是，整肃对象如今大量涉及领导人任内提拔者。在党代会前约一年继续推进整肃，具有整理干部队伍的作用，“先把该清干净的清干净，然后再进行人事的递补”。

寇健文也认为，高压整肃可减少二十一大前党内竞争。“一方面是整顿整肃，希望有点刮骨疗伤的味道；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巩固中国元首的政治地位。”

二十一大前强化整 肃反腐从抓人到制度化

对于中共反腐行动的趋势，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教授黄信豪9月在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将中国元首时期的反腐，概括为“动员体制的制度建构”，反腐先被提升为中央政治任务，再通过党内法规、国家监察体制和办案程序逐步转化为常态治理。

黄信豪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的资料，梳理2012年至今年6月底中管干部（指中组部管理的干部，大多数为副部级以上官员，也有少数正厅级官员）的腐败案件发现，二十大以来案件更密集，正厅级被查占比由十八大时期约7%升至接近两成，退休和离任者已超过四成，多数案件从宣布调查到处分约五至六个月，处理时程也更趋一致。

美国吉尔福德学院政治学教授郭学智9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研讨会上，则从纪检体系变化观察反腐制度化。

他指出，中国元首上台后推动巡视监督“全覆盖”，所有党政机关都纳入纪律检查；地方纪检干部任免权也进一步向上集中，并通过异地任职等方式，切断地方党委“一把手”与纪委书记之间可能形成的人脉和庇护网络。他的研究显示，地方党委书记与纪委书记履历完全没有交集的比例达到97%，为纪委监督地方权力创造条件。

郭学智把中国元首反腐分成三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就是从高压反腐转向制度化。他根据研究统计称，中共建政以来制定的221项反腐相关规章中，156项在中国元首时期制定，占约71%。

他说，这意味着通过越来越多规则监督官员，使反腐从让官员“不敢腐”，进一步走向制度约束下的“不能腐”；第三阶段则试图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纪律达到“不想腐”。

对此，寇健文判断，五中全会通过的新文件，可能不只是延续“抓人式”反腐。如果把中国元首之前提出的《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今年中纪委五次全会以及五中全会前官方论述连起来看，未来可能强化“一把手”监督、思想教育制度化和日常监督，“不单纯只是抓人而已，制度层面应该都会做调整、重塑”。

学者：中央军委大幅缺员 解放军应对危机能力面临考验

解放军高层持续两年多的整肃，是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人事问题的焦点之一。去年四中全会确认何卫东、苗华等九名军方高层开除党籍，并增补张升民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今年张又侠、刘振立再被开除党籍军籍，处分须由中央全会追认。

官方对张、刘两案的定性尤其严厉，指两人“与党离心离德”“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并称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

军方人事震荡的范围可能更大。除已正式被处分者，张林、李桥铭、钟绍军、巨乾生等军方中央委员也已被罢免或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另有多名高级将领长期未公开露面，但尚不能据此认定均已落马。

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9月在政大国关中心研讨会上指出，解放军近年武器装备和有形战力快速成长，但高层整肃横跨作战指挥、政工、后勤及装备系统，大批将领被查可能冲击指挥官威信、组织纪律与军队政治忠诚，削弱“无形战力”。

9月30日，中国元首（前排左起）、外交部长王毅、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等中共高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烈士纪念日纪念仪式。张升民目前是中央军委中，除中国元首以外的唯一成员。（路透社）

军队整肃对日常运作影响或有限 但出现突发危机时考验指挥能力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揭仲受访时则指出，中国元首推动军改后已建立日常运作规则，因此高层缺员对例行工作及演训规划的影响可能有限，但军队目前缺乏应付突发状况的能力。

他解释，军改后各战区执行大型军事行动，必须依赖中央军委直属的信息支援、军事航天及联勤保障等单位协调配合。然而，当前许多单位由副职甚至更低阶人员主持工作，“几乎所有单位都青黄不接”，一旦发生台海危机或需要跨单位协调的大型行动，指挥效率可能受到影响。

揭仲也认为，持续整肃可能产生寒蝉效应，使军队“政治正确挂帅”，将领可能不敢向最高领导层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中央军委决策可能因此趋于封闭，“重点是没人敢去提出不同的意见”，在突发涉外危机中影响决策质量。

军委补缺安排备受关注

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寇健文形容，军方人事目前“处于一个最混沌的情况”。由于资深将领大量落马，部分正战区级机构由较资浅中将主持工作，原有军衔和资历晋升秩序受到冲击。

至于五中全会是否会补齐军委，揭仲倾向认为，这可能要等到明年二十一大。

他指出，7月晋升上将的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张曙光，是这次全会可能增补军委成员的潜在人选之一，但其他高级将领的补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寇健文则认为，中央军委过去曾在党代会前提前增补副主席或委员；若五中全会出现军委增补，“可能就表示二十一大的军委会成员，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中央委员缺额或达数十人 五中全会人事递补受瞩目

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除了审议全面从严治党文件，也可能集中处理中央委员会持续扩大的人事缺额。去年四中全会大规模处分和递补中央委员后，党政系统又有多名二十届中央委员被调查或处分，另有部分人员长期淡出公开视野。最终有多少人须由五中全会处理，成为观察二十一大前人事重组的另一焦点。

去年四中全会已一次递补于会文、马汉成、王健等11名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同时确认何卫东、苗华等14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开除党籍处分。

整肃并未停止，除了张又侠、刘振立等军方中央委员，党政系统中蓝天立、王莉霞、易会满、马兴瑞、孙绍骋、易炼红、王祥喜、胡衡华等中央委员先后被正式调查或处分。其中张又侠、马兴瑞都是原政治局委员，显示这一轮人事震荡已触及更高层级。

另有一些人的状态尚未完全明朗。例如，中联部原部长刘建超长期未公开露面，职务已由刘海星接任；金壮龙卸任工信部部长后也不再公开亮相，被免除中央军民融合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雷凡培，去向同样受到关注。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刘建超（图）自去年7月底结束外访后长期未公开露面，中联部部长职务已由刘海星接任，但官方至今未公布刘建超是否接受纪律审查。随着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他的中央委员身份会否出现变化，成为人事观察焦点之一。（路透社档案照片）

寇健文估计，若把部分“失踪”、实际状况尚不明确的中央委员计算在内，最终可能需要递补约18至30人。他强调，其中一些人只是失踪，无法确认是否出事，但他认为“（递补）十几个人大概是跑不掉了”。

这使五中全会最终公布的处分和递补名单本身具有观察价值。

按照中共党章，中央委员出缺，由候补中央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但过去两次全会显示，实际操作并非机械按照原始名单递补。

2024年三中全会和去年四中全会都曾跳过排名较前的候补中央委员。四中全会时，丁兴农、王嘉毅、方红卫、石玉钢等排名靠前者没有获递补，其中方红卫后来已被正式开除党籍。

谁获递补？谁被跳过？牵动未来领导梯队布局

寇健文认为，这次全会除了看谁获递补，更值得观察的是哪些候补委员被跳过了。排名靠前者若再次未获递补，“有可能就是他们也出事了”。

若单纯按照四中全会最后一名获递补的卢红往后计算，可能获得递补的候补中央委员依序包括卢东亮、付文化、丛亮、包钢、邢善萍、吉林、曲莹璞和吕军等。

至于二十一大干部选拔标准，寇健文直言，“政治忠诚是必要条件”；专业能力虽然重要，“但是它是次于政治忠诚的”。他认为，中央与地方、跨省和部门交流如今已经相当普遍，真正更具指标性的，是干部是否获得重要省市的主政经历。

因此，五中全会的党政人事看点已不只是递补多少名中央委员。哪些长期未露面者的问题首次获得官方定性、哪些高顺位候补委员再次被跳过，以及二十一大前一年地方和中央的人事调动，都可能为下一轮政治局乃至更长期领导梯队的形成，提供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