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恶：不是压抑的发作，而是被驾驭的工具

2026年10月10日

陈家梁子先生有一篇文章，把江青的暴烈、猜疑和歇斯底里归因于性压抑：毛泽东冷落她，她的欲望和自尊得不到满足，被压抑的“力必多”便化作文革中的疯狂。这篇文章抓住了一个真实的情境，那就是江青建国后长期被边缘化，与毛的关系更多是政治性的。但它的解释方向，我不能同意。

我的看法是：江青的恶，不是性压抑的发作，而是毛泽东以冷落控制她、并且利用她的恶。冷落不是病因，而是缰绳；歇斯底里不是核心，而是缰绳勒紧时漏出来的一点气。

一、先看陈家梁子先生的解释哪里站不住

第一，时间顺序对不上。江青在上海时期就以好争强、好惹是非、手段凌厉著称，那时她与毛毫无关系，谈不上“被冷落”。一种性格在诱因出现之前就已成型，诱因就只能是放大器，不可能是成因。读者评论里有一句说得直白：有没有性压抑，她都是那个德行。这个质疑是有力的。

第二，“歇斯底里”的解释，无法说明她发作的方向。真正意义上的情绪失控，应当是不挑对象的：压力到了，哪里都可能崩。可是江青的暴怒有明确的指向，她对身边工作人员、对政治对手、对下属可以声嘶力竭、无理取闹，在毛面前却谨小慎微，处处察言观色。一个会看对象调整“失控”程度的人，她的失控里有很大的算计成分。能够选择向谁发火，说明火是可控的。

第三，把文革说成“疯人院国度的大发作”，是用病理化取代分析。文革里有大量理性的、有利益算计的行为：谁被打倒，谁上位，谁替谁挡枪，背后都有清晰的权力逻辑。把它交给精神分析，等于放弃了对这些逻辑的追问。

二、冷落是一种统治技术

文章把毛对江青的冷落，当成一个婚姻里的私人事件。我认为它应当被当成一种用人之术来读。

看这条线索：流传的说法是，当年党内对这桩婚事是有条件的，要她不要过问政治。建国后，她长期没有正式职位，主要是照料毛的生活，接待外宾，参与一些文化事务。她的地位有名分，没有实权；有“毛夫人”的头衔，没有毛本人的亲近。这种安排的效果是，她的一切权力和体面，都只来自毛一个人，随时可以给，随时可以收。

一个被这样安置的人，会发生什么？她不会因此安静下来。她会时刻等待被启用，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为了得到启用，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冷落制造的不是单纯的压抑，而是饥饿，一种对权力和承认的饥饿。而饥饿的人，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好使的。

1960年代中期，时机到了。毛需要在文艺界、在高层找到一把不受旧体系牵制的刀，江青被启用，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副组长。名义上她不是组长，实际上却可以在许多场合代表毛的意志。她的权力是毛当面授予的，因此也只对毛负责。这正是毛想要的结构。

三、毛要的，恰恰是她的恶

如果江青只是一个因为冷落而神经质的女人，毛没有理由重用她。毛重用她，是因为她身上有他需要的东西：敢咬人，不怕得罪人，放得开，没有底线。读者评论里说，毛说她“有政治头脑”，并不是说她是政治家，而是说她是一条好的斗犬，这个比喻刻薄，但切中要害。

一场要打倒大批老干部的运动，需要有人出面做那些不便由领袖亲自出面的事：点名、挑动、追查、施压、制造气氛。江青做了这些，毛可以保持距离，留有余地。事情顺利，功归于领袖；事情败坏，责任可以由前台的人去背。后来的“四人帮”的名目，就是这种结构的收尾。1974年前后，毛在高层场合公开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帮”，并批评她有野心，这不是一个丈夫的态度，是一个使用者在提醒工具不要越过界线。

也就是说，毛并不是不了解她的性格，而是清楚地了解，并且精确地使用。她的恶是先在的，毛没有制造这种恶，他做的是给它一个出口，一个方向，一个边界。

四、缰绳与气孔

到这里，我要把自己的比喻说得更清楚。

江青像一个高压容器，里面的东西，是对权力的渴求、对他人的无情、报复心和控制欲，这些在她遇到毛之前就有了。毛的冷落，不是在容器里添了什么，而是给容器加了一道阀门：不给她独立的权力，不给她完全的信任，一切要看毛的脸色。阀门有两个作用。一是限制，她不敢也不能自行其是；二是引导，她想释放，就必须往毛指的方向释放。

至于所谓的“歇斯底里”，在这个容器上，只是一个小孔。吵闹、猜忌、迁怒、被迫害妄想，这些确实难看，也确实是压力的外露，但它们只是慢慢撒出来的气，危害范围有限，是外表上的小恶。真正的大恶，不在这个小孔里，而在阀门打开之后：被她推动、参与的那些迫害，被她点名、羁押、折磨的那些人。这些不是情绪失控，是有目标、有组织、有后果的行为。

所以，把压力归于“性压抑”，等于把真正的问题放在了小孔上，而没有看见容器内部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握着阀门的那只手。

五、一个必须面对的反事实

有人会问：如果毛不冷落她，给她专宠，她会不会变得温和？

文章的逻辑暗含着肯定的回答：欲望得到满足，歇斯底里就消失了。我的推测恰恰相反。毛的冷落，客观上是一种约束。假如毛对她既专宠、又信任，同时授予实权，那道阀门就失去了作用。那时的江青，不再需要看谁的脸色，她的权力欲、报复心和控制欲，会获得无限的正当性。歇斯底里的小孔也许会堵上，但容器里的东西，会以另一个量级释放出来。

这是一个反事实判断，无法验证，我只把它当作推论，不当作定论。但它至少有一个现实依据：江青的恶在遇到毛之前就存在，满足她的性和情感需求，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六、责任：毛是主谋，江不是工具

这里必须避免两种偏差。

一种偏差，是把江青说成纯粹的受害者：她被冷落，被利用，所以情有可原。这样写，很容易滑向同情，进而冲淡她在历史中的责任。江青不是被动的工具。她积极地争取被使用，主动地扩大自己的权限，在运作中显示出明确的个人意志。工具不会抢着往前冲。

另一种偏差，是把一切都推到江青身上，说文革是一个疯女人的杰作，毛不过是被蒙蔽、被拖累。这恰恰是把毛的冷落说成一个“私人的婚姻问题”，把毛的用人之术，抹成了家务事。毛才是那个做出选择的人：选择启用她，选择放任她，选择在需要时收回，选择在事后让她承担骂名。

所以我说，江本质上是坏人，毛也是坏人。这不是为了把两个人混为一谈，而是要指出这个结构的两端：一端是有恶的执行者，一端是懂得驾驭恶的使用者。没有前者，后者缺少锋刃；没有后者，前者缺少方向。

七、结语

把江青的暴烈归于“性压抑”，叙事上很有吸引力：简单，有理论背书，还带一点悲剧色彩。但它的代价是，把一个政治机器的运转，说成了一个女人的病；把一场权力的使用，说成了一桩婚姻的不幸。

我更愿意把这件事理解为：恶，是原本就有的；冷落，是控制的方式；利用，是目的。歇斯底里不是原因，只是这套机制运转时，漏出来的那一点气。看清了这一点，才能看清真正该被追问的东西：不是江青的内分泌和情欲，而是一个权力结构，如何识别、驯化并使用一个人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