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饥荒非正常死亡773万，远低于三千万，证明如下，欢迎批评

大饥荒质疑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的说法,在国内外流传甚广。但是，孙经先教授根据详实的数据分析很有说服力地证明这是违背事实的。本文在孙教授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三年的人口变化并提出新的论证，提出死亡人数被高估了562万，与1956-1958年平均死亡率相比，1959-1960三年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大约773万。

1. 人口疑案：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的说法一直争议很大，赞成派的主要依据是《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发表的数据，包括1960年中国总人口减少整整一千万。这个数字是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得到的，当时没有马上公布。1984年《年鉴》公布后引起很大震动，整个改变了人们对饥荒严重性的看法。迄今在国内外广为传播的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就是以19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为主要依据的。

与此同时，该《年鉴》发表了一个与此矛盾的数字，既1960年中国人口增长率为－4.57‰。1959和1960年底全国人口数为67207和66207万，均值为66707万。由此推算的人口减少数应当是305万，与一千万相差695万，很难用计算误差来解释。

西方和右派学者认为一千万整数出现的概率很小，应该是中国政府压缩数字，并伪造增长率来掩盖人口剧减的事实。关于这个问题，我在2006年底曾经登门拜访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老先生。他的回答是，一千万是巧合，万位数以下不是整数，两组数据矛盾的结果是用两种不同算法得出的。

那么，这两个不同的数字，哪个更准确呢？他们的区别不仅在数字，而且代表着三年饥荒到底有多严重的历史问题。虽然人口减少一千万以及饿死几千万的说法被广泛接受，它与当时的社会现象不相符，缺乏证据支持。比如，1875年和1929年饥荒都有大批饥民骨瘦如柴的照片。1959-1961年各县都有照相馆，政府和私人也有相机，却没有发现一张此类照片。政府没有发布禁令不许拍照，饥荒发生后中央派到灾区的调查组也没留下类似照片。很少发现集中掩埋的尸体。几乎没有饥荒导致荒芜或接受大量移民的村庄。没有大批因饥荒造成的重组家庭和不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文革红卫兵大串联离饥荒只有六年左右，遍及所有灾区包括河南四川。当年的省领导如吴芝圃李井泉都挨批斗如过街老鼠，大跃进时期饿死人尽人皆知。但直到1984年《年鉴》发表前，没人提过饿死几千万的可能性。如果历史性大饥荒确实发生了，上述长期存在的证据应该不难找到，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除几个重灾区外，饥荒研究中大量死人现象大多根据文革后的回忆，缺少以上所述可以验证的实物证据。

这个重大的历史疑案长期没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孙经先教授经过多年详尽的数据搜集和逻辑分析，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基本结论如下：

基本结论一：在1957—1959年期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活动，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批迁移重报户籍人口，数量约为1,093万人。

基本结论二：基本结论一中的迁移重报人口1093万人在1960——1964年期间被清理注销户籍，造成我国这一期间户籍人口异常减少1093万人。

基本结论三：由于经济出现重大困难，我国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3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2,3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截止到1964年年底为止）为1,561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

由基本结论二和基本结论三两方面原因造成1960—1964年这一期间全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异常减少2,654万人。这一减少仅仅是户籍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一减少与人口的实际出生和死亡都是没有关系的。

基本结论四，基本结论三中的迁移漏报人口1561万人的绝大部分在1965——1979年期间补报了户籍，造成1965——1979年期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1534万人。

不仅如此，孙教授还用精准的数据和分析证明，国内外专家宣称饿死几千万的文章和专著都存在严重问题，很不可靠，包括蒋正华、金辉、曹树基、杨继绳和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在2013年上海金泽会议和2014年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会议上孙教授当面对曹树基和杨继绳文章和著作中的错误提出质疑，对方对所有关键问题或者承认错误或者无言以对，最后都挂起免战牌。

我完全赞成孙教授得出的四个基本结论。不过，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孙教授的分析基础是承认户籍统计得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证明人口总数出现巨大误差，从而否定1960年人口减少一千万等错误结论。但是按照1983《年鉴》，1959-1961年三年全国平均死亡率为18.09‰，比1956-1958年的平均值11.39‰高6.7‰。按1959-1961年三年总人口199273万计算，超正常死亡人数为1335万。这个数字并不受孙教授的四个基本结论的影响。虽然这不是饿死人数，但仍然可以说是非正常死亡。

孙教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单独分析1960年的人口变化。他正确指出出生率被低估了，并进一步猜测当年死亡率可能不准。他假设1953-1958年死亡漏报率为12%，这些漏报的死亡在1960年前后落实《户口登记条例》过程中被注销，因而增加了当年的死亡率。根据这个假设，他估计1960年全国死亡率应从25.43‰降到17.85‰。按照这一调整，1960年的死亡人数应该减少500万左右。订正出生漏报和死亡虚报后，1960年人口大约增加六百万。他的死亡漏报率和1960年被注销的假设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他承认，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数，更准确的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见https://zhuanlan.zhihu.com/p/1897975464208897055）。

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无需假设1960年以前的死亡漏报，但可以得到类似孙经先教授关于1960年死亡人数应减少五百万的估计数。

2.孙经先的结论和遗留问题：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我们首先列出根据1983《年鉴》得出的关键数据和计算结果。这些数据和计算与孙经先教授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将在下面解释。

   下列表格给出1950－1983年城乡人口数据和由此计算出的结果。第一和第二列是历年底城镇人口数（万人）和人口增长率（‰），即出生率减去死亡率。第三列是当年城镇人口增长数减去前一年和当年人口平均值乘以当年增长率之差，即当年迁入城镇的人口数。第四列和第五列是历年底农村人口数（万人）和增长率（‰）。第六列是前一年和当年农村人口平均值数乘以当年增长率减去当年人口数增长之差，即当年从农村迁出的人口数。第七列为第三列于第六列只差，即户籍虚报数，如果是负数，则代表漏报。1951-1953年和1967-1970年期间没有城乡人口数据。第八列的数据是全国人口增长数减去前一年和当年人口平均值乘以当年增长率之差，即全国户籍虚报数。

      1950－1983年城乡人口变化

这些数据总体上体现了我国城乡人口移动的现实。多数年份农村人口流入城市。1955年是个例外，因为当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部分城市户口被撤销并转入农村。1957-1959受大跃进招工影响，每年有大量人口迁入城市。1961-1963年经济困难，国家动员回乡，大批城市户口被取消。1964年经济复苏，恢复招工和回乡人员返城，大批迁入城市。1965年政府开始动员知识青年回乡务农和大规模三线建设，使城市人口流向农村。1971年战备疏散和五七干校再次造成人口从城镇到农村反向流动。1983年农村经济改革释放的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迁入城市。其他年份的城乡人口变动都比较正常，无需特别解释。

户籍虚报和漏报现象也符合预期。1951-1956年的误差基本上不大，属于正常。根据孙经先教授的估算，即用表上第八列的数据，1957-1959年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没有及时取消农村户口，出现双重户籍，三年累计虚报人口1093万。1960-1964年粮食紧张，政府清查农村户口（包括第二次人口普查），双重户口被取消，同时，很多被动员离城返乡者没有在农村正式登记，造成五年累计2654万户籍漏失。除去填补1957-1959年的1093万虚报，还遗留下1561万人口漏报。1967年文革初期一些城市注销黑五类户籍强迫返乡，其中不少人没有在农村注册户口，造成一百万户籍人口漏失。除此之外，1965-1979年都出现显著的户籍虚增，原因是随着经济恢复正常此前失去户口的群体重新获得户籍，总共1534万。这个数字与1964年遗留的1561万人口漏报相当吻合。剩下的余数可以理解为部分遗漏户籍的人已经死亡或者在1979年以后才陆续重新登记入籍。

   因此，孙经先教授的结论比较可靠。这里我们进一步反驳一些对其结论的质疑。支持大饥荒观点的人说，1957-1959年户籍统计是准确的。那么，增长率就肯定过低，或者出生漏报，或者死亡虚报，两者都不现实。人没死，仍在户籍统计内，却被计入死亡，只能是荒谬的失误，不会大规模发生。与此类似，婴儿出生了，在户籍登记了，必然有出生日记录，却没被计入出生人数，也是小概率事件。所以，1959年底的人口数应该是严重虚报了。1960年粮食紧张，有些地区饿死人，中央紧急派大批干部到河南等地救灾整顿，全国农村都严格清理户口。在此情况下，1959年虚报的人口基本上都会被注销。所以，1093万人的户籍减少是必然逻辑，与饿死无关。1961-1964年的人口漏报也很难否认，因为之后二十多年经济恢复社会正常情况下户籍人口出现连续虚报，无法用其他理由解释。

以上讨论证明，孙经先的四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分析是以《年鉴》公布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得出的。同时，以上计算的假设是，城镇、农村和全国的人口增长率都是按照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后除以前一年与当年人口平均值得到的。如果如此，前一年与当年人口平均值乘以增长率就应该得到自然增长人数。然后，城镇和农村人口增长数之和就应该等于全国增长数，即全国当年平均人口乘以增长率。但是我们可以在表中看到，除去1958和1962年外，这两组数字都不相等。这说明，增长率并非完全按照上述公式得到，但多数年份差别不大。孙经先教授的上述结果，就是按照第八列，即全国总人口计算的户籍异常数得到的。一般来说，这样的计算结果与按照城乡人口分别计算户籍异常再加总的结果应该差别不大。但是，历年差距如果发生在同一个方向，累积起来的误差可能对整体产生影响。

这是我们在此重新分析这个问题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将用城镇和乡村分别计算的户籍虚报数来分析《年鉴》公布的出生和死亡率问题，从而进一步确定饥荒期间的死亡虚报人数。   

3.出生和死亡率问题：

我们首先根据以上数据确定1960-1964年期间出生漏报和死亡虚报的可能性。按照第七列的数字，1957-1959年的户籍重报数为1011万。1960-1964年的人口漏失数为2656万。两相抵消，漏失数为1645万。1965和1966年户籍异常增加201万。1967-1970年没有城乡分列数字，我们按照第八列计算，人口净增213万。1971-1979年户籍异常增加1541万。1965-1979年共增加1955万。这个数字比1964年遗留的户籍漏失1645万多了310万。这些人是哪里来的？应该是出生漏报和死亡多报造成的。

我们假设，造成310万人口漏报的原因在于1960年的出生漏报和死亡虚报。可以肯定《年鉴》确实低估了1960年的出生人数。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20.86‰和平均人口66707万计算，我国当年出生人数为1392万人。但是按照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960年出生并且2000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人数为1468万。即使不算40年内的死亡数，1960年出生漏报数至少76万。由此推断，1960年死亡多报数应为310万 - 76万 = 234万。

在户籍统计内的家庭出生的子女很少会被漏报。76万被漏报的新生儿应该来自1960年失去户籍的家庭。这些人有两个来源，主体因逃荒移民失去农村户口，一小部分被精简的城市居民没有在农村注册。后者数量有限，因为有关政策在1960年下半年才开始实行。二者之和必定大大超过76万漏报婴儿数。一个婴儿有一对父母，或许还有哥姐。还有1960年没生孩子的移民家庭，以及单身移民失去户口。我们假设，除去76万被漏报的新生儿，当年失去户籍的人口为234万，即等于死亡多报人数。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低于此数的群体很难在一年内生出76万孩子。这个数也不会太低估，因为超过的人数会增加1965-1979年户籍恢复数量，使其超过310万。按照我们的假设，1960年的户籍人数应该减少234万。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影响户籍人数的重大因素，即1960年注销的以前进城但没注销农村户口的人数。我们假设，1957-1959年累积的1011万农村遗留虚报户口在1960年基本被清理了。中央政府在1960年意识到各地粮食紧缺，要求地方严格清理户籍，以便政府掌握灾情和提供救灾粮食等物资。当年六月政府决定动员城镇居民下乡减少粮食供应缺口。在此情况下，农村遗留的虚报户口必定会很快被清理，不会拖到1961年。按照上表第七列1960年户籍应清理掉1011万虚报人口。

   最后，我们考虑人口自然增长造成的户籍人口变动。根据上表数据，1960年城镇人口均值为12722万，增长率为14.26‰，增长181万。农村人口均值为53985万，增长率为-9.23‰，人口减少498万。两项合计全国人口应减少317万。

   以上三项之和为234万 + 1011万 + 317万 = 1562万。这是1960年户籍人口应该减少的数量。可是，《年鉴》公布的户籍人数只减少了1000万。剩下的562万为什么没按预期减少？我们可以排除出生人口虚报。没有新生儿却登记在册，尤其在粮食供应紧张时期，可能性很小。剩下的可能性就只有死亡虚报了。

    最合理的解释是这562万户口被误报为死亡人数了。一是部分逃荒移民在户口清理过程中被错误列为死亡人口，二是部分被注销的农村双重户口也被错误列为死亡人口。第一部分因为新注销的户籍人口被列为死亡，就不应该再计算在我们前面讨论的234万逃荒移民，使这部分预期的户籍减少没有出现。第二部分因为以前未注销的户籍人口被列为死亡，就不应该再计算在我们前面讨论的1011万双重户籍注销，也就同样相应减少了预期的户籍减少数。

    我们可以判断这两项之和为562万，但无法判断各自多少。我们假设234万被注销的户口中有x被列为迁出，234万–x被列为死亡。那么，双重户籍中被列为死亡的人数则为562万-234万+x = 328万+x，其余1011万-328万-x = 683万-x则被列为迁出。x的数值在0与234万之间，我们无法判断段其准确数值，但它不影响562万被错误列为死亡的结论。

    那么，如此巨大的562万死亡误报是怎么发生的呢？下面我们根据当年户籍统计的困难现实加以解释。当代中国户口制度1958年才开始建立，在农村没有像城市那样严格实行。当时村里几乎都没有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农民没有个体家庭住址，几百户人家共用一个村庄地址。村民经常同姓（王家庄李家庄），亲戚关系复杂很容易混淆。只能靠姓名区分，但很多人不会写自己名字也很少使用正式名字，妇女通常没有正式名字而被称为某某的女人，学龄前儿童通常没有学名，被叫做小三小四（表示排行）或小狗大牛（表示生肖年份）等。出生死亡婚嫁迁居都没有严格记录，村里没有派出所，无专人负责户籍统计，也无标准程序遵循，只能由生产队向公社或镇派出所整体汇报。公社无法及时了解个别家庭人口的增减和迁移变化。

    1960年政府要求清理户口并如实上报死亡人数。除去死亡以外的人口减少选项就是迁出。实行严格户口登记以后，迁出需要村里开证明。但逃荒人口肯定没有开过，村里也无法判断其生死。1960年以前进城未销户的，村里也可能没有迁出记录。为了避免承担隐瞒死亡人数的责任，生产队可能会把部分逃荒和销户者列为死亡。即使生产队没有列为死亡，只要不是确定为迁出，公社派出所或上级统计部门也有可能把这些没有原因的消失人口列为死亡。还有一些文化和政治因素。比如，逃荒和迁居使村里人口减少，可以说这些人没了，不在了或走了。而人“没了”、“不在了”和“走了”又可以被理解为人死了。另外，当时政府限制逃荒，提倡就地解决缺粮问题。如果生产队上报逃荒人数，则会受到压力找回流失人口，而这很难办到，可能使基层单位宁可选择上报死亡。

4. 政治因素：

   坚持大饥荒饿死几千万观点的人，反对孙经先教授的主要论据是，中国政府不会自摆乌龙给自己抹黑。的确，大跃进时大批农村人口进城和1960年清理户口是众所周知的。当年清理的户口，如果是1960年以前进城的，就意味着1959年户籍虚增和1960年虚户减少，与死亡无关。但是，为什么1964年和1982年普查都没有做出这个解释，导致全世界包括中国政府自己都错误相信几千万人饿死的不实之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当时的普查负责人确实在主观上先入为主地相信了这个说法。    

1964年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杨尚昆。根据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文章，他在1962年到北京当面向杨尚昆汇报，说四川省人口在1957年至1960年之间减少了一千万。杨尚昆问他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到的，廖伯康说：“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同时，廖伯康在文章中说，他还告诉杨尚昆，1961年仅四川涪陵地区就饿死二百万人。

廖伯康的说法完全错误，在此无需赘述。遗憾的是，杨尚昆完全相信了廖的说法。廖伯康在文章里写道：“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相信四川人口减少一千万的杨尚昆，似乎也没意识到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矛盾。据网上报道杨尚昆在1996－1997年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谈到1964年人口普查，他说：“在普查中发现，1960年底全国人口为6.6207亿人，比1959年底减少约100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57‰”。他在谈话中说：“人口普查各项数据汇总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可见，他对大饥荒严重性的看法与毛泽东明显不同。

   事实上在1962年廖伯康汇报之前，杨与毛的观点就有严重分歧了。一个例子是导致杨在文革中挨整的窃听器事件。根据文革以后为杨尚昆辩护的文章介绍，1961年毛泽东无意中发现自己乘坐的火车车箱里隐藏着录音机，非常生气，认为有人对他搞窃听活动。其实，杨尚昆等人安排录音机的目的是要全面记录毛的指示，是经过中央讨论的。只是因为有些领导人对录音机不习惯，工作人员就把录音机放在看不见的地方，又“无意中”没有把录音的事告诉毛泽东本人。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没人愿意自己的非正式谈话在不知情时被记录。毛泽东在1959年已明确批评有人未获他的允许就私下录音，尽管是会议上的谈话，相关人士还作了正式检讨。在非正式场合偷录他人讲话，当然是窃听。在西方即使警察对老百姓搞窃听都算违法，更何况在中国对最高领导人这样搞了。窃听器事件1961年被发现，毛泽东发了一阵脾气以后，并没有对杨尚昆严厉处罚。但杨尚昆对饥荒的看法会影响1964年的普查结果。

    普查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看来也赞成杨尚昆的观点。副组长是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周荣鑫。徐子荣是中央派到河南信阳专区调查饿死人事件的领队，他又是河南人，对此印象极其深刻。后来他又恰巧被卷入窃听器事件，文革初期被捕，关押在他自己规划设计的秦城监狱，1967年在狱中含冤去世。周荣鑫在文革中被江青指责为西城区纠察队(联动)的后台。1975邓小平复出整顿时，教育部长周荣鑫与文革派水火不容。批邓后周荣鑫下台，1976年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不久不幸去世。所以，普查领导小组很可能相信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结论。

    1982年普查是在农村改革取消人民公社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当时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普遍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破坏。所以，普查参与者不太可能质疑1964年的普查结果。当1984年《统计年鉴》发表后，国外学者抢先宣传大饥荒的严重性。国内学者纷纷跟随，甚至添油加醋。在这种一面倒的大局下，没人敢于提出反面意见，直到孙经先教授单枪匹马舌战群儒才拨乱反正。

5.结论：

   如果本文以上的分析合理，1960年中国人口死亡数被多报了大约562万。前面提到，按照《年鉴》公布的死亡率，1959-1961与1956-1958年相比三年非正常死亡为1335万，减去562万，修正为773万，远远低于三千万。按照《年鉴》公布的1960年增长率-4.57‰和平均人口66707万，全国人口减少305万。经我们的死亡人数和出生漏报76万修正后，人口实际增加562万 + 76万 – 305万 = 333万。按照《年鉴》的数据，1959-1961三年死亡数为3608万。减去562万，修正的死亡数为3046万。三年人口总数为199273万，年平均死亡率为15.29‰。《年鉴》公布的1960年死亡率25.43‰，死亡人口为1696万，减去562万，实际死亡人数1134万，死亡率为17.00‰，低于1950－1952三年过渡时期17.33‰的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同时期的印度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黄金十年富裕省份江苏省大约24-25‰的死亡率。

773万非正常死亡并非等同于历史上饥荒统计的饿死人数。因饥饿致死的人都会极度消瘦，如1875和1929年饥荒照片所示。这类死亡在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极少发生。非正常死亡者大多伴随各种疾病和饥荒造成的其他因素，如医疗，交通和生活条件恶化。相比而言，农村经济改革初期人民公社解体、五保户和赤脚医生等制度随之削弱或消亡，也造成了非正常死亡。1978-1980年三年全国平均死亡率为6.3‰，1981-1983年三年增加到6.7‰。非正常死亡率为0.4‰。1978-1980年三年总人口为304108万，则非正常死亡数大约122万。这里面很少人是饿死的。

1959-1961年由于政策失误和自然因素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饿死数千万人，不能与历史上发生过的大饥荒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