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如何走向依附和歌颂权力

艾地生

张艺谋无疑是当代中国最有才华的导演之一。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的变化才格外令人惋惜。

一个平庸的导演为权力唱赞歌，不过是在完成任务；一个深知中国苦难、曾经拍出《秋菊打官司》《活着》的艺术家，最终以自己最成熟的视觉语言为权力制造崇高，则是另一回事。前者只是宣传机器上的一枚螺丝，后者却把宣传提升成了艺术，把服从包装成了审美，把国家机器塑造成值得敬畏、依赖乃至献身的对象。

张艺谋的堕落，不是才华耗尽，是才华找到了最强大的买主。

一、早年的镜头，曾经站在小人物一边

张艺谋最重要的作品，大多诞生于他尚未成为“国师”的年代。《红高粱》里有未经规训的生命野性；《大红灯笼高高挂》让深宅大院成为权力秩序的缩影；《秋菊打官司》写一个乡下女人为一句说法，执拗地走进层层官僚机构；《活着》则把国共内战、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压缩进一个普通家庭的生离死别。

这些电影并不总是公开反抗，却保留着艺术最可贵的东西：从人的处境出发，观察制度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如何损害尊严，如何吞噬无辜者。尤其《活着》，没有把历史写成领袖的功业，而是写成普通人的灾难。时代每翻动一页，福贵一家就失去一个亲人。宏大叙事里的“胜利”“建设”和“革命”，落在个人身上，却可能是一场又一场无法申诉的死亡。影片在中国大陆未获公开院线上映，却在1994年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大奖。它之所以成为张艺谋的高峰，不只因为技巧成熟，更因为那时他的摄影机还懂得：历史不能只有胜利者的口号，还必须听见被碾过者的呻吟。那时的张艺谋，拍的是人在权力之下怎样活着。

二、《英雄》是一个转折：从怀疑权力到替权力论证

2002年的《英雄》，是张艺谋创作道路上的关键转折。从形式上说，它极其成功：色彩、构图、武打与仪式感，共同构成了中国商业大片的新范式。但在价值上，它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倒转。电影最终让刺客放弃刺秦，因为秦王将以杀伐结束战乱、实现“天下”。个人的复仇、六国的差异、受害者的正义，都可以在统一大业面前退让；最高权力的暴力，则因历史目的而获得辩护。

这套逻辑并不陌生：为了统一，可以牺牲自由；为了秩序，可以压倒个体；为了未来，可以宽恕当下的暴政。强者不是因为受到约束才具有正当性，是因为他能够完成大业，便获得了正当性。

《英雄》当然可以有多种解读，也不必被简化成一张政治宣传画。但它释放出的政治隐喻非常清楚：从前张艺谋关心权力怎样伤害人，此后他越来越关心权力怎样显得雄伟。无名最后死于万箭之下，却被以“天下”的名义隆重安葬。反抗者被权力消灭，权力再以礼仪收编他的死亡——这几乎预示了张艺谋本人此后的艺术命运。他没有失去反抗的记忆，却开始替压倒反抗者的秩序设计美学。

三、奥运会之后，导演变成了“国家形象总工程师”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把张艺谋推到了个人声望的顶点，也完成了他与国家权力最成功的一次结合。那场演出确实壮观。击缶、活字、长卷、焰火和数以千计整齐划一的表演者，展现了惊人的组织能力和视觉想象。问题在于：张艺谋最擅长的色彩、阵列、身体与空间，从此找到了最适合它们的政治对象——一个以集中力量、统一意志和宏大场面证明自己的国家。

在这种美学里，个人不是主体，是像素；人不是目的，是构成巨幅图案的材料。成百上千人的动作越整齐，国家形象便越完美。个体面孔消失之后，权力所偏爱的“盛世”才显现出来。

艺术家当然可以主持奥运开幕式，国家庆典也不天然等于邪恶。真正的问题是，当同一时期的上访者、异议者、家庭教会信徒、拆迁户和政治犯无法进入镜头，当现实中国的裂缝被盛典彻底遮蔽时，这种美便不再是无辜的。它以高度成熟的艺术技术完成了一次政治选择：让世界看见国家希望被看见的中国，让那些不合时宜的中国人继续沉默。从此，“国师”不再只是民间戏称，而成为张艺谋实际承担的文化角色。他不必拥有官职，却比许多宣传官员更能把国家意志翻译成世界听得懂的视觉语言。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艺谋再次执掌开幕式。此时的中国已经历全面收紧：公民社会被持续打压，香港自由遭到摧毁，新疆治理引发国际争议，疫情管控正在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但张艺谋再次以纯净、浪漫、科技化的视觉，为现实覆盖上一层诗意的冰雪。他所呈现的依旧是无冲突的人民、无阴影的国家与无条件成立的共同体。如果说2008年的盛典还承载着中国社会对开放和进步的复杂期待，那么2022年的重复，已经更接近艺术家对权力的明确归顺。

四、审查没有只让他沉默，还教会了他主动适应

理解张艺谋，不能忽视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

《活着》不能在大陆公映，《一秒钟》入围2019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后，又以“技术原因”临时退出。一个在体制内生存数十年的导演，当然知道什么可以拍、什么不能拍，什么能够上映、什么会使投资血本无归。

审查最成功之处，并不是删掉几个镜头，是进入创作者的头脑。久而久之，导演不再等别人下命令，而会主动寻找安全题材、正确立场和可被奖励的表达。禁令变成边界，边界变成习惯，习惯最后被解释为艺术家的自由选择。

但审查可以解释张艺谋的妥协，不能免除他的责任。普通导演或许只有服从才能获得工作机会；张艺谋却早已拥有国际声誉、商业资源和象征资本。他并非毫无选择。他可以减少表达，可以回到人的命运，可以在许可范围内保留暧昧和距离，甚至可以沉默。然而，他选择的不只是避免批判权力，而是越来越主动地承担权力所需要的叙事。这便是妥协与依附的区别：妥协是为了活下去而少说；依附则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舞台，替主人说得更响亮、更漂亮。

五、从《悬崖之上》到《惊蛰无声》，权力成为绝对正义

近年的张艺谋依旧高产，也依旧熟练。他会调度明星，会制造悬念，会在商业类型片中嵌入泪点与价值口号。然而，其作品的政治方向越来越稳定。

《悬崖之上》书写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牺牲；《狙击手》以朝鲜战争为背景塑造志愿军英雄；《满江红》以岳飞精神调动忠诚、家国与集体复诵；《第二十条》把社会正义最终安放在检察机关的自我纠错与体制内部的良知觉醒之上。到了2026年的《惊蛰无声》，这条道路抵达了几乎无需掩饰的终点：影片由国家安全部指导创作，直接把当代国安机关搬上银幕。

从《秋菊打官司》到《第二十条》，表面上都在讲普通人讨说法，内在结构却已不同。秋菊面对的是层层官僚体系，她的固执暴露了制度与民间正义之间的距离；《第二十条》则把希望寄托于体制内好干部对法律本意的重新发现。前者让观众对权力保持疑问，后者让观众相信权力终会自我修正。

从《活着》到《惊蛰无声》，变化更加刺眼。前者追问政治怎样毁掉普通人的生活，后者则要求普通人接受国家安全的目光，警惕身边的“间谍”，相信隐蔽战线的绝对必要。曾经被权力审查的导演，终于成为安全国家叙事的导演；曾经表现人在政治运动中无辜受难的艺术家，转而帮助国家机器生产怀疑、忠诚与敌我意识。这不只是题材变化，是观看世界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从人的眼睛，换成了国家的眼睛。

六、他的美学为何天然容易被权力征用

张艺谋的变化既有现实利益，也有艺术内部的原因。他一直迷恋强烈色彩、巨大空间、整齐阵列、肉身纪律与仪式化场面。早期这些手段可以用来揭露秩序的压抑，例如《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封闭院落、重复礼仪和女性命运之间的关系；但当批判意识退潮，同样的形式便很容易滑向权力崇拜。

宏大场面天然偏爱俯视视角。人在高处看去，只是颜色、线条和队形；个体的疼痛、迟疑与不服从都会破坏画面的完整。于是，审美上的整齐逐渐变成政治上的一致，导演对场面的绝对控制，也与国家对社会的绝对控制产生共鸣。

张艺谋或许并非一个理论化的极权主义者。他更像一个极度务实、尊重成功、迷恋大工程、珍惜创作机会的职业导演。他未必每天思考怎样歌颂权力，但他太清楚权力需要什么，也太擅长把它做得漂亮。这种没有信念的依附，有时比狂热更加牢固。狂热者可能因信仰破灭而反抗，技术官僚式的艺术家却可以不断调整自己：时代需要苦难叙事，他拍苦难；市场需要武侠大片，他拍大片；国家需要盛典，他制造盛典；宣传部门需要英雄，国安机关需要反间谍故事，他便提供最成熟的影像产品。他服从的未必是一套完整思想，而是更大的舞台、更强的资源和被国家承认的成功。

七、所谓“堕落”，不是拍主旋律，是放弃艺术的距离

批评张艺谋，不能把问题简化成“艺术家只能反对政府”。一个导演可以热爱自己的国家，可以拍战争、英雄、警察和军人，也可以参与公共庆典。判断艺术是否堕落，关键不在题材，在作品是否还承认人的复杂，是否允许权力被审视，是否给怀疑、失败者和受害者留下位置。真正的艺术不会预先宣布谁永远正确。它应当保存人与权力之间必要的距离，保存对宏大目的的追问，保存一个普通人说“不”的可能。

张艺谋的问题，正在于这种距离越来越小。从前，他让我们看见制度夹缝里的生命；后来，他让生命排列成制度需要的图案。从前，他用镜头揭开历史给个人留下的伤口；后来，他用灯光、色彩和音乐遮蔽现实的裂缝。从前，他讲人在庞大时代中如何活着；后来，他教人如何为“天下”、国家和安全交出自己。

张艺谋的堕落不是从杰作跌入庸作。他仍然可能拍出技巧高超、票房可观、局部动人的电影。更深的堕落，是一个艺术家保留了全部技术，却逐渐交出了自己的道德视角；他不是失去了表达能力，是把这种能力安放在了权力最需要的位置。

八、被权力选中的艺术家

张艺谋的一生，几乎构成了当代中国知识人与艺术家命运的一则寓言。他经历过政治运动，知道普通人的命运何其脆弱；他拍过被禁的电影，知道审查如何运作；他获得过世界声誉，本来拥有比常人更大的选择空间。可是最终，他没有利用自己的位置为个人争取更多可见性，反而以自己的才华帮助权力变得更可见、更宏伟、更值得崇拜。

权力并不总是摧毁艺术家。它更高明的方式，是给予荣誉、资源、舞台和不可替代的地位，让艺术家主动把自己的天赋献出来。一个人被迫沉默，固然令人同情；一个人因获得巨大成功而爱上自己的依附，则更值得警惕。

张艺谋早年最好的电影告诉我们：无论时代怎样翻覆，人都要活着。张艺谋后来的国家美学却仿佛在说：个人只有进入宏大图景，才获得意义。这两种张艺谋之间的距离，也正是当代中国艺术从人的尊严退回国家崇拜的距离。遗憾的是，走过这段距离的人，不是一个没有看见过真相的人，却正是那个曾经把真相拍得最动人的人。

核心资料线索

• 戛纳电影节官方资料：1994年《活着》获评审团大奖（并列），葛优获最佳男演员奖。

• 国际奥委会资料：张艺谋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总导演，并再次执导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 2019年2月，《一秒钟》在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后以“技术原因”退出。

• 2026年《惊蛰无声》由国家安全部指导创作，是张艺谋首次执导当代国家安全题材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