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事不决——问AI

遇事不决——问AI

古人遇事不决，怎么办？

三国时代，孙策临终前据说留下了一句名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这句话流传甚广，几乎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经典表达。严格说来，《三国志》记载的孙策遗言主要是托付张昭辅佐孙权；周瑜则是在孙策去世后闻讯赶回，参与稳定江东局势。后人将两人并列，倒也十分贴切：一个善于治理内政，一个长于军事谋略，都是孙氏政权不可或缺的智囊。

古人如此，今人又如何？

今天的人们，遇事不决，恐怕已经不必专程拜访张昭、周瑜了。只需打开手机或电脑，敲下一行字：“请问 AI，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从写一篇讲话稿、拟一封商务信函，到分析股票、选择专业、规划旅行；从家庭琐事、夫妻沟通，到国际局势、学术研究，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不能拿来问 AI。它不需要预约，不收咨询费，不嫌问题幼稚，不会因为反复追问而不耐烦。它甚至可以在凌晨三点，依然精神抖擞地回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普通人可以随时随地拥有一个近乎全天候的私人智囊团。

过去，皇帝身边才有谋士、幕僚和各类专业官员；如今，普通人也能随手召唤一个“张昭加周瑜”，甚至再加上诸葛亮、郭嘉和一大群各行各业的专家。只不过，这个智囊团没有实体，没有职位，也没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它存在于屏幕另一端，以文字和算力回应人类的困惑。

这不免令人感叹：科技发展，有时真是把古代帝王的待遇，普及到了寻常百姓家。

一、从张昭、周瑜到 AI：智囊的进化

古代谋士与今天的 AI，有一个共同点：帮助决策者分析问题，提供信息，权衡利弊，寻找解决方案。

但两者也有根本区别。

张昭、周瑜、诸葛亮、郭嘉，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知识结构、人生经历、性格倾向、政治立场和利益关系。张昭稳健，周瑜果决；诸葛亮擅长战略规划，郭嘉善于洞察人心。向他们请教，得到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一个具体的人对局势的理解和判断。

AI 则不同。它通过海量文本和数据训练，能够迅速整合信息、归纳规律、构造逻辑框架，并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联系。它不需要睡觉，不会疲倦，也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个人情绪。它能够在短时间内给出多种方案，甚至帮助使用者从完全不同的立场审视同一个问题。

然而，AI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所不知”，更不是天然公正、绝对客观的裁判。它的答案受到训练数据、模型设计、提问方式和信息时效的影响。它可能遗漏事实，误解问题，生成看似严密却并不正确的论证，甚至以十分自信的口吻给出错误答案。

尤其在重大决策中，最危险的并非 AI 不知道答案，而是使用者误以为它一定知道答案。

因此，AI 的出现，并没有消除人类的决策困境。它只是改变了人类面对决策困境的方式。

过去，我们因为缺乏信息而犹豫；现在，我们可能因为信息太多、答案太快、方案太丰富，反而更加依赖外部意见。所谓“遇事不决问 AI” ，有时是在寻求知识，有时是在缓解焦虑，还有时，甚至是在寻找一个替自己承担责任的对象，或者在找一个能替自己表达观点的 “人” 。

（我有一位在微信圈里自称是“Gentleman”的老友，此人“逢川必反”，经常“诱导”AI做出“川普错了”的论段发给大家，圈里的人都被他的信息“狂轰滥炸”搞蒙搞过敏了，以致连看AI也怕了。）

可是，人生中有些事情，信息再充分，也不能自动得出唯一答案。因为它们涉及价值取舍，涉及风险偏好，更涉及个人必须承担的后果。

AI 可以替人分析，却不能替人生活；可以帮助决策，却不能替人承担决策的责任。

二、一次屋顶漏水，让 AI 成了我的私人法务

几年前，我家更换屋顶和天窗。工程完成后，数年以来天窗附近持续出现漏水问题。

按照常理，施工方应当认真检查，找出原因，履行相应的保修责任。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公司负责人一再推诿、拖延，沟通迟迟没有实质进展。面对这种局面，普通业主往往很无奈：电话打了，问题说了，对方也答应了，但事情依然没有解决。

继续争执，既耗费时间，也未必有效；直接聘请律师，又可能付出不小的成本。

怎么办？

我把事情的经过、合同和保修情况告诉 AI，请它帮助分析，并起草一封正式信件。

这次咨询颇有意思。AI 没有简单地替我发泄不满，而是帮助我把事实、合同责任、保修承诺、损害情况、当地法律法规、合理期限以及可能采取的后续措施包括可能涉及的索赔程序，逐项梳理出来。原本夹杂着情绪的争论，被整理成了一封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有法的正式函件。

我审阅、修改并发出信件之后，施工公司终于开始认真对待问题，双方重新回到合作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处理整治了漏水问题。

这件事让我切实感受到 AI 的实用价值。

它并没有替我出面交涉，也没有代替律师作出法律判断。它真正发挥的作用，是把我原本不熟悉的法律表达、论证结构和书面沟通方式，迅速转化成一套强有力的施压手段。

对普通人而言，这是一种很实际的能力扩展。

当然，类似信件涉及具体法律责任时，AI 的分析仍需核实，不能把它当作律师意见。但在很多日常纠纷中，先把问题弄清楚、把事实写明白、把诉求表达准确，往往就能显著改善沟通。

这就是 AI 的一种重要价值：它未必替人解决问题，却能让普通人更有能力面对问题。

三、如果三国时代有 AI

让我们发挥一点历史想象力。

如果三国时代已经有了 AI，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

刘备大概就不必三顾茅庐了。

当时的刘备，半生颠沛流离，虽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猛将，却始终缺乏稳固的根据地和长远的战略规划。他四处奔走，寄人篱下，直到遇见诸葛亮，才逐渐形成了后来所谓的“隆中对”。

假如刘备当时拥有 AI，他只需输入：

“我有一支忠诚的队伍，有关羽、张飞等将领，但兵力有限，缺乏根据地。请帮我设计一套长期战略，争取在天下大乱中建立自己的政权。”

几秒钟后，屏幕上也许就会出现一份详尽的战略报告：分析荆州、益州的地理位置，评估曹操和孙权的实力，研究联吴抗曹的可行性，讨论西进路线、粮草供应、人口基础和政治联盟。

报告的结论甚至可能与《隆中对》十分相似：“跨有荆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

刘备大可不必在隆冬时节三次拜访卧龙岗，也不用担心诸葛亮是否愿意见他。他只要拿着这份战略规划，开始执行便是。

当然，这只是一个有趣的假设。战略规划可以被 AI 写出来，诸葛亮真正难以替代的地方，却不仅在于提出战略，还在于组织人才、判断时机、协调联盟，并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推动战略落地。刘备需要的，可能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能够与他共同承担历史风险的人。

但是可以相信，AI不会像诸葛亮那样做出“魏延必反”的判断。

再看曹操。

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意图一举解决荆州和江东问题。赤壁之战中，曹军遭遇惨败。后世传说，曹操曾在郭嘉墓前感叹：“若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谋士，以善于判断形势、提出战略建议而著称。假如郭嘉没有早逝，曹操是否会避免赤壁之败？历史无法给出确定答案。

但如果当时有 AI，曹操至少可以在大军南下前，做一次全面的风险评估。

他可以询问：

“我军兵力占优，刚刚取得荆州，但水军经验不足。若继续沿长江东进，可能面临哪些军事、气候、疾病、后勤和联盟风险？”

AI 也许会提醒他：南方水域作战经验不足，军队可能不适应水土；孙刘联盟可能形成；长江水文、风向和火攻战术会影响舰队安全；战线过长会增加补给压力；对手可能利用地形和水军优势，以弱胜强。

如果曹操进一步要求进行压力测试，AI 还可以构造不同情景：速战速决、长期对峙、局部撤退、分兵防守，以及遭遇火攻后的应急方案。

这样一来，曹操或许能够更充分地认识风险。

但 AI 能否准确预测东南风，能否识别对手的真实意图，能否让曹操放弃自己已经形成的战略判断，仍然是另一回事。即便风险报告十分准确，最终是否采纳，也取决于曹操本人。

可以想象，AI可能不会建议曹操把徐庶母子囚禁终生，也不会建议把刘备关羽放虎归山。

这正是历史想象最有意思的地方：AI 可以让刘备少走弯路，让曹操多一份预警，却不能保证他们一定成为成功者。

因为历史不是知识竞赛，更是信息、判断、性格、权力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现代国家大事，也可以问 AI

如果说三国故事只是历史想象，那么现代国际局势就是现实中的重大决策问题。

国家领导人所面对的，往往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复杂局面：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外交关系、国内政治、社会稳定、技术竞争，以及各种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

决策者当然拥有庞大的专业机构、情报系统和政策顾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完全摆脱信息偏差和判断失误。

在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中，另一个问题尤其值得警惕：下属是否敢于报告不利消息？顾问是否能够提出与领导人不同的意见？决策者是否会主动寻找反对意见，还是只听取自己愿意听到的结论？

历史上，重大决策失误并不总是因为缺乏知识。有时，决策者拥有大量信息，却仍然低估风险；有时，周围的人并非看不到问题，而是不愿意或不敢指出问题。

AI 在这里可能发挥一种特殊作用：它可以被要求站在不同立场上分析同一问题，列出反对意见，寻找论证漏洞，构造不利情景，甚至专门扮演一个 “唱反调” 的顾问。

但必须注意，AI 并不是天然独立于权力和信息环境之外的真理机器。如果输入的信息本身有偏差，或者提问者不断暗示希望得到什么答案，AI 同样可能顺着既定思路提供论证。所谓“让 AI 说真话” ，并不是打开一个软件就能自动实现的事情。

真正有效的做法，是要求它明确列出证据、假设、未知因素和可能推翻当前结论的反例，并让不同的分析相互检验。

这不仅适用于国家大事，也适用于普通人的生活。

投资时，可以让 AI 同时分析上涨和下跌的理由，而不是只问某只股票是否值得买；选择职业时，可以要求它比较收入、兴趣、发展空间和生活成本，而不是直接替自己选择；面对家庭矛盾时，可以让它从双方角度分析，而不是只替提问者证明自己正确。

遇事不决，问 AI，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或许不在于它替我们找到了答案，而在于它帮助我们发现了自己原先没有想到的问题。

五、普京与金正恩：历史叙事能否经得起现实检验？

再把视野放大一些。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军事行动之后，战争持续至今，带来了人员伤亡、基础设施损毁、经济制裁、外交关系重组以及欧洲安全格局的变化。战争的实际进程与任何一方最初的设想之间，存在着值得研究的差距。

我们不可能知道，如果普京在2022年作出决定前，认真使用当时可获得的 AI 系统，战争是否就不会发生。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意义的反事实问题：

如果一位国家领导人能够在重大军事行动之前，要求 AI 不断挑战自己的判断，会发生什么？

例如，要求它分析以下问题：

乌克兰军队可能进行多大程度的抵抗？西方国家可能采取哪些军事、经济和外交措施？俄罗斯经济能否承受长期制裁？战争会如何影响俄罗斯的人口、财政、能源出口和国际关系？如果最初的军事目标无法实现，接下来有哪些退出或调整方案？

这样的分析未必能准确预测战争的每一步，却可能帮助决策者更全面地理解风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开始以后，决策者容易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已经投入大量资源、付出重大牺牲，往往会使人更加难以接受战略调整。可是，过去的损失并不能自动证明继续投入是合理的。真正需要比较的，是从现在开始，不同方案各自可能产生的未来成本和后果。

AI 可以帮助人们把这种问题摆到桌面上，避免让过去的投入成为未来决策的唯一理由。

朝鲜半岛也有一个值得观察的案例。

2023年底至2024年初，金正恩公开改变了朝鲜长期以来关于南北统一和民族和解的政治表述。2024年，朝鲜进一步将韩国界定为敌对国家，并拆除连接南北的部分道路和铁路设施。朝鲜官方对这一变化的解释，主要围绕安全环境和对韩关系展开；外界则从政权安全、外交战略和半岛局势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韩国政府当时并未因此放弃其自身的统一政策。

我们当然不能据此断言，金正恩是因为使用了 AI，才作出这一政策转变。没有可靠证据支持这种说法。把这一变化归因于一位年轻领导人的技术意识或所谓“算法计算”，同样属于推测。

但这个案例仍然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长期坚持的政治目标与现实条件发生冲突时，决策者是否有能力重新审视目标本身？

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放弃、坚持或调整都天然合理。一个政治目标可能涉及民族认同、国家安全、历史记忆和人民意愿，不能仅仅通过经济收益或政权存续的计算来决定。

然而，无论目标是什么，决策者都应当认真面对现实条件，公开或内部检验政策的可行性，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与风险。

AI 可以帮助人们进行这种检验，却不能代替社会回答最终应当追求什么。

六、台海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可以怎样问 AI

现在，让我们把文章带到一个更敏感、也更复杂的问题上。

中国最高决策者，面对台海局势，可以询问 AI：

“请你全面分析两岸局势。如果大陆以武力方式实现统一，可能有哪些收益、代价和风险？不同情景下会出现什么结果？你有什么建议？”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数千万人的生活、地区安全、国际秩序和全球经济的重大政治决策问题。

首先，AI 应当提醒决策者：必须区分政治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统一是一个政治目标，而和平协商、经济交流、外交谈判、军事威慑以及武力行动，是性质和后果都不同的政策路径。不能因为某个目标被赋予了历史意义，就认为任何实现手段都具有同等合理性。

其次，AI 应当把不同情景摆出来，而不是只提供一个简单的胜败判断。

情景一：维持现状，继续进行长期竞争与交流。

这一情景下，两岸政治分歧会长期存在，军事摩擦和外交争议也会继续，但双方仍有机会通过沟通机制、危机管控、经贸往来和民间交流，降低误判与冲突风险。

情景二：出现军事封锁、隔离或其它强制性措施。

这类情景不以全面登陆作战为起点，但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航运、航空、能源供应、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都可能受到影响；相关各方如何判断行动性质、是否采取反制措施，也可能迅速改变局势。

美国及其盟友是否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判断和具体事件，不能预先当作确定事实。

情景三：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这将是风险高度集中的情景。跨海作战、海空交战、导弹攻击、网络行动以及可能的外部军事介入，都会使冲突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即使某一方在初期取得军事优势，也不能据此推断最终政治结果。战争可能持续多久，基础设施会遭受多大破坏，人员伤亡如何，经济制裁和国际关系会如何演变，战后治理会面临哪些问题，都无法通过一个简单的军事胜负指标概括。

更重要的是，台湾社会不是一张可以任意移动的地图。岛上的居民有自己的生活、政治认同和未来期待。任何涉及其政治地位的安排，都不能忽略他们的安全、权利和意愿。

从经济角度看，台海局势也不是一个局部问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估计，2022年约有2.45万亿美元的货物经过台湾海峡，占全球海运贸易额的五分之一以上；其中约1.4万亿美元涉及中国进出口。若航运受阻，影响不仅会落在台湾和大陆，也会波及全球供应链。

半导体产业则是另一个重要变量。台湾在全球先进半导体制造中占据重要地位，而相关生产依赖高度专业化的设备、材料、人才和国际供应链。战事、封锁或基础设施的破坏，都可能使生产受到严重冲击。即便工厂没有遭受直接破坏，供应链中断和人员流动受阻，也可能造成长期影响。

与此同时，决策者还必须考虑国内经济、就业、财政、能源进口、金融稳定以及国际关系的连锁反应。军事行动的成本，不会只体现在军费和装备损失上；它还可能通过贸易、投资、技术合作、资本流动和社会预期，持续影响国家的发展。

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中国《反分裂国家法》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国家得以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它必要措施，和平统一是政策目标之一，同时保留使用武力的选项。

中国决策者不应要求AI给出一个看似精确的“武力统一胜率”，更不会只问“能不能打赢”。因为即使军事上取得某种胜利，也不等于政治目标必然实现，更不等于最终结果符合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

他可以要求 AI 帮助回答几个更根本的问题：

第一，政策方案可能造成多少人员伤亡？对台湾居民、大陆民众以及其它相关国家的平民会产生什么影响？哪些风险无法逆转？

第二，军事行动可能引发哪些连锁反应？不同国家可能采取什么措施？哪些情景会导致冲突扩大，哪些机制有助于防止升级？

第三，不同政策路径的经济成本和长期影响是什么？

第四，是否存在能够降低冲突风险、同时保留未来政治协商空间的替代方案？如何建立有效的危机沟通机制，减少意外事件演变成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这些问题的共同点是：它们不要求 AI 替人作出政治选择，而是要求它尽可能充分地展示选择所包含的后果和风险。

如果 AI 只能按照提问者预设的目标，寻找实现目标的技术路线，它很容易沦为一个效率很高的执行工具。真正有价值的 AI，应该能够指出目标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揭示方案中被忽略的代价，并帮助决策者理解那些不愿意听到、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台海问题尤其如此。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现实，任何人都不应轻率地把一场战争描述成一盘能够精确计算、胜负分明的棋局。

战争一旦爆发，局势就可能迅速超出所有参与者的控制。到那时，最先进的算法、最庞大的数据库和最精密的模型，也无法保证所有连锁反应都能被预先把握。

在这样的重大问题面前，AI 的意义不是替决策者找到一条必胜之路，而是不断提醒他们：所谓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了它需要付出什么？还有没有其它道路？

七、台海问题：台湾决策者可以询问 AI，从乌克兰的经验中，在面对大陆的压迫甚至武力攻击时可以借鉴什么

假如台湾的决策者向 AI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大陆日益增强的军事压力，甚至在遭到武力攻击之后，台湾应当如何应对？乌克兰的经验又能给台湾什么启示？

AI 或许会首先提醒台湾决策者：俄乌战争最值得借鉴的，并不是如何把战争打得更大、更激烈，而是如何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生存能力、争取国际支持，并使侵略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乌克兰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即使在常规军事力量上处于劣势，也不意味着只能被动挨打。面对侵略，乌克兰通过持续抵抗、灵活运用不对称作战手段，以及对俄罗斯军事能力的有限打击，努力削弱对方继续作战的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将战场上的抵抗转化为国际政治上的支持，争取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和外交声援，并通过公开信息、国际传播和外交活动，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战争性质的理解。

不过，台湾不能简单复制乌克兰的经验。乌克兰拥有广阔的陆地纵深和与欧洲国家接壤的陆路通道，而台湾是一个海岛，面对的是一个在军事、经济和工业规模上都远远超过自己的大陆政权。台湾一旦陷入战争，外部援助能否及时到达、海空交通能否维持、能源与通信能否保障，都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台湾最重要的准备，应当是在战争发生之前，就建立起足以维持社会运转和持续抵抗的能力。这包括增强防空、反舰和分散式防御能力，保护通信与能源系统，储备必要物资，完善民防和医疗救援体系，并使社会在遭受攻击时仍能保持基本秩序。一个不能迅速瘫痪、不能轻易被迫屈服的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威慑。

那么，台湾是否也应当采取更主动的政治反击？例如，公开宣布北京政权缺乏民主授权，质疑其统治合法性，或者向大陆民众传播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理念？AI 或许会认为，这类政治行动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但必须区分政治批判与法律判断，也必须分清短期战争目标与长期政治愿景。台湾可以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揭示大陆政治体制的局限，争取国际社会对台湾民主制度的支持，也可以向大陆民众传递另一种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乌克兰的另一条重要经验，是不能把战争仅仅理解为前线军队之间的较量。战争还涉及国际舆论、外交联盟、经济制裁、技术封锁、社会动员以及战后秩序。台湾应当在和平时期就加强与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沟通，争取更明确、更持久的国际支持。

最后，AI 也许会向台湾决策者提出一个比“如何反击”更重要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继续抵抗能够改善台湾的处境？在什么情况下，某种军事或政治行动反而会使台湾付出更大的代价？如何在坚定防卫与避免战争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维护民主制度的同时，为未来的和平留下空间？

如果 AI 真能成为一位不受政治立场和个人情绪左右的谋士，它给台湾决策者的核心建议或许是：以最充分的准备防止战争，以最坚定的意志抵御侵略，以最审慎的手段限制战争，以最清醒的判断争取和平。

结语：问是智慧，决是担当

从孙策临终托孤，到今天人们随手打开 AI；从刘备三顾茅庐，到曹操赤壁失利；从普通人的屋顶漏水，到大国之间的战略抉择，时代变化了，工具变化了，人类面对不确定性的处境却没有根本改变。

我们需要信息，需要知识，需要分析，需要他人的意见。AI 的出现，确实使这些资源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获得。

它可以成为私人教师、研究助手、写作伙伴、法律信息整理者、投资分析工具，也可以成为一个不断提出反面问题的思维伙伴。它能够帮助普通人缩小知识差距，也能够为复杂决策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AI 不是诸葛亮，不是郭嘉，更不是一个永远正确的神谕。它会犯错，会受限于信息，也可能把错误包装成一套十分漂亮的逻辑。

更重要的是，AI 不承担决策的最终责任。

如果一封信写得不妥，寄信人要负责；如果投资判断失误，投资者要承担损失；如果国家作出重大政策选择，最终承担后果的，则是广大的人民，而不只是坐在决策位置上的少数人。

因此，“遇事不决——问 AI”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生活智慧，但不应变成新的迷信。

我们可以让 AI 帮助自己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少犯一些可避免的错误，但不能把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权利一并交出去。

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今天，我们可以在这句话后面再添上一句：

遇事不决问 AI，问过之后自己决。

AI 可以提供解释和信息，做决定的，是人自己。

当代的张昭、周瑜、郭嘉、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