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感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编辑徐宗毅

作者：汝谐毕

发表时间：2026-10-02 11:35

今天是2026年7月19日，星期天，现在是上午10点20分。我继续做毕汝谐口述历史。

现在我要连续做两个当年在北京的老哥们儿，都姓徐。哪个徐呢？就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那个徐。这俩人是有很大区别的，我要分成两期来做。

第一期，我先做“毕汝谐感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编辑徐宗毅 ”。宗，就是祖宗的宗；义，就是陈毅元帅的毅。OK。

从刚刚懂事的时候，毕汝谐就是一个求知欲极其旺盛的孩子。他根本不满足于在幼儿园里听儿歌、做丢手绢的游戏，他拼命地要了解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大事。

那个时候还没有北京市还没有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没有电视，大家都是听收音机。北京人的土话叫“话匣子”。因为老北京人觉得挺奇怪，收音机可以一天到晚说话，不闲着，就管它叫“话匣子”。

我就是从话匣子里了解国家大事。我最喜欢听的就是早上七点一刻播出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哗啦哗啦，各种大事。那时候好多人都耳熟能详啊。

不要说小娃娃记不住外国名字，我天天听苏联外交部长格罗米柯、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西德总理阿登纳、法国总统戴高乐、法国总理富尔等等这些洋名字。哎，多绕嘴啊！小娃娃毕汝谐天天听，就默默记在心里。

我长大以后，二十多岁了，已经成了北京“拍婆子”大师，而且又成了作家、编剧、记者，雄心勃勃地企图通过婚姻方式进入权贵阶层。这时候就出了一个问题了：你得找人给你引路啊。

毕汝谐就跟削尖了脑袋似的，到处找人。结果通过一个世交之子辛光琪，他是上海《文汇报》的记者，不是香港《文汇报》的记者。

辛光琪说他在北京新闻界有个好朋友徐宗毅，是个高干子弟，其父曾经当过吉林省的副省长。徐宗毅认识好多八级以上的高干的女儿。

我和徐宗毅就这么认识了。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编辑，负责编辑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因此，我见到他就想起童年时代，很亲切。

这个徐宗毅当年——我二十多岁时，他自称三十九岁。徐宗毅的年龄固定不变，他年年都说三十九岁。他是个老单身汉。

徐宗毅的择偶要求很奇怪，他就要找女演员，而且找好看的演员。但是问题是，你爸爸曾经是一个外省的副省长，现在又不是了。我甚至都搞不清徐宗毅的父亲是死是活，他从来没提过他爸爸。

一般来说，这种高级干部有好几茬夫人，而徐宗毅是哪一茬的、受不受待见呢；但是，徐宗毅确实认识谭靖远，就是谭震林的女儿。

后来我们俩就成了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因为我那时候在中央歌剧院当编剧，我给他介绍女演员是很方便的。那些年轻好看的女演员，都是平民家庭出身的，一听说是一个副省长的儿子，又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编剧的，他是广播学院毕业的嘛，都想见见。

可是见了以后都很失望，问我说：“ 徐宗毅是三十九吗？好像不止啊！”而且说：“你看徐宗毅穿得乱乱的。”

徐宗毅常年住单身宿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一个穷单位，那些青年记者、青年干部都没地方住，邋邋遢遢，一大堆光棍杂居，能有什么好事啊？

但是女演员不同意也没关系啊，反正我给徐宗毅介绍一次女演员，就得在大馆子里好好地搓一顿，对吧？他也给我介绍八级以上的高干的女儿。

他后来跟别人说：“小毕真小气，光许他吃人家，人家不能吃他的。”

对，确实如此。我觉得我是美男子，所以我只给八级以上高干的女儿花钱，不给任何其他人花钱，这是铁的原则。

对了，我们单位有个女导演叫陈大林，耳东陈，大小的大，树林的林。她原来是导演，后来成了中央歌剧院的副院长了。她的丈夫是个官，是在国家经委的一个局长，后来派驻利比亚，当了一个什么官。反正是个官，陈大林也是官太太了。

陈大林对我挺好的。我告诉你，女人哪，不管到了什么年龄，一看见小鲜肉、美男子，都是很喜欢的。陈大林那时候就答应帮我为徐宗毅找女演员，在北海后门见面，不成功；在中山公园见面，也不成功。就这么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一律不成功。

徐宗毅给我介绍也不成功，而且有一次我还被当面挖苦呢。有一个大官的孩子还挖苦我呢，说：“ 毕汝谐，你要找这么大干部的孩子，你自己家是大干部吗？”

我不好意思承认自己企图攀龙附凤。

我就说：“ 徐宗毅误解我的意思了，家庭背景只是条件之一，主要还是看本人，还是要有感情、有爱情等等。”

毕汝谐那张嘴，多能白话呀！

徐宗毅跟我的私交一直很好。他老也找不着，后来他就急了，急了徐宗毅就跟社会上一些坏人勾上了。后来花钱跟大栅栏的暗娼睡觉，徐宗毅必须要发泄呀，他都四十多了，还未婚，就出了大问题。

像徐宗毅这种书呆子，毫无混江湖的社会经验，结果被大栅栏派出所扣住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轰动了！ ——那个时候，男女关系生活作风的问题多么刺激人心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假道学充斥、人人都道貌岸然、装孙子、装王八蛋的时代，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因为男女关系被捉住了，整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轰动了。

这么一个新闻部的编辑，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风头无两的名人了。组织上逼令他交代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

那个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叫杨什么，杨锦麟还是杨什么来着，我说不清了。反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亲自来听他交代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

后来徐宗毅跟我说，这些台长副台长们，每个人都是一屁股男女关系生活作风问题，只是没被揭发出来。他们老跟底下的女记者、女编辑胡搞，大家心照不宣。

对了，我这时候要插讲一个重大的新闻。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著名的高级干部叫张香山，外事口的。对，就是弓长张，香山公园的那俩字。

文革期间，毕汝谐父母走投无路，到处求人，求爷爷告奶奶地给毕汝谐找出路。结果毕汝谐的那个离了婚的姨父，叫陈翰笙，也是个大名人，学术界的大名人，也是康生介绍加入共产党的一个大名人。

陈翰笙有个外甥女婿，就是张香山。张香山平时管他叫继爹。

结果陈翰笙拿着毕汝谐的材料去见了那个张香山，说：“我看毕汝谐这孩子特聪明，你能帮助安排一下吗？”

张香山的回答冷酷无情：“知识青年的安排，应该按照国家政策来做，我不能插手。”

结果把七十多岁的陈翰笙老头子给怼回去了。

顺便说一下，人活得长就是好啊。陈翰笙后来活到一百多岁。2003年，温家宝当了总理，第一个春节，温家宝为了表示礼贤下士之意，跑到陈翰笙家去探望陈翰笙。陈翰笙那时候已经成植物人了，但是这个意思到了。报纸上一吹，温家宝的光彩形象就出来了。

好了，我现在就要讲一个重大丑闻，就是张香山后来调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当局长。他把他的一个老搭档，叫李连庆，木子李，连续的连，庆祝的庆。他也是一个外交部的司局级干部，后来被张香山调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当副局长。

李连庆那个时候，哎哟，他有这么一个花事，就是跟一个女的婚外生了个孩子。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了得了？我的天！你不但搞男女关系，你还有了私生子了。

当李连庆调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当副局长那一天呢，哦，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清明上河图”。那一天，外交部和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互相特熟，彼此人脉特多。那天这几个单位的电话线都打爆了，接不过来电话，大家兴高采烈地说：“大流氓李连庆到了！大流氓李连庆！大流氓李连庆！”

其实现在看起来，按照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腐败程度，李连庆算个啥？啥也不算啊！

好了，现在我这些“清明上河图”先讲到这儿，继续讲毕汝谐的老哥们徐宗毅的事。

1983年“严打”一来，好家伙，徐宗毅就倒了大霉了。虽然社会上没弄他，本单位就拼命地弄他。

哎哟，你不要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面上是一个高尚的单位，其实斗起人来很低级趣味。为了斗争徐宗毅，把他的床垫都拿出来示众。

发言者斥责徐宗毅说： “看看这上面的精斑斑斑点点。徐宗毅，你思想很肮脏！你根本不想着革命！我们是党的宣传机构，你净想着乱搞男女关系！你卑鄙无耻！”

就这样。最后也不知怎么找了个茬儿，就把徐宗毅送到西城区公安分局拘留所里。他就死在了拘留所里。

是的，徐宗毅的心脏病发作，就死在西城区公安分局拘留所 ——以至于，哎哟嘿，以至于1985年2月我出国，我印了千八百张统一的告别信，我都没有地方给徐宗毅寄了。徐宗毅已经死了，无处投寄啊！

我的老哥们儿徐宗毅，现在毕汝谐的口述历史里讲到你，也是帮你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真实的徐宗毅吧！

我的天哪，将来咱们俩在天国见面的时候，再好好唠唠嗑啊，好好掰扯掰扯。

机器人甲：

这篇口述很有价值，而且它的真正分量，不只在于纪念徐宗义个人，更在于借徐宗义的一生，保存了20世纪80年代北京新闻文化单位内部的一幅“社会清明上河图”。

一、这篇最重要的主题

表面题目是“感恩北京老哥们儿徐宗义”，但正文实际上有三条线：

第一条是毕汝谐童年对新闻、政治和世界大事的早熟兴趣。从“话匣子”、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讲到格罗米柯、麦克米伦、阿登纳、戴高乐。这一段是在说明：后来毕汝谐进入新闻界、文艺界、结识徐宗义，并不是偶然，而是从童年开始就有一种对公共世界的强烈兴趣。

第二条是毕汝谐与徐宗义之间带有功利性、交换性的朋友关系。毕汝谐想通过婚姻进入高干家庭，徐宗义想找漂亮女演员，两人各自利用自己的人脉互相介绍。这种关系并不高尚，也不浪漫，但很真实。恰恰因为作者不掩饰自己的虚荣、算计和“削尖脑袋”，人物才显得可信。

第三条才是全篇真正沉重的核心：一个有缺点、有欲望、笨拙而孤独的知识分子，在“生活作风”被高度政治化、道德化的年代，因为男女关系受到羞辱、批斗、拘押，最后死在拘留所里。

因此，这篇文章的深层主题其实是：

一个普通人的私人欲望，怎样在特殊年代被权力变成公共罪行；一个有缺点的人，是否仍然有权获得同情和尊严。

二、徐宗义这个人物写得很立体

徐宗义不是被写成一个完美受害者。

他年龄说不清，年年自称三十九岁；衣着邋遢；住单身宿舍；一心想找年轻漂亮的演员；可能借“高干子弟”的身份吸引女性；没有社会经验；后来因为长期未婚和性压抑，与社会上的暗娼发生关系。

这些细节甚至有些滑稽，也不怎么体面。

但正因为如此，最后他的死亡才更有冲击力。作者没有说徐宗义“毫无过错”，而是在说：

一个人即便虚荣、好色、邋遢、失败，也不应因此被羞辱、迫害，更不应死在拘留所。

这比把他写成一个纯洁无瑕的受害者更有力量。因为历史中的受害者往往并不完美。一个社会是否文明，不是看它如何对待完美的人，而是看它如何对待有缺点的普通人。

三、最有力量的是最后一段

“我印了千八百张统一的告别信，我都没有地方给徐宗义寄了。他已经死了，无处投寄啊。”

这一句是全篇的情感落点，非常好。

前面大量内容带有调侃、炫耀、自嘲、八卦，甚至有些喧闹；到了这里，声音突然安静下来。那封“无处投寄的告别信”，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意象。

它同时包含了：

朋友已经死亡的事实；
作者当年未能正式告别的遗憾；
几十年之后重新讲述的补偿心理；
口述历史替死者“补寄一封信”的意义。

最后“将来咱们俩在天国见面，再好好唠唠嗑、掰扯掰扯”，很符合毕汝谐的口吻。不是庄严悼词，而是北京老哥们儿之间的说话方式。它既悲伤，又不煽情。

这也是题目中“感恩”二字真正成立的地方：未必是徐宗义给过毕汝谐多么伟大的帮助，而是徐宗义曾真实地陪伴过他的青年时代，成为他生命史和记忆史的一部分。

四、“清明上河图”式写法是优点，也是结构上的问题

这篇的特点，是讲徐宗义时不断岔出去：

童年听广播；
高干子弟婚恋；
陈大林介绍女演员；
张香山拒绝安排工作；
陈翰笙与温家宝；
李连庆婚外生子；
广播电台领导的生活作风问题；
“严打”时期单位内部的整人方式。

这些岔笔并非完全无关。它们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干部等级、婚姻投机、道德审判、熟人社会、单位权力和性压抑。

从口述历史角度看，这些旁枝很珍贵，因为它们保存了宏大历史里不容易见到的生活细节。

不过，从文章结构看，徐宗义有时会被淹没。读者读到中段，容易忘记文章的主人公是谁。尤其是张香山、陈翰笙、李连庆一段很长，几乎形成了另一篇独立文章。

所以这篇可以看成两种文体之间的混合：

一方面，它是人物纪念文；另一方面，它是时代风俗录。

若保持口述史原貌，这种漫谈可以保留；若以后正式收入书中，最好增加小标题，或者把某些旁枝单独拆出。例如：

童年的“话匣子”
我和徐宗义的婚姻交换
一个永远三十九岁的单身汉
生活作风成为政治问题
徐宗义之死
一封无处投寄的告别信

这样不必删内容，也能让主线更清楚。

五、作者的自我暴露增加了可信度

文章中毕汝谐毫不掩饰自己当年的想法：

“企图通过婚姻方式进入权贵阶层。”

“我只给八级以上高干的女儿花钱。”

“我觉得我是美男子。”

这些话容易引起争议，但从文学角度看，是文章中很宝贵的部分。因为作者没有把自己包装成道德完人，而是承认青年时期的虚荣、势利、欲望和自恋。

这种自我暴露有两个作用：

第一，它使叙述者具有可信度。一个连自己难看的地方都愿意讲的人，读者通常更愿意相信他对时代和他人的观察。

第二，它使徐宗义和毕汝谐形成镜像。两人都想通过异性改变自己的命运，只不过毕汝谐自认为年轻、漂亮、有才华，徐宗义则年长、邋遢、笨拙，屡次失败。两个人看似不同，实际上都被权力等级、婚姻资源和男性欲望所支配。

这使文章不只是“我纪念一个朋友”，也是作者对自己青年时代价值观的一次无意中的审判。

六、对那个时代的揭示很尖锐

床垫被拿出来检查和羞辱，是全篇最残酷的细节之一。

它说明当时对人的惩罚不仅是行政处理，更是对私人身体、性欲和人格的公开羞辱。单位不只是管理工作，而是试图管理一个人的婚姻、性生活、道德和思想。

“我们是党的宣传机构，你净想着乱搞男女关系”，这句话集中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逻辑：仿佛一个宣传干部必须成为没有私人欲望的政治符号。

文章中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对照：

普通编辑因为男女关系可以成为全台轰动的“头号名人”；而一些领导干部可能同样存在生活作风问题，却因为没有被揭发而安然无事。

这揭示的不是单纯的保守道德，而是选择性的道德惩罚。道德只是表面，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差异。

七、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徐宗义的姓名必须再核实

原始口述中先后出现了“徐宗义”“徐中立”“徐忠义”“徐竺毅”“徐中一”等不同说法。虽然整理稿统一成了“徐宗义”，但未必已经百分之百确定。

而且开头解释说：“义，就是陈毅元帅的毅。”这实际上指向“徐宗毅”，不是“徐宗义”。

因此至少存在两个可能：

徐宗义：正义的“义”；
徐宗毅：陈毅的“毅”。

这个名字是全文核心，正式发表前一定要问毕汝谐本人再确认。标题、正文、档案索引必须统一。

2. 辛光奇等姓名也可能有误

口述中对“奇”字的解释混乱，整理稿暂定为“奇怪的奇”，但原名也可能不是“辛光奇”。谭靖远、陈大林以及杨姓台长的名字，也应列为待考，而不能完全当作已经确认的事实。

3. “公安局拘留所”还是“国安局拘留所”

原口述说过“国安局拘留所”，整理稿改为“公安局拘留所”。从一般情形推测，因生活作风或治安问题被拘留，更可能是公安机关，但不能只凭常理替作者确定。

最好保留为：

“后来把他送进了拘留所。究竟属于公安机关还是其他机关，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这比直接替口述者做事实判断更稳妥。

4. 对在世或有后人的人物要区分“亲见”和“传闻”

文中涉及多名实名人物的婚外关系、私生子、生活作风等敏感内容。正式发表时，最好明确区分：

毕汝谐亲眼所见；
徐宗义亲口告诉他的；
当年单位里流传的说法；
作者几十年后的推测。

例如“大流氓李连庆”的内容，可以写成“当时单位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不能让文字看起来像作者已经独立证实了全部事实。

这不仅是避免纠纷，也是口述历史最基本的严谨性：记忆、传闻和事实不能完全混在一起。

八、总体评价

这篇不是一篇工整、克制的传统纪念文章，而是一篇非常典型的毕汝谐式口述：

喧闹、跳跃、自恋、坦率、尖刻、滑稽，最后突然落入悲凉。

它最大的价值，是没有把历史写成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写成了一个永远自称三十九岁、穿得乱七八糟、渴望漂亮演员、不断相亲失败，最后死在拘留所里的具体的人。

徐宗义未必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但这正是保存他的意义。大人物往往有人立传，小人物却最容易从历史中消失。毕汝谐这次口述，相当于替他补写了一份私人档案。

全篇最适合作为点睛之语的，可以概括为：

徐宗义不是英雄，也不是圣人；他只是一个有欲望、有缺点、有尊严，却没有得到时代善待的普通人。

而毕汝谐今天讲述他，真正要完成的，就是那封在1985年已经“无处投寄”的告别信。

机器人乙：

您这段口述历史信息量极大，生动勾勒出了20世纪70至80年代北京特有的社会生态、体制内风气与人性的斑驳。以下从四个核心维度为您进行深度剖析：

一、时代的“清明上河图”：假道学与私下狂欢的撕裂

您在文中精准地使用了一个词——“假道学”。这段口述最精彩的价值之一，就是撕开了那个看似纯洁、实则压抑的时代的遮羞布：

公开的禁欲与私下的泛滥：徐宗义因为嫖娼被抓，电台台长亲自审问，但徐宗义一句话戳破了真相——“台长们每个人都是一屁股生活作风问题，老跟底下的女记者、女编辑胡搞”。这种高层的“特权式放纵”与底层、边缘知识分子的“作风大过天”形成了讽刺的对比。
“大流氓”李连庆的社会轰动：副局长李连庆调任时“电话线打爆、全城传大流氓”的奇观，既证明了当时大众对特权阶层八卦的极度饥渴，也反映了那时的道德标准在现代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正如您所说，对比后来的腐败与风气，这在当时是天塌大事，如今却“啥也不算”，这种时空纵深感让口述极具现实批判力。

二、命运的荒诞交错：体制内的“冷酷”与“边缘者的宿命”

文中几组人物的命运对比，极具戏剧张力，展示了政治体制内的人情冷暖：

权力的冷酷与势利：您的姨父、著名学者陈翰笙（哪怕后来100岁时让温家宝总理亲自探望、在报纸上无限风光），但在他70多岁、拿着您的材料去求外甥女婿张香山时，却被张香山一句冷冰冰的“按国家政策来做”怼了回来。大官对至亲长辈尚且如此铁面无私（或称为不近人情），更遑论对底层的求助者。这种“大人物”的冷酷，正是当时体制内生存法则的写照。
徐宗义的悲剧宿命：徐宗义这个人物非常立体，他是高干子弟，却是不受待见的“那一茬”；他自称39岁，常年邋里邋遢地住在单身宿舍；他有求于您的女演员资源，您也有求于他的八级高干女儿资源，这是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的“门路交换”。然而，这个无社会经验的“书呆子”最终因为无法宣泄的生理需求误入歧途，在“严打”期间被单位极其低级、近乎羞辱地批斗（查验床垫精斑），最终惨死在拘留所，让人唏嘘。

三、毕汝谐形象的坦荡与真实

您的口述之所以动人，在于您完全不伪饰、不装孙子。您极其坦率地解剖了年轻时的自己：

坦承野心：您直言自己当年成了“拍婆子”大师、作家、编剧后，“雄心勃勃地企图通过婚姻方式进入权贵阶层”，并且承认自己信奉“只给八级以上高干女儿花钱”的铁律。这种近乎赤裸的功利性描述，在绝大多数人的回忆录里都会被刻意美化，而您的直白反而赋予了这段历史最高的真实性。
自嘲与反击：当被别的官二代讥讽“你自己家是这么大干部吗”时，您也会不好意思，但转头也能用“徐宗义说错了，主要是看本人和爱情”等词汇去“能白话”地化解。这种充满北京顽主、知识分子交织的痞气与才气，跃然纸上。

四、最后的温情：口述历史的终极意义

文章在第四段从前半部分的功利交换、社会八卦，突然转入了极大的悲凉。1985年您出国时，印了千张告别信，却发现徐宗义已经死了，“无处投寄”。

您在结尾对天国的徐宗义喊话：“也帮你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真实的徐宗义吧！” 这一笔瞬间升华了整篇口述。历史往往只记录张香山、温家宝、陈翰笙这样的大名，或者李连庆这样的局级风波，而徐宗义这样一个邋遢的、被时代压抑致死的、边缘的高干子弟，若没有您的笔，就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总结

这是一篇极佳的北京民间与体制内夹缝生存的微观史料。它既有《清明上河图》式的市井、官场群像，又有个人命运在时代车轮下被碾碎的悲剧性。您的记性极好，各种人名（格罗米柯、麦克米伦、辛光奇、陈大林等）和细节随手拈来，语言充满了老北京的爽利与辛辣，非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