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劳动人民的背叛

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六年

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中共对“平等”和“反剥削反压迫”的背叛

中共以户籍制度与等级化供给待遇为轴，有意制造的干群、工农、城乡、地域不平等；对妇女、贫困者等弱势群体的规训与压迫
一、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中共对“平等”和“反剥削反压迫”的背叛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宣称信奉共产主义，声称“反对剥削压迫”、“为穷苦人说话”、“与不平等做斗争”，并提出“官兵平等”、“八小时工作制”、“打土豪分田地”、“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打倒吸食人民血肉的地主资本家”、“打倒束缚农民自由的反动保甲制度”、“打烂人吃人的旧世界”、“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新中国”等口号。

从1921年到1950年初，中共也确实凭借这些主张平等、反对压迫的诱人口号，以及其组织能力、统战能力、军事和文宣能力，不断发展壮大，争取到中国不同身份、多阶层、多民族的广泛支持。它也因此成功的从一个不到百人的小党，变成有数百万党员和数百万军队的庞大政党，击败国民党及中国其他势力，颠复民国政府，成功在大陆执政。而其掌权之后又持续执政了几十年直到今天。

那么，当中共成功统治了中国，它是否履行了曾经的诺言，通过其强大的权力和控制力，将这些反剥削压迫、追求平等的宣传付诸实践呢？

从表面上看，中共确实做了一些相关措施。如1949年《婚姻法》的颁布从法律上确立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分配土地给无地少地农民、1951-1953年“三大改造”将农工商均“公有化”等。这些措施看起来是促进了妇女解放、农民“耕者有其田”、工人阶级居于“领导地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但真实的情况，却并非表面看起来的这样，甚至真相与表象是相反的。中共背叛了关于反对压迫、实现平等的诺言，也背叛了被压迫的弱势者。而且这并非是一些左翼所认为的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而是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如此了。这体现在中共许多政策细节中，也有一些不为人特别关注的制度，或隐性的制度与规则，加以定型。

中共对于平等、反剥削压迫宣传的背叛，非常典型的体现在将中国人划分为不同身份群体，并对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态度、待遇、方式对待之。

在毛时代的中国，中国人可以分为干部与群众、工人与农民、城市人和农村人，以及不同省市户籍的人口。而这些群体之间，所处的社会地位、获得的福利待遇、衣食住行条件、教育医疗资源、各自的生活水平，都是差距悬殊，甚至一者在“天堂”、另一相对者在“地狱”的。

二、干部与群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悬殊的地位与待遇差别、干部在物质匮乏年代的丰富“特供”
所谓“干部”，即是指担任各种职务、充当党政军和基层骨干的中共党员。担任职务的共青团员也可视为中共干部。他们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而“群众”则是指并非中共党员身份、处于被领导地位、被统治状态的平民大众。当然另外还有民主党派人士等，但占人口比例极少，可基本忽略。

正如“干部”一词的字面意思“躯干部位”，中共干部也是中国各领域的主心骨、主导者、特权者。相对于人民群众，中共干部在权力、地位、资源分配优先性方面，都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首先，在职务工资上，干部就具有明显优势。但真正显示干部特权和优越地位的，是非工资的各种名目的补贴、特供。

在物质非常贫乏的毛泽东时代，中共干部获得了免费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保障，日常还得到肉蛋奶、饼干、时令蔬菜等物质配给。而具体配给的多少，严格按照干部等级划分和分配。

据杨奎松《五十年代领导干部的工资住房轿车待遇》等文章所述：

“我们在建立职务等级制度之初，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务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体制。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其中“高级干部的特权包括取医疗、福利、 保健、住房、商品和服务等一切“消费”，均由国家供给，几乎不受限额规定，工资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征而已”。“以副食供应为例：八级（部级）以上干部，（细）粮、鱼、肉、蛋等没有量的限制，基本能满足全家的需求；而八级至十二级级干部可以凭一个红皮“供应证”买到可以满足基本家人的精副食品和高级烟酒，这些东西在那物质极其匮乏的票证供应年代，对于一脸菜色的普通百姓而言，（细）粮、鱼、肉、蛋平时是见不到的。”

在医疗上，中共干部是各身份群体中最广泛而真实的获得免费医疗的群体。所谓“公费医疗”，就是干部医疗费用均由国家财政负担。在住房分配、子女教育、养老保障上，中共干部也得到免费而优质的资源配给。中共在基本资源分配上的优先和丰厚，也让其在男女婚配、规避风险、购物尝鲜等更多方面获得优势和便利，成为名副其实的“人上人”。而且中共干部将社会上所有优质资源获得之后，只剩下相对劣质和稀少的资源，供其他群体获取。

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已经有了王实味所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身份等级和配给差别。只是那时物质相对贫乏，以及未掌握国家政权之前以平等主义拉拢人心，特权还相对较淡。而中共掌握全国政权并逐渐稳定后，就不再那么顾忌批评，而可以为所欲为。

中共干部不仅在政治领域居于领导地位，也在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都充当骨干身份和享受特权。如中共干部在国有企业担任管理者，将国家命脉和经济收益控制在手中；在高校等文教机构，党干部决定文教方向和拥有否决权；在中共长期宣称“官兵平等”的军队，干部享受的待遇也明显超过士兵，且按照职级高低有鲜明待遇差别。

中共干部作为中共本身的组成部分，中共利益共同体的成员，又肩负着保卫政权稳定的责任，就获得了中国最多的资源，在配给制度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可以说，中共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就是以实现和维护中共干部阶层的利益，为根本目的的。

当然，会有人以“干部担任重要职位、肩负重任，所以需要更多物质保障，以利于革命事业、国家发展”等理由，为干部特权辩护。

首先，许多干部的劳动强度和重要性，并不及普通劳动者。干部中有大量尸位素餐，上班只喝茶看报，做事官僚主义、敷衍了事的人。他们只是消耗民脂民膏，而并没有什么贡献。真正有贡献的干部，也应该接受监督，所得与贡献真正匹配，而非将特权和各种待遇在不经人民了解和许可情况下授予。

第二，中共及各国共产党都激烈批判封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贵族、资产阶级官僚如何享有特权、骄奢淫逸，批评“法不加尊”、“刑不上大夫”等不平等规制。那么这些传统贵族阶层和官吏，也同样以自身地位高而肩负重任等理由为特权辩护。共产党干部不认可这种辩护，就是双重标准，认可则是否定了自己的宣传和主张。

事实上，中共干部及世界各国列宁式一党专政下的红色干部，确是古代贵族和官僚等特权阶层的变体。苏共和中共的“先锋队”理论，就是将自身与群众剥离、为特权合理化寻找的借口。而在许多方面，包括道德水平和责任心上，许多共产党干部还不如传统贵族。但无论共产党干部这些“新贵族”比传统贵族好还是坏，显然都背叛了其所公开声称的人人平等、反对特权、批判等级制的立场和信仰，也失去了其道德优越性，变成令人唾弃的“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阶级。

三、工人和农民：地位不平等、福利差别鲜明的“工农联盟”，国企“工人贵族”阶级的优越与世袭
而另一组对比鲜明的不平等关系，是工人和农民。在宣称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共看来，工人是比农民要先进的多的力量。马克思也确实是主张工人阶级先进、农民阶级落后。但苏共和中共不仅因为推崇工人阶级而强调工人领导地位，还在执政后把工人和农民分成了身份地位、保障待遇相差巨大的两种不同的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名义上，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而实际上，国家的主人是中共干部尤其高层干部集团。但工人的地位和实际权利及获得的利益，仍然高于另一主要阶级农民阶层，也高于包括教育文化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

在毛泽东时代，拥有正式工人身份的人，占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13-15%。而同时，还有近80%的中国人是农民，中共干部和解放军及其他非工农身份者占约10%。而在合计占中国人口约90%的工人和农民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毛时代的中国工人，不仅在政治上拥有优越的身份，也在权利和福利保障上，相对农民有着显着的优势。工人群体居住在公共服务条件较好的城市，自己及家人享受着比较完善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保障体系。一些较大的工厂还有自己的医院、学校、养老院，甚至自己的警察系统，俨然一种“独立王国”。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人的子女可以几乎无条件的接替父母，成为新一批工人，继续享受父辈的待遇。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毛时代，工人的福利待遇虽然不及中共干部，但比农民的生活确好了太多。在饥荒年代，工人仍然拥有足够温饱的口粮，而种植粮食的农民则成为饿殍。在饥荒较少但物质仍然匮乏的其他日子，农民仅能果腹，而工人可以有瓜果、肉食、蔬菜食用。甚至一些工厂还有汽水这样的“稀罕物”可以饮用。工人子女可以得到较好的教育、未来接班。自己生病可以被治疗，年老也有退休金。

虽然这一切也是微薄的，和同时期西方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富人相比，毛时代工人的收入和保障其实很低，但却比同时期的农民好许多倍。这种地位和待遇的差别，也直接影响工农之间的相对关系和尊严。在当时，残疾工人也可以随意挑选农村的漂亮姑娘，后者自愿嫁给前者。

只有少数农民因机缘成为正式工人，如同古代科举考中、“鲤鱼跃龙门”。但这种机会是很有限的。除1950年代工业化期间工人数量有所增长，少数农民成为工人，后来20多年里正式在编工人占劳动者比例基本没有变化，新增工人主要从工人子女中产生。因福利保障负担加重、工业停滞等原因，中国工业系统还清退过部分原为农民的工人，令这些人重新务农。

另外，毛时代也已经有了“临时工”等做着非农工作、没有工人编制、不享有工人福利的群体。这些人基本都是农民以及城市的闲散边缘人，往往会从事工业原料加工、咻败⒐さ亟ㄔO等工作，以及为正式工人做帮工，从雇佣其的政府或工厂获得微薄的报酬。他们所做的工作劳动强度和贡献，不亚于许多正式工人。且因“临时工”没有福利保障，只按劳动成果支付报酬，所以他们往往比“铁饭碗”的正式工人更勤奋。但他们没有正式工人的地位、权利、福利，而与其他农民或城市边缘人一样的地位和处境。即便如此，许多农民仍然争抢这样的工作机会，因为做“临时工”收入和舒适度仍然好于做农民。

毛时代中国工人的地位很高，某种程度真的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和正统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工业劳动者的应有地位的期待。但这却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之上的。工人阶级从被压迫者成为压迫者，身份已经悄然发生了蜕变。他们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而是享受特权的“工人贵族”。而大量没有保障、工资很低的临时工的存在，也反映了工人的地位和福利并非依照劳动贡献、而是由官方指定和确认的身份归属决定的。这其实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主张反对剥削压迫、主张人人平等的基本立场。

四、城市人和农村人：剥夺迁徙自由、远恶于保甲制度的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待遇与工农“剪刀差”
毛时代中国的城乡差距、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差别待遇，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是高度相关和捆绑的。城市人口以工人为主，乡村则几乎都是农民。中国民众根据劳动与生产方式划分了工人与农民，也根据居住与生活方式分成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

而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也通过户籍制度及户口簿以正式的方式加以区分和固定。这种固定不仅确定了其说法特征，还限制了其身份转换和居住地迁徙，将每个居民牢牢固定在特定的居住区域，并基于其身份给予不同的义务要求、权利保障、利益分配。

户籍制度在中国历史悠久，古代的“编户齐民”即是户籍制度的源头。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户籍制度特性和政府对民众的管理方式不同，有时严格有时松懈，有时束缚民众有时允许自由迁徙。民国时期中国也有户籍登记制度，但民众都有自由迁徙权，在福利保障上也并没有从中央层面设置城乡与地域差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户籍登记同时也并没有限制民众的迁徙，只对“反革命”等特定群体加以限制、监视、拘捕。

但到了1956年前后，随着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福利保障的日益显着，以及农村因“农业合作化”等导致的贫困化，中共对基层管制需求大大增加等情况变化，中共党和政府开始建立和强化户籍制度，并于1958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不像《宪法》、《刑法》等那样隆重和被宣扬，却对于中国大陆后来数十亿人的生活与自由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在《户口登记条例》和其他户籍政策出台后，中国人事实上被剥夺了自由迁徙权。虽然名义上中国人仍然可以迁徙，但变更居住地必须得到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单位、社队、公安机关的批准。同时，相关条例和政策又设定了很高的户籍迁移门槛，而基层又出于各种原因加码和刁难，导致户籍迁移成为极为困难的事情。而不能迁移户籍则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在异地长期工作和生活，甚至短期旅行都需要有“介绍信”，否则会被逮捕、刑罚、劳改、遣返原籍。

自由迁徙权是人应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人有选择生活在哪里、从事何种工作、是否可以离开一地前往另一地的能力。这涉及到人是否可以自由的追求更好的生活、远离危险和损失、获得更多机会和资源的可能性。而限制甚至剥夺这项权利，也就意味着摧毁了人趋利避害、追求更好生活的能力与机遇。

同时，这也意味着政权更加可以控制和奴役民众，让户籍制度下的人们更难以逃脱剥削压迫，更难逃亡和反抗，也更易被镇压。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许多人正是在户籍制度束缚、军警和民兵暴力阻止下，无法逃荒要饭而饿死在家乡。一些侥幸逃亡者也成为政府所称的“盲流（“盲目流动者”）”，没有任何保障而常被抓捕、毒打，惨死。幸哒咭仓荒茉跓o依无靠中凄惨度日，最终不得不回乡或病饿而死。

与户籍制度相配合的，还有一套对于城市社区居民和农村公社村民的管理制度。每个区域都有党干部、公安人员、民兵等负责，再上层级有派出所、公安局、武装部、驻军等，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制体系。人们想迁移、逃亡、反抗，都会被轻易发现和扼杀。这也正是大饥荒时期许多人饿死也难以逃脱或反抗的重要原因。

中共执政前后都激烈批评国民政府管理基层的保甲制度、指斥保长甲长如何凶恶、“反动”。而中共户籍制度和基层干部、民兵、公安人员，其严密和残酷远胜民国的保甲制度。而基层党支部、派出所、联防队，以及近年的“网格员”，其性质和对民众的监控约束，也都类同乃至超越了古代和民国的里正、保长、甲长。

户籍制度还将人们依照身份划分为权利义务不同的群体，其中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差别最为明显。当时的城市人也被称为“定量户”，即定期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副食配给，而农村人则需要自食其力且要上交大量粮食。另外，城乡居民都要承担一些公共劳动义务，如修河堤、建水渠、铺梯田等，但在分配劳动时往往是城里人付出较少、农村人付出更多。这些劳动也都是“义务劳动”，而没有报酬。

城市人和农村人所获得的不均衡、不平等，还体现在工农业品“剪刀差”上。所谓“剪刀差”，简而言之就是由官方控制的全国各商品定价，有意对工业品以较高定价（往往高于工业品本身包含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而对农产品以较低定价（往往低于农产品本身包含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这种定价不是基于商品真实价值，也不是源于市场规律，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制定，并有意利于工业、工人、城市居民，而不利于农业劳动者。

这样，城市工人等工业品生产者、工资较高者，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到粮食和副食等农产品，而农民则需要支付高昂的价格来购买包括农业器械、衣物、日用品等工业品。于是，城市工人和其他非农人口，生活水平显着超过了农业劳动者。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城乡差异，城里人与农村人地位和状态、生活质量、精神面貌的显着差别。这种差别超出了正常国家公民在制度上权利地位平等情况下，正常的城乡差别程度，是在行政和暴力手段、户籍制度下，人为造成的社会鸿沟和人际不公正。

有不少毛左、邓右、习派，经常批评民国贫富差距社会黑暗面，比如说上海等大城市灯红酒绿、绅士贵妇、学术大师，农村却大量缺衣少食的穷人，饥荒下饿殍遍野，城市里也有很多衣食无着的流民，并以此讽刺“国粉（民国派、国民党支持者）”。这些评论一定程度是事实。

但问题是，取代了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甚至更严重。毛时代北京上海人温饱基本无忧，文化生活也较丰富，而农村赤贫人口、饥荒中的饿殍，比民国更多。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城乡也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大城市的城中村和打工者也如民国时的流民，农村许多老人无钱养老和看病而自杀。

而且“新中国”不仅存在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差距，还通过制度将城乡和地域差距固化，农村人在权利和福利上天生就不如城市人。民国不禁迁徙，人们可以自由流动和选择背井离乡打拼。民国也没有全国性的社保等级化制度，中央层面不分户籍权利和保障一律平等。

毛时代的中共中国却禁止了农村人自由前往城市，扼杀了千万人改变命叩臋C会和可能性。城市户籍居民得到粮食配给，农村户籍居民自己种的粮食却要被强征而不能填饱肚子。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户籍居民才得到民国时农村居民的部分权利，且仍然受到遗留的制度性不平等的负面影响。

不同地域的差别与壁垒：户籍制度和分配不均、京沪“特权”、全国各省区之间制度性的差异、人为的不平等与隔阂

不同户籍和居住地的人之间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还体现在地域之间。户籍制度与行政区划、行政管理制度相合，将全中国数亿人（毛时代中国人口在5-8亿人）划分在20多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内。

中国并非联邦制或邦联制等地方自治权很大的体制，而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单一制本来是强调全国整齐划一，尤其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的均一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单一制却颇有特色，即中央集权和地方缺乏自主的同时，又有鲜明的地域壁垒和地域界制度性的不平等。

与城乡之间类似，不同地域的人们也不能自由流动，迁徙需要获得批准。部分省份之间的迁徙和户籍转移，比城乡之间的迁徙和户籍转移还要困难。而生活在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国人，在物质配给、教育资源、升迁机会等方面，有着显着的差异。其中北京市和上海市“断档式”领先于其他省市区，东北和内蒙古等地次之，其他地区再次之且也可分为更多档。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政治地位独一无二，又聚集着大量高级干部；上海是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在中国南方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也聚集着诸多社会精英。所以这二地在所获的基本食物配给、医疗、教育、住房等资源上，具有绝对优势和优先权。

如北京和上海居每人每月可以获得30斤（15kg）口粮和若干肉类，且优先获供给细粮和精肉，也少有拖欠。其他城市居民得到配给的数量、质量、足额度不及京沪，各地农村居民则完全得不到配给。

北京户籍居民可以相对容易的得到名校云集的北京各大学的录取，北京考生在全国重点院校录取比率超过人口稠密的内陆省份5-15倍。上海户籍居民获全国重点高校录取比例也较其他多数省份高出5倍以上。京沪居民的医疗资源，如人均医生、护士、床位数也显着高于其他城乡居民，也得到更高报销比例。

而在国共内战期间对中共支持较多、工业区较大、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东北（满洲）、内蒙等地，当地户籍居民也获得了虽不及京沪，但超过沿海和内地其他省份的粮油肉配给，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更好待遇。如东北和内蒙考生考入全国重点院校的比例是超过全国平均，是河北河南山西湖北等省份的一倍以上。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也得到一定政策照顾，如更多物质和收入补贴、更容易的“提干”机会等。

在大饥荒期间，当全国多数地区都发生饥荒和饿死人事件时，北京、上海却并未发生饿死人情况，只是物质供给略有减少。而这是建立在中共中央强行调剂粮食和副食品、将饥荒地区存粮咄鹊氐慕Y果。如大饥荒之前和饥荒期间的四川，在毛泽东的力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从饥饿的农民那里强征粮食，咄鹊亍�

在《“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一文中，提到自1953年四川就大幅调粮咄獾兀彝膺粮食数量不断攀升：

“在逐年大幅增加粮食征购的同时，李井泉最大的“政绩”就是外调粮食——这是那个年代对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贡献。从1953年开始，四川外调出省的粮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290万吨，7年间增加了5.8倍，成为全国粮食外调第一大省。1957年外调的粮食占全国各地外调粮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麦，调吖爣鷶U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和三个直辖市。四川的生猪、食用油等农副产品也大量供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中央对四川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等农副产品严重依赖的局面就此形成。”

毛泽东对于李井泉积极征粮和外撸o予很高评价：“只知大公无私，不知大公有私”。而大饥荒期间，700万至1100万四川人非正常死亡，包括饿死、病死、病饿而死等。

同样，安徽、河南、甘肃等地的饥荒，也与强制征收粮食咄獾赜嘘P。这些地区在中共治下本来就处于权利地位弱势、缺乏独立性状态，在资源紧张、民生恶化中，不仅没有得到帮助，还被加倍的“吸血”。他们为全国和京沪等地承担了各种义务和付出极大代价，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和利益。

查看大饥荒时期各省份饿死人数量和比例情况，越是政治弱势、缺乏独立性和话语权、内陆汉族聚居的地区饿死人越多，京沪东北内蒙及边疆等政治地位高、重要性大、独立性较强、涉及政权稳定和“脸面”的地区饿死人较少甚至未有饥饿死亡现象（仅仅在大饥荒期间出现部分物质短缺）。这与中共的地域划分、不平等的地域政策、地域之间的壁垒，有着密切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籍制度，也阻碍了中国各省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文化交流，让同属于汉族的中国各地形成不必要的制度壁垒。这也是中共“分而治之”、将权力集中于北京中央政府目的，而有意为之。从中央地方关系看，中共治下的中国不是正常的单一制权力结构，当然也不是联邦制，而是一种既中央集权、又打散地方、人为制造地域隔阂与不平等的特殊体制。这种体制利于中共中央操控全局，而不利于地方的自主与反抗；利于获得政策倾斜的地区，不利于被压制的区域；利于中共权贵阶层和各民族体制内精英，而不利于各地尤其内陆汉族农村民众。

五、干群、工农、城乡、地域差别从毛时代形成、巩固、达到高峰，改革开放之后仍遗留和变形存在，并影响至今
以上所述的这四大差别、等级制度，正是标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放”、“反对剥削压迫”的毛泽东时代所建立和巩固。而且正是毛时代这些差别和等级最为鲜明和严酷。在这四大差别之下，还有更多基于身份的分类和差别对待。如包括干部和贫农的“红五类”和“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以及更多名目繁杂的荣誉和罪名构成的身份差别。

这些等级制度从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1960年前后最为清晰和稳固，“文革”初期等级制受到一定冲击，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酷的对弱势身份者的迫害。“文革”也没有根本性动摇和改变中国不同群体和个人间的地位和待遇差别。可以说，除了1949-1950年年中这很短暂时期，毛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等级鲜明、高度不平等、充满剥削压迫的状态。这与毛泽东、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宣传标榜的完全不同，也是对中共建党后、共和国建国前的承诺的完全背叛。

讽刺的是，毛泽东还公开提出过要废除包括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差别的“三大差别”，可实际政策却是将前两大差别拉大和固化，第三大差别的“缩差”仅限非体制知识分子，中共干部作为脑力劳动为主的群体，特权反而越来越多，待遇远超农民等体力劳动者。这样的“说一套做一套”，可谓是1949年后中共和毛泽东的常态了。

而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后，毛时代的干群、工农、城乡、地域差别，反而有所松动和发生变化。具体说来，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变化最小，干部显然还是特权阶层，民众继续处于被统治地位。但改开后干部和群众这两个身份的政治属性也较毛时代弱化，而更多表现为权力和利益上的差别。换句话说，干部不再具有某种“神圣”属性，而只与其身份所拥有的权力有关。

工农、城乡差别缩小幅度最大，尤其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取消农业税等，工农城乡差别以不再那么鲜明。工人、农民、城市、乡村各自内部及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分化，超过了工农间及城乡间的差别。

如改开后，工人中有一部分仍然是“工人贵族”（主要是国企央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享受八小时甚至更少工作以及同时优厚的福利；而更多工人是私企普通员工、农民工，加班加点工作，收入偏低又缺乏保障，劳动法对他们的雇主形同虚设。这两种不同待遇的工人，根本不是一个阶级。

而地域差别在改革开放后也有缩小，不同地域之间的人们流动更加便利，户籍迁移也更为容易。但地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和保障差别仍然较大。尤其在高考录取比率、转移支付分配、各种政策优惠上，仍然根据地域有明显的差别和利益冲突。

总之，改革开放以后走向资本主义、利益至上的中国，反而弱化了大力宣扬“共产主义”毛时代中国的等级制度。虽然改革开放之后的财富不平等日益严重，但制度上的不平等反而有所减轻，民众有了更多自由和机遇，而少了压迫和束缚。人们的身份地位也不再那么的固定和不可逆，而有了更多流动性。

而改革开放以后存在的各种不平等，也有很大一部分正是毛时代遗留的产物。如城乡和地域差别及相关的不公正，很多都与毛时代建立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地域壁垒有关。户籍制度这一最大的历史遗留，仍然深刻的影响着亿万中国人的命吲c基本自由。而国企的特权、与民争利，同样源于毛时代国有企业的垄断和优越地位。改革开放前京沪和东北内蒙等地的政策倾斜和获得资源优先性，改开后至今也得到了保留。

妇女在“新中国”：“半边天”与父权从属者的复杂身份；“妇女解放”的局限与渐行渐远
     中共从建党到建国，长期都将“妇女解放”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主张，以争取女性和进步人士对中共的支持。在早年，中共也确实较真盏闹鲝埮缘臋嗬杂伞⒎磳浩取o论作为共产主义信仰者对女性解放的立场，还是革命政党反对旧秩序的需要，中共都曾大力推动过妇女事业。毛泽东本人也主张“妇女能顶半边天”，并批评传统礼教和夫权压迫。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第一部法律就是倡导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婚姻法》。许多女性成为中共干部、产业工人、青年学生。中共的若干政策和风气，也有利于女性获得自由、争取平等。

   但随着政权的巩固、中共政策从革命到稳定的需求转变、男性主导政治军事经济的现实，中共的妇女政策发生了悄然但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就是从主张男女平等，到强调男女分工不同、女性相对从属地位；从主张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到分配婚姻和阻止离婚；从性开放到性保守；从强调女性自主决定命撸健奥爮慕M织/单位/公社、服从安排”。

    如一份1968年的离婚诉讼案民事判决书，就反映了毛时代官方以“革命”名义，实际上阻止妇女离婚、要女方服从大局，并将女性追求自由斥责为“资产阶级思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高民监字第177号

申诉人：史德宏，男，三十八岁，京西矿务局干部。

被申诉人：游秀兰，女，三十五岁，中共湖北省咸宁地委干部。

案由：离婚

史德宏和游秀兰于一九五一年自由结婚……近几年来，游秀兰的思想起了变化，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度占了上风……

本院认为……至于“没有感情”，完全是由于游秀兰的资产阶级思想发展的结果……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从各方面进行批判和抵制，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决不能让它破坏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只要游秀兰以“斗私、批修”为纲，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批判和克服自己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双方的婚姻家庭关系是完全能够改善和巩固下去的。

毛主席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人民法院处理婚姻家庭纠纷……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坚决地批判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批准游秀兰与史德宏离婚的判决书，找开了感情变化的原因，避过了两种思想的阶级斗争，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唯感情”论的产物……所以这两个判决书都是错误的，应予撤销。

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67）中民监字第467号判决书和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65）门法民审字第101号判决书。

二、不准游秀兰与史德宏离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印）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判决书反映，“革命”、“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不仅不再是婚姻自由的后盾，反而成为阻止婚姻自由的借口。而主张婚姻自由，成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判决书提到的“社会主义家庭制度”，也正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重新强调传统家庭的重要性，与曾经批判传统家庭及封建礼教的革命潮流背道而驰。而且本案女方还是中共地方干部，也仍然被迫服从，普通女性则更弱势和难以实现离婚自由。

在毛时代，还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和历史细节，也能反映中共对“妇女解放”和女性权利的背叛。如为稳定边疆，中共派遣大批军队和民兵驻扎于新疆等地。而又为了稳定这些几乎都是男性的戍边者，使用软硬兼施方式将大批妇女（包括“出身不好”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亲属、被“改造”的性工作者、城乡流民女性等）咄吔⑴c男性婚配。而且是由男性按照军政职务高低，像对货物一样挑选女性。这些女性并没有自主权，而只能听凭安排。

而在毛时代尤其大饥荒期间，还有大批女性因饥荒被家人或人口贩卖者贩卖，甚至自己卖身求活。如女作家依娃的《陕甘逃荒妇女血泪史》所述：

1：一个妇女，或者年青未婚的女子，可以卖得100元。其中包括坐火车的路费、伙食、汽车费用等等，人贩子除去开销，最后的“利润”可能是五、六十元，这在当时是不少的钱。

2:50元～60元不等。更多的陕西男人，鳏夫或者单身男人根本拿不出一百元钱，就是借，那个年月家家紧张人人没钱，人贩子又着急着走。一般来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把一个妇女从甘肃某县山村领出来，送到陕西某县“收货人”手里，就不会再来打扰他们的生活。于是，50元～60元也能成交，彼此不会吵架闹事。

3：用粮食交换。有时是家里的父亲、兄长，甚至丈夫带领这些妇女出来，挨家挨户的询问，看收留不收留这些妇女、女子。如果有人收留了，讨价还价，换上二、三十斤包谷，也不会太多。当时政府不允许粮食私人交易，如果被抓住就会被没收。

4；一个馍一个媳妇，谁给吃的就跟。一个馍在当时的价格是一块钱，一个馍就能找一个媳妇吗？好像是在说笑话。但是逃荒妇女王秀英，77岁，她说：“我的妹子去相亲，我说能不能看上，回来给我说一声。到那家，人家给吃上了一个白面馍，我妹子就不回来了，跟上人家了。”当时只有19岁的李春花说：“下了火车，就有在火车站等女子的人，他领我到食堂，给买了个馍，就花了一块钱，吃了，我就跟回来了。不说人模样子好不好，先有个地方住下。”

5：白捡一个媳妇。有些妇女是下了火车，漫无目的的要饭，到一个村子被人收留，就一个馍都没有了。还有些是在烂庙里、小草房里休息，被村里人领回去，就那么生活在一起，一分钱都没有花。白捡了个婆娘。

6：儿女白白送给人。有一些妇女来陕西时带着四、五个孩子，因为没有户口，新的夫家很难养活，她们会把一、两个娃娃送给别人抚养。“女娃娃有人要，男娃娃没有人要。”“小的有人要，大的没有人要，害怕养活大跑了。”送自己的孩子给人家，不得分文，只要求把孩子养活大。娃娃跟母亲逃荒出来了，还是不得以送人了。

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这些妇女逃荒来陕西后不可能在城市找到工作，生活下来，她们唯一的生存之道——嫁给一个陕西男人。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都反映了毛时代中国绝不是一些人尤其西方左翼想象的女性得到自由解放的伟大国家，而是充满着对妇女的禁锢和女性的血泪。至于上层阶级的女性所得到的权利自由，那显然不能代表中国全民。许多中外的左派和毛派批评民国时期自由恋爱、身份高贵、颇有成就、活跃于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妇女是“吸食人民血汗的贵妇”，而平民妇女饱受压迫和贫困之苦。那么毛时代那少数上层女性又是什么身份？“新中国”平民女性的恶劣处境又算什么呢？

另外，中共在对待性问题、对规训女性行为的态度、LGBT问题等，也可看出中共的保守化。早期革命年代（1920-1930年代）的中共是支持性解放性自由的，但后来逐渐强调妇女对婚姻的义务。在毛时代，城市乡村还都盛行抓“搞破鞋（婚外情）”。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就以此为背景。中共对于女性的个性解放、性自主从提倡和赞扬，到回避和贬损。另外对于同性恋问题，中共也倾向保守化，还冠以“流氓罪”进行迫害。这与左翼反叛传统、个人解放、同情弱势和少数群体的立场是相悖的。所以从毛时代的中共已逐渐体现其“形左实右”的保守性。

在中共的定位中，建国后中国妇女的地位，已从“应获解放的被压迫者”，变成了“应从属于父权的顺从者”。而“父权”既包括执政的中共，又包括家庭的男主人。妇女群体尤其中下层妇女，成为中共利用发展生产、安抚男性、稳定社会的工具。当然在具体不同时期，中国女性及女权状况也有变化，近年显然走向更加保守。如“离婚冷静期”被写入《民法典》、女权遭受打压等。

笔者也并不否认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女性权利上取得的一些成就，但也必须看到它在妇女解放上的局限、反向行为，以及其治下女性遭受的苦难。中共及其主导的妇女解放邉樱_实打击了传统礼教、宗族、家庭对女性的束缚，但又以国家政权这个新的“父亲”，让女性继续在父权压迫下沦为他者的附属。

关于中共及“新中国”女权问题及历史，笔者另外有文章论述，在此就不再详细展开。仅以以上这些论述和例子，即可说明中共对妇女及妇女解放事业的背叛。

“为穷苦人斗争”的“共产主义”旗帜与“社会主义”面具下，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70余年：中共治下“新中国”对弱势者的利用和抛弃、压迫与剥削
“新中国”的建立，在中共官方宣传中，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压迫一去不复返了”、“穷苦人翻身了/盼来希望了”等。可纵观1949年至今的70多年中国大陆的历史变迁和国情民情，包括1949-1976年毛泽东执政期间的中国，真实情况与这种宣传不仅大相径庭，还有许多完全相反的现实。

在毛泽东时代，穷人名义上得到了很高尊崇，“贫下中农”在当年就是十足的褒义词，“富人”则是贬义词。“忆苦思甜”也颇为流行。可同时，当时中国最穷困的人，包括饥荒中的农民、城市流民、“黑五类”等，却遭受着残酷的对待。许多贫民百姓被枪毙、活活打死、酷刑虐待致死，活着的穷苦者也遭受无尽折磨。被认为没有配合中共政策的农民，以及为求生偷拿一些粮食的公社社员，普遍受到各种批斗和虐待。当时的劳改营、收容所，有大量社会底层人被关押，疾病和饥饿让他们生不如死，劳教干部及管理犯人的犯人都很凶恶。

这些弱势者自己无力发声，个人经历几乎都湮灭在历史中。只有通过其他人搜集的只言片语信息，才能侧面了解这些穷苦百姓的遭遇。杨继绳的《墓碑》不仅记载了大饥荒的悲惨，也搜集了逃荒农民被抓捕、虐待的信息。而如巫宁坤的《一滴泪》、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等都回忆了当年劳教机构的残酷。而莫言、严歌苓等作家基于真实历史改编的文学作品，如《丰乳肥臀》、《陆犯焉识》等，也能为那些受难的底层人做旁证。

如杨继绳《墓碑》中记载的公社干部对农民的虐待和造成的死亡：

这份报告介绍，龙王公社人和管区有 3 被人整死，2 人被整残。贫农社员龚明通因出工不积极，被分支书记罚扣饭 15 天，他饥饿无奈，挖了一些红苕，被 “洗毛芋子”而成重伤，送回家后上吊自杀。大明管区分支书记廖某，强令有病的社员肖有根从公社背米回管区， 肖走得慢一些，就以“磨洋工”的罪名，轮流三次给肖“洗毛芋子”，第二天，肖上吊自杀。肖父因气愤不已而死，其妻精神失常，幼子无人照看也很快死亡。1960 年 8 月，土桥管区双流公社就有五个社员被干部迫害致死。该社总支委员兼前进管区支部书记吴某，在 1960年一年内就逼死社员两名， “洗毛芋子”10 多人，扣饭 300 多人，罚款罚苦工 20 多人。又新公社社员周玉明因得肿病，管区主任周某强迫其出工，昏倒在地，而主任反而诬陷他偷吃红苕，当即毒打，拖回办公室，第二天即死。据不完全统计，土桥区从 1960 年 1 月到 11月，由于干部扣饭饿死 8 人，因占小便宜被干部组织斗争、 “洗毛芋子”而后自杀 26 人，被干部活活打死 2 人。

据不完全统计，长宁县桃坪公社总支书记、委员、支书与乡干部 15 人当中，关过社员的就有 9 人，占 60％。全社伙食团长以上的干部 441 人当中，扣过社员饭的 212 人，打过人的 19 人，捆过人的 48 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有 31 人。被他们扣过饭的社员不计其数。他们私设劳改队，私设监狱，不准病人吃饭，强迫病人劳动。碾坎生产队罗大娘母子 4 人病在床上，10 天不给饭吃，死了 3 人。中坝管理区的劳改队中有一个叫陈玉秀的 11 岁 女 孩 ，她被迫干了 5 天 5 夜的活，疲劳过度，口鼻流血而死。大同管理区社员李友成怕扣饭，带病出工，病倒田间，被抬回后，队长说他装病，踢他几脚，回家即死。

那些在大饥荒中企图活命的农民，当然也是穷苦人，也符合中共名义上尊崇的“贫下中农”定义。可对于这些人，并没有看到中共的仁慈，反而中共军警是非常残暴对待他们，包括殴打、拘禁、劳改，以及对反抗者的杀戮。

曾经的、未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共，鼓励生活艰苦、处于被压迫境地的人反抗压迫、“打土豪分田地”、“打倒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国民党反动派”；而中共掌权后，却千方百计阻止相同处境的农民和各种穷苦人，把反抗者不分是非和行为缘由的称为“土匪”、“反革命”，予以无情的镇压。

中共对于并未反抗政权、只是逃荒要饭的饥民，即便太多无法全部阻止和拘禁，也会在领导或外宾到来时驱赶离开，以免影响观瞻。

如“革命圣地”延安在毛时代就有大量乞讨者，有外宾到来就会把他们从街上“收容”，等到外宾离开再放出（引自人民出版社《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

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集中到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

显然，在中共执政者、各级官吏眼中，党和政府的面子、国际观瞻，比老百姓的生命和吃饭的诉求重要。这与其标榜的“为穷苦百姓而斗争”、“贫下中农最可敬”完全不符，反而与其批判的“国民党反动派”、“北洋军阀”高高在上、践踏穷苦人、弄虚作假、取悦洋人等颇为相似甚至“更胜一筹”。

中共之所以能夺取中国大陆控制权，曾经正是依靠了来自农村的大量兵员和后勤人员，尤其贫苦农民的支持。中共也说淮海战役胜利是“支前民工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中共利用了农民而战胜国民党、成功执政；执政后又通过压榨农民得到工业化资本，也养活了中共干部。但利用了农民、榨干贫下中农的剩余价值，这些穷苦人就被中共所抛弃了。旧的被榨干的穷苦人最终凄惨死去。新的穷苦人又成为政权的廉价甚至无偿劳动力，又开始新一轮的压迫与剥削。

名义上，中共信奉的是为被压迫者说话、为穷苦人代言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却是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对待穷苦的人，只有利用而没有真正的爱护。他们对于有“统战价值”（讨好就有利于统治，得罪则容易遭报复）的势力和人员，无论日本战犯、“美帝国主义”总统尼克松、阿尔巴尼亚友人，都可以极尽热情的招待、不惜代价的示好；对于没有依靠、任其摆布的中国底层百姓，则任意凌虐和遗弃。哪怕曾经，中共承诺过要给这些中国穷苦地方的穷苦百姓好日子、要打倒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

当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实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加明显，中共统治存续成为中共执政集团的核心关切、一切政策的源头。改开后的中共将共产主义理想束之高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目下的权贵资本主义成为主导国家发展的真实路线。这时中共对“反剥削压迫”、“为穷苦人代言”的宣称越来越少，背叛初心越来越明显。

一些人因此认为中共是改革开放之后背弃了共产主义、背弃了反剥削压迫和为穷人代言的初心。但据前面所述可知，从1950年代开始、从毛泽东时代，中共就已经实质上背叛了这些信仰和初心。只是毛时代的中共通过一系列激进政策、红色宣传，掩盖了中共真实的政策、中国复杂的情况，给许多人（包括亲历者和旁观者、中国人和外国人）以错觉。

当然，也确实有一些穷苦出身的人及其家庭，借助中共崛起而成功“翻身”，甚至成为中共高级干部。这些人从在民国时期的食不果腹，到中共统治后的衣食无忧甚至富贵荣华，确实是从中共受益了。但他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贫苦百姓的命撸麄冎皇峭懽优樾碌募鹊美嬲撸揽繉α硗獾亩郐地毧嗾叩膭兿鲏浩冗^上了好日子。他们邭庖脖容^好，没有在各种政治邉又屑移迫送觥５麄兊摹胺怼薄⑿腋！⒁蛑泄捕靡妫@然不能证明中共真的让中国劳苦大众普遍幸福，只能反映其与“打江山后坐江山”的古代造反者本质相同。

对被压迫民众和穷苦百姓的背叛、公开宣称与实际作为的相反：中共的背信弃义和表里不一，造成中国国家命弑瘎∨c亿万人民的祸难
中共之所以曾经得到中国社会各领域的真实支持，从一个建党时仅50余人的小党，发展壮大到可以统治中国大陆900多万平方公里上的几亿人民，以及它对中国内外宣称其合法性、优越性、执政必要性的来源，正是其为穷苦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代言，反抗各种剥削和压迫，建立人人平等新社会的主张和承诺。

可中共在1949年后至今，从整体上及多数具体情况下，显然背叛了其承诺，许多实际政策和行为与其公开主张的完全相反。中共在政权稳固后，从被压迫者的代言人转换为压迫人民的上位者，穷苦百姓遭受剥削和苦难的来源。只是相对于封建王朝和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宣称信仰共产主义的红色政权会做一些与前者不一样的表面功夫和各种新的名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国家，可实际上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国家领导人在内权力阶层的产生和轮换，并不由人民决定，而是中共一党专政和黑箱操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

中共宣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压迫民众，可中共一己之力就在专制、管制、压榨程度上超过了“三座大山”的合力，从镇压和屠杀异己，到造成饥荒和内乱，以及长期的干部对群众的严酷管理，比“三座大山”带来的灾难更大、压迫更深；

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名义上归全体人民所有，可普通大众并不能无偿享受国企产品和对国企进行监督，也并没有均等机会进入国企就职；中共干部公开被要求“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人民为他们服务；

中共批判旧社会官僚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为农民的苦难疾呼，执政后中共以“农业合作化”等名义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中共自己成为全国的“大地主”，对农民的粮食和税款征集比旧社会官僚地主更甚，农民更加穷困；

中共批判古代王朝的官吏衙役和民国军警特宪对社会的控制、对民众的镇压，保甲体制的邪恶等，说过去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大监狱”里，中共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无孔不入的控制和管理，还以户籍制度剥夺民众自由迁徙权，国家权力渗透到最基层，让各族人民生活在新式的、更残酷而难以逃脱的红色牢恢校�

中共及其支持者将中华民国尤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描述的一团漆黑，批判国民党政权专制、腐败、阶级差异、上层富贵而底层穷困，饥荒和战乱不断，对外软弱卖国等，虽有一定根据部分属实，但中共执政后有过而无不及，且是在二战后全球和平发展背景下，却连二战及二战前全球普遍贫困动荡背景下的民国也还不如；

中共推崇工业劳动者，批判旧社会权贵对工人的压榨，宣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却只是造就了工人身份的新贵族，让拥有正式身份的工人凌驾于农民之上，又大规模实行同工不同酬的临时工制度，改革开放后又制造无数“血汗工厂”和“996”模式企业，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劳动者和追求平等的立场背道而驰；

中共对于古代“人吃人”社会里穷苦百姓极为同情、批判那些歧视穷人和弱者的高高在上者，可中共执政后底层民众更无权利尊严，为了党和领袖的功绩面子乱搞农业、虚报数字、造成饥荒，又为了政权稳定和内外观瞻，宁可暴力阻止饥民逃荒要饭、以“收容”等名义监禁和虐待无依无靠的流民；

中共宣称要解放妇女、要女性和弱势群体翻身当家做主，但执政后就更强调妇女服从包括强制婚配在内的各种安排，做国家政权的螺丝钉、男性主导家庭的附属品，并冠以“革命需要”等冠冕堂皇的名义，压制女性对权利自由的追求；

……

总之，中共在执政后的许多行为，都与公开的宣传和执政前的许诺背道而驰，反而与其曾大力批判的邪恶势力和丑恶行为相一致，且其统治下人与人更加不平等，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压迫剥削更甚。只是这些丑恶被换上了不同于旧社会的新名目，政权换上了新“马甲”，更多迷惑性和虚伪性。

当然，中共在执政后也并非完全没有做任何好事，并非一点初心都没有保留，也确曾做了一些让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受益的事，也客观上打击了中共之外其他的各种恶势力。如“爱国卫生邉印贝龠M了医疗卫生体系在基层的普及、妇女解放邉哟驌袅藗鹘y礼教对女性的规训，土地改革等政策曾在一定时期促进农民收益和劳动积极性等。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一些扶贫开发、民生工程，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法治和文教也有进展。

但这些成就和益处远不及中共执政带来的损害，且很多属于执政者应做的基本义务，有些好政策仅仅短暂进行而后来又转向坏的方向。这些都让中共的成就大打折扣，不必对其过誉。在全球进入有史以来最为和平、生产力大发展的20世纪后半叶，中共执政的中国即便纵向比旧社会有进展，和全球尤其欧美、日本、韩国、新加坡、港台等相比，显然是大大落后了，中国被中共拖累了。

而且，中共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落后，而恰恰在于在其宣称的“反对剥削压迫”、“解放劳苦大众”、“人人平等”等方面，其实际行为与官面主张的背道而驰、表里不一、背叛承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被分成若干等级、贴上标签记入档案、人与人不平等现象无孔不入，也是政权对民众压迫最沉重的、人民最没有自由最不解放的历史时期。而改革开放以来不平等继续存在，但束缚有所松动，剥削压迫也变换了具体方式和表现。

有一部颂扬红军的话剧《从湘江到遵义》，因其中借由红军之口质问当代中国现实的“红军十问”，内容颇有政治敏感而具刺激性，导致话剧演出被叫停。而这“红军十问”，可谓振聋发聩，讽刺了中共政权（以及许多中共干部）对曾经理想的背叛：

我们的身体，早已深埋在泥土里！
我们的灵魂，经常在天上会合！
我们仍在牵挂，我们流血牺牲建立的新中国！
我们当年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汙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长征并没有结束，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这“红军十问”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前面的陈述和评论，也给出了回答。曾经的中共革命者、红军战士，起码有一部分是真的有“改天换地”、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让所有穷苦人和被压迫者得到解放的理想的。这也是许多人不怕牺牲参与革命，为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的动力。

经历千难万险，中共从弱小到壮大，从边区窑洞到京畿红门，从一船之地到拥有万里江山，红色革命者成为中国执政者。可他们执政后的行为，背叛了初心、废弃了承诺，并且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的悲剧和不可逆的损害，人民遭受祸难和付出惨痛代价，许多人的生命无辜的毁灭。许多暴政披着“阶级斗争”、“革命”、“反对压迫”等名义，实际则是在进行剥削压迫、对人民施以奴役、造成不平等不正义。

中共所作所为，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根本目的。马克思坚定的批判剥削压迫，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代言，追求平等公正与自由解放。中共及世界上其他若干列宁式共产党，表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若干思想和主张，如公有制、工人至上、反对资产阶级等，但却以各种名目造成更严重的不平等不公正、更残酷的剥削压迫，更加束缚人民自由和欺凌社会中的弱者。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的皮毛，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心灵。所以中共的行为是背叛而非继承了马克思主义。

执掌权柄、坐拥庞大国土和各种资源、驾驭十几亿人的中共执政集团，在依靠虚假承诺软硬兼施连打带骗取得政权后，坐稳了权力宝座，就再也不愿意“下去”了，而是千方百计保住政权，不择手段的维护统治，保障这庞大的食利集团、剥削阶级的特权。中共从激进的“革命党”，到最顽固的“保守党”，其变化如此巨大，在许多人意料之外；而若深知人性和社会现实，又能明白这在情理之中。人往往是利己自私的，失去制约的势力也必然腐化堕落。

但无论如何，中共背叛建设人人平等新社会的理想、废弃为穷苦百姓代言的承诺，摇身一变成为剥削压迫者，都是不可原谅的。而且中共政权犯下与传统封建王朝、资产阶级政权相同罪恶，如残虐对待底层、执政集团特权等，中共政权应被加倍的批判。这是因为其表里不一，且正是依靠各种美好许诺争取到支持和夺取政权，所以对这样背信弃义者应格外谴责和唾弃。

本文之所以重点讲述毛泽东时代的不公不义，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不公正更被广泛知晓和批评，而毛时代在很多人想象中却是平等的、有利于穷苦人、平民百姓有尊严的时代。但真实情况是，毛时代的不公平更加制度化和残酷，弱势群体更无尊严，穷苦人更加贫苦乃至温饱不能满足、许多人在毛政权暴政下凄惨死去。毛时代也并不是真正的正统的社会主义，那时的中共也已经蜕变。所以本文特意重点强调毛泽东时代的不平等和弱势者的苦难。

1949年之前和之后的“两个中共”：从可同情理解敬佩的革命团体，到压迫人民作威作福的“新阶级”，蜕变令人心痛，背叛最为可耻；对于如此重要和耐人寻味的历史与现实，加强研究和反思特别重要
1921-1949年在野、割据、处于抗争状态的中共，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罪恶，但也有许多值得敬佩之处。比如确实是为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抗争，为弱势群体发声，也主张自由民主和军队国家化。许多共产党人，确实有理想和牺牲精神，为信仰、为国家、为人民付出了生命代价。而当时的共产主义革命虽然残酷和充满破坏，也是被压迫者、不幸的人遭受苦难后的反抗、反噬，也是可以同情与理解的。

但1949年之后尤其1950年代初之后上位、执政、大权独揽的中共，则其本质、主流、80%以上的行径，都是恶的、坏的、应被批判和唾弃的。这时他们不仅不再是被压迫者的代言人，还是压迫人民的红色特权阶级。中共各级干部享受了其统治的这块巨大领地上最优质的资源，包括衣食住行、金钱美色，以及许多无法以钱财衡量的服务。留给平民大众的，只有残羹剩饭。而干部之外的中国人，也被按照出身、职业、地域等划分为不同权利和待遇的群体。旧的社会等级看似消亡了，新的等级制度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及各种潜规则出现了，并且在暴力机器为后盾下得以巩固和难以撼动。

执政后的中共统治集团所作所为，与理想和承诺背道而驰，驾驭国家、管制人民手段的残酷，胜于其批判和推翻的旧政权、旧社会。在血与火洗礼后出现的，不是充满光明和正义的美好国度，而是红色幕布遮盖的黑暗牢弧Ｔ诖虻乖S多旧的权贵精英后，主宰国家的是换汤不换药、更加粗俗野蛮的“新阶级”。虽然1949以来的中共内部，并非没有坚持理想与守护良知者，但那显然是少数。而且每一个中共成员无论是否保有良知，都已经享受了特权，成为压迫阶级的一员和国家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

1949后的中共背叛了1949前的中共，数百万计的中共干部背叛了曾经的自己，老年毛泽东也背叛了青年毛泽东。中共也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效仿了列宁和斯大林，却又比列宁更加背离社会主义，比斯大林还残酷无情。中共的背叛和为恶，让汉族和中国其他许多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许多个体生命被或迅速或缓慢的毁灭。

而其中尤为悲惨的，是那些相信了中共看似諔┑脑S诺、“新中国”美好愿景的那些中国人。他们实实在在被骗了。这里包括青年进步学生、知识分子、农民、妇女、前民国政府人士、国军官兵。他们正是听信中共的统战宣传，或加入中共，或充当地下党提供情报，或参与反国民党活动，或提供后勤支持，或率兵投铡６@些人中的大多数，在1949-1976年间都饱受劫难折磨，许多人死去，幸存者也处境凄凉。

他们中绝大多数生前都后悔了，可世上并没有后悔药。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参与推动建立的、名义上属于人民、却只属于一撮人的政权越来越稳固，自己支持的看起来朝气蓬勃进步开明、实则阴险歹毒的政治势力肆无忌惮的压迫和掠夺。这些人自己也被其所滋养的利维坦先后吞噬，却已经无力反抗。这些人在中共诱骗下，一步步走入自己挖掘的坟墓中。

严谨的说，中共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欺骗大众的心态、以夺取权力后享受特权为目的。比如中共一大及陈独秀担任领袖时，怎样看都是一个充满理想、希望救民于水火、让国家民族摆脱内乱外患、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的政治团体。但随着它的成长、壮大，经历诸多内部纷争与外部挫折，在人心的贪欲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影响下，逐渐蜕变，变得功利、阴险、暴戾。

而当中共真的打败各路势力，从西柏坡走入北京城，主宰了中国大陆亿万人命摺⒖梢诧嫶髧辽系馁Y源予取予求时，它完成了彻底的蜕变，露出了无情、蛮横、残暴的本质。它吞噬了上亿人美好而宝贵的生命，将国家民族带入充满悲剧的道路，在国际上被长期边缘和孤立，还让国人之间丧失信任、社会道德崩坏。中共所作所为也让其自身堕落，毁坏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左翼的愿景与声誉。

中共背叛了关于追求平等、反对剥削与压迫的理想与诺言，成为这世界上最大的特权集团，其实也并不意外。因为人性就是自私的，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也是难免的。无论一些人的初心多么纯洁、某些党派的理想多么高尚，但经历了世间的复杂残酷，最终取得不受制约和垄断性的权力时，蜕变和背叛就成为了某种必然，或者说极高概率的事情。古今中外，从农民起义到贵族自我革命，都难免是打倒旧的权贵，迎来新的“人上人”。

而中共的特权、压迫、制造的不公不义、对穷苦百姓和各弱势群体的剥削欺凌，比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更应被批判、谴责、推翻。因为中共口口声声“为穷人说话”、“解放被压迫人民”、“新中国人人平等”，并依靠这些吸引了大众、夺取了政权。而其当权后却背叛了这些理想和口号，自然比历朝历代并未如此宣传和许诺的统治者更加阴险恶毒、背信弃义。当然，中共从理想主义走向利益至上、中共干部从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革命者，变成脑满肠肥、作威作福的新贵族，人民被叛卖被戕害，也反映承诺的不可靠、人心的易变、政治的险恶，非常值得人们反思。

而只有真实的民主政治，包括政治多元化、普选、言论和新闻自由、开放包容型制度和社会氛围，能够最大程度弱化特权、减少不平等。虽然剥削压迫和不公正仍然会存在，有人就会有黑暗面，但还是好于一党专制权力垄断。未来的中国，当然应该走向民主。

到那时，经历“转型正义”和必要清算前提下的中共，也同样可以与其他党派和平竞争。或许那时的中共，能部分找回1921-1949年一些真盏墓伯a党员的初心，愿意真的站在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立场为穷苦和弱势者发声、促进社会公平和人际平等。东欧一些在冷战时一党专制的共产党民主化后“社会民主党化”的变迁，就可以作为某种可资参考的前例。尤其作为在野左翼，共产党对执政党的监督和批判往往是很有力的（但若自身执政就很容易蜕化），就像民国时期中共对国民党及社会黑暗面的激烈而有力批判那样。如果中共真的愿意如此，也算对旧日之恶的一种弥补，对早期理想的追回。

只是，中共断然不肯放弃权力。因为中共从上到下都“尝到了权力（好处）的滋味”，再也不肯放弃既得利益。1949年后许多人加入中共，正是为了特权、特殊利益。改革开放后的“入党者”，更加公开的功利化、党员间心照不宣。当今的党员没有几个真招叛龉伯a主义及相关思想，而普遍就是为了名利、物质欲望。

而且中共背叛了革命理想、杀戮了放弃权力且放下武器的投照摺浩群瓦z弃了弱势民众，也害怕自己放弃权力招致同样后果、被新掌权者杀戮、被人民报复。即便有放弃独裁实行民主的“回头路”，中共也不愿、不敢、不会走。起码，没有外力强力推动和压力，中共断然不会自行结束专制、实现民主和政治多元化，也不会放弃特权和公平分配。

那么，也只有中国人民努力抗争，实现民主，才能终结中共持续的对其历史承诺、对人民、对国家民族的背叛，也才能最大程度减少剥削压迫和不公不义。人民的抗争也可促成中共在压力下内部的反思和部分有良知者的改变。那样对于中国人民，对于各弱势群体和受难者，乃至对于中共，都是好事。

一个世纪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浪潮，让中共在内若干标榜反对剥削压迫、为受苦受难的穷苦人代言的势力迅速崛起，共产主义邉釉谌蚬舱瘛９爬系摹幕杌栌杏X醒不久的、内忧外患的中国，也深度卷入这股历史洪流。饱经苦难和内外欺凌的中国人，面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许多人被深深吸引，为了那“乌托邦”奋不顾身的战斗与牺牲。还有更多人因各种原因被裹挟入革命。

在中共真真假假的承诺、虚虚实实的旗号、亦真亦幻的愿景引导下，中国大陆“换了人间”。“新中国”的朝气蓬勃与暗处的肮脏并行，工业生产的机器轰鸣与镇压异己的枪声混杂，土改丰收的喜悦与饿殍遍野的饥荒前后到来，破旧立新的号角下有形文化与无形道德不分良莠被践踏。毛时代的悲剧尚未足够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到底是什么、又将走向何方，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不厘清历史，人们也会更加浑浑噩噩。

中共的崛起、当权、背叛，有许多需要人们正视和反思的地方。虽然相关研究和反思已有很多，但相对于中共对中国历史与新时代巨大影响、纷繁复杂的细节、留下的诸多问题，显然还要更多、更客观、更认真的梳理、发现、思考。这不仅是过去的历史，也是正在进行的现在；不只是学术与谈助，还是事关国家与个人命叩默F实；不仅关乎政治，还涉及对人性根底和重要社会规律的认识与应对。

中共对工人阶级的背叛

两年前，着名媒体人、前中国央视记者王志安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系列针对工会及罢工问题的评论，包括以下内容：

   “美式工会就是寄生虫，制度毒瘤。今后美国如果完蛋，大概率就死在工会手里。

  我要是竞选美国总统，竞选主张就是宣布禁止工会组织强制性罢工，企业有权解雇参与罢工的工人。

  让美国再次伟大，就必须消灭美式工会对企业家的剥削。

  曹德旺和美国工会之间的斗争，我是完全支持曹德旺的。那些工会就是应该统统赶出工厂，否则将来一定会把工厂搞死。

  曹德旺才是工人的合作者，没有曹德旺，那些工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和曹德旺相比，工会就是寄生虫，他们本身不创造价值，只想把创造价值的企业家弄死。

……

  我觉得工会组织罢工是他们的自由，但是你不能阻止其他非工会员工上班，也不能阻止雇主解雇你。经济类罢工应该在自由交易的基础上博弈，但现在美国很多工会，组织罢工的时候，不让其他人上班，这是啥道理？

  这不就是黑社会么？

  我觉得英国首相玛格丽特当年对抗矿工的大罢工就极有魄力，当年矿工罢工导致燃料短缺，整个英国差一点陷入瘫痪，但她没有妥协，说：

  “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要应对的是企图用暴徒规则取代法律的做法，这种做法绝不能得逞。这种做法绝不能成功。那些人用暴力和恐吓方式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不想接受这些看法的其他人….法治必须战胜暴徒的规则。”

  玛格丽特像个政治家，我比较支持她的主张。

……

  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是现代企业。薪酬低是因为在农村种地更血汗，更奴工，只不过给自己做奴隶而已。

……

  自愿交易无剥削，剥削是马克思经济学中扩大化解释的一个词汇，流毒甚广。

……

  有人说没有斗争资本家会涨工资么？显然会啊，竞争的结果。30年前北京的保姆一个月几百块钱，现在估计六七千，月嫂上万。

  他们斗争了？没有吧。是市场供需改变了。

  越来越多的家庭收入高了，想要雇保姆，但劳动力供给减少了，于是价格就上涨了，就这么简单。

  我一直支持劳方的非经济方面的需求，比如不能歧视，不能有工作之外的各种要求，等等。但经济需求我只支持法律意义上的最低报酬，这之上都应该通过自由交易解决。我不支持任何最低报酬之上的结伙性质的要求，比如工会的集体谈判。

  美国工会都要缴纳10%甚至更高的收入做会费，我个人觉得他们的存在是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不是相反。

……

  这些工会的人得到了加薪，但是，那些明明愿意以更廉价的工资工作的人却失去了工作。那些人才是工人阶级中更弱势的群体。工会维护的从来不是什么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当他们维护成功时，一定会让更多，更弱势的人失去更多的利益。

……

  中共过去的国企，人浮于事，铁饭碗，缺乏考核和监督机制，属于摆烂社会主义。

……”

   以上摘录的只是王志安相关言论的部分内容，其他因为篇幅问题无法全部摘录，但这些基本可以反映其对于工会及罢工权问题的观点。

   简而言之，王志安认为，工会组织工人罢工，乃至工会存在本身，阻碍了生产力提高、降低了经济效率、破坏了经济自由，不利于企业家及企业发展、也有害于工人自身。王志安还认为应该废除工会、禁止甚至镇压罢工、市场竞争高度自由化，尤其反对工会组织和工人集体行动、也不承认剥削压迫的存在，要工人努力工作、提高效率、靠自身奋斗获得收入，社会整体也会受益。王志安还明确说明这些言论并非开玩笑，而是他认为的“常识”。

   王志安言论一出，引发激烈争议。有不少右翼的泛自由派人士支持他的观点，也有不少反对声音。而反对者有的是就事论事反对其对工会与罢工的观点，也有的只是出于反对王志安其人而反对他。其实中国自由派中持与王志安类似观点的，应是大多数。支持和反对者中，有一些仅仅表达观点，有些则简单阐述了理由，但较少有系统性论述工会及罢工问题的。

   笔者虽然并非劳工领域专业人士，但作为一位对于国际工呤芳爸袊と司硾r有所了解的人，在本文就王志安的言论及与工会和罢工相关的问题做些评论，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工人组织与罢工权的起源、价值、正负两面影响，以及世界各国工会及罢工权问题、中国工人面对的真实境况及捍卫其权利与尊严的重要。

  人类罢工活动的起源、发展、形式的演变

   狭义的罢工邉樱侵�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人群，通过停止工作、拒绝完成企业主任务、为工程制造障碍等方式，争取权利和保障自身利益的活动。

   而广义的罢工，则与人类文明史伴生，古代奴工（如手工业者、服务于贵族的仆役）和农民及所有劳动者，都曾以各种罢工或怠工形式，来对抗主人的剥削压迫、争取相对较好的待遇。只是人类早期的罢工往往以消极怠工的形式，而不是积极对抗的方式。但也有像中国西周时期“国人暴动”和古罗马“斯巴达克起义”那样由自由民或奴隶为主体的大规模反抗横征暴敛的暴动。但无论消极怠工还是武力暴动，都反映从人类出现部落和国家形态、阶级分化、分工，罢工和反压迫就随之产生，无论东西方都无处不在。

   古代徭役和农奴制之所以效率低下，即便用皮鞭和棍子逼迫奴工，也仍然无法激起奴工积极性，正是因为奴工敢怒不敢言、无力直接反抗，就在劳动中尽可能偷懒和磋磨，以缓解自身劳动的劳累和被暴力压迫的痛苦。这种怠工往往没有明确的领导者，而是依靠奴工们心照不宣的默契。奴隶制生产形态下，更没有创新创造力，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变革往往需要长期摸索和依靠邭狻�

  近现代各国纷纷废除农奴制和庄园奴隶制，如1861年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林肯时代美国废除奴隶制，也正是为解放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相对于奴工，自由民有了更多自由和尊严，也有着更强劳动积极性。而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之后经济都更迅猛和良好的发展。这也反映了有权利自由的劳动者，要比被强迫的劳动者更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产业革新。

  工业革命后工人恶劣的生存境况；罢工的规模化与组织化、现代工会的出现

   而工业革命后，生产方式发生翻天复地变化，操作新式生产工具的产业工人出现，且数目迅速而不断的扩大。这些产业工人一方面获得了相对农民和传统手工业者更高的平均收入、区别于“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生活，也遭遇新的剥削和苦痛。钢铁工人、煤矿工人、建筑工人……各行业产业工人在将世界改造的天翻地复同时，自身却工作在令人痛苦和危险的环境中。

   如钢铁工人要面临高温热流的侵袭、浓烟灰渣的浸染、锅炉爆炸的危险，煤矿工人更是在几乎完全没有安全设施的井下作业，发生死亡事故是家常便饭。直到20世纪前30年，美国煤矿每年有3000多名矿工因各类事故死亡，每开采100万吨煤炭，就要付出8.37条生命。而如尘肺病等职业病造成的死亡，大多数都难以统计，实际因工致死致残人数比以上数字更高。而一张反映1900年比利时矿工下井的照片中，数十名矿工被塞在狭小的下井梯中，像动物一样肮脏和蜷缩。这些都反映了直到20世纪初，欧美工人工作条件仍然危险和恶劣，更不用说更早的18-19世纪了。

   而纺织工人等轻工业和蒸汽机车驾驶者等行业职工，虽然工作危险性较低，却长期过劳工作，得到的报酬与劳动成果不匹配，身心也在痛苦中。而且由于当时交通工具刚刚发展起来，安全系统缺陷很大，驾驶火车、汽车、飞机及机组人员，也会面临各种危险。纺织工人也会得各种职业病，一些职业病迄今还困扰纺织工人，何况生产技术和劳工保护条件远不如现在的17-19世纪。

  总之，那时的工人工作在非常恶劣和危险的环境中，劳动工时很长、收入远低于产出的经济效益和付出的各种代价。一些工人还时常面临失去生命或重度残疾的危险。另外，工人之间也存在不平等，女工和童工收入显着低于成年男性工人、非白人工人收入显着低于白人工人（哪怕劳动成果相同，也是差异化对待）。

  罢工及工人邉拥脑V求和抗争史、抗争成果；现代工会的诞生、发展、作用

   正是许多不公不义、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微薄的报酬，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人开始团结起来，争取权利和尊严。欧洲三大工人邉樱彩轻醽砩鐣髁x邉拥脑搭^，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邉樱Z轰烈烈的展开了。这些邉佑斜┝Φ挠泻推降模虮┝εc和平兼行的，诉求包括改善工作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对伤残工人予以保障等。之后还有女性的抗争，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而产业工人的结社，也正是在此时大规模成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世界工人邉右幠８訑U大，并与反专制、反帝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义战争、反对殖民主义的抗争相连接。女性工人也和女权主义合作，提倡男女平等和女性权利。正是在工人邉永顺贝呋拢瑲W洲的德国、俄国、奥匈帝国等专制王朝，在内忧外患下垮台，结束了悠久的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迈进。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工人邉佑梢郧暗谋┝εc和平方式夹杂，变得主要以和平非暴力方式为主。到了1990年代之后，全世界工人邉佣蓟疽院推椒绞竭M行。部分流血暴力事件，基本都来自于专制政权的镇压。

   从18世纪至21世纪，工人邉油届豆I革命及产业转型升级，与人类近现代史交互。而工人邉佣际怯杀姸喙と诵纬山M织甚至政党，团结起来进行抗争。工会是工人组织和活动的最重要形式。而罢工等活动也由工会及其他工人组织主导。

    工人们之所以组织起来，是由于单个工人根本无力对抗财大气粗、雇佣黑帮人士、还有国家机器保护的企业主。个体的抗议、罢工、辞职，显然也不能影响企业主和政府的决策。无论武装反抗，还是和平非暴力抗争，都需要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现代的工会也就应叨�

   工会的宗旨是为了维护工人权益，并要求成员集体行动、与同事同仁共进退。工会在罢工或其他抗议时，还会有纠察队动员参与和维持秩序，对于背叛工人集体的“工佟蓖€施以暴力手段。但这是维护工咧刃虻谋匾驼t就无法凝聚力量抗争，会被软硬兼施、同样有暴力能力的企业主及其打手、政府军警轻易瓦解和镇压。

   正是在工会组织的罢工和其他抗争下，从18世纪到20世纪，各国工人阶级的权利从无到有、保障由少到多，从如奴工一样的工作机器、行尸走肉，到成为有自主性和尊严的工人阶级。如八小时工作制、工伤保障、工人医疗和养老保障（退休制度）、工作环境安全保障、工人在必要范围内的自主自治等，逐步得到实现。

   不仅工人权利和保障制度的建立有赖于工人抗争，各种权利和保障制度的维护，同样依靠工会、罢工压力、各种工人邉印７驼t，各项保障只是一纸空文或大打折扣。法律和制度条文的诠释、使用、注解，都取决于法律的制定与执行者及其受到的各方影响。当资本家和亲资本政府力量强大时，法律的解释和执行就利于资方；当工人团结和有影响力时，有利钟摆就会偏向劳方。且双方的博弈往往可以让法律的解释和执行更加公平。而如果只有一方的影响，或双方的力量及话语权相差悬殊，法律的天平就会倾斜而不公正。

   欧美之所以工人保障较好，正是在于工人的团结、工会的强大、工人邉拥呐畈Ｃ绹m然贫富差距大，但工人邉拥膹姶笕匀蛔屗{领和白领工人都能得到较好保障。而像香港等亚洲地区，工人权益往往较差，很大程度在于工人组织不力、政府对工人的打压。例如香港从港英时期到中共统治至今，政府都阻止工人拥有“集体谈判权”，而工厂主和地产主在政法界和舆论界都有垄断性影响力，是香港贫富悬殊、中下层工人生活痛苦的原因之一。

  此外，工会及其他工人组织，也是工人阶级相互联络、交谊、合作、构建阶级和行业共同体的平台。与基督教会、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组织类似，工会也是工人阶级之间交际的纽带，是凝聚人心、互帮互助的团契。而工会大楼、会议厅，也与教堂、清真寺有相似的功能。工人很多是无神论者，或不同工人间信仰不同，又面对工作压力和人际纠纷，显然也需要类似于宗教组织的人际交往和心灵寄托平台。工会虽并不能完全承担这些职能，但显然远胜于无。

  罢工及工会的副作用、危害的有限和更多益处、其他力量对工人罢工及工会组织的制衡

   当然，工会及罢工也确实有各种副作用、负面影响。工人组织起来抗争既可以争取合情合理合法的权益，也可能争取不合现实的、过高的收入和利益。罢工活动也会影响生产进度和效率。工会在组织罢工中，对待工人、企业主及打手、警察时，有时也会使用暴力手段。而一些缺乏品德和怠工者，也会利用工会及反抗企业主的活动以秩〔缓锨槔矸ǖ睦妗４笠幠５牧T工也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甚至酿成极左极端革命，损害包括工人阶级在内各国人民利益。

   但这些问题是任何组织和社会邉佣紩淼囊恍└弊饔茫湮：κ怯邢薜模约翱梢酝ㄟ^一些方式加以弱化的。即便有这些弊端，也更不应因噎废食，废弃、禁制、打压工会和罢工及其他工人邉印�

  首先，企业主、资本家、地产主等资产阶级和精英阶层，本就拥有巨量的资源，其不可能放任工会无限要求权利和利益。资方多数情况下都有充分的资源与劳方对抗，双方博弈下形成妥协，而不会让劳方单方获利。

  第二，政府机构不可能允许罢工者无限的要求和不断损害社会秩序的行为。政府作为保守现行秩序的机构，普遍对罢工持容忍但不鼓励的态度。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对于罢工虽然多数情况下会允许，但不会无限包容。如果罢工的要求明显不合理而罢工时间过长，民众也认为某次罢工不合理且过于影响正常生活，政府就会派出军警人员强迫罢工停止，必要时还会武力镇压。而专制政府则更加普遍镇压罢工。在这样的前提下，工会和罢工工人不可能随心所欲。

第三，无论工会的组织力量，还是罢工邉樱夹枰墓と思捌渌麉⑴c者大量精力、损失不少收入，付出各种代价。罢工和罢市等非暴力抗争，某种程度类似于“自残”行为，首先付出代价的并不是资本家和政府，而是罢工罢市者自身。即便工会给予罢工者一些援助，也往往不敌损失。罢工者罢工期间没有收入，罢工失败还有被开除风险且必然不会补发收入，即便罢工胜利也不一定会补发罢工期间工资。而罢工往往伴随着街头抗议，同样需要抗议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物质。所以罢工者会根据情况、权衡利弊、往往不得已才罢工，而不是像吃饭喝水一样随意罢工、漫天要价。

  第四，工会组织虽然有一定强制性，内部往往也有不少黑幕，但仍然基于法律，成员有基本自由，大多以民主自治方式咿D，不可能有人一手遮天。即便工会核心小团体影响力大，也不可能主宰会员命摺９o予工人的庇护和支持作用，还是大于其阻碍自由和影响效率等负面作用。工会也会有一些道德准则，而不会庇护无赖和怠工者。当然在一些特殊国家特殊情况，那是另外一回事。正常民主国家，工会与其他政党和团体一样，都需要接受社会监督。而且资本家和政府也不会对工会内部黑幕视而不见，相反往往密切关注以便离间工会成员之间关系。而且，随着时代发展，绝大多数工会的暴力成分已几乎消失，核心组织者和普通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平等和谐，成员的进出也都基于自愿（但退出前提是不能破坏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的罢工）。

   总之，许多人对于工会缺点及罢工危害的看法，是夸大了其缺陷和危害，是过度和不必要的担忧。如果没有工会和罢工，那么固然没有了这些缺陷和损害，但却会让工人在内各种劳动者及社会中下层民众遭受更大的损失和伤害。当然，对于工会及罢工存在的问题，也确实需要正视和解决，工会和工人力量也需要被其他势力适度制衡，但不应超过必要限度、不能因噎废食的取缔工会和禁止罢工，也不能对工人和罢工过度的打压。

  罢工权、工会、工人福利保障存在的法理与人权层面的必要性、哲学与人文主义价值

   其实，罢工权利及工会组织的存在，不仅有现实必要性和意义，更有自然法权、基本人权、哲学与人文理念上的必要与价值。

   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及其他诸多纲领与宪法所说，“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与生俱来都与其他的人有着平等的法理权利和尊严，而不因出身、财富、性别、身体状况等而有所差异。但现实中，由于不同身份和阶层人士的权力、地位、金钱等差异，不同的人之间形成显着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往往又会进一步制造更多更大的权力、地位、金钱的不平等，并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的尊严、所得、利益，实实在在决定人的生活幸福与不幸、物质与精神的得失。

    面对法理上平等的应然、现实中不平等的实然、法理与现实的落差，人类社会就需要采取诸多方式弱化差异、减少不公、最大限度接近平等，并在部分领域实现平等。如民主选举、法律与法治、社会契约、税收，都是促进平等的手段（哪怕他们也可能被用来制造更大不平等）。

   而在工人与资本家、劳动者与统治阶级之间，同样有着显着的不平等。这既有不同身份者分工差异必然导致的不平等，也有强势一方利用其权力和资源有意制造、加剧、巩固的不平等。在这样不平等下，弱势方通过纯粹讲道理、诉诸法律等方式维权，并不总是成功，反而常常失败。

  在这样的情况下，弱势一方有天然的反抗权，尤其以和平非暴力方式抗争、争取和保卫符合情理法利益的权利。而对于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停止工作，迫使企业主和权贵阶层让步，是最惯常的手段。而单独的罢工往往难以起到效用，那么组织工会、集体罢工、集体谈判，就是必然的路径和又一应有的权利。

   罢工和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是劳动者固有的权利。由于劳动者相对的弱势，需要赋予其独特的权利、允许其使用非对称的手段。只有保障罢工和组织工会的权利，才有可能捍卫人权和劳工独特权益，以及对抗强大的统治阶层、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劳动者组织工会，以人数优势对抗资方的资源优势及政府的支持，是若干劳工权利和维权方式中最重要的权利与手段。

   而工人在内劳动者获得工资、全体公民拥有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必要的保障，同样是人自然而然应有的权利，而不应剥夺。只是劳动者的收入和公民保障，除满足最基本需求之外的部分，需要与劳动价值（贡献）和劳动强度（代价）相吻合，并与其他公民相对一致，既不应被剥夺和损害权利与利益，又不应显着超出其他劳动者和公民的保障水平，以保证平等与公正。

   无论劳动、罢工、组织工会、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等，都只是实现人幸福的手段。如果为了创造财富、提高效率，而要求劳动者付出过高代价、损失更多幸福，那也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良好的劳动关系、经济模式、社会状态，要以人为本，兼顾效率与公平，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实践经济发展，以折中与稳健方式促成社会繁荣安定，既不让理想沦为空谈和被扭曲，也不为现实不择手段、牺牲弱者利益。

   保障劳动者罢工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和关怀，是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在现实中的实践。当然这种保护和关怀并非恩赐，而是劳动者天然应有、现实中也应由其自由、有序、有度行使。并由公民社会契约和民主法治体制予以保障与协助的。

  在包括劳动者在内国民权利平等问题上，中国的许多人士往往是不以为然或缺乏意识的。无论是中国官方建制派、既得利益者，还是自由派和政治反对派，普遍蔑视人与人的平等，尤其反对“结果平等”，且对“机会平等”也不屑一顾。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作祟、严重缺乏平等博爱的人文精神的后果和表现。中国人尤其社会精英这样的价值观，在当今世界是较为少见的，其他无论欧美还是亚非拉多数国家的社会精英尤其知识分子，普遍重视平等。中国是一个特例，且是不良的、令人担忧的特例。而这样的特例，正是来源于中国的特殊现实，又反作用于中国特色的现实中。

   中国的工人、罢工、工摺⒐浩毡樾耘c特殊性结合下的畸形果实与复杂幽微情状；“中国模式”和“低人权优势”；中国工人抗争的必要性与正义性

   中共建政前中国工人与工吆丧�

   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工人邉樱噍^于其他国家尤其亚非拉国家，是没有多少特殊性的，与国际工人及工叩闹髁骰疽恢隆Ｖ袊F代产业工人诞生于从清末洋务邉拥矫駠鴮峥I救国的历史浪潮中，而中国工叩拇笠幠Ｅd起则是民国初年。

  相较于欧美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更为恶劣、收入更是微薄、生活更加拮据。这很大程度在于清末民初中国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落后、生产关系的野蛮，以及中国官吏更加残忍的剥削、对待工人的苛酷。中国工人及工业还要遭受显着先进于中国的西方企业竞争和西洋工业品的冲击。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工业又面临日本的竞争和压力。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虽是为其夺权的宣传，但也是当时的客观事实。

  清末时，腐朽暴戾的满洲贵族和满汉官僚残酷镇压大众，所以那时的工人要么逆来顺受，要么加入会党参加起义，而没有和平抗争的空间和舆论发声平台。民国后，社会自由空前增多，工人的和平非暴力邉印⒓嬗斜┝εc和平的抗争，呈爆炸性增长。另外，由极左翼的共产主义分子鼓动的工人暴动、武装斗争，也日益增多。

   民国时代的工人，既遭受国内官僚和资本家的盘剥，也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及产品倾销的压力；既是遭受多重压迫苦难沉重者，也是相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等较落后生产者的、代表新兴的、先进生产力的、国家振兴希望的工业劳动者。简而言之，工人既倍受压迫，又肩负重任、被寄予厚望。于是，那时的工人处于政治的中心地带、工哳l繁，各方也都积极拉拢和动员工人，国民党和共产党即是联络和策动工人、发起工叩膬芍ё钪匾α俊�

   国共主导的工撸邢嗤灿胁町悺６叨纺娬{工人的被压迫与贡献，国民党集团相对更强调工人促成民族复兴和抵抗外侮；共产党则更强调工人的阶级属性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角色，及反抗资产阶级中的作用。在国共合作时期，双方都致力推动工人邉樱�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广东和香港工人反帝反资抗暴斗争）就是国共共同主导工叩牡湫汀�

   但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清党”，以及国民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性质和任务的改变，国民政府对工人邉佑芍С譃橹髯兂梢种茷橹鳌６泄苍馐苌蛑卮驌簦m仍希望动员工人，但力不从心，中国工卟辉倌趋峒诧L骤雨。但国民政府统治下工人仍然有罢工的权利自由，全国各地的罢工、罢课、罢市仍时常发生。

   这些罢工大都是为争取合情合理的权利，也基本遵守法纪，并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相反，之后十年的工咔∏》从沉斯と丝范币c阶级调和实现了较好的平衡。1927-1937年，民国“黄金十年”的光辉成就，和工人阶级努力工作密不可分。

  而抗日战争期间，工人无论参军还是继续工作，都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这时的中国工人普遍配合抗战大局，很少有罢工行为。

   抗战后，中国逐步滑向内战。在内战及战争间隙，工人在国共之间较为亲近自诩工人阶级代表的共产党，哪怕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已对工人权利做了许多保障。工人通过在国统区大城市发动工叩确绞剑魅鯂裾慕y治、策应中共的攻势。在中国东北的工人，还为中共提供了直接的军事和后勤上的强力支持，成为中共打赢内战的关键因素。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人阶级：被优待的特权阶级、贫困国家的贵族、独裁者的工具、复杂的身份角色、内部的差异

    1949年中共建政后，工人阶级被赋予了中国领导阶级的崇高地位。1954年及之后的多版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在现实中，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准确说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也确实居于领导地位，尤其相对于农民阶层，工人在政治上、物质上、话语权上、生活上，都居于优越的位置和状态。

   中国在1950年代初，通过“三大改造”及没收外国财产，将民族资本主义和外资企业，都改造为由中共体制统辖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其中规模较大和较先进的企业均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而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和企业，也成为毛时代中国工业的骨架。

   这些“全民所有制”企业，名义上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体人民所有。但实际上，无论产料的调配，还是产品的配给，都由中共党干部决定，而并非真正归属全民，也非由全民相对均匀的受益。而工厂的管理、咝小⑸a内容和方向，也由中共党政官僚决策。

  而工人自身的权利自由和生存状况，则处于一种颇为特殊的状态中。一方面，中共治下的工人并没有正常民主国家工人那样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甚至人身都不自由，如很难更换单位（没有自由竞业的可能）、没有介绍信不能随意旅行），也没有真实的罢工权（虽然1975年宪法中包括了“罢工自由”，但只停留在名义上，且时间短暂，后又取消），与当时中国其他群体一样被实际剥夺了政治权利，某种程度只是中共政权的工具和奴隶。

  但另一方面，相较于占当时中国劳动人口约80%的农民阶层，占中国劳动人口约15%的工人阶级，享受着远超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地位上的尊崇、令农民艳羡的保障。在当时，中国工人的医疗、住房、养老、子女教育，均由工厂或政府完全承担，个人不需支付一分钱。一些条件较好的企业，如鞍钢、一汽、一拖等，还会给予工人疗养、旅行、休假等待遇。除非“反革命”或犯下严重刑事罪行（如杀人），工厂会将其开除，否则即便不称职、常年消极怠工、打架斗殴，也可以将“铁饭碗”捧一辈子。而当工人老去，不仅自己有退休金，子女往往还可以顶替职位，世袭罔替，同样享受这些保障。

   虽然以同时期发达国家及当今标准看，毛时代中国工人享受的物质条件其实仍然有限，也谈不上富裕，但在那个中国人普遍高度贫穷的时代，工人显然是“人上人”、“工人贵族”。1960年前后中国发生大饥荒，数千万人死去，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以及少数知识分子，工人鲜有饿死情况。这正是在于中共政权宁可强制征粮饿死农民，也要满足工人需要、维持工业咿D。在毛时代一些时期和情况下，因对工人的推崇和依赖，部分工人待遇甚至好过机关干部。

   但同时，工人却并没有因此做出与所得相匹配的贡献。相反，工人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都颇为令人失望。虽然中共利用和奴役工人，但又放纵工人在非政治的生产领域的堕落，以及工人对农民等更弱阶层的压迫。无论是计划经济及公有制本身的缺陷，或者说以“反对资产阶级剥削”为理由对工人的尊崇和放纵，也往往放任工人的怠工、偷懒、“跑冒滴漏（各种生产事故和产料产品毁损）”。工业生产中也缺乏可靠的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一杯茶一张报纸一把椅子（休息）一整天”。即便有时上级下命令进行工业“会战”，也不管质量匆匆完工、敷衍交差，然后再回到喝茶看报聊天的日常状态。

  工人们为自身舒适，工作效率极低、敷衍了事、粗制滥造、浪费原材料，还有不少工人偷盗或明目张胆的“拿”生产材料和产品，所谓“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没有竞争压力、管理者担心政治批斗（严格要求工人，可能会被扣上“资产阶级法权”、“白专”之类帽子）而不敢管束工人，所以这些消极怠工、影响生产、偷盗国家资产、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不仅难以制止和惩罚，还愈演愈烈。粗放的管理和邉邮缴a，也进一步破坏了生产关系。

   于是，毛时代的中国工业，效率极低、浪费严重，更没有创新能力，主要靠吃民国的老本（甚至使用清末一些机械和技术）、苏联的援助、日本在伪满存留的工业基础等，以及从农民那里榨取的巨量资源，维持臃肿庞大而又虚弱的工业体系、供养大量尸位素餐的工人。这时工人的福利，某种程度确实扮演着“养懒人”的角色。但工业效率低和工人怠惰，根本上并非福利问题，而是计划与指令型经济体制缺乏活力、中国特色生产管理体制不科学（相较于苏联虽僵化但有一定科学规划，中国毛时代经济更多是无序和混乱）、没有竞争和对照、市场压力和反馈缺失、监管不力等诸多原因共同造成。

   而中共之所以如此优待工人，既是由于中共极左意识形态对工人尊崇的现实实践，也是为巩固其统治的手段。对中共而言，除了党干部和解放军，工人是其最可靠的统治基本盘，工业是中共政权统治的红色中国赖以生存的骨骼，工业成就是彰显中共统治优越性的标志。发展工业、优待工人，也即捍卫中共自身统治合法性和安定性。为此，他们当然不惜优待工人，而在“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为纲”大前提下，对于工业效率和产品质量反而并不在意。而收买拉拢工人的代价，也主要由农民（在党有土地上边的党营农场工作的农业工人）负担，中共“慷他人之慨”，自然“崽卖爷田心不痛”。

   而对毛时代工人自身而言，处境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没有作为正常国家公民应有的许多权利（如真实的选举国家公职人员和人民代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没有哪怕在多数资产阶级国家也拥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自主罢工自由，即便参与政治活动也是在中共党或毛泽东本人的指挥、授意、操纵下进行（而非自发自觉自主的参与政治）。“文化大革命”时工人参与“武斗”，也同样被拘于特定的范围和目标，而不允许其反抗中共、中共体制、毛泽东本人。但同时他们又在生产和技术方面不受严格管束（乃至非常放纵）、保障健全、在贫困饥荒年代中衣食无忧，是“工人贵族”。毛时代的工人，除少数情况下接受重要任务需加班加点干活，大多数时候并不会超时工作、不被剥削压迫。相反，这些工人工作时也能悠闲自在，反过来还借助“剪刀差”剥削农民。

    不过以上主要指“全民所有制（国企）”企业的正式工人。毛时代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之外，还有大量“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除了少数大型“集体所有制”企业待遇接近“全民所有制”企业，其他企业得到的政策支持和保障远低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级别的企业，工人待遇往往也颇有差别。

    而无论哪种所有制企业，除了正式在编职工，还有大量非正式（也就是“不在编”）的临时工、短工、雇工。这些非在编工人没有正式在编工人那样“从摇篮到坟墓”的优厚福利，只能得到按照工作时长或计件方式得到的直接工资，且往往远低于正式工人同时长同件数得到的工资。而且现实中，往往是最苦最累的活由临时工承担，而国企正式工悠哉悠哉当“甩手工人”，但工作周期结束后最终分配的报酬，前者所得远低于后者。

  这意味着，除了工人和农民的“剪刀差”和“双轨制”，工人内部也存在“双轨制”。而“编制”，即是区分正式与非正式工人及不同待遇的标尺。编制内外的工人，不仅“同工不同酬”，福利保障更是天差地别。毛时代的编外工人甚至说完全没有任何保障。通过“编制”，中共也区分了自身统治的基本盘和非基本盘、“自己人”和“外人”、可靠者与不可靠者。

   而这种“双轨制”，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理想的嘲弄。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着作，都非常强调工人的解放、人类的平等，且也明确主张工人内部的平等、批判“工人贵族”。只是马克思时代批判的“工人贵族”指那些与资本家关系紧密、收入较高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但中共统治下将做同样劳动的工人分为“在编”和“不在编”，对二者保障天差地别，是比马克思所批判的不平等更大的不平等。而若将“双轨制”下不同工人等同视之、都归为“工人贵族”、“懒汉”，或都当成“奴工”、“被压迫者”，显然都是错误的。

     而马克思虽然高抬工人阶级，强调工人在生产力和社会变革中的先进性，也批判过农民的落后，但他更强调平等与自由，当然不会想到也不会认同中共毛政权让工人处在“九天之上”、让农民在“九地之下”的悬殊待遇。工人确实是先进的、比农民更促进生产发展的，但显然农民不应被当成二等公民对待和压榨。而且中国毛式体制和工业模式，粗放、技术含量低、浪费严重，以农民为代价也并未达成国家工业化目标，只是让一些工业企业悬空般架在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这些“全民所有制”企业，供养来源于全民，但不能反哺全民，反而吸血和拖累全民。

   显然，毛泽东和中共扭曲了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推崇，异化了社会主义，以“共产主义”的红皮，行古代专制社会将人分为尊卑贵贱不同的等级社会之实，其工业体系、工厂咦鳌⒐と舜觯际腔蔚摹⑦`背经济规律、违反平等的。它既不是资本主义工业模式，也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而是通过强制手段塑造的、为政权服务、不顾现实和生产效率、牺牲农民等其他阶层权利，构建的畸形工业架构和工人待遇。

  马克思主义，是明确反对剥削压迫，反对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反对将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不幸基础上。而毛时代中国的工人农民二元体制、工人内部的“在编”/正式工和“不在编”/临时工的“双轨制”，恰恰是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最着力批判的“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幸福建立在另一部分人不幸之上”的行径和状况。而那些工人贵族，也与马克思批判的资本家及其走狗们在本质上无异。这些剥削压迫的实质，并不是换了套皮、改了身份、变了说辞，就能掩盖的。

  毛时代的工人体制下的劳动权利保障体系，是非正常的、不平等的保障制度；这样的工人，也不是正常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工农关系、工人与其他阶层的关系，也不是正常与和谐的生产关系与人际关系。显然，也不能以毛时代工人的低效堕落，来否定正常环境国家工人福利保障制度的必要。而中国不正常的劳动体系和工人待遇，到了邓小平时代及今日，仍然处处存在，只是“不正常”的具体内容和表现有了很大变化。不过，毛泽东到邓小平乃至今日中国扭曲的工人境遇，也让中国人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工叩恼J知随之扭曲，并衍生诸多不良后果。

   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工人阶级境况：“中国模式”下不同身份工人待遇的显着差别、经济繁荣下劳工权利的严重受损、“低人权优势”的残酷本质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工业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制等名义公有制的企业垄断的历史告一段落，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蓬勃发展。而大量农民也开始进城、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二三产业）工作。这样，就诞生了农民工，即家园、户籍、出身、社会待遇是农民，又在城市或工业区做工的特殊身份群体。2000年，中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2023年已近3亿。除了农民工，还有大量作为城市户籍居民的非国企工人（包括白领和蓝领及其他类型工人）、国企外包工人，自1980年代之后也有1-3亿。而国企及大型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正式工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数千万人这个量级波动。显然农民工及城市非国企工人，可称为“非公工人（公有制企业正式工以外的工人）”，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的真正主体。

  虽然相对于毛时代，改革开放后的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非公工人数量暴增，但国企（邓江胡时期，“全民所有制”已基本改称为“国有制”，在名义上也脱离了“全民”）正式工人和非国企工人/国企外包工人的“双轨制”，并没有破除。虽然经历了1980-2000年“大下岗”的“瘦身”和冲击，国有企业裁汰了大量工人，但大多数工人仍然留在工厂，从事远较非公工人轻松的工作、得到优厚的福利保障，并继续以变相世袭方式世代传承。

   对这些国企及国企正式员工而言，其劳工权利得到了超额的保障。他们也继承了毛时代的低效和浪费，其所得往往不及劳动价值，而其中差额由国家财政及全体纳税人承担、民营经济的盈利弥补、国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为其借贷。基本部分国企央企做出不小成就，也是建立在无限投入纳税人的钱、各种政策优待绿灯、牺牲其他企业和人群利益，来实行的。

  而占到改革开放以来工人80%以上的非公工人，包括城市民营企业工人和个体户、外资企业中国籍工人、农民工、国企外包工人，则处在极为严重的剥削压迫中。

   长期以来，中国各地工厂的工人都在超时、过劳、时常发生工伤的状态下工作，得到的薪水却很低。工厂主和管理人员往往使用粗暴的、侮辱性的、侵犯性的方式对待工人，为达成生产目的不惜透支工人的体力、脑力、健康。无论是着名台湾企业“富士康”在大陆的各工厂，还是国内各种小作坊、乡镇企业，都是如此。中共官方则站在资方一边，拒绝执行《宪法》、《民法通则》/《民法典》、《劳动法》等法律中对于劳动权利的保障条文。当发生工人罢工和抗议时，政府还派警察甚至武警协助维持生产秩序、弹压罢工。

   而中国工人的处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的典型体现和后果。关于“中国模式”，我另有文章论述，摘录于此：

  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压制包括劳工邉印⒕S权抗争、女权邉釉趦鹊母鞣N争取和维护权利的社会邉樱沽T工、游行、组党结社等政治行为；

    依靠军队、警察及黑恶势力，采用武力威吓、限制人身自由（如户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区矫正、其他“强迫失踪”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劳教、收容、“双规”）、监视、恐吓、骚扰、拘禁、殴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维持社会稳定；

    以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会保障压低劳动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础上逼迫国民参与生产建设、以高效率拼命劳作以维持生计，而将这些工人、农民、普通职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的绝大多数掠走，用以为特权阶层分肥和投入再生产。

    此外，该模式还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并不惜代价达成关键目标、以纵容腐败和潜规则来激励官商民较高效工作、政府机构/国企/事业单位有严格的科层等级制等特征。

    整个模式以“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一切”为两大基本点，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人权、压制相对弱势者对正当权利的追求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

   维持社会不平等状态、塑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鼓励人们放弃权利维护而转向自我实力提升（且倾向于暗示不择手段），以维护特权阶层利益和刺激国民奋斗积极性；

    以损害中下阶层、女性、身心残障者、边缘化人群等相对弱势、异质群体的权利为代价，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和阶层固化加深，“损不足以补有余”赢取既得利益阶层的欢心；

   放弃意识形态争论或只将意识形态作为“遮羞布”，将追求利益和实力作为第一要务，从国家政策到社会风气乃至个人价值观，皆高度社会达尔文主义化和犬儒化，官员和民众普遍道德沦丧招艈适В�

   有意营造和放任社会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为强化社会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转移国民注意力、刺激劳动积极性，作为“饥饿政治”的一部分；

  通过禁制政治抗争和意识形态竞争，保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减少了影响经济的人际群际争斗和“内耗”，将人们的精力和动力引向发家致富，确实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导致社会问题和利益冲突缺乏公平合理的解决渠道，暗处的暴力与冲突加剧、灰黑的腐败与“潜规则”盛行，制造了更多与公开政治冲突不同、但实则更为“内耗”、“内卷”的后果；

   利用中国和东亚传统的重视秩序、人民较为忍耐服从、受教育水平高而工作熟练和遵守纪律、社会管制体系健全的特性，将这样的特性加以扭曲化的改造和透支式的使用；

   透支资源、环境、人的身心潜能和忍耐力，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经济的繁荣及一部分人（包括大量尸位素餐甚至从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后以上政策不断循环下去，以维持统治存续和社会咿D。

    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模式”实现了“标准配置”，即政权采用“形左实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争取政治权利与自由的抗争被极大压缩，“闷声发大财”成为国民主动或被动接受的现实。该模式此后又被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名，逐步稳固和“升级”。

   它也在吸收、借鉴西方的经济学说和发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推动国企改革和货币改革（伴随着悲惨的下岗潮、物价大涨和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而如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又得到中国既得利益阶层的青睐。而这两套西方经济学说均主张较低的社会福利、忽视劳工保障，倾向于弱肉强食的发展模式。

    中共摒弃这两个学派关于政治经济自由的主张，但吸收了其丛林化倾向的、低社会保障的、强调效率无视公平的经济理念。这些西方右翼经济理论在中共暴力机器下，将其野蛮残酷一面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中国模式”中保障经济发展的关键部件。

   而且，中共也在实际上完全放弃了其政治纲领中“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压迫”的诉求，相反全力取悦和纵容位于全球产业链上游的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及国内外权贵资本家，攫取中国资源、压榨中国劳动力，还积极镇压工农大众。而美日欧各国也愿为自身利益，默许甚至支持中共在中国的继续统治。某种程度上，中共已成为其当年最为反对的“外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代理人”。这是颇为讽刺的事。

   40多年来，“中国模式”的确刺激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急速发展并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也同时极大的侵害和压制了人权与自由，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劳工阶层的权利受损至为严重。

  ……

  这样的“中国模式”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造就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工人的命吲c生活。相较于极度贫穷破败、人们被分成若干等级、旅行自由都被限制的毛时代，邓小平及之后中共统治期的中国大众，有了靠自己勤奋劳动满足温饱、改善生活的机会。尤其是以前被禁锢在农村、从事极为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可以成为工人、获得更多收入、多了一点自由和物质享受。

   但相较于正常国家（不仅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也包括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中国非国企工人尤其农民工，仍然严重缺乏基本的劳工保障，收入也显着低于产出（这可从收入与GDP对比来分析）、收获小于贡献。

   中国工人也没有结社自由和罢工自由，1982年宪法将旧宪法上工人名义拥有的罢工权也予以取消。而毛时代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国企正式工和临时工/外包工的多个“双轨制”，在邓时代仍然延续了下来，只是部分的有所松动。但国企在编职工和“非公工人”在保障上的巨大差异，并没有消失，这两种工人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地位和境遇，而不可混为一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苦况和抗争的必要性重要性

   虽然根据宪法，1978年至今的中国名义上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占中国工人数量80%以上的非国企正式工的“非公工人”，不仅不是被广泛尊重和保障的领导阶级，反而和农民类似，是饱受压榨欺凌的被统治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其中规模庞大而身份特殊的“农民工”，更是遭受作为工人和农民的双重压迫，劳动内容和贡献与城市工人无异，却又没有城市居民相对略好的待遇，还往往承受与父母子女分离、夫妻分居的骨肉分离之痛，并在农村留下数千万“留守儿童”，或让孩子做与自己一起在城市漂泊的“流动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劳工保障缺失类似，这些儿童的教育和身心健康，都难以得到良好保障。

    中国大多数工人，包括部分白领和大多数蓝领，虽然满足了温饱、维持了生命，但在看病、住房、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往往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些工人日常攒钱，往往一次大病就花光积蓄。即便侥幸无大病或硬挺过病痛，家庭开支也让他们压力巨大。即便那些外表光鲜的白领，也要从事“996（早九点工作到到晚九点，一周工作六天）”式繁重工作，有猝死的风险，而收入也并不算高，尤其面对高昂的房价，高级白领也“压力山大”。

   中国工人的这些困窘，根本上都在于劳工权利保障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低下、收入水平相较物价（尤其房子等刚需品价格）的微薄。这些国家社会的生产与建设者，并不能享受自己大多数的劳动成果。

  而这不仅让工人自身陷于困窘，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内需，其中内部消费是绝大多数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动力，且最为根本和稳定。但由于中国工农等大众收入偏低、社会保障不足，所以消费能力和愿望也偏低，继而影响经济繁荣。只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也让经济不稳定和畸形。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美国财长耶伦等人，都曾疑惑过中国为何拒绝提高福利以刺激消费和改善经济。

   而中国之所以拒绝加强保障和提高福利以刺激消费、发展经济，是因为其构建的“中国模式”是以“低人权优势”为基底，尽可能压榨平民和弱者、以低收入和零福利刺激人们拼命劳作换取温饱。如果给予劳动者更多收入和保障，也就不再有“低人权优势”。

   若更进一步的揣测，中共也是希望以类似于古代秦国专制设计师商鞅的“疲民弱民辱民”之策，或按照现代政治经济术语定义的“饥饿政治”，有意压低国民收入和保障，削弱国民生存能力，以使国民长期生活在贫乏和不安定状况下、没有能力独立和有尊严的生活，只能成为现代化下的某种形式的新式奴隶，必须通过依附体制、依赖强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精致利己，以维持基本生存，而无力表达不满和反抗。

  在“低人权优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模式”下，中国工人常年工作在“血汗工厂”中，没有劳动者应有的尊严、保障，收入不抵贡献。发生工伤事故，有时根本得不到赔偿和善后，有时能够得到一些补偿但不足以弥补工人损失。一些工伤致残的人更是丧失劳动能力、后半生都极为凄惨。这些都实实在在损害着工人的权利和利益。虽然最近十几年，中国劳动仲裁机制和司法体制有了一些进步、规范化和实效性都有提高，但仍很有局限，且受益者主要是白领阶层及其他正规企业的中层及以上人士，大多数劳动者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讨得公道。

  如果说在1980-1990年代，由于中国过于贫穷落后，也尚未完全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和融入全球化，过渡期间以强调效率、发展经济为主，劳动者也急着满足温饱而无暇考虑更多权利，尚可理解。但进入21世纪，中国已全面现代化、国家日益富强，作为国家最主要贡献者的工人（包括农民工），显然应当更多更公平的分享劳动成果，而非继续做“血汗工厂”的奴工。许多在“富士康”工厂代工苹果手机的中国工人，却买不起苹果手机，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而同时，美国工人工作不到一周，所得工资即可购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而所谓“福利养懒人”问题，在非国企的工人及国企的外包工人中，基本并不存在。或者说，中国工人的保障程度，还远没有到将“福利太高养懒人”加以重点考虑的水平。这就像对一个常年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人，不积极保障其进食救命，却考虑其营养过剩会得肥胖症、糖分摄入过多会有糖尿病，显然是脱离现实的杞人忧天，颠倒了事实、搞错了重点，影响了当务之急的救助。

  生活在“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工人，遭受着中共权贵和官僚、本国资产阶级、外国势力和资本的多重压迫，还遭受这些势力所雇佣的打手及黑恶势力的直接伤害，既有世界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工人遭受压迫的普遍性，也有在中国极权和丛林模式、名义上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左实右”政策迷惑、严密的专制压迫和控制下被剥夺更多权利自由、被压榨程度更重、反抗更难的特殊性。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工人有以结社和罢工等形式反抗的更大正义性。

  中国工人抗争面临的困境和“软肋”：专制体制、无组织与散沙化、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极端自由主义思潮

   处在恶劣境况中的中国工人，发起过不少次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最近十年中，以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罢工、2022年底河南“富士康”等全国各地工人抵制“清零”政策与配合学生和市民“白纸邉印睘榈湫汀Ｇ罢哂袛登Чと恕W生、毛派人士参与，后者参与的工人有数以万计。但像这样大规模且对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罢工，确实是少数。大多数罢工都只有数十至数百人，且往往只为具体的利益，而没有政治性或长久的诉求。而且大多数抗争都以失败告终。

   中国工人难以抗争，根本上当然是专制体制的压制。中共严密控制和监视社会，对于工人邉痈菄婪浪朗亍Ｖ泄惨怨と诉动起家，却最害怕工人邉宇嵏财浣y治。中共严禁任何形式的独立工会出现，哪怕是松散的结社也不允许。近两年，外卖骑手这一行业劳动者多次组织集体抗争，一些骑手结成非正式的组织，为外卖员争取权利，但很快被警方“破获”，骨干成员被拘捕。而前述的佳士工吆汀案皇靠怠绷T工，工人组织也都被摧毁、主要人物被捕。而中共官方的主导或允许的工会，当然只是一种摆设，除了日常发放一些米面粮油这种形式主义，并不能为工人争取权利和利益。

  对以上问题，中外都有不少研究，我在此不再详细展开。但另有一个阻碍中国工人抗争的因素，是颇为值得提及的。那就是中国社会中，无论精英还是平民、建制派还是自由派，普遍秉承的主张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自我奋斗，及崇尚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而同时极度鄙夷平等公正、照顾弱势、福利保障，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泛滥。

   经历毛泽东残酷政治邉雍图みM共产主义政策的极左时代后，中国人在遭受创伤后变得对于左翼、社会主义、平等极为厌恶，不仅反感毛泽东和列宁斯大林式极左极权，连带也对主张以和平渐进方式改良社会、促进公平的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高福利、劳工邉优c权利保障、女权与妇女权利保障等，“恨屋及乌”的厌恶和远离。哪怕这两种“左”有着天壤之别，但人们并不加以区分。

   尤其是本应代表中国良心、批判黑暗、呼唤正义的中国自由派/政治反对派人士，大多数就是反对高福利、良好社会保障、劳工权利、罢工、组织工会权利的。他们认为这会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大锅饭”、“绝对平均主义”，会损害劳动积极性，会损害勤劳者和富人的利益，变成“养懒人”。这些人还非常反对罢工，认为损害社会秩序、破坏经济，更将工会视为“洪水猛兽”。

    这些人在认知上也出现严重偏差和错位。如今中国的问题显然是社会不平等、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急需得到保障，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更加重视公平，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等。而他们却还在强调“不养懒人”、自由放任、减少税收。他们似乎看不到中共实际的政策与中共意识形态标榜的完全相反，总是拿中共名义标榜的左翼立场作为靶子，却忽视现实中中共实行极右翼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压榨工农的政策。这些人还混淆了国企工人贵族和非国企的民营经济下的工人，以毛时代的工人及如今占中国工人少数的国企工人的待遇和怠工，遮掩了“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中国工人工作辛苦、生计艰难的事实。

  而这些中国自由派和反对派人士，也严重缺乏对于工业革命后国际工人处境变迁及工人邉邮返牧私猓恢涝跇O左暴力革命之外，还有更具规模、更有影响力的非暴力的劳工抗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以斗争、妥协、改良为方式的阶级调和与促进公正的进步路径。他们没有看到19世纪中叶尤其20世纪中叶以来，以和平方式为主的民权邉印⑵綑噙动、劳工邉尤〉昧司薮蟪晒Αθ藱嗪推矫裆畹脸O大改善，也没有看到中国的问题并非极左共产主义，而恰恰是工人农民生活艰难，需要发起阶级抗争的事实。相反他们却仍然抱残守缺、死守哈耶克等人的教条，只会更加脱离中国和世界的实际，让中国更难实现自由民主和公民权利。

   文章开头引述的王志安的反罢工反工会言论，不仅是他一个人的看法，也是中国许多自由派人士共同的观点。而这又同时是中共官员和体制内精英的观点，也是中共实际上在实行的政策。在反对劳工权利、反罢工、反工会问题上，中共政权和反共自由派，居然达成了高度一致。这不得不说是非常讽刺的事。

  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尤其自由派精英的这些看法，不仅停留在个人观念上，也实实在在影响了现实，阻碍了劳工权利的伸张和实现。因为他们的影响力，无论其发表反对工人邉拥难哉摚€是拒绝参与和传播中国工人反抗的活动，都显着阻碍了中国的工人抗争，也不利于反对中共专制和实现自由民主。

  罢工、工会、工邅K不会导致国家专制化、工人腐败化，方式力度得当还能利于维护劳工权利、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和谐、推动自由民主；劳工福利提高符合时代进步要求、与物质繁荣社会相适应

  这也正是我写下本文的原因。罢工和组织工会在内的工人邉雍凸と藞F结组织，对于工人阶级维护权利非常重要。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不可能单凭法律保卫权利。法律的制定、解释、实践、修改，也都在于各方的博弈。

  而二战后欧美及许多亚非拉国家，工人邉佑辛S护了劳动阶级的权利，也即维护了最大多数人的权利，且并没有牺牲少数人的权利。如欧洲人民之所以在战后过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下的生活，正是在于工人的抗争，以及资本主义统治者担心高举工人权利旗帜的苏联红色政权渗透、其政权可能被颠复，而对本国中下层劳动阶层的妥协、改良了资本主义，让民主政治普惠大众。劳工权利的改善，也直接和间接助推动了妇女、儿童、残疾人、少数族裔、LGBT群体等弱势者权利的改善。这些群体中的劳动者直接受益，而非劳动者也在劳工权利抗争和受益过程中，得到了启迪和帮助，由边缘和受害，迈向平权。

   欧美二战后高度发展和繁荣的“黄金时代”1950-1970年代，与国际上风起云涌的工人邉蛹吧鐣＠杆偬岣邥r期重合。而工吆凸ヂ涞�1980-1990年代，恰是欧美贫富差距拉大、资本主义国家新的社会矛盾和新危机萌芽和逐渐恶化的时期。虽然欧美的兴盛与危机并非全由劳工待遇和公民福利保障决定，但其起码是一种原因、一个方面。

   当然，欧美劳工权利得到保障同时，也保持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企业间的竞争、激励辛勤劳动者和创新贡献者，而并非“大锅饭”。欧美不仅有“高福利”，还有反垄断法及各种打击垄断、保障竞争的措施。

   欧美劳工权利保障更多是对所有劳动者的“兜底”及让多数劳动价值相近的劳动者之间最大限度平等，而并不抑制辛勤劳动和创新，对后者还加以激励。而欧洲也有不少国有制企业，但主要为保障民生和兜底服务（如邮政、铁路），并参与市场竞争、受法律约束、被公众监督，且由专业人士郀I和具体规划，而不会像中国国企“大锅饭”、浪费国家财政、腐败、不透明、“外行领导内行”、生产和管理缺乏科学性等。

   二战后各国经济能够持续繁荣，还在于劳动阶级为代表的中下层人士有了更多收入和保障，人们有了更强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劳动产品有了更多更稳定的销量，形成了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以前因为产品积压等原因导致的经济危机减少、程度减轻。而劳动阶层普遍有了钱、可以买消费品、享受生活，与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有所缩小、阶级矛盾缓和，也就不愿再冒着死亡、受伤、坐牢风险参与暴力革命或制造致命骚乱，社会也更加安定和谐、国际关系也更为和平。这恰恰避免了发生苏联、中国、东南亚等地残酷革命的危险和潜在悲剧。

   这些国家的工人邉右参聪裉K联和中国那样演变为左翼极权专制、“大锅饭”，相反不少国家工人邉哟龠M了自由民主。例如韩国、西班牙、葡萄牙、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的工人邉樱c学生、农民、市民、知识分子等群体的合作抗争，共同促进了国家结束右翼专制独裁，让国家实现了民主和政治多元化。在苏东剧变中，以波兰“团结工会”为代表的工人抗争，也成为结束苏东极权的重要因素。而工人邉印⒐M织，本身就是民主的一部分，也是更多民主抗争和民主参与的训练和预备。

  拿着苏联、东欧、毛时代中国等在列宁斯大林体制下发生的工吆凸焕煤蜑E用的情况，来否定工会及罢工必要性的，是郑人买履、刻舟求剑、一叶障目，完全不考虑更多有益案例和时代发展变化。而如果放眼这些红色极权之外更广泛更具代表性、更值得效仿的国家工人邉忧闆r，就知道工会和工呤抢箪侗椎模灰獩]有酿成大规模死亡的暴乱、没有颠复民主体制、坚持了平等博爱等普世人权立场，就无须担忧。

   欧美等国的工会及罢工，虽然也有一些弊端，如确实一定程度影响了劳动积极性，一些人宁愿吃福利也不肯工作（虽然福利仍然远低于工资），但瑕不掩瑜，整体显然利于劳动阶层利益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繁荣。劳动和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促进人民的幸福、全民的平等和谐，而非为了少部分人的暴富和骄奢淫逸，不能为提高效率而不择手段。罢工及工会有弊端，也可以加以检讨和改良，而不应否定其本身的必要性，不该因噎废食。

  更根本的，经济的发展当然是为了民生的幸福，自然也包括劳动者的幸福。即便福利体系、工人抗争，会一定程度影响效率，而严厉压制工摺⒖s减福利，能刺激劳动积极性，但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更好普惠大众、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自身却被剥夺大多数所创财富，那么这样的发展意义何在？难道经济只是为少数人服务、大多数人只做牛马吗？

   而且，“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追求平等是人的天性。虽然现实总是不平等，但这更刺激人们追求平等。绝对的平均主义确实难以达到，“大锅饭”也影响积极性、损害勤劳者利益，但不意味着适当的平等也是错的。现实中，很多收入高的人，往往并没有贡献更多，收入低的人劳动强度和贡献也未必低于更高收入和保障者。过于强调“效率”，就是丛林思维作祟，为不公不义寻找借口。在承认现实中人的个人条件、贡献、所得必然存在参差情况下，为弱势群体兜底、努力缩小人与人的差距、让人与人之间相对更平等、社会趋向公正，是必须和必要的。

   对社会福利问题，还要若干特别说明。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物质已经高度繁荣、社会文明程度也较百年前有了根本提高，给予公民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失业、工伤等保障，给予公民无条件基本收入和最低工资，都是现代社会人的基本权利、应满足的基础性的合理需求。

   物质高度发达下，满足这些要求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无论中国还是其他许多国家（尤其发达国家），有能力给予劳动者在内国民基本保障。而且物质丰富情况下，即便分配向穷人倾斜，富人的生活也不会受到根本影响，仍然会比穷人有更舒适优越富足的生活，只是与穷人差距有所缩小。

  人类文明从原始社会的贫乏和朝不保夕，到奴隶社会和中古社会的森严的尊卑等级，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公，以及现代社会的高度发达和繁荣，不同阶段适用于不同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制度、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在物质非常贫乏、社会文明程度有限的古代，人们也确实难以得到较好保障。而到了21世纪，物质前所未有的繁荣、人类整体文明程度前所未有提高、人权得到前所未有重视，对于人物质和权利的保障当然也要与时俱进，并尽力与同时代最先进的人权保障水平看齐（当然也要考虑每个国家地区具体情况和现实承受力），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中国古代和近代，乃至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囿于生产力和制度，无心无力实现良好的人权和物质保障。在改革开放初期，贫穷中的国家和人民，普遍以个人奋斗摆脱贫穷，国家福利也确实力有不逮。但在中国GDP和国家财政收入迅猛增长、物质繁荣的今天，给予劳动者在内人民更好保障、减轻人民生活负担、促进公平，显然就是既必要又有能力做到的事。而拒绝“福利社会”，则违背情理，或者说是权贵为疲民弱民以控制民众的手段，显然应该批判，并呼唤各项福利保障齐全、国民都有基本收入、劳动者权利权益得到保护的福利社会。

对王志安若干吹捧权贵资本家和赞同铁腕镇压工人抗争、贬损工摺①|疑罢工与工会作用言论的评论与回应

  除了本文其他章节对于王志安所发表言论的回应和批驳，在本节内容中，再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的剖析和驳斥王志安的若干言论。

  王志安重点强调的“福利养懒人”、“工会庇护懒人”等，本文对此已做了多次说明，在此再强调一些。福利虽有副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和竞争性环境下，并不会和“养懒人”划等号，也与中国国企工人贵族的养尊处优完全不同。而工人适当的得到休息，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权利。并不是只有老板和高级管理者才“配”享受假期、和家人悠闲度日，普通劳动者也应有这样的权利和福利。这固然一定程度影响效率和便利，但工人自己难道不需要消费和接受服务吗？而且劳逸结合，更利于工人在较短工时中集中精力工作、事半功倍，利于激发工人自主活力和创新，而不是让工人在连轴转的高压工作中心力憔悴、事倍功半。

  而王志安所说的“支持非经济的保障，如反对歧视、改善工作条件”、“只是反对经济要求（提高工资）”，现实中无论经济要求还是非经济保障，都需要有工人的抗争，尤其工会和集体谈判，才能实现和得以维持。而并非只靠讲道理。而罢工工人对于增加工资的要求，大多数时候都有具体的情理而非漫天要价。

  王志安及其他网友在讨论中提到的“美国教师凭借工会尸位素餐、罢工阻止解雇，影响教育质量”，以此反映美式工会包庇不称职工作者。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显然需要综合考虑教师利益、学生与家长利益，而不是偏废一方。简单的解雇固然可以促进教育改良，但会带来更多社会问题。正常社会应该求取折中的、尽可能照顾多方的方案，而非牺牲一方取悦另一方。而且对于真的很不称职的教师及其他行业人员，也会有裁汰机制，只是不能滥用、动辄开除人。对这种问题，也可以寻求更好的改良方案，而不是鼓吹取缔工会、废除罢工权。

   王志安所说“曹德旺给美国工人带来饭碗，否则都饿死”，更是站在资本家和富人一方、蔑视劳工自主性和尊严的荒唐言论。工业生产及消费与盈利，是工人、资本家、技术人员、销售者、政府、社会各相关方共同完成的，而非哪一方的恩赐。而且工人处于整个生产链条的主要部位，是生产建设的主体，有权待价而沽。而中国等一些国家出现“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情况，恰恰是不正常的、因为工人农民等群体在压榨下过于贫困和无力，不得不相互“内卷”、竞争中压低劳动价格、像砧板鱼肉一样供权贵和资本家挑选。这恰恰更说明了工人团结组织抗争、让自己不再被贱卖的重要性。

   而以“低人权优势”为特征、压榨劳动者获取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确实在向外国输出，但不是王志安认为的是福音，还是让世界都像中国这样不公不义的灾难。我在《强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中国模式”的复制》一文中有详细举例和分析，在此就不再展开。

  王志安所说的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让中国农民得到更多收入、更好生活条件”等，后半部分确是事实。相较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及微薄的收入、村干部和恶霸的压榨，1990年代之前像奴工一样为国家和生产队劳动，在“富士康”起码有了基本工资、过上半个自由人和工业化生活。这确实是一个巨大进步。但这显然不意味着“富士康”及其他企业的劳动保障好，只是在两个烂的比较中，相对烂的较轻而已。

  在中国极为贫穷落后、绝大多数人为农民时，农民进城成为“富士康”及其他“血汗工厂”工人，固然有进步性，但也有局限性。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好于“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也属恶劣的“血汗工厂”，同样到了淘汰的时候。而且农民生活艰苦、遭受更沉重剥削，显然不是拒绝工人改善待遇的借口。其他发展中贫穷国家如印度、印尼、巴西等国，不少农民同样生活艰苦、进城打工，但也勇于追求劳工权利，包括组建工会、组织罢工，而不是“我进城比农村好，就甘心做奴工”这样的心态。这些国家的主要政党和公民团体也普遍支持工摺ｏ@然印度等国工人的工人阶级觉悟和人权意识、社会风气，都比中国要好的多。

  王志安以“月嫂”等举例，认为“没有斗争、没有工会，也能提高收入”。这既以偏概全，也夸大月嫂等劳动者的收益。首先月嫂的工作较为特殊，其工作非常繁重、需要消耗大量体力精力，以及细心耐心，还要和屎尿屁之类汙秽物打交道，收入高一些本就正常。以前“月嫂”收入较低是中国人力过于宽裕、大众过于贫穷、穷人不惜力气不怕肮脏，所以服务价低廉。随着社会发展，很多穷人也并不需要过于贱卖劳动和尊严，劳动选择也更多，“月嫂”价格逐渐升高也是正常。且恰恰是其他劳动者的抗争，工厂等地工资提高，人们有了更多职业选择，才让“月嫂”的工资上涨。这也更反映整个工人阶级、劳动阶层团结或分别的争取权利的重要、对劳动者整体的增益。

   “月嫂”照顾孩子、孕妇、老人等弱势群体身体的工作特殊性，本身也让多数主人不太敢过于压榨，以免“月嫂”不好好照顾家人甚至使坏，这本身也是一种“制衡”。而且“月嫂”和主人“斗智斗勇”、争取待遇的情况也不少，着名网络红人罗玉凤就曾讲过她和其他农村妇女做家政人员时，遇到各种“奇葩”主人及与其斗争的故事。

   王志安所说“自愿交易无剥削”，也是无视不同身份者之间存在的权力、资源、话语权不对等，必然导致强者剥削弱者的现实。许多“自愿”在根本上是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所致，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愿”，根本也是“被迫”。为生计所迫、受权贵威压，即便没有直接被限制自由和强迫劳动，仍然是一种被迫。虽然资本家和技术人员因其关键性作用，是应在人均上高一些收入，但具体高多少、各方共同创造的劳动收益如何分配、工人的劳动成果是否真的最大限度得到回报，这些显然都需要详细讨论、博弈、妥协，才能得到一个较公平的结论和分配方式。如果放任劳资之间的不公平，那必然导致和加剧剥削压榨。

   王志安将中国工人辛苦劳作、饱受压榨问题，及美国工人在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前提下争取劳工权利，和中国国企工人贵族的享受特权、消极怠工、腐败堕落混为一谈，以后者掩盖前者，显然是张冠李戴、以偏概全、以少数当多数，充满谬误。对不同身份工人的差异问题，我在本文其他章节段落已有叙述分析，在此就不再重复。

  王志安所说的撒切尔和里根在1980年代的措施，虽然让英美两国中短期内摆脱了经济低迷和“滞胀”状态，但长远让社会更不和谐、引发广泛抗议，并遗留了大量问题。1990年，撒切尔在工人的咒骂中黯然下台。而里根虽完成两届任期，但其衣钵继承者老布什也在1992年败于克林顿，反映了多数民意并不喜欢这两个保守派典型人物及其政策。而接替他们的布莱尔、克林顿等人，所走的“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逐渐恢复不少保守派执政时取缔的劳工权利，才让欧美社会重新走向平稳、贫富差距得到一定遏制。

   而撒切尔所说的“法治”，只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选择性利用法律的“法治”。实际上其镇压劳工邉印⒋骖罕睈蹱柼m反抗活动、在拉美与阿根廷发生战争，都涉嫌侵害人权、违反若干英国国内法与国际法。撒切尔晚年不顾反对和压力，会见屠杀大量平民的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也反映了其蔑视民主人权的本性。而英美及拉美右翼政府对工呒肮と说逆倝骸αT工和工会的限制，也恰恰是自由派一直反对的政府权力扩张和镇压民众。自诩反对政府扩权和尊重公民自组织的中国自由派，却支持政府镇压工人、阻止结社，也是自相矛盾和颇为讽刺。

   王志安所提及的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美国开办工厂，将中国那套“低人权优势”，如压低工资、加班加点工作、严苛纪律对待工人、打击罢工和工会等，哂玫矫绹墓S、管理美国工人，虽然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显然损害了工人权益，收益主要归了资本家和政府。这种“中国模式”的输出，破坏了发达国家较为平等和谐的劳资关系，损害了劳工等弱势者权益，不仅不应作为榜样，还要以此为鉴避免这种模式向世界的扩散。

  王志安还曾发推文，把中国共产党及其现行政策和“共产主义”划等号。这又是典型的谬误。中共在建党之初确有共产主义理想，1949年之前和毛时代也有极左的、共产主义色彩的言行，但自197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至今，无论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还是政治上的一党专制，都与“共产主义”无关，中共名义上当然还标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实质是权贵资本主义。而且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如榨干农民供养“工人贵族”、禁止言论和出版自由，很多显然也与“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相悖。从“共产主义”的弊端来测评中共执政的得失，如同以尺子称重，或以天平测长度，可谓“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搞错了对象。

   对于王志安以上看法及他其它与工人问题有关的言论，本文各章节内容都或多或少涉及和做了评论，基本上比较全面的回答了他的疑问、驳斥了他的谬误。

  虽然王志安所说的一部分话，从另外角度看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一些话也值得人们反思和认真考虑，理解事情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但王志安的观点根本上显然是亲权贵、资本家、既得利益者，而蔑视劳工、弱势群体、受剥削压迫者的。即便一些有道理的话，也是片面的、讲了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的。他所推崇的东西，与中共“低人权优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模式”合拍，违背社会进步和普世人权，根本上是应否定和批判的。

   总结：工人罢工权与组织工会权利现实中必要、维权时必需、法理上固有而不可剥夺

    在中国，中国工人阶级为国家发展建设、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却普遍没有得到与贡献匹配的待遇，权利时常受到侵害。中国广义的工人阶层也是当今社会的主体人群，人数已超过了农民阶层。中国工人的处境和选择，某种程度也代表着中国人的境遇、决定着中国的命摺６袊粢Y束专制和不公不义，实现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权，也缺少不了对中国工人利益的考量、中国工人的参与和抗争。

   所以，无论从工人自身利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以及参看其他国家工人抗争及取得的成果之前例，工人拥有组织工会、罢工的权利，以及言论、新闻出版、组党参政等自由，都是必须、必要、有益的。工人结社、组织工会、集体抗争，也是对抗强大的资方甚至政府和国家机器的需要。即便有些弊端和副作用，也瑕不掩瑜。当然，也要对各种弊端还副作用予以正视、尽力解决，而不能以罢工和工会正义为由加以无视或简单贬斥。

   而且正如前文所说，罢工和组织工会，本就是劳动者固有的“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即便没有各种功利性益处，也是应予保障而不可剥夺的。同样，获得基本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也是人基本的权利，是实现人权的重要环节。当然在保障劳动者和公民的待遇时，也要让其收入与福利保障。和其付出与贡献匹配，并与其他公民所得保持均衡。

   总之，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及劳动者获得福利保障的要求，都应当得到理解、尊重、支持，而非怀疑、鄙夷、批判。而中国无论毛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其工业体系与工人待遇都较为特殊、存在双轨制、对待工人与其名义意识形态不符（甚至相反）的情况，不应不加仔细分辨的判定。基于错误的认识，也不可能给出正确合理的解决方案。

   面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模式”和“低人权优势”对中国工人、农民、个体经营者等弱势群体的剥削压迫，人们更应支持中国工人等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抗争，对抗弱肉强食的、充满不公不义的、导致人与人尊严、贫富、人权差距都很悬殊的“中国模式”，让中国劳动阶级不再是工厂的“人肉电池”和权贵的“韭菜”，真正有尊严、有人权的生活。劳动者有了充分的保障，也能更多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中国经济也能更加可持续的发展、社会也会相对和谐。

中国收紧出入境政策与近年令人担忧的“逆开放”倾向

7月31日，中国国务院公布出入境管理新规，其中包括出入境机构可劝阻拟出境者不要前往高风险国家、核查出境事由并要求出示相关资料和电子信息、对涉危害国家安全（包括商业和技术方面）者一定时期内禁止其出境等。

总之，相对于过去较宽松的出入境政策，本次中国出台的新规大大加强了出入境管理力度，扩大了出入境机构限制公民出入境的权力，中国人办理护照及出入境的难度明显增加。当然，更准确说主要是加强了出境管制，让中国人出境更难。另外，对外国人出入境似是没有加强限制。

    这样的政策变动，引发了很大争议。很多人都担心未来不再容易出国，并感叹中国人拥有“护照自由”的时光仅有约二十年（2006年《护照法》颁布，公民真正能够无条件申请并获取因私出境护照）。而且不仅出入境，近年中国多个领域和方面，都表现出与改革开放以来大趋势相逆、让人感到忧虑的“逆开放”倾向。

    所谓“逆开放”，特征就是透明度、多元化、宽松性、自由度的降低，以及管制的加强、对稳定的要求压倒个人权利保障需求。

   2024年的两会期间，中国国务院宣布未来几年将不再举办总理记者会。这意味着已持续30年的、每年人大会闭幕后举行总理记者会的惯例被打破，中国核心层官员不再直面记者的问询。虽名义说是“未来几年”，但政治气候没有重大变化情况下，总理记者会恐怕不会再恢复。2023年11月，最高法院发布通知，全国裁判文书由对外公开转为仅限内部阅览，曾是司法公开重要成果的全民可查阅的“裁判文书网”虽仍存在，但上传案件量大幅下滑、由普遍公开变成筛选公开。这两件事都反映了中国在信息公开、行政与司法透明度上，呈现倒退趋势。

    2020年，已连续举办10年的性少数群体节日“上海骄傲节”宣布停办。而全国其他类似的性少数群体聚集活动也都先后被叫停。2018年，由崔永元等公益活动人物推动举办的“打工春晚”停办。这些活动迄今也都未恢复。这反映了官方对于社会边缘人群彰显特定身份的聚集活动从默认转向打压和禁止。

    另外互联网上有关于中国为何不申办世界杯的讨论，不少人把原因也指向中国难以承受举办后必然的大量外国人比赛期间来华、中外民间交流和碰撞骤增、发生突发的涉敏感议题的事件等。这也都反映中国并非开放社会，中共对于一切有碍稳定的集体活动都非常忌惮和排斥，即便可以为国家与民众带来很大利益也宁可舍弃。

   2017年，窦文涛主持的凤凰卫视着名节目《锵锵三人行》停播。在同一时段，中国大陆一些类似的、涉及批判现实的节目如《东方眼》等也停播或转型。“南方周末”等自由派倾向的纸媒观点和倾向也发生悄然而巨大的变化。2016年着名杂志《炎黄春秋》停刊，编辑部改组后新的《炎黄春秋》内容已“面目全非”，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尖锐批评变成了对体制的颂扬。这反映了中国传媒和舆论从多元敢言，转向了整齐划一和谨慎沉默。

   而新冠疫情期间的“清零”政策及“封城”等措施，也是人们最直接明显感到“逆开放”的时段和经历。但根据以上例子及今日出入境新规出台，中国的“逆开放”远早于新冠之前，疫情早已过去后趋势也没有逆转。疫情期间封闭校园不许外人入内，如今许多高校仍然是半封闭状态，而没有恢复疫情前的自由出入。而早在2013年，那时中国校园虽还开放，可课堂上教师讲课自由已明显受限，如“不能讲公民社会、权贵资本主义、司法独立”等“七不讲”等非正式禁令让高校师生戴上了“紧箍咒”。

   以上这些，都是“逆开放”的显着表现。当然还有许多，因篇幅限制等原因不再一一列举。虽然这些年里中国官方也有一些促进开放的措施，如疫情后中国对不少国家公民入境免签，也换取了部分国家对中国公民免签。但多数政策和大方向确实是“逆开放”的，且官方有限的开放主要是为外国人来华提供便利，而非赋予中国公民更多自由。中国社会上人们普遍感受到的是从曾经的开放进取，变得更加封闭和沉闷。

    中国执政者如此政策倾向，有其对外宣称的理由，也有不便说明的动机。官方在传媒、信息公开、公众活动、人员流动等方面的收紧，往往以技术性、程序性原因为理由。有些是将临时性措施加以常态化，如安检和封闭校园，也都有些具体的理由。但这些显然并非真实与根本性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是中共政权对于政治和社会安全、稳定性的极强烈要求，并要其他事务和政策皆让位和服务于安全与稳定，促成了许多具体反开放的保守政策。中共执政集团对于社会失控风险的厌恶，也促使其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加强管制，不惜损害公民权利自由为代价以扼杀风险。

       在执政的中共眼中，无论传媒的批评报道、高校的自由发声、特定身份群体的聚集和身份彰显、人员的跨境流动、负面信息的暴露，都是社会走向失控的征兆，也是安全风险加剧的信号，不利于稳定和谐，而需要加以约束甚至取缔。至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则是次要的，也必须服务于政治安全的。

   在中国，民主是缺位的，法治是不足的，当政府管制加强、损害了个人的利益与自由度，个人是很难抗拒、维权、获得救济的。从一开始出台若干政策时，多数民众就无法参与决策讨论，政策公开和出台后无论反对与否民意也都难有影响，而政策具体如何执行及自由裁量权更是政府及执法者所操控。这不仅导致“逆开放”政策执行难以被阻拦，还激励了政策制定者继续加码，不需考虑反弹可能而为安全目的变本加厉控制公民和社会。近年中国无人机禁令、特定时期静街和禁快递、无处不在的安检，都反映了为安全“不出事”不断加码、给民众带来许多不便和负担的现实。

        于是，在最近十多年尤其最近五六年内，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多数领域都在转向封闭保守，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日益自由开放的趋势发生了部分逆转。虽然这些“逆开放”措施并没有终结“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但已导致中国对内改革进取、对外开放交流的大气候变得混沌和不明朗，不少中外人士对中国继续发展进步、融入世界的前景从乐观到悲观。

    这一切是令人忧虑、不该发生的。中国从1970年代后期至今，从贫穷落后、几亿人为温饱发愁、长期与世界相对隔绝的糟糕状态，变为经济蓬勃发展、民众从温饱到小康、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举足轻重，很大程度正是依靠对外开放、放松社会管制、容忍多元的立场和诉求、允许人员和信息流动、鼓励自由劳动创造，才得以实现的。

    自由开放意味着活力和创造力，让人们发挥聪明才智，并有更加广泛的交流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不是整齐划一、故步自封下的死气沉沉。如许多中国人出国留学、工作，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学到了新颖的知识、开辟了他乡的市场，对中国发展就大有裨益。而信息公开、舆论多元和批评声，也利于人们监督政府、刺激改革，让社会变得更好更健康。这反过来也利于政府真正获得信任、增加威信、长久执政。一时的管制或许可以换取短期的绝对安全，但长远却损害了社会活力，也不利于执政者争取民心。

   在改革开放初期和90年代，中国官方和民间也有不少人对放松管制和对外开放表示质疑，担心“颜色革命”、“精神汙染”、“里通外国”等。在加入世贸等谈判时也有反对声音。但邓小平等改革派领导人冲破阻力，包括大量派遣留学生赴外、吸引外商投资等跨境交流合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自由开放措施是利远大于弊、完全应当且早就应推行的。中国人民在自由开放中受益良多，不仅富起来了，也有了更多机会和选择权、眼界更开阔、生活更有尊严、对未来更有希望。

   而排除功利性的目的，保持国家内部的自由与对外的开放，保障公民各项权利不受侵犯，本就是合理与必要的、不应随意以其他理由损害与剥夺的。如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境就是人身自由和迁徙自由权的要素；允许媒体展示社会黑暗面和批评政府，高校畅所欲言，也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要求。

   当然，一切权利自由确实也要有前提和附加条件。但附带的条件应合情合理、符合宪法和法律、出于公共利益、经民主程序决策制定。不可为少数人狭隘利益、为体制安全稳定，而过度管制、对一切事务上纲上线，以至严重侵害公民基本权利自由、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打击中外人士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损害中国国家形象。若逆势而行、强制限制公民自由、开“改革开放”的“倒车”，政策制定与执行者自身的权威与信誉也受损害。

　回到出入境新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外交流密切，许多人都有必要且频繁的出入境需求。加强出入境管制，会导致许多不便，也增加了政府管理成本，还损害中外人士对中国继续保持开放与发展的信心。所以加强管制既不合各方利益，也与公民权利自由存在冲突，应考虑未来重新修订。即便因规定已出台、木已成舟，一时不能撤回，但在执行中也可选择更加宽松。

回顾江泽民其人其事

中国从保守到开放过渡年代的掌舵者、褒贬不一的中共党首、功过参半的专制领袖
    2026年8月17日，是已故的前中共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代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百年诞辰纪念日。8月中旬，中国官方展开一系列纪念活动，如央视播映长篇纪录片《江泽民》、预备召开缅怀江泽民和颂扬其功绩的会议等。而民间对江泽民及其执政时代的回忆与议论也再度燃起，褒贬不一，但积极评价显然较多。

    江泽民的人生经历，可谓丰富和多有转折。他出身于既有革命烈士、又有汉奸叛徒的家族，他的学生时代是在日本侵华时期的日伪统治核心区度过，就读于汪伪管辖的南京的中央大学。江泽民经历民国短暂还都与败退，成为红色中国的工程师，又因缘际会的从政且平步青云。1989年6月下旬，即1989年民主邉颖绘倝横岵痪茫谀莻€中国变迁转折的关键时期，在邓小平等人支持下，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成为了中共的总书记，直到2002年卸任。关于更详细的江泽民生平和细节，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江泽民传》等作品有记述，在此不加赘述。本文主要评论江泽民执政的内外政策及其利弊得失。

   江泽民担任中国领导人之时，中国正处在内外交困、人心迷惘、社会动荡不安中。当时多数中国人也并没有对这个新的中共总书记抱有什么特别的希望或厌恶，不少人还将其看成无关紧要的过渡人物、台前的“政治木偶”。江泽民也不像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那样的中共革命元老，党内资历和地位都不很高。不过，江泽民凭借对邓小平的忠铡⒂忠幈芰酥爸泄颤h内保守派与开明派的斗争、也未直接参与六四镇压而沾染汙名，最终从只有部分权力的领导人变成全权领袖、邓小平的正式接班人、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本来江泽民并不愿意加快改革，还准备部分退回到文革之前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模式和斯大林式政治体制。他想以此争取中共保守派的支持，以及与赵紫阳等开明派划清界限，强化中共统治。但邓小平力推加大经济改革同时政治保守的二元路线。江泽民领会到邓小平的意图，很快改弦易辙，追随了邓小平的路线。

    当时的中国刚经历八九民吆土逆倝海址阵H上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正在继续改革开放还是转向封闭保守的岔路口，最高层的决策将决定之后几十年中国的命摺ａ醽淼娜藗兑贾乐袊x择了在经济领域坚持开放并加快和扩大开放进程、政治上保守化和强化专制、文化上有放松但仍保持控制的路线。决定这样路线的首要人物，确实是那时尚未完全退休、威望很高的邓小平。但江泽民无疑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邓小平既定路线加以继承并发扬。

    如果说1989年之后决定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主要决策者仍然是邓小平，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融入全球化，江泽民无疑是最主要的决策者。当时中国的保守左派，以“损害国家独立自主”、“影响本国工业农业”等理由反对中国“入世”，还指责支持“入世”者“卖国”、是“回到解放前”。但江泽民顶住反对声浪，全力支持入世谈判，最终让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经济体和参与者之一。

    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腾飞、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民生也显着改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加入世贸和全面参与全球化及国际分工，让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变得繁荣富强，中国人也以更低廉价格和便利买到外国产品。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入世”的正确。更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从孤立于世界变得成为“地球村”的一部分，无论之后中国与西方如何冲突，双方不再可能真正“脱钩”和彻底对立，这利于中国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江泽民对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功绩，不止是加入世贸。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浦东新区全面开放、成功申办奥邥褪啦⒅袊c美国关系几经波折仍保持友好合作，都和江泽民的努力分不开。尤其是在1990年代美国和西方一度对中国强硬制裁、发生了“银河号”事件、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等情况下，江泽民没有领导中国转向全面反美，还缓和了与美国关系并加强经贸与文化合作，这是很不易的。

    在其他外交政策上，江泽民一方面继续毛邓对日友好争取日方经济技术支持的路线，同时在对日关系上如日本侵华历史等问题上，也表明态度、守护了中国民族尊严。包括国军老兵在内的抗日老兵、日本强征的劳工和慰安妇等受害群体得到关注，也是在江泽民执政时期尤其中后期。但在1998年印尼排华屠杀中对华人华侨遭强奸和屠杀的不作为，还与印尼改善关系，又是一个汙点。在当时美加澳等国都批评和制裁印尼情况下，中国的沉默格外令人痛心。江泽民时代中国与欧洲及亚非拉各国的关系取得了较大进展，尤其商贸合作明显增多，“中国制造”大规模输向海外。

   在国内政策方面，江泽民对于中国经济、军事、制度、法律等方面的现代化、体系化、专业化有着重要贡献。经历“文革”等动荡，中国许多领域曾长期处于混乱、无序、低效的状态，改革开放初期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条件改正。江泽民时期这些才得到改观。减少“外行领导内行”和政治干扰，由技术官僚治理各地和各行各业，也是江泽民时期推行和成型的。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大有裨益。

    中共党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和平稳定的轮替制、高龄官员及时退休，也是江泽民时期成为惯例的（虽然江泽民卸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仍继续担任了两年军委主席）。江泽民时期中共高层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集体领导，曾经根据个人威望与“革命老资格”决定排位和权力大小的人治模式，也逐渐演变为官僚按照职位各司其职、专制下的某种“法治”和规范化。

   还有，“科教兴国”的提出让中国教育与科技领域得到更多政策和资金，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因素。许多贫困家庭子女获得受教育机会、改变了人生命摺Ｖ袊洕鐣l展的质量和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军队经商并借助军队权势与民争利这一改革开放后突起的乱象，是江泽民努力遏制而销声匿迹的。“三个代表”思想为中共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保持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江泽民时期中国基层（村级）的自治与民主选举上有一些积极成果。1998年长江等地洪灾中，江泽民亲临一线指挥抗洪，努力维护中共与群众团结一心抗灾的形象，就事论事也是值得赞扬的。

    另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江泽民是一位颇有个性的领导人，如会见外宾与出访、在国内各地视察时常常出口成章、英法俄日等多种语言使用流利，诗赋与典故信手拈来。而他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访谈及“斥责香港记者”的“名场面”，也被广泛传播、反复品评。这些反映江泽民确实很有才华、思想也较为开放。这样的中国领导人，比循规蹈矩者有更多亲和力、更易得到国内外的好感。这也是江泽民在民间有不少“粉丝”的原因。

    当然，江泽民执政时期也有黑暗一面，制造和加剧了若干弊病。如农民贫困和遭受层层盘剥，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直到胡鍧龝r期才取消了农业税及附着的其他苛捐杂税。工人下岗也导致许多悲剧和苦难。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拉大，腐败愈演愈烈。环境汙染问题也越发严重。中国长期的重理工轻人文、硬实力提高而软实力不足，在江时代也更固化。江泽民主张“闷声发大财”，官方引导、暗示、激励民众为发家致富不择手段，导致中国人理想主义和公共责任心的消退（相对于六四事件之前）、社会道德的堕落，尤其精英阶层向“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蜕化。

   更糟糕和根本性的，是中国政治改革在江泽民时代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像1980年代那样多的自由，也没有迈向民主，还强化了中共党对中国的专制统治和权力垄断，没有其他党派或个人可与中共分享权力与政治竞争。“三个代表”在强调党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同时，也意味着中共垄断了中国国家和人民利益代理人的地位，且是在并未被人民自愿授权下强制“代表”的。

    虽然江时期有一些细微的制度和司法改革与进步，但不能掩盖整体上专制定型、拒绝民主化的状况。在各项制度和政策正规化和完善带来发展进步同时，也逐渐建立起了系统性的政治镇压和社会控制体系，并由其后任胡鍧土暯郊右诠娀屯晟啤斗ㄝ喒Φ忍囟ㄈ后w过于残酷的镇压手段，对许多政治犯的拘捕、纵容地方政府对维权民众的迫害，以及西藏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引发了广泛的人权批评和负面影响。也正是江泽民时期确立经济开放同时政治保守的发展路线、取得成功，让中国错过八九六四及苏东剧变后中国民主化的关键窗口期和机遇。对于关注人权问题、希望中国政治多元化和实现自由民主的人们，这些当然是不幸的。

   江泽民时期也是“中国模式”的成型期。“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以高压统治维持稳定、镇压反抗者，利用“低人权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发展生产、取得对外竞争的相对优势，经济成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和改善民生，也提高了国力，反过来又反哺了专制统治的稳固、中共特权阶层的利益。到了胡鍧土暯綍r期，“中国模式”日益完善和巩固，并向国际输出。这样的“中国模式”有利有弊，影响复杂，详情笔者另有文章述评，在此不展开议论。

   江泽民的功过及那个时代的是非，不同立场的人、站在不同角度看待、截取不同片段和侧面，得出的结论难免不同。如果不谈民主专制这一政治问题，而更多从功利和中国发展角度，在内忧外患夹击、前路不明的1990年代的中国担当领袖的江泽民，推动中国经济开放与对外和平友好、坚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把贫困混乱、相对孤立、动荡多年的中国带向逐渐富有、稳定与可预测、融入国际、现代化的新时代，功劳苦劳都是不可抹除的。

    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又为后来胡鍧龝r期的持续发展繁荣和习近平时代进入综合国力强盛的状态奠基，从务实立场看算是中国过渡时代合格的掌舵人。可江泽民也是巩固六四镇压后中共专制统治、让中国错过民主化、放任和加剧腐败及底层农工苦难、镇压异议者的独裁政权魁首。江泽民对其卸任后至今中国的专制和人权问题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他有功有过，思想开明、颇有才能，但又热衷权力、维系专制，客观的说算是功过参半。

    就在江泽民百年诞辰之际，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时的搭档–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于8月12日去世。相对于江泽民活跃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领域，朱镕基是中国内政的具体操作者。他以铁腕改革着称，促进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一定程度打击了腐败，让中国度过改革开放后经济颇为困难的一段时间。但他的改革也颇有局限性并带来各种负面影响，如加剧下岗潮、农村官民矛盾剧烈等。朱镕基的改革也是鲜明的人治压倒法治，并不能为中国带来长治久安。朱镕基与江泽民一样，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六四后重要的过渡人物，有功有过。

     江泽民出生在动荡的民国、成长于日寇铁蹄下、在红色中国凭能力、机智、邭庖宦返琼敚�96岁高龄逝世，参与并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中国的变迁。江时代在政治上虽然是保守和缺乏自由民主的，但比更封闭保守的习近平时代以来的中国要多些自由开放和民主气息。一些人赞美江泽民，并非认为江泽民多么伟大，只是今日中国有更多弊病、更让人失望，也就怀念过去有着希望与向上趋势的年代，并借此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当下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民间对他有褒有贬、多数较正面的评价，正是“老百姓心里一杆秤”，也映照出今日中国人对坚持改革开放、反对封闭与倒退的真挚愿望。

跨越百年，中国商人的选择与命�

从张謇、卢作孚、陈嘉庚等“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到许家印、肖建华、王健林等充当红色权贵奴仆的“高级白手套”
     8月20日，前中国着名企业家和中国首富、于2023年恒大集团日落西山时被捕的许家印，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诈骗、行贿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全部财产。这位曾经春风得意、在中国政商界叱吒风云、民间也颇有名望的前首富，如此的结局令人颇为感叹。关于他的人生故事和是非，已有不少人评价，笔者不想赘言。笔者联想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许多知名的资本家、企业家的命撸约安煌瑫r代他们身份的变化与境遇的差异，就在此做些梳理和评述。

   中国近现代的资本家阶层，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与外国通商。这客观上促成小农经济的瓦解、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伴随着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也就出现了资本家和企业主。这其中分为官办企业的经理人和民营企业的掌门人，前者的代表是盛宣怀，后者的典型是张謇。

    相对于盛宣怀以高级官员职务督办企业的身份，张謇虽也有官身但属于真正主理企业的商人。张謇创办了大生纱厂及其他若干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企业，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重要奠基力量。而推动张謇积极建设工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动力，是他及中国人面对中国内忧外患、与西方在经济与技术上巨大差距下形成的“实业救国”思潮。

   “实业救国”思潮是与“民主共和”思潮并列为清末民初两大求变的主张和潮流。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现状、与西方列强全方位的差距，一些人强调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一些人注意到中国在经济与科技上与西方的差距、西方凭借工商业发展称霸世界的“奥妙”，决心在中国发展独立自主的工商业，包括开办工厂、钻研技术、发展贸易，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和贫困的民生，拯救国家和国民。“实业救国”主张者在工业和商业中更强调工业、制造业，因为这是生产实物，也更利于强国富民，而非商业那样主要重视流通和投机、少数人暴富而对大众利少弊多。这一点判断非常准确和深刻。

    “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二者并不矛盾，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包括张謇同时在推动这两大目标。在兴办实业同时，张謇还开办学校、担任清廷和民国的重要官职，推动国家建设。不止张謇，其他许多清末民初的俊杰，也都在“实业救国”思潮的感召下，兴办企业、开设公司、经营商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些资本家及其骨干及广大工人，也都是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张謇之外，其他知名的民族资本家包括身兼化学家和企业郀I者的侯德榜、“面粉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船叽笸酢北R作孚等，都在各自行业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各工业领域的开创者和领路人。另外在南洋的许多华人华侨商人，如经营橡胶为主且跨行业经营的南洋华侨陈嘉庚，无论身份认同还是与中国本土工商业及国家命叩穆挠担捕妓阕髦袊褡遒Y产阶级的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相对于同时期英法德俄等传统列强及后起的日本强大的工业水平、庞大的工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及其工业成果相对薄弱微小，但总也是从无到有的逐渐发展壮大，并为未来与列强竞争打下基础。

    这些民族资本家不仅兴建工厂、经营商业，还广泛参与到政治及社会建设中。如这些资本家都高度重视中国教育发展、兴办新式学校，张謇创办了今复旦大学前身的复旦公学，并参与创建同济大学前身的同济医工学堂，民国时的国立中央大学、上海商科学校、南通大学等诸多高校，都有张謇参与创办和发展。而陈嘉庚则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为东南地区及华人华侨的教育事业做出极大贡献。其他民族资本家也都或多或少参与了中国教育建设。

    张謇等资本家也创办和资助了若干现代医院及幼儿救助机构。如张謇创办南通医院和育婴堂；卢作孚建设了重庆北碚的医院、公园、图书馆、科学院等一系列公共机构和设施；荣氏兄弟建设了大量道路桥梁；他们也都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救助、科教发展等各方面做出了贡献。在当时非常贫穷落后、大多数民众缺医少药、文盲遍地、政府救济体系失效及腐败情况下，这些民族资本家的社会建设起到治病救人、启蒙大众、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和经验的重要作用，并且形成示范效应，促进了全国范围的社会现代化与民生改善。

   这些民族资本家也积极参与政治，在推动国家民主法治、抵抗外国侵略中起到重要作用。张謇在清末就力主国家立宪，建立虚君的宪政民主制度。当满清保守贵族阻挠宪政、挤压民主时，张謇又转向同情革命、赞同共和。民国建立后张謇对于南北合议、北洋民主咦鞫加胸暙I。他担任农林总长和水利总裁时也利用国家权力推动民生建设。后来目睹官场黑暗，张謇又辞职而全力投入实业，直到去世。

  抗日战争爆发后，汉族和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存亡之时，民族资本家纷纷慷慨解囊、组织人力物力，支援抗战。如陈嘉庚为代表的南洋华人工商业者，为抗战捐款捐物，捐助了大量飞机、大炮、医药、橡胶等各种重要军民物资，成为贫弱中国抗战的重要资金和物资来源。卢作孚等在中国大陆的民族资本家也全力配合抗战，捐出轮船用于军事，不惜倾家荡产也为国家民族奉献。

    在清末至民国这个历史大转折、内忧外患交织、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强大、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中国做出了重大而独特的贡献。许多民族资本家们有着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心，利用其学识、财富、影响力，不仅发展工业，还在科教文卫各领域做出贡献，弥补了政府的不足，为贫穷蒙昧的中国带来希望。在日本侵华的危急时刻，民族资本家毁家纾难，舍小家为大家，牺牲了辛苦挣来的资财为全民族抗战做出卓越贡献。

   清末至民国的民族资本家，虽然与政府及官员有着密切关系，一些人自身就是官吏，但也保持着较大独立性，而非成为政府和官员的“提线木偶”。相反，民族资本家还能成为监督政府的重要力量。虽然也不宜过高评价民族资本家的独立性与贡献，但与几十年之后红色专制下的资本家们相比无疑要独立自主的多、责任感和贡献要大的多。

   尤其需要注意到的是，清末和民国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们，是处在一个极度贫穷、愚昧、腐败，内忧外患严重到亡国灭种状态环境中的。他们所作所为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21世纪的今天的许多国家，算不上特别惊艳甚至是某种常态。但在当时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其开创性和勇气、需要克服的困难、对社会的贡献，都是价值重大且不可替代的，是值得敬佩和景仰的。

    这些民族资本家兼具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责任心，也熟悉和信奉西方传来的民主宪政现代思想；既追求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又深知兴办实业发展经济对国家人民的重要性；既有理想蓝图，又有行动力。他们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邹容等革命家和政治家，鲁迅、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一样的伟大和对中国变革发展有着重大贡献。那个时代是不幸的，民国国家也是不幸的，但也给了这些民族资本家施展才能的机遇。

    本来，这些民族资本家的努力已经让中国见到国家独立自由、政治民主、经济富强的曙光。但可惜的是，抗战结束不久内战爆发，1949年中国大陆落入中共之手。一些民族资本家被中共的统战宣传诱惑，投入中共怀抱。如卢作孚、侯德榜、陈嘉庚、乐松生等，积极支持“新中国”。他们被毛泽东和中共承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以及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善待民族资本家的许诺迷惑，自以为在新中国会让他们更有用武之地、施展才华的平台。

   但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加快国内镇压“反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进程。许多被指控不肯支持战争、投机倒把的资本家被抓捕、批斗，资产被没收。卢作孚、冼冠生这两位知名民族资本家都在1952年自杀身亡。在当时的“三反五反”和“三大改造”中，还有大量资本家和商人自杀或被处决，以及更多人虽保全生命但资产遭没收、几十年努力付之东流。

    随着中国大陆的共产极权化，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发动的三大改造邉幼届褡遒Y产阶级几乎被消灭，民族资本家要么死亡、身陷囹圄、失落无闻，要么在中共体制内担任一些技术性职务，在严密管制下作为体制的“螺丝钉”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及资本家这个阶层和群体，在毛泽东时代已消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下，堪称中国现代化嵴梁的民族资产阶级被摧毁。且这并不是和风细雨的，而是暴风骤雨、伴随血腥暴力的。而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本来逃过一劫起码保住生命的民族资本家，惨遭批斗，又有许多人被打死或自杀。其中“同仁堂”掌门人、1949年后一度担任北京副市长的乐松生，在1968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是最知名的例子。

    1976年毛泽东死去、文革结束，并逐渐平反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的各种在“前三十年”被迫害的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但这时，萌芽于清末、壮大和辉煌于民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几乎被彻底消灭，灰烬已不能复燃。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扛鼎者们–民族资本家，大多数已经以各种不幸方式死去，活着的也贫病交加。他们的子女大多并没有得到资源和能力的有效传承，许多在民国时响当当的企业和商铺已化为烟尘，无法恢复。即便有一些名义上得到恢复，也已经没有当年的企业文化、商号信誉、产品品质，空有旧名字与躯壳罢了。

   从毛时代结束、改革开放启动至今，中国又诞生了一批新的资本家、商人、资产阶级。但他们从立身根源、价值观，到行为和影响，都与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们大不相同了。

    简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资本家们，是严重缺乏独立性、高度依附于体制和权力阶层，并服务于官员在内权贵，而极其缺乏自由民主精神、为公共利益奉献的愿望、促进社会进步的意愿与能力的。虽然他们也会做一些公益与慈善活动，包括投入基建、兴办学校和医院、造福家乡等，但仅止于纯粹的经济和物质层面，而没有像民国时民族资本家那样在其中加入思想启蒙、社会更新、地方自治等成分，对社会的益处也就大打折扣。

   在专制极权下的资本家，不仅没有自主性、不能也无意愿促进社会进步，还必须紧密靠拢当权的官员、与权贵阶级保持密切关系，才能保障自己的富贵和安全。几十年来中国官方曝出无数腐败案件，官方的通报往往就是官员被商人“围猎”，“丧失理想信念”、“腐化堕落”，似乎是因为商人的贿赂造成了官员的堕落。但实际上多数情况下因果关系是相反的，是官员凭借权力巧取豪夺，明示和暗示商人贿赂，迫使资本家们上贡金钱和美女及其他贿赂。如果商人不肯贿赂官员、不利益输送，那经商可谓寸步难行。

   无论是成克杰、慕绥新、白向群这样的“封疆大吏”，还是一些不知名、层级低但拥有关键权力的乡镇书记、科长股长，都可以轻易利用权力让商人就范、提供贿赂。中国官方反腐也经常提及“老虎”（高官）和“苍蝇”（基层官吏）。在没有民主法治、也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无论大资本家还是小商人，既缺乏合法保护自身权利的方式，又无法抵御拥有权力的官吏的压榨。许多人从被迫贿赂转向主动与官员结交并“上贡”。但无论被动还是主动，根源上都是专制下商人高度依附权力的体现。

   而还有一种商人，则与权力的关系更紧密、对权力的依附更深，乃至就是权贵的直接代理人。这样的人被称为“白手套”，即为权贵代持公司企业及其财富的人。而许家印正是最着名和典型的人物之一。

   许家印早年确实是白手起家、从农村一步步凭努力劳动和经商富起来的。他出身河南农家，后来成为工人，再后来辞职下海经商。早年经商的成功也是凭自己的能力和胆识。但再后来，他创建广州恒大、一路拿到各种令其他商人艳羡的资源、一路成为中国房地产巨头和中国首富，就绝不是纯粹凭自身努力，而主要是靠其背后的权贵支持了。

   中国权贵阶层，广义的包括中共各层级官员和公务员，以及各行业精英与既得利益者。而狭义的权贵则指那些掌控中国国家命脉、在某个或多个领域说一不二、家庭背景往往是早期革命元勋的、在媒体舆论甚至官方报告中的鲜少出现、但大权在握的那些神秘的、半公开半隐身的人物。其中包括与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共政治局常委与委员、各行业尤其经济军事与资源领域的头面人物是亲属或亲密友人关系的人。

  正是有这样的人支持，许家印才能拿到其他商人拿不到的资源，包括珍贵的大城市地皮和商业开发许可、吞并其他企业、上市融资一路顺风。而各地官员不敢难为他，当然也是靠了后台的支持。而这些权贵当然不是好心的无条件支持他，而是以许家印将利润分红给这些权贵为前提的。或者更准确说，许家印只是恒大及其他相关财富的代持者，而非真正的拥有者。他不是真正的总裁，而只是实际的CEO和名义总裁。其背后的人随时可以将他“拿下”，许家印当然只能乖乖听话。虽然恒大的具体咦髟S家印有自由裁量权，并非提线木偶，但在利益分配（或者说分赃）时决定权却在背后的权贵们。

  在各种商业项目中，土地及房地产是利润最高的。许多楼盘本身的建设成本，只有售卖后价格的20%-50%，利润由地方政府及开发商背后的权贵所得，用于支付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的成本费则是很小一部分。而谁可以拿到地、谁来开发、利润如何分，都是在权贵及政府与商人的黑箱中进行的，根本不与大众讨论和共享。许家印的恒大也正是在房地产上的“开疆拓土”中崛起，其他商业项目如餐饮、体育、娱乐、汽车等全都以房地产业的利润为基础得以发展壮大的。而许家印当然也从中分得一杯羹，并且享受了若干年的高光形象和首富声名。

   但没有商人长盛不衰，更没有一直增长的行业、永远在涨的房价。随着经济下行和房价暴跌，恒大面对着危机并最终破产。权贵们当然不会将钱财返还，破产的代价由包括购买“烂尾楼”的民众、投资恒大的其他商人和股民、放贷给恒大的公私机构与个人负担。而许家印享受了“白手套”的好处、一度风光无限，出事后也要承担风险的后果、作为“替罪羊”，给各方及社会大众交代。许家印从得势到失势，从众星捧月到身陷囹圄，也就不到20年，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无论其兴还是亡，也都只是作为权贵的“白手套”、“高级打工人”，而从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立性与人格。

   这样的“白手套”当然并非只有许家印一人。例如另一个“地产大亨”、同样多次登顶中国富豪榜首的王健林，同样是权贵的“白手套”。如《纽约时报》就报道王健林与包括习近平家族在内多个中共权贵家族来往甚密，他被广泛认为是中共红色权贵家族财富和生意的代持者。虽然王健林曾对此作过辩解，但综合各方信息仍可判断其长期为中共权贵服务。这样的“首富”资产并非真的都属于其个人，大部分资产都是其背后的权贵家族所有，他自己只被权贵分出一杯羹作为其报酬。许家印王健林等人也都比其他非“白手套”的商人更缺乏自主性，因为后台从选择时到扶其上位后都要保证其听话服从。

   另外的地产大亨王石、流亡美国且因诈骗入狱的地产商人郭文贵，也被认为是“白手套”。许家印、王健林、王石等人及其背后势力热衷房地产及各种投机、轻视实业，也是难以长久的重要原因。这也反映“实业救国”先驱的明智和今日权贵与商人的急功近利。无论这些“白手套”还是其背后的人，也都不在乎国家利益和民生福祉，只知道借权势和机会巧取豪夺，不惜拉抬房价、让人们掏空钱包成为“房奴”。而当年“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则努力生产国家和民众需要的货物，与当今这些权贵与商人又形成鲜明对比。

   而多年前已身陷囹圄的前商人徐明、肖建华，是被更明确揭露为“白手套”且已落马的人。徐明是曾担任大连和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的“白手套”，随着薄熙来落马而落马。徐明虽只被判四年半有期徒刑，却于出狱前因病死于狱中，并引发死于非命的猜测。而肖建华1989年时作为北大学生会主席，反对民主和力挺中共，获得青睐一路发达，其执掌的“明天系”企业集团也一度风光无限。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下，肖建华失势，在香港被捕并被带回中国大陆，被判刑十三年。二人都曾靠投机和“抱大腿”得势，却也都有失势被捕的一天。他们出卖了良知追求名利，最后不仅没能富贵终生，还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失去自由，生死全凭他人决定。

（关于许家印、王健林等人“白手套”及为红色权贵服务问题，因为涉及大量黑箱交易、不为人知的情况，笔者当然无法直接和完全确证这些事实，只能根据既有公开信息和合理逻辑推测。笔者无法确保这些推测百分百正确，但显然有理有据而非造谣诽谤）
   当然，“白手套”并非这寥寥几人，权贵也并非都在中央层面。广义上说，中国各地方、各市县乡村，都有类似的“白手套”或相似的官商关系、权力与资本关系。而那些不算“白手套”的商人，也都要向有权势的人输送利益。面对权力，资本家只能卑躬屈膝，而无法反抗。除非一些资本家找到更大的靠山、更有权势的官员，才能去抵挡甚至报复那些低于更大靠山的官吏。这些商人出卖自己的人格、自主性、道德，以换取荣华富贵和安全，且有时仍难免被抛出作为“替罪羊”而不能善终。

   在高度的依附于权力、处在专制极权下、缺乏民主社会公民教育的资本家和商人，也很难有意识和能力像民国的民族资本家们那样，去启蒙大众、推动公民社会、为弱势民众代言、自主的参与政治等。大多数中国知名企业家，如马化腾、郭广昌、宗庆后等，都恪守作为企业家的“本分”，不越雷池一步，以求自己荣华富贵。

   也有一些企业家，试图突破各种明里暗里的“红线”限制，利用其资本和影响力做些想做的理想主义的事，但后果往往是严重的。如着名企业家马云曾积极就公共议题发言、有参与政治的倾向，后来就被封杀和打压，近年虽复出但已低调许多。而更进一步批评政府、试图为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做些事的，如王功权、孙大午、李怀庆等，直接身陷囹圄（其中王功权短暂被拘捕后获释，孙大午和李怀庆被判处长期徒刑）。还有一些企业家避免触碰政治、而做些非政治的独立公益、常常就社会议题发言，如曹德旺、陈光标、于东来等。他们有一些贡献，但若不能参与更敏感的公共议题和政治事务，就必然成就有限、难以再有进展。他们有民国时期关怀大众的民族资本家的潜质，却没有后者的外部条件。

   另有一些不参与政治，但“不够安分”及触及权贵利益的商人，如牟其中、褚时健、兰世立、顾雏军等，纷纷身陷囹圄，也更加震慑了其他商人小心翼翼、不敢得罪权贵及中共党和政府。这样背景下商人们都努力保护自己身家性命，更无暇关怀公共事业和民生疾苦。

当代中国资本家与民国时期民族资本家们在身份、观念、行为上的巨大差别，正是因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不同。民国时期中国虽不完美、问题很多，但有比现在好的多的民主自由和社会开放度，国家爱人民，人民也爱国家，劳资矛盾虽然激烈但也得到一定调和（尤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资本家们也有公共意识与责任心。虽然那时也有官商勾结，还有兵匪侵扰，但资本家们的独立性更强、能更加自主的决定自己的命摺Ｇ胰绻麤]有日本侵华和中共夺权，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会让民族资本家得到更加安定自由的生存空间和发挥潜力的平台。

   已经过去的历史、已发生的事，都无法挽回了。但对于当下和未来，包括资本家/商人/企业家们在内的中国人，还都可以做事和智蟾淖儭Ｖ泄驳脸O权专制让资本家在内的中国各身份群体都在缺乏安全感、命弑粰噘F掌控、没有自主和尊严的状态中。中国每年大量官员落马，总难免有企业家因行贿等罪行牵涉其中。不贿赂寸步难行，贿赂则成为腐败官员的共犯。那些白手套们一时风光，也有很大概率身陷囹圄。

  最近几年，因为中国经济下行、财政紧张、各地政府收入吃紧，许多地方政府尤其公安部门开始对有些资财的富人加大压榨力度，甚至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企业和富商“远洋捕捞”，不惜动用酷刑让商人们“吐出”钱财。中国工商业者的处境日益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遍有着较多财富、丰富阅历、较好的学识、广泛人脉关系的中国的资本家们，应当利用自身优势，努力以各种手段瓦解专制统治，促进中国走向自由民主法治。这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中国各阶层的人民，以及中国国家民族的未来。

  总之，当今中国的资本家/商人/企业家，以及社会各界精英，应当了解和学习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家们以天下为己任、有责任感与担当、爱国爱民的情怀与行动力，为了自己不再卑躬屈膝、依附于人、担惊受怕，也为了更广泛民众的利益，努力以各种直接与间接、勇敢和巧妙、坚定又灵活的方式，去改变如今不公不义的中国，争来民主法治、各阶层公民权利自由得到保障的真正的“新中国”。

朱镕基改革争议：国企下岗工人的悲剧与工农差别下农民更沉重的苦难

8月12日，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去世，也引发了对其执政期间一系列改革措施的争论。其中最具争议和负面后果的，是推动国企改制，导致数千万工人“下岗”，失去了“铁饭碗”。这些失业者普遍处境悲惨，许多家庭陷入绝境。对此，有人认为是经济转轨的“必要牺牲”，有人觉得过于残酷而侵害了工人权利。不过争议者都承认改革导致了一部分前国企工人的苦难。

     在讨论下岗工人苦难时，也有人注意到和提及，相对于长期有“铁饭碗”的工人，同时期的农民处于更加贫困、权利和保障更少的状态。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形成了壁垒森严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并影响之后几十年中国不同阶层人的命摺．敃r中国全面实行公有制经济，几乎所有工业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所有工人都是吃国家财政饭的国企职工。在“统购统销”等计划经济政策下，抬高工业品价格而贬低农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剪刀差”，以积累资金促进工业化及养育工人，农民则成为付出代价的牺牲者。

    在1950-1980年代那相对贫困的几十年，从事制造业、居住在城市的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享受到相对较好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保障，终身端“铁饭碗”、“吃公粮”，工人退休或病亡后还可以让子女接班。国企也没有绩效考核要求（或流于形式），计划经济与封闭状态下不需要与其他企业竞争。除非“反革命”等政治问题，无论工人是否怠工或者打架斗殴，国企一般也不会开除工人。这导致工人普遍的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跑冒滴漏”、产量低而质量更差、生产成本高而产量低。而一切成本与损耗，都由国家财政“兜底”，不影响工人收入和福利待遇。

     而同时，占当时中国人口约80%、居住在乡村的农民阶级，则几乎没有任何工资和社会保障（或者说只有名义上的和非常稀薄的支持），还要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义务，以及“交公粮”（即实物税）。农村还时常发生饥荒，一些人活活饿死，或因营养不良及其他疾病死去。而当时工人和农民之间几乎没有流动，身份世代传承。少数农民可以以临时工身份参与工业活动，只能得到少量报酬而不享受正式工人的薪酬和保障。还有户籍体制从制度上固定了人们的身份和归属，限制了人们的流动。着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曾形容说“（建国后）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管制松动，农民可以分田单干保留余粮，还能通过副业、经商等致富，还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撸珨[脱贫困、阶层跃升的是少数，诸多限制和负担仍然压在农民身上。而工人也一度仍然捧着“铁饭碗”，但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差而缺乏竞争力，工人及其家庭享受的福利也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有限，人均GDP甚至一度有所下降，一是与人口迅速增长有关，二就是低效而消耗严重的国企拖累了发展。对外开放、参与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的中国大陆，不仅工业品质量差，成本还更高，根本无法与港台及外国竞争，亏损严重，并由国家财政埋单。而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内外交困下的中国财政几乎崩溃、物价飞涨，经济危机严重。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朱镕基推动了国企改制，淘汰低效的企业，对工人也“优胜劣汰”，导致了下岗潮。下岗潮确实让许多本来有着稳定生活、衣食无忧的工人如坠入深渊，全家陷入困境，有的穷困潦倒，甚至从事性工作糊口，还有的自杀身亡。而下岗安置过程中的腐败、本就有限的安置费用被贪汙等，也加剧了下岗工人的苦难。另外国企改革及下岗也存在许多不公平，如许多尸位素餐的国企管理干部反而未被裁撤，无权无势的一线工人下岗比例更高。这些问题即便过去很久，也仍然应当被记住、正视、批判。

   但同时，笔者也很想强调，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相对工人更苦难的农民阶层，更需要加以关注和同情，他们的境遇更需改善。而且在之前几十年里，工人的较好待遇的代价，正是由农民所承担的。国家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人为压低农民劳动价值供养工业生产与工人福利，让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缺乏基本保障、权利受侵害、负担沉重的状态。1970年代末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考察农村，发现农民竟然衣不蔽体、没有裤子穿，全家男女老少挤在昏暗狭窄的一间破房里居住。1978年王震等中共元老考察贵州等地，发现农民生活还不如1936年红军经过时的民国时期，许多农民吃不饱饭、吃不起盐。

    中国农民的穷苦和遭受压迫，在改革开放已进行20年后仍然存在，如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出版的陈桂棣所着《淮河的警告》和陈桂棣吴春桃合着的《中国农民调查》，就详细而深刻揭露了中国农民的苦况。2000年，湖北一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告诉朱镕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当时央视“焦点访谈”也常报道农村干部腐败、乱收费、侵吞农民补贴，以及农民的冤屈。基层官吏与黑恶势力勾结，以各种名目压榨农民、欺凌农户，官民矛盾十分尖锐，一些地区如江西丰城还发生了暴力抗税事件。

    农民的负担之一就是需要缴纳税赋，不仅要交农业税这个“正税”，还要缴纳“三提五统”等苛捐杂税。农民付出多而获得少，国家财政更多用于补贴低效亏损的国企、负担大量工人及其家人的工资和福利。当然农民的税赋并非仅用来供养工人，中共党员干部、公务员、军警、事业单位职工等也是农民供养对象和负担来源，但1950-1980年代数量格外庞大的国企工人，确实占据了税赋消耗的相当大的比例和负担。

   这样的情形显然是畸形而不可持续的，也是朱镕基决心改革的原因之一。裁撤低效国企和遣散部分工人，不仅是刺激竞争和经济发展，也是减轻财政负担也即减少农民负担，以及有更多资金和力量解决三农问题、改善农民处境。在许多低效国企破产或人员缩水同时，大批民营企业建立，许多农民进城打工。虽然农民工保障远不及国企工人，却仍比纯粹务农收入更多、生活更丰富。扶贫开发、农业补贴、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铺开。

    在这些措施下，农民终于从极端贫困中摆脱，逐渐实现温饱甚至走向小康。胡鍧郎丶覍殨r期废除了农业税及附着的其他杂税，并发放更多补贴，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也与朱镕基时期改革的方向和基础有关。而且国企改革也增加了国企效益，经济发展也反哺了国企及职工，许多工人比改制之前收入更高、保障更丰厚，一些下岗工人也得到再就业、获得更多收入和新的人生。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发生剧变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也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企私有化，也有许多工人“下岗”与贫困化。其中有些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国在改革中较好保障了工人权利，而俄罗斯等国工人损失更严重。但无论哪种情况，这些国家工人阶级（包括其家庭成员）长期占人口多数，农民是少数，起码二战后没有对农民的持续剥削。所以对这些国家而言，给予工人保障和补偿是应当的。但中国直到1990年代，工人阶级仍然只占人口不到五分之一，农民仍然是多数，对工人优厚无疑会导致农民得到更少（甚至失去更多），工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

    朱镕基及其后继者的改革和社会形势变化，导致的部分国企凋敝和下岗潮，对下岗工人确是悲剧，但国企改制和裁汰低效企业和人员，无论从全局利益还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利益都是必要的，也缩小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下岗工人从幸福坠入苦难确实不幸，但农民在之前几十年里都在极端贫困中挣扎。即便经过朱镕基改革，工人尤其国企工人的待遇仍然远好于农民及农民工，下岗工人也比农民有更厚的家底、更好的受教育水平，农民中贫穷者数量和比例都更高。

     到了今天，中国农民平均每月也仅有120人民币养老金，远低于平均2000人民币的国有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更低于月退休金数千至数万人民币的干部和公务员。农村老人因贫困、疾病、家庭矛盾（家庭矛盾往往也是贫穷等引发）等原因自杀现象至今也相当普遍，如学者以湖北京山和辽宁庄河两地为例，系统性记录了农村老人自杀的悲惨境况及其普遍性。农村妇女自杀比例长期以来也显着高于城市女性，也高于城乡男性，这也是多重压迫和贫困所致。农民的苦况显然不亚于下岗工人，且苦难更普遍和持久。只是人们更容易关注到曾经既得利益者阶层坠落的动态变化，而容易忽视长期处于下层和困境中“静态”的弱者。

    近三十多年来，反映下岗工人境遇的影视剧、文学作品已有不少，包括《钢的琴》、《漫长的季节》等艺术水准很高且颇有知名度的影视剧。但反映人口更多、苦难更重、受苦更久的农民的影视与文学却很少，尤其高质量又为大众熟悉、直观反映农民苦难史诗的影视剧作更是几乎没有。这一定程度源于反映工人苦难的作品审查尺度更宽松、对农民苦难题材审查更严，也在于工人及其亲友有更多文化艺术资源，而农民相关资源贫乏、缺乏发声机会。这也反映了话语权的不对等、农民相对下岗工人更加边缘和“失语”的现实。当一部分人苦难被关注、另一部分人苦难被忽视，也会影响社会对不同群体的评价、关怀、帮助。

    有所欣慰的是，近年在讨论下岗潮及工农城乡关系时，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并提及了农民长期遭受的不公平对待，以更全面的视角看待下岗潮的背景和当时中国各身份各阶层的处境。只是这些为农民打抱不平的议论，主要集中在网络平台的评论中，以及少数严肃枯燥的社科研究着作，而缺乏文学作品和影视剧等更加“正规”的演绎和具大众吸引力的表达。或许未来会有这样的作品产生，但在严格的审查制度、农民自身发声能力弱的情况下，中短期内看不到这样作品出现的可能性。

    笔者无意否定一部分工人遭受下岗和面对的苦难，也认为国企改革应当更加人道、妥善安置和补偿受损的工人，不能直接抛弃，对安置费用被贪汙等犯罪更应打击。最好的改革结果是各方都受益、尽可能没有人受害。但现实里改革往往难免一部分人遭受损失。而改革是否必要和值得，就要看情理上是否应当改革、对更多人利益是好是坏，综合考量和判断。就朱镕基的改革，虽有粗糙和激进之处，整体而言仍是必要和有益的。

    人们看待各种改革的利弊、人群的得失，不能局限于一隅和少数人，而应更加全面、平衡、公允，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和关切。若人们仅仅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关注一部分人而遗忘另一部分人，只看到改革对某些人的好处或坏处，忽视它同时对于另外群体的利弊益害，就未免偏颇和不公正。中国农民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劳动最辛苦、受难最严重、话语权最微弱的群体，他们的生命与尊严与下岗工人等其他身份与阶层的人一样宝贵，他们的苦难也应被看到、声音也该被倾听、利益也需被考量。

泥石流灾害凸显中尼官方对待舆论态度差异

8月26日，中尼边境发生极其严重的泥石流灾害，迄今已确认超过900人遇难，还有超过5000人失踪且生还希望淼茫。而死亡和失踪者所处的受灾区域，部分在尼泊尔境内，另一部分在中国境内。本次灾害也引发全世界的关注。灾害发生时由监控摄像头、个人手机拍摄的灾难视频和照片也在各大主流媒体及Facebook、Instagram、X等社交平台传播，颇为令人震撼。

    同时，如果仔细了解中国大陆媒体及中国“防火长城”内的互联网平台关于本次泥石流灾害的报道、信息传播情况，就会发现其与尼泊尔及国际媒体的报道与信息播散的尺度、信息量、风格大不相同。

   在灾区的尼泊尔一侧，大量由当地人拍摄的灾害来临及灾后的视频与图片，包括泥石流袭来时人们逃跑和房屋被摧毁、人们逃不过泥石流而被吞噬死亡、灾后捞出大量浑身泥浆甚至肢体断裂的尸体、一些人趁机盗窃去世者遗物、救援者救人的实时和细节等影像画面，都出现了国际互联网平台，并得到一些大型媒体转发和报道。国际媒体也在灾后几乎畅通无阻的在尼国境内灾区采访，拍摄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画面、获取了地震第一手资料。还有不少泥石流灾害中的幸存者，发布帖子和接受采访，讲述惊魂一幕和侥幸逃生的经历。

     但在灾区的中国一侧及中国大陆媒体平台上，只有灾害刚发生的一天内在社交平台出现不少受灾时的冲击性画面，但之后至今这些视频全都“消失”，被删除或不再能打开，新的类似视频也无法再上传、传播。虽然在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仍然能够刷到的一些灾害画面，但基本已没有例如泥石流冲击居民点、挖掘出遇难者尸体这样的画面。那个流传甚广、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泥石流将吉隆边检口岸吞没的视频及相关截图，也无法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平台上看到。搜索“中尼边境泥石流”、“吉隆口岸”等，只能搜到央视、新华社、红星新闻等官方的主流媒体相关报道和视频，而看不到个人账号发布的相关视频和图片。事发当地受灾者、亲历者的口述声音也几乎消失。

    中国官媒确实对本次灾害有报道和画面放出，但其中很少有泥石流冲毁居民点的画面，更没有遇难者尸体等画面。官媒视频中，除了少数经过审核并裁剪的灾害现场画面，主要是展示解放军等救灾力量如何积极救援、党和国家领导人多么关心灾害情况。被采访的人也是官方挑选过，说哪些话提前安排好，并审核了采访视频后再于公共媒体播放的。偶尔有官媒视频展示泥石流冲击人群画面，也是在表现边境公务员勇敢引导群众避险的场景且点到为止。而且小红书等自媒体上有意留下一些官媒关于灾害的报道，而不是搜索后完全不可见，也是有意的以此遮掩信息封锁的存在，以少数官媒信息“越俎代庖”为公众和主流声音。

    官媒不仅垄断了采访报道权、画面播出权，也选择特定主题和摄影角度，控制了公众可以了解到的关于本次泥石流灾害的信息内容和倾向，也意味着间接控制了公众对灾害的看法和感受。官媒的报道集中于中央多么关心灾情、党政干部及军警公务员如何积极救援，以及宣传灾害下的乐观和积极性。而受灾地区许多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个体故事、情感、诉求，则被压制不得诉说、无处发声，或只能按照官方的“剧本”讲述，丧失了新闻真实性与个体独立性。

    另外，因为“防火长城”的阻碍，除少数使用VPN“翻墙”者外，大多数中国大陆人并不能看到国际互联网平台及发言，受灾民众也同样极少专门“翻墙”发言者。“防火长城”及中国互联网平台的封闭性，严重阻碍了中国民众更自由和有影响力的发声及与国际社会的交流。

    不仅舆论自由度不同，尼中两国官方在对于灾害及之后救援的透明度方面，也是颇为不同的。尼泊尔官方不仅没有进行舆论控制，还实时更新遇难者数字和具体姓名名单，还公布遇难者尸体照片以供辨认身份。救灾过程是对外开放的，并积极欢迎国际救援力量参与，本国民众和各国媒体都可以在线查看或实地了解。而中国迄今没有公开遇难者具体信息，死亡数字只有官方一个口径且仅确认十几人死亡，和失踪人数相比差距过大，有故意压低死亡人数之嫌。而中国的救援完全由官方主导和控制，任何民间人士和力量或境外人员和组织都不能参与，除官方许可的采访外没有任何额外信息透露。

    这场地跨两国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尼中两国的应对，将两国对于舆论、透明度、开放性的态度展露无疑。尼泊尔的应对态度在国际上并不出色而仅是正常社会的惯例，但却反衬出中国极其保守的舆论观、信息观、安全观，并暴露出中国执政者“稳定压倒一切”的立场，以及对包括互联网舆论在内社会一切的控制欲、控制力。

    不同于政治敏感问题，泥石流灾害是自然灾害。按照正常逻辑，执政中国的中共政权不必要有什么顾忌。但为什么中共仍然禁制灾情信息自由传播、封杀灾害视频呢？（虽然因灾害发生于藏地，中共管控确有这方面考虑，但并非主要原因，内地发生灾害一样管制舆论和限制外媒采访及独立媒体人调查）

     这是因为中共执政以来的几十年，尤其最近二十多年，非常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并为此不惜代价。中共在未成为执政党的革命（造反）时代，非常热衷并擅长破坏秩序和批判执政者，例如发动一系列暴动、开展地下工作、鼓动罢工罢课罢市、宣传社会黑暗面和工农苦难等，不断攻击民国合法政府国民政府，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腐败和黑暗。

   但1949年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就变得远比国民党更加强调稳定和对秩序的捍卫，以维护自身作为执政者的地位和利益。如在毛时代，为了避免饥荒民众流散影响社会秩序和酿成暴动，解放军和民兵阻止饥民逃荒，宁可迫使饥民饿死家乡。在上级考察、外宾来访时，又故意营造民众丰衣足食、健康向上的形象，掩盖人民的贫困和不满，不惜组织和强迫民众各种“演戏”弄虚作假，为了面子不惜“里子”的代价。这些也都是为了红色中国的稳定及国际形象。

   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及发生1989年六四镇压后，中共又一方面发展经济同时坚持政治专制，“稳定压倒一切”又成了为政治专制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手段。到了胡鍧郎丶覍殨r期，逐渐建立了系统性的“维稳”机制。而习近平执政后则大大强化了维稳机制及其力度。这不仅体现在对于涉政治敏感问题的禁制，还包括对于自然灾害、治安案件、经济纠纷等方面“维稳大于一切”的倾向。如发生p2p投资暴雷事件、校园霸凌事件、地震洪水等灾害、恶性治安案件时，官方首先做的是封锁消息、压制受害者不许“闹事”、将试图维权尤其带头的人带去警局“喝茶”甚至拘捕。

     更进一步，中共不仅恐惧那些纠纷事务带来冲突，对于一切可能导致民众负面情绪的信息都尽可能压制而不予公开真相。如发生在2022年的中国东方航空5735号航班空难事件，根据各方消息已证实是飞行员制造的人为灾难。这一事件并不涉及政治抗议或恐怖袭击等因素，正常而言说明事实更有利于减少怀疑和阴终摗５袊俜狡窬芙^公布调查结果，也压制关于本次空难真相的讨论（主流媒体无相关调查报道、互联网上相关讨论常被删帖限流）。

    中共并非害怕公布空难真相会透露出什么政治敏感信息，而是担忧公开承认中国民航飞行员制造100多人遇难的事件引发负面舆情，损害中国稳定和谐的表面形象，以及可能引发的舆论对政府在内相关者问责等反应。或者更直接一些，执政的那些人就是不愿意听到看到坏消息（尤其人祸式坏事），更不愿意将坏消息公之于众。他们不仅无视公民知情权，还认为公众知情不利于稳定和管理，也是给国家和执政者抹黑。久而久之，执政者还形成思维惯性，无论事情到底是否不利于统治稳定，都下意识的封锁消息、控制舆论、拒绝公开透明。而且在执政者看来，“一刀切”的禁制消息，总是比透明开放更少风险。

    中共如此对待负面事件的信息处置、恐惧舆情、稳定压倒真相，是与近现代以来国际社会的对待与处置方式背道而驰的。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一些灾害、凶案、悲剧事件，但在占世界多数的自由民主国家，官方都并不会阻止相关的信息流通和新闻报道，只有在可能引发模仿犯罪或军事机密等极少数特殊条件下才管制信息。对于绝大多数负面事件，都是听凭媒体报道、公民传播信息与议论的。而且越是负面信息，越是要保障透明度，政府也更需要向公众保持透明、及时公开信息。正如前述的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尼泊尔政府所做的那样。

    而国际主流社会尤其民主国家，对于负面事件及其信息采取公开透明的政策，既是出于保障公民知情权而遵守准则，也是更好的查明真相、救援难者、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正常的、民主的国家，公民本就拥有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的知情权。凡是各种自然灾害、治安事件、社会问题，公众无条件的拥有从国家机构获知必要信息的权利（当然涉及军事机密或破获案件前保密等情况除外，但只占极少数）。而同时，正是悲剧事件的详情得以公之于众，各方才能了解事故原因、悲剧缘故、是非曲直，以便于做出反思与改进，惩恶扬善、查漏补缺、治病救人。

   比如美国政府对于每起空难事故都会公开所有详细情况和数据参数，包括那些人为故意造成的空难。加拿大媒体公司Cinefilx还可以拿到美国的数据和信息制作“空中浩劫”系列纪录片。这些既揭露了事故真相、让逝者得到某种告慰，也满足了公众知情权和好奇心，也有利于飞机制造商、航空公司、航空管理机构根据这些事故教训做出改进、避免重蹈复辙。他们也并不会担心这些空难纪录片会引发效仿（恐怖动机者效仿劫机或飞行员主动制造空难），即便有此副作用也仍然认为应公开真相。

    而媒体和个体记者/普通公民对于负面事件的调查、采访、报道，同样是民主国家认可并保障的权利。而且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还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被高度推崇。媒体揭露真相、批判邪恶，被广泛认可是是捍卫正义的重要手段。而且越是负面事件、造成死亡等悲剧事件，也越会引起媒体注意和报道。而如果媒体调查遭遇阻挠，这本身就是重要新闻，还往往驱动媒体人更“逆反”的去调查真相、吸引更多人关注。所以民主国家普遍将媒体自由报道负面事件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才是异常的、被唾弃、失去声誉和观众市场的。

    不仅外国，中国曾经也存在新闻自由的时期和区域。如清末的租界及民国时代，报界普遍以针砭时弊为责任和荣耀。如在租界的《申报》与《苏报》，以及中共执政前的《大公报》，都把批评当时政府、反映民众疾苦为报道重点。如《大公报》曾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促进了国民政府对灾民的救援。这也说明中国并非没有擅长揭露时弊的媒体及新闻自由的可能。这些报刊揭露中国社会各种黑暗面，并非不爱国，而正是出于爱国爱民，才揭露黑暗、批判恶人和坏政府、推动社会有益的变革。可惜的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人民包括新闻自由在内各种权利自由，被中共所剥夺至今。但从全世界的趋势看，二战之后及冷战后，实现新闻自由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多，继续控制舆论压制自由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少。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显然是背离了世界发展的潮流。

    经历长期的自由民主，包括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大多数国家地区已经将负面事件的信息公开、媒体报道，作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如果有人试图阻止信息传播、隐瞒真相，会遭受多方的批评和攻击。这与把隐瞒事实、压制负面消息传播、阻挠甚至禁止媒体自由采访的中国大陆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矛盾，并时常因此引发摩擦和冲突，以及导致外界对中国大陆的观感恶化。

    最知名的一起因为对待负面事件及媒体报道发生分歧的事件，是1994年24名台湾游客在大陆被杀害（另有8名大陆人也死于该案）的“千岛湖事件”。这起事件本身是纯粹的图财害命的刑事案件，并无政治或族群仇恨动机。但后续中国大陆方面封锁消息、拒绝透露案件情况，禁止包括台湾媒体在内各方媒体前往当地调查采访，直到最后案件告破才向各方简略通报。对于大陆警方、政府相关部门，这种不透露案件及进展情况、禁绝未允许的采访报道、最终以官方通报“一锤定音”，也是处理各种案件的通例。

  但这就引发了台湾方面强烈不满。中华民国台湾和中国大陆虽都是中国，但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对待案件和媒体的态度大不相同。那时的大陆经历六四镇压，当然是中共专制、新闻自由受到压制的状态。而当时已实现民主化、且早就有较宽松的新闻和言论环境的台湾，已经形成了支持赞许媒体批判政府、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价值观和风气，并对压制言论自由、损害新闻自由的行为非常厌恶。“千岛湖事件”发生后，台湾民众不仅因为24个台湾人死在大陆而悲愤，更对大陆方面封锁消息、不公开案件进展、搪塞台湾、阻止媒体调查报道而愤怒。台湾官方和民间都谴责了中共执政当局隐瞒案件详情、阻止媒体报道的行为。也正是这一事件成为台湾人从多数支持统一到多数反对统一的民意转折点。

    这就是两种不同都对待负面事件及舆论问题而冲突的典型。在中共执政者/中国政府看来，封锁消息、禁止媒体、打击传言，有利于负面事件坏影响不再扩大、不被利用，受害者家人情绪也能得到安抚，也利于案件侦破不受干扰，最终也会给台湾方面交代，本意并不算是坏的。但在台湾人看来，大陆这样的行为显然在隐瞒事实、阻挠真相揭露、剥夺受害者家属及台湾人的知情权，还破坏新闻自由，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双方的理念、诉求、关注点，对同样行为的看法，可谓南辕北辙。而后来台独思潮日益得势、与大陆渐行渐远，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无疑是陆台在包括对待负面事件及新闻自由等问题上，显着的价值观及行为的巨大差异。

   这样的观念冲突还出现在如非典和新冠这两次疫情时期。两次疫情初期中国都选择了压制有关病毒出现及传播的消息，对外“辟谣”声称无事发生或不需担心以图安抚民心、保持稳定。这导致疫情没有得到重视和遏制，最终大规模爆发、更多人感染和死亡。而从疫情发生到结束，中国整体上都采取对相关疫情舆情的严密控制，避免出现批评声音。对于异议声音则由官方禁制加上政府支持者批判，如作家方方关于武汉疫情的《方方日记》因揭露疫情期间一些负面现实和民生困苦、批评政府防疫及救助不力，就遭到政府支持者大规模围攻。

   两次疫情期间中国的表现与民主国家倾向尽可能曝光疫情情况、让民众有充分知情权、公众立场和社会氛围倾向鼓励支持批判政府的态度迥然不同。这也导致世界许多国家尤其西方国家对中国难以信任，因为缺乏透明度和高度管制社会本身就让民主开放国家天然的警惕。反过来，许多中国人也将自由开放的西方社会看成混乱无序、政府无能。

这种中外差异反映了中共执政的中国大陆对于负面舆情的高度厌恶、对社会失去稳定的高度恐惧，并倾向于不惜代价控制舆论以保持表面和谐安宁的惯性思维与行为路径。这样的的惯性思维与行为路径，贯穿了1949年至今中共的统治。当然具体说来，不同时期也有一些差异。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一度鼓励“造反”和“大鸣大放”，是较为特异时期。不过即便那时也严禁对毛泽东和中共政权进攻，还更残酷迫害反共反毛人士。而改革开放之后和六四镇压之前，曾经有一段鼓吹揭露黑暗、宣扬自由与人性的时期。而江泽民和胡鍧龝r期加强舆论控制，不过对于一些地方的、不损害政权根本统治的黑暗面会有一些监督批判空间。而习近平执政后则大幅强化了对负面舆情的打压、对舆论的控制。

    在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虽然中国官方也阻止媒体自由报道、压制民众声音，但还是有一点揭露负面、张扬人性的空间。如当时还在央视的媒体人柴静对于在北京小汤山医院的非典感染者和救护者的报道，《南方周末》对于汶川地震中许多灾害中的人性、生离死别、救援细节的报道，都颇为生动感人，而非照本宣科的读稿、“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而且当时无论新闻媒体、社会各界，乃至中共体制内，都有不少主张更多新闻自由、广开言路、倾听不同声音的主张。

   但习近平执政后至今，虽然有限但相对的开放被扭转向封闭保守，中共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约束，改变了媒体和舆论的倾向和风格。如新冠疫情及前后几次水旱灾害，官方舆论已普遍变成为领导干部歌功颂德、压制负面信息曝光、宣传抗灾抗疫“赢了”的风格。2020-2025年中国多地水旱灾害，包括2021年山西洪灾等，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很少，以及许多高校缩小甚至取消新闻学专业招生，更反映了舆论管制强化下新闻自由和传媒影响力的消逝。

   更进一步，官方还时常以“造谣”为名传唤甚至拘捕传播或评论负面舆情的公民，无论疫情期间还是近日泥石流灾害，都有若干民众因涉“造谣”被拘捕。而事实上传播负面舆情的公民并非恶意造谣，有些具体偏差也不至于构成违法犯罪。官方“上纲上线”的打击“负面舆情”相关的“谣言”，反映了对言论管制的进一步强化、对异议和负面信息的越发不容忍。

    当然，如果从更深的根源挖掘，也可以看到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已形成与台湾在内世界多数国家地区不同的价值观、治理模式、政策特性，以及形而上的思想和逻辑上的差异。在多数国家地区，事实真相和透明度本身就极其重要，且越是透明和多元、容许争议，才更利于真正的互信与和谐。即便民主并不算健全、发展状况还比较落后的尼泊尔，根据本次疫情也可看出有相当的自由和开放度。但在中国，则在中共塑造及专制保守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以隐瞒事实、打压舆论、淡化问题、“丧事喜办”为特色的对待负面问题的方式。这逐渐超过了现实功利，成为从上到下约定俗成的、下意识的习惯行为。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中共维护统治稳定和利益需要。（关于外国更开放透明、容忍异见及争议，其实笔者个人在外国亲历一些事后，已经不能完全确认或认可。只能说一定程度还存在，但其实也是有门槛、选择性、限制的。不过还是比中国的极权下舆论被更严格控制和打压要好一些）

   中共为政权统治稳定，不惜代价控制舆论倾向和内容、打压负面声音、一切灾难事故等负面事件信息由官方垄断并阻止民众知晓、阻碍媒体调查采访。这损害了公民对公共事务及涉及自身切身利益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也不利于对真相的揭露、责任追究、反思和改进。而包括尼泊尔在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对待灾害的开放透明、以民为本（如公开遇难者名单以便查询亲人）、开放自由采访报道的态度和行为，更反衬了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缺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民众被剥夺知情权、真相缺失、谎言盛行的现实。

    笔者当然是希望中国官方可以改进对待负面事件及舆论的态度，更加包容异议和批评声音，允许媒体和公民进行采访调查和发声。最起码中国舆论尺度应该重新回到约二十年前，即对与政治关联不大的社会负面问题有限放开报道和讨论，以利于民众了解重大公共事件的真相、让逝者得到告慰、幸存者情感得到抒发、以及改进防灾防害机制以亡羊补牢。让人民说话、放媒体发声，倾听不同声音，也有利于执政者改善形象，促进社会真正的和谐。但笔者也明白在如今中国的政治局势下恐怕没有这种向好改变的可能。而且若要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也只有中国基于普选和政治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实现之后，才能真正存在。


西方社会对中共的误解

中国的两面性和复杂性：成就和问题并存、经济发展受益不均、民生改善同时阶级分化和固化、高效率和较好治安有其代价、基建优秀但腐败和浪费严重、反腐成为政治斗争和权力洗牌工具、高压下表面和谐的族群关系脆弱性和潜在危机、西方白左和白右对中国的好感是判断和寄情错误、外国人被优待下感知部分失真
这些西方人将中国视为美好的理想国度，是加了滤镜、做了想象之后，得出的与事实相比颇有偏差的、真假混淆的图景，也将复杂多样而棘手问题众多的中国简化和理想化了。对于中国的全盘汙名化不可取，但美化为人间天堂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并忽略了中国存在的各种或与西方不同或相同的问题和弊端。

1.中国确实在相当长时间里经济发展迅速，但受益很不均匀，贫富差距拉大。迅速发展和财富增加也透支了人力和资源，人们陷入“内卷”式竞争。中国的工业、农业、生产、服务，各领域“内卷”都很严重，低价竞争损害劳动者权利，也不利于创新和良性竞争。

近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尤其新冠疫情和激进防疫政策严重挫伤了中国经济民生。中国的阶层也日益固化，经济结构不良，内生消费不足。未来的中国已难以像过去几十年经济突飞猛进，而将陷入长期的缓慢增长、发展低沉状态。

2.中国的地域差异、城乡差别很大，各地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民众生活水平参差不齐。不同身份和阶层的中国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受益度和损失、生活质量和体验，是很不同的。北上广的公务员和国企高管，与内陆民营企业员工、农民，几乎是处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中国大城市精英阶层的生活，也并不能代表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水平。中国中下层的相对贫困、过劳、压力、焦虑，现实中的困难和精神上的痛苦，是相当严重的。

3.中国的科技比起改革开放之前是有较大发展，和西方的差距也在缩小，科技应用和普及也较好。但中国大多数科技进步还是较低层级、以效仿、利用、整合既有成果为主，缺乏独创性和突破性成就，长期难以获得较多诺贝尔奖及其他重要科学创新奖项，学术腐败和造假也很严重。中国基础教育较扎实，但创新创造力不足，“衡水模式”等高压教育方式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4.中国官方和社会服务的“高效”，都是有代价的。中共和中国政府推行政策往往“一刀切”的极端，忽视民意和践踏民权。如城市改造的“强拆”、计划生育的“一胎化”、以城建和防火为理由驱逐“低端人口”、新冠疫情的“封城”等，都以损害人的权利自由达成某种目的。

官僚主义和渎职怠政广泛存在，尤其那些不被上层特别重视的政策更容易被拖延。党政机构也缺乏监督、制衡、曝光，更难纠错，受害者也难以维护权利。且好的政策高效，坏的政策也“高效”并带来难以逆转的恶果。

5.中国的腐败当然很严重，打击腐败虽然严厉却“越反越腐”、无法止腐，且反腐败主要是权力斗争和政治洗牌需要，而非为公为民。反腐主要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清洗、采用非法治手段，而非以发扬民主、完善制度和法治反腐。

6.中国生活服务中的高效率和廉价，各种商品的琳琅满目且同样廉价，确实让富人和中产阶级以及许多在华外国人受益，但这是通过压榨外卖员、服务员、工人、农民等下位者（廉价劳动力）的利益和尊严、无视劳工权利、以“低人权优势”所实现的。

中国医疗比外国效率更高，但这是非免费医疗筛除贫穷看不起病的人、医院高度营利化为代价。另外中国大城市房价高昂，房价和收入比远超其他国家。对于从事商贸和个体经营等工作的人，还有许多被“吃拿卡要”的“隐形成本”，以及残酷的竞争性。

中国的高效率社会，对于富人是更便利舒适，对下层劳动者则是付出更多劳累，所得绝对值和与中上层相比的相对收入都很低、不匹配其劳动贡献。

7.中国社会治安确实较好，但不必夸大且也有代价。在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使用大数据和监控录像的等工具维护治安和稳定，往往面对强调权利和隐私的公民团体反对和法律诉讼，而中国不需要如此。换句话说，中国社会治安好的代价是侵犯公民隐私和国家机器对公民控制力加强，既方便为治安抓人也方便为政治目的抓人。

而中国公检法在权力巨大、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也经常滥用权力，制造冤假错案，而受害者很难伸张正义。刑讯逼供等现象虽较过去减少，但仍有不少发生。国家机器可以轻易和不可逆的将一个人监禁和迫害致死。在中国人们面对黑暗，发声权利是可以被轻易剥夺的。能不能发声看势力和邭猓S多人含冤而死却无人知晓。这些是政治多元和媒体自由度高的国家很少发生的。

8.中国基建优秀也是事实，可这是以纳税人的钱进行建设，其中又有不少腐败和浪费，获利较大的是参与工程的少数人，也同样压榨了工人。过于依赖投资和基建，而公民福利保障被有意压低，官方拒绝“福利养懒人”，导致消费不足，也不利于经济协调和健康发展。

9.中国经济是权贵资产阶级操控的市场经济，政治是保守派和技术官僚主导的专制威权，有些西方左翼把中国当成正统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的谬误。扶贫工作有作用但是有限的，中国官方和部分外国人都夸大了扶贫成就。

10.因为中国少数族群人口较少、政治体制倾向维持稳定，表面上看中国没有西方那样严重的内部种族问题，但实际上民族关系也很紧张，且随着互联网普及和民粹主义兴盛让民族问题比以前更激化。

中国官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历史到当代、理论到实践都有很大缺陷和漏洞，根本不牢固。新疆西藏政策也引发很多来自内外的反弹和批评。表面的和谐是高压式治理实现，暂时的和平下怨恨累积，未来有爆发更大的冲突的风险。这种高压管制和残酷政策，无论从人道主义还是实用性，都不值得也不应该被他国赞扬和效仿。

11.中国既不是西方部分左翼想象的劳动人民至上、劳工神圣的社会主义乐土，也不是部分右翼认为的单一族群和秩序井然的民族主义天国。中国执政集团是实用主义的、稳定至上的、倾向右翼社达和激烈竞争、同时又保留列宁斯大林体制和若干红色元素的混合式专制政权，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工具而非真辗钚械膬r值观。

中共政权也早已放弃输出革命和反帝，反对美国仅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并不会真蘸蛯嵸|的支持第三世界反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同样是维系统治而利用，执政者并无真盏膶γ褡宓癯钇叟c忠眨踩狈φ嬲煽康拿褡逡庾R和系统理论。

12.一部分真的来过中国旅行和生活的外国人，其亲历也并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的全部真实，相反有不少失真的体验。

因为中国特殊的体制和内外政策，如从毛时代就树立的“外交无小事”，改革开放之后为吸引外资和拉近对外关系，以及考虑国际舆论、外国政府和使馆要求保护侨民的压力等，中国官方长期对外国人以“超国民待遇”对待。中国民间也因官方政策、好客传统和礼仪、利益需要等对外国人格外尊重和善待。其中欧美白人尤其受到相对优待。

所以，外国人尤其西方白人在中国往往较好的体验，不能反映中国人普遍的真实遭遇。官方也倾向引导外国人看到中国积极正向的一面，而掩饰负面东西的存在。外国人看到听到的，往往不是中国完整的样貌和真实广泛的声音，而是“特供”给外国人的特定“中国形象”。

西方政府、部分西方人和社会团体及媒体舆论，对中国激烈批评以至过度和汙名化，是不可取的。但那些对中国全是称赞，或赞美话语压倒性的超过了批评内容，忽视或回避中国存在各种严重问题的西方人及其观点，同样是不客观的。无论是出于真盏淖撁溃€是被利诱和欺骗，总之这些人所看到的并不是中国全貌，与全盘否定和汙名化中国的人一样偏离了事实。这客观上帮助专制政权掩盖了问题，遮挡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惨况，放松了对庞然大物的极权的警惕，当然是不好的、不应该的。

中国不是共产主义社会

近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热情接待，中美关系明显好转。有人对此提出批评。如《纽约时报》有文章引述学者评论，特朗普一个月前还称“共产主义是我国历史上面临的最大威胁”，但现在却向强大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奉承讨好”。还有不少评论者也对这一点提出批评。即特朗普一边反对共产主义，一边热情接待世界最大共产党的领导人。

    那么，这是否反映了特朗普的自相矛盾、对共产主义抵制的不真眨繉Υ巳绾卧u价的关键，是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实行共产主义相关政策，以及习近平及中共高层是否相信和奉行共产主义思想与原则？而这些本身也是非常值得讨论、辨析的重要问题。

    需要前置并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确实是一个专制国家，中共也是垄断权力的专制政党，习近平是不折不扣的独裁者。但专制独裁与共产主义二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乃至属于两个不同维度的东西，只是有时会发生重合。

    何谓“共产主义”？如果准确而详细的描述，是相当复杂的。如果简单而通俗的说，就是一切物质和财富极大丰富并公共化、按需分配、社会保障极其充分、消除阶级和身份差异、没有民族和国界的区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然这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蓝图、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状态，迄今并没有任何国家或区域实现。

     如果将“共产主义”扩展到更宽泛的范围，尤其西方资本主义所认定的列宁式政党执政的，如前苏联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则这种“共产主义国家”包括国家经济的全面公有化、计划经济模式、共产党权力垄断、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抵制等。而中国毛泽东时代，虽不算马克思式的典型共产主义，但其极左派的革命口号、土地革命、消灭私有制、计划经济、消除市场和私人之间商品交易的存在（仅存一些“黑市”、“地下市场”）强调阶级斗争等，也可视为一种与共产主义接近的、某种社会主义模式。

    但无论按照哪种标准，如今的中国都不符合“共产主义国家”的定义和标准。在经济上，中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所有制则是既有“国有经济”又有私营经济。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并非真正的全民所有企业，无论从真正的所有权还是咦髂Ｊ健⒗娣峙洌际菄屹Y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庞大的民营经济，包括私营企业、个体经营模式，都显着的是非共产主义的经济特征。中国经济市场也呈现高度的竞争性，还有股市和各种投资平台，都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中国也早已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而是以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促进国家强大国民富裕等为政策重点。

   在分配制度上，中国不仅不是实行高福利保障、平均分配、按劳动成果或需求分配，反而是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社会保障水平最低、不同群体享受的社保严重不均的国家之一。如中国基尼系数在0.45-0.6之间，贫富差距超过绝大多数国家；中国的国家干部、职工、市民、农民享受完全不同的医疗养老等社保待遇，国家干部退休金普遍达到数千至上万人民币，农民养老金仅100多人民币。中国最低生活保障不仅额度低，也很难申请。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官方也多次明确宣称中国“不能掉入福利主义陷阱”，崇尚个人奋斗。

   在政治上，中国确实是中国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但却并非是“共产主义专制”/“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个名称为“共产党”的庞大利益集团专权统治。其成员包括各领域的精英、既得利益者，并依靠技术官僚制定和执行政策。虽然在名义的意识形态上，包括中共党纲、中国宪法，都宣称信奉和准备实现共产主义，但实际政策却是实用主义的，并不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约束和指导。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确实被用来为专制统治提供某些理论依据、作为宣传工具，但仅限于特定范围及“表面文章”。

    在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当今中国整体上也并没有显着的共产主义特征。虽然官方仍然会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红色历史”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关的内容，但普遍流于形式，而非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日常中。虽然中国人大都接受过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关的教育和宣传，但这些教育宣传也是表面化、形式化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真正信仰，官方也并不要求人们去实践共产主义。中国民众普遍是实用和功利的，人生主要目标是为了金钱等利益，官员也热烈追求权力等利益，而非共产主义目标。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内中共最高层官员，从其长期的言论和行为，也可看出其并非共产主义的信徒，而是以其自身及统治集团利益为根本目的的实用主义政治人物。

   甚至，中共执政集团对于一些真招欧铖R克思主义的中国人，还会加以打压、监视、处罚。如北京大学等地的“马克思主义学会”推动劳工权利和组织劳工邉樱约芭鞋F执政当局的资本主义政策，还遭到取缔、成员被约谈甚至拘禁。2018年深圳爆发由学生和工人共同参与的工潮，遭受警方围剿，最终被镇压。中共还将声援中国国内劳工邉拥奈鞣今R克思主义团体视为“境外敌对势力”加以汙名化，阻止其对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即便是反对西方国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现在的中共执政集团也将其视为不稳定因素加以监视控制、避免其具有推翻现体制的能力。

    当然，中共执政的中国“非共产主义”的特征及例证还有许多，因篇幅关系不再一一列举。仅以上这些，就已说明当代的中国并非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也并不再实行共产主义政策。相反，如今中国有着许多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且与西方19世纪的野蛮资本主义（极低的保障水平、残酷的竞争、对民权的相对轻视、为发展忽视人权代价）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另外中国的发展模式也象征性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的若干要素，摒弃自由民主成分而发挥其功利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特点。

   至于与共产主义相近但不同、属于共产主义某种初端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定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并非列宁式的苏式社会主义体制。反而是欧盟各国、英国、加拿大等较高的社会福利、法治和管制较严格、注重平等的国家，更接近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有名义的社会主义宣称和列宁党模式，在方针政策和其塑造的中国社会特征方面，与资本主义有更多共同点。

    所以，特朗普一边猛烈抨击共产主义，一边对中共及其总书记习近平表达友好，是并不矛盾的。特朗普显然认为中国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习近平也并非共产主义领袖，这个判断是符合事实的。另一经常批评共产主义，同样对中国有好感、与中国官方多有合作的亿万富豪马斯克，其亲近中共执政的中国也是类似的原因。马斯克在中国开设“特斯拉”工厂，可以比美国更低成本、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还有中国富人庞大的市场需求。

   对特朗普及许多反共产主义者来说，古巴那种实行计划经济、限制市场和外贸、日常融入有浓厚共产主义宣传教育的国家，才是符合其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而且特朗普和许多美国极右派，还认为欧盟各国及加拿大等国，以及美国民主党，实行的较高社会保障、对经济和社会的若干管制与规范、对少数和弱势族群的平权政策、全球化理念等，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对这些国家、党派、相关人物持非常负面的看法。这些才是特朗普极其支持者所认为的“共产主义敌人”及“共产主义”的同盟者。

    而且对于特朗普及美国共和党人而言，美国民主党及欧盟、英国、加拿大的建制派，才是最直接的利益冲突方、主要敌人，关系到自身是否能够继续掌权、是否能继续推行不同于左派、建制派的政策。而中国、俄罗斯等国并非其“心腹大患”，反而在部分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上有相通的、可以合作的空间。而中俄不民主也与特朗普无关，习近平和普京、金正恩这样的政治强人还令一直希望垄断美国权力、憎恨国内政敌的特朗普羡慕。特朗普曾公开赞扬中共在1989年镇压民主邉拥摹傲α俊保匀徊恢聦Ｖ朴惺颤N恶感，羡慕强权者也顺理成章。

    所以，中国虽是专制国家、习近平是独裁者，但却不是共产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信仰者。特朗普对中共政权及习近平友好，可以批评其崇拜独裁者、忽视民主价值，但确实与其反共产主义立场不矛盾。特朗普、马斯克等人不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判断也是准确的。

    但还有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仍将已改革开放数十年、资本主义要素填充于中国各领域、共产主义仅剩一种口号、社会主义也名不副实的中国，当成“共产主义国家”，显然是一种谬误。这种误解也导致了许多人对中国的判断错位，也偏离了中国需要变革和努力的重点。对于反对中共专制、习近平独裁的中外人士，应该把反对专制极权作为重中之重，批判中共垄断权力、压制个人自由，而非围绕“共产主义”大加挞伐。

共产党国家的本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仅诞生了苏维埃俄国（苏俄，后来又演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这一由布尔什维克（俄共/苏共多数派的称呼）一党专政的国家，还在之后几十年（集中诞生于二战后）催生了十多个相似的国家政权，分布在东欧、东亚和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多个地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共和国（1959年革命后）等。

   这些国家政权的特点是，都是由名义上信奉共产主义、尊崇马克思与列宁、推行社会主义政策、高度组织化和集权的政党一党垄断权力，而没有真实和多元的民主政治。虽然这些国家宪法和制度都标明实行民主，但国内要么毫无不同政治势力，要么只有一些拥护执政党的“花瓶”式“卫星政党”，而没有真正立场不同的党派、具竞争性的选举。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和执政党，基本都实行极权主义统治，国民的各项权利自由都被剥夺或操于政权之手，没有新闻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各项基本权利自由，连人身自由都遭受限制甚至剥夺。

   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同样有颇多相似。这些国家（包括1976年及之前的中国）都是实行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压制市场和自由买卖。部分国家还以配给制作为主要分配方式，个人需求由国家决定，且往往按照身份等级配给。在社会政策上对个人自由做出许多限制，人民必须服从国家政策，而不能自主选择生活方式。

    唤y看来，这些国家没有区别，都是列宁式红色政党一党专制，以极权统治扼杀各项自由。但若认真详细的了解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就会发现这些列宁式一党专制的红色国家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更进一步说，这些红色国家各自都保留了本国本民族历史上的一些特点，并加以继承和改造，与马列共产主义学说结合，形成既有红色国家共性、也有各自特异性的体制、政策、执政风格和社会特色。

     这些列宁式一党专制国家，可以划分为苏俄类、东欧类、东亚（东南亚）类、拉美类、非洲类。不同区域类别的国家，有各自的特色。而若再细分到每个国家，也都有其特别之处。

苏俄类：帝俄残留、铁腕统治、崇拜强人、人身依附、粗放发展
苏俄类包括苏联的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作为苏联盟友和“卫星国”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可算作苏俄类。

苏俄类国家在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领域，都有较浓厚的俄国传统和沙俄/帝俄体制残留。在政治军事上，强人统治和强人崇拜的历史传统，被苏联很大程度的继承，尤其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对内专制并制造“大清洗”、对外与德日作战、与英美争霸，都让他得到“红色沙皇”这一称号。而列宁、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虽无斯大林这样强势，也同样有着沙俄皇帝的专制和帝国高官那样的冷酷。苏联许多城市都以苏共领导人和英雄人物命名，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等，这同样与帝俄时期以彼得大帝、苏沃洛夫等英雄人物作地理命名相同。

苏联和帝俄一样热衷扩张和霸权，以暴力解决问题，让国家强盛；也同样因军备和战争耗竭国力，导致政权垮台。俄罗斯帝国在一战中损失惨重，诱发革命导致沙皇退位、帝俄终结。而苏联则在美苏争霸中过度投入于军事，又入侵“帝国泥潭”的阿富汗，成为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

  在经济上，苏联农村实行的“集体农庄”制度，与帝俄时期的村社制度和农奴制有不少相同点。例如二者都限制成员的人身自由，压榨农民。只是人身依附的对象不同，前者是依附农奴主和帝俄政府，后者是依附苏维埃政府和苏共干部。国家也都借助这样的小自治体控制民众、压榨资源，而人民也都缺乏自由，需要依赖于官僚体制和具体的管理者。

    在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方式上，苏联也是粗放的、不计成本的。这往往导致投入大于产出、产品质量差、事故频发等。即便科技水平和严谨度要求很高的航天领域，都经常发生事故、造成宇航员和工作人员丧生。相对于西方的工业品和消费品，苏式产品也以粗制滥造闻名。

   在粗放发展下，苏联取得了一些进步，表面上与美国并驾齐驱。但实际发展质量和民生水平，与美国欧洲日本等有着巨大差距，甚至还不如本阵营内部的东欧部分国家。强大的躯壳下千疮百孔、隐患众多。这最终在1980年代的停滞期纷纷暴露，并促成了苏联解体，并为之后的俄罗斯和其他独立的各前加盟共和国留下种种隐患。

   苏联的体制、政策、兴亡轨迹，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对共产主义邉拥念A测存在很大差异，苏联自斯大林时期也很大程度偏离了列宁执政时的路线。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深刻影响了全球的共产主义邉樱瑏K促成若干列宁斯大林式红色政权的诞生。这些政权都受到苏联的列宁党和斯大林体制影响，对苏联社会主义有效仿，有各有自身特色。

东欧类：较苏俄类发展精细、体制僵化、自主性差、社会政策较开放
  存在于1945年之后至1989年苏东剧变之时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邻近，一些方面也与苏联相似。但东欧类国家也与苏俄类有所不同。

    相对于苏联及其多数加盟共和国平均水平，东欧多数红色国家的民生状况较好一些。其中东德（民主德国）的GDP水平、人均收入都列社会主义阵营最高水平。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工业水平也较强，都有自己专长的工业门类和产品。例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工业强国，在机械、汽车、军工等方面有较大成就。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则侧重农业。东欧国家的工农业发展比苏联精细，许多产品质量高于苏联。

    东欧各红色国家（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最突出的问题，尤其和中朝越相比，就是其自主性较差，重大事务都需要听命于苏联。而拒绝服从苏联的，就可能招致苏联带领其他国家施压，甚至军事干预。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打断，都反映了挑战苏联权威导致的后果。东欧红色国家在冷战期间都与苏联共进退，苏联驻军长期驻扎。这些国家虽然在名义和法律上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实则受苏联控制甚深。

  而与苏联及其他各地红色国家相似的，东欧各国同样是体制非常僵化的。他们都实行列宁党、斯大林体制、计划经济模式，经济上的私有制和政治多元化都被禁绝。体制的僵化保守让东欧各国经济一直低迷，起码比起西欧要差的多。虽然在历史上东欧经济都长期不如西欧，东欧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也有发展。但冷战时代东欧的体制主要还是拖累而非促进了东欧发展，尤其扼杀了活力和创造力，没能在二战后和平年代逐渐追上与西欧的差距，还固化了差距。

   东欧各国比起其他红色国家，较好的一点是整体社会开放度较高，对待非政治方面的国民生活较中朝越宽松。比如东德、波兰等国妇女权利保障较好，女性就业率、婚姻自由度，甚至还比西欧要好一些。人们的娱乐生活也丰富一些，而不像中国盛行要干部做革命苦行僧、要老百姓吃苦、以苦为乐。东欧国家较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也利于民众过上虽不及西欧和美日、但胜于第三世界各红色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

    还有，相对于苏联、中国、朝鲜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政治清洗和极端的政治邉樱瑬|欧各国相对平静，清洗规模较小，政治相对稳定。民众也较少被直接卷入政治斗争和连带的迫害。东欧红色国家民众遭受损害最大的，还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苏联入侵造成的死亡和被捕，其他时候没有像苏联大清洗和中国文革及饥荒那样的大规模迫害和死亡。

  正是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以及勉强可以平淡生活的环境，让东欧人在红色体制下没有受苦过多。其主要是受到政治限制而人身迫害少。这也是东欧剧变、各红色政权垮台后，仍然有不少人怀念社会主义时代的原因。

拉美类：激进主义、注重平等、集权程度略低、与拉美历史文化融合
   拉丁美洲的列宁斯大林体制政权，准确说只有一个，即1959年革命后的古巴。不过若放宽标准，智利阿连德政权、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以及21世纪的查韦斯-马杜罗政权，也可勉强算是社会主义色彩较强的拉美政权。另外还有若干割据一方的极左武装，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秘鲁“光辉道路”、巴西共产党游击队等，也能反映拉美列宁式红色团体的特点。

   就以最主要的古巴为例，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成立本身就充满偶然和浪漫主义色彩。卡斯特罗兄弟带领的革命军从墨西哥出发时仅数十人，刚登陆古巴就损失惨重，只剩下不到20人。但机缘巧合的，这支小队伍侥幸躲过政府军多次追击，又不断壮大。革命军英勇作战，而政府军兵无战心，卡斯特罗兄弟及其战友戏剧性的打垮了巴蒂斯塔政权，革命成功。后来，古巴又侥幸从美苏博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幸存和受益。

   可以说，古巴革命的过程和成功，本身就和拉美人崇尚的冒险、浪漫主义、神秘主义高度吻合。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革命者也成为崇拜对象。不过后来拉美其他试图效仿古巴的极左革命势力几乎全遭失败，包括势力远强于古巴革命军的秘鲁“光辉道路”。格瓦拉带领游击队员前往玻利维亚试图重复古巴革命也失败，都反映了古巴革命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才是常态。

  相对于整体偏保守和极权的其他列宁斯大林式红色国家，古巴政权的集权程度较低，卡斯特罗虽然威望巨大，但谈不上独断专行，而能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商议和集体决策。古巴也没有发生残酷的政治清洗，对于政治斗争失败者往往是以边缘化、令其退职告终。格瓦拉辞去部长职位而出走玻利维亚重新打游击革命，就与和卡斯特罗政见不合有关。

    古巴政权在经济上因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和遭受美国及其盟友制裁，长期低迷和发展缓慢。但古巴非常重视教育和医疗这两大民生问题，投入财政的最大份额用于这两方面，并取得不错成就。古巴的识字率、人均寿命、人均医生数，都高于拉美绝大多数国家，还超过美国。古巴政权确实实现了其革命前要人民都公平接受良好教育和医疗的承诺。这对于相比欧洲北美要贫弱的多的古巴，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古巴与其他斯大林体制国家一样，政治上古巴共产党垄断权力，没有党外制衡力量和政治异议声音，党内民主是有限的。而经济上的指令型经济也压制了活力，经济结构也较为单一，并长期依赖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古巴革命者试图建立既平等和公有制、又繁荣和有活力的经济，结果当然是失败了。古巴本身又是一个小国，其成就也是有限的。只有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尤其派军人、工程师、医生援助他国革命，影响巨大，远超其经济体量。

   古巴不同于大多数列宁斯大林式红色政权在建立后从革命党转向保守党的情况，古巴政权仍然较多保留了革命的进步因素，比如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国际主义等。古巴也与欧美左翼势力（从极左到中左）往来密切，相互声援。古巴还于2018年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这些是普遍转向保守化的其他列宁斯大林式红色国家所罕见的。

   古巴共产党政权及其他短期统治或割据一方的拉美极左势力，普遍有着拉美特色，即较为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集权程度低，对于平等、劳工、弱势权利较在意。即便掌权，也不像中国苏联那样逐渐保守化，而保留了较多左翼解放色彩，保持更多初心。当然，因为样本较少，长期执政的仅有古巴一国，所以也不能断言列宁斯大林体制在拉美就一定不会出现苏联中国朝鲜那样的高度专制保守的情况。

   至于拉美其他割据一方的左翼势力，则展现较多激进和暴力特性。如秘鲁“光辉道路”和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都以制造恐怖主义而知名。其袭击对象虽主要是政府军警，但也常常伤及平民。他们作为在野的革命力量，行为几乎都是破坏而鲜有建设性成果。他们比革命成功前的古巴革命分子更强大，也更加暴力。但因为时势变化，这些极左武装最终都失败了。而其日薄西山时，也是暴力最频繁、伤害平民最多的时候。

   拉美共产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左翼思想在拉美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因为长期遭受美庄园主、资本家、军人的统治和剥削，又遭受美国的霸权主义和间接殖民压迫，拉美长期都有追求平等、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左翼土壤。共产主义邉釉诶赖玫綇V泛支持。

非洲类：军人统治、暴力较多、统治不稳定、“村社社会主义”模式
鲜为人知的，非洲其实也有不少宣称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列宁式红色政党和势力，一些势力还一度甚至长期掌权。例如1975-1991年的埃塞俄比亚，由门格斯图为领袖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党”及其军政府“德尔格”统治。另外，亲苏的安哥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邉樱ò踩诉）”政权、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莫解阵）”等，也可以算作曾较明显既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又实行列宁党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政权。

   相对于苏东、中朝越、古巴等统治整体稳定、党指挥军队、军人和党政有所分开的情形，非洲这些列宁斯大林式红色政权有更显着的军人政治特征，军队直接参与党政事务，往往是“枪指挥党”而非“党指挥枪”，政权也都不够稳定。即便是相对统治最稳固的埃塞“德尔格”政权，也面对叛乱四起、疲于镇压的情形。这些非洲国家虽然效仿了列宁式布尔什维克党的强组织纪律，却在实践中难以达到苏联中国等的组织和控制力。其斯大林体制对国家的操控能力也较差，并不能在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管制等方面做到红色极权主义的无孔不入、无所不能。

   这也是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政治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相对于其他州份，非洲因为长期遭受殖民，发展明显落后，社会组织成熟度和治理能力一直较低。所以无论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体制，信奉的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表现更多不足和弊病，理念和政策难以充分贯彻，并保留强烈的非洲本地政治社会状况的烙印。如非洲长期战乱不断，军人直接参与政治普遍，在红色国家也不例外。非洲各国政府中央集权能力差，部落主义盛行，即便建立列宁斯大林体制也仍然不能建立高度集权。

  除了这些列宁党和斯大林体制的非洲红色国家，非洲还有一种“村社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以1950-1960年代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的主张和政策为代表，以反殖民、平等、人道主义、公有制为主要纲领，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又加以非洲化。其体制同样倾向一党垄断政治、民主集中制，与列宁党和斯大林体制颇有类似。但相对于正统的列宁党和斯大林体制，又相对温和松散一些，较强调村社自治、保留传统。

   “村社社会主义”曾在非洲风行一时，不仅加纳，其他如几内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也都以类似又有一定区别的方式，建设非洲式社会主义。这些非洲特色的社会主义，虽取得一些成果，但也都很有限，也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其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行“村社社会主义”的这些非洲政权，也相继结束统治。尤其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些非洲左翼政权失去外援，纷纷垮台。

   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权，无论实行列宁党和斯大林体制，还是“村社社会主义”，本质都是非洲传统和特色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实际咦鲃t更多依据非洲传统和当地惯例。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多党制模式的非洲国家，相同大于差异，都有强烈的军人干政、暴力频繁、腐败猖獗、政权稳定性差等情形。

东亚类：极强组织性和高效率、高度集权和稳定性、强烈东方专制色彩和保守倾向、本土化和实用主义显着
  东亚的列宁党执政和斯大林体制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虽位于东南亚，但也可勉强归入东亚类。而1924年至1991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则与东亚不相似，与苏俄系更相似和关系紧密。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1948年建国以来的朝鲜，有着非常多相似之处，几乎是全世界集权程度最高、社会控制最严密的两个政权。无论“老大哥”苏联还是东欧各国，包括“史塔西”严密监视国民的东德，其集权和社会控制力都难以与中朝相比。

   中国和朝鲜对民众不仅是监视，还有广泛的直接控制，户籍制度是最具制度化的手段，又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将民众固定在特定居所和户籍地，人们没有自由迁徙权，甚至出行都需要得到批准。今天的中国人们出行虽不再需要批准，但户籍制度和网格化管理仍然将人们有效的加以监视控制。中朝也比其他红色国家更难广泛动员民众参与政治任务、生产、救灾、宣传等。

  两个国家在思想控制上也超过了苏东国家。相对于苏东国家对于非政治的文化艺术的相对宽松，朝鲜和毛时代的中国官方垄断了传媒和文化，不许独立的文化个体的存在和声音。即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仍然有相当庞大和严格的言论和文化审查体系。

  中共和朝鲜劳动党两党也都实现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力。虽然大多数红色国家都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党指挥枪”，但中朝党对军队的指挥更加稳定。其中中国有效实现了党渗入军、党在军上、军保卫党，即以党为核心的军队建构，并成功避免军队反过来威胁党的统治。而朝鲜军队地位更高，国家军事色彩更强。

   中朝两国高度的集权、对社会的控制力，也让这两国红色政权及整个社会异乎寻常的稳定。中朝两国都曾发生过极为严重的饥荒，在正常国家几乎必然导致社会剧烈动荡和政权垮台。但中朝两国成功控制了局势，没有让饥荒演变为全国性暴动。而在日常两国稳定性更强，无论和平抗议还是暴力事件都相对较少、被控制在特定的范围，规模和影响力难以扩大。

  即便贫富差距悬殊、不公平现象严重，如中国如今基尼系数已超过0.45这个社会动荡的红线，但社会仍然相对稳定。不少观察者主张的“中国崩溃论”总是预测失败，原因就在于低估了中国官方对社会和民众的控制力。朝鲜民众从1990年代至今长期在饥荒状态下，经济极为凋敝，金家政权并没有垮台，

   同样是其高度集权、高强度社会控制、民众原子化的结果。这样强的社会控制很难在欧洲和中东、拉美、非洲建立起来，这些地区若发生相似的饥荒、贫富差距、经济崩溃，必然伴随社会强烈动荡甚至政权垮台。而以这些地区“崩溃”的“常态”判断中朝这样的“异态”，自然就会判断错误。

  中朝两国红色政权都有强烈的东方专制色彩，其统治从形式到实质都继承了许多古代君主统治的内容。名义上，两个共产党政权都主张打倒传统、反对专制，对古代王朝的腐朽落后大加批判。但实际上，两个政权统治者都使用古代帝王的模式和权术统御国家、控制属下。朝鲜金家更是实行了世袭制度，声称代表人民的革命领袖，蜕变为血统传承的帝王。整个党政体制与古代的官僚体制高度相似，红色政权下新的阶级分化也与古代等级社会相仿。

   同时，中朝两个红色政权也都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主义和反进步倾向。共产党作为左翼中最激进势力，本来是最主张自由解放、反对各种压迫和束缚、革故鼎新的，如在性方面主张性解放性自由、支持女权和LGBT权利、主张少数民族自决权、反对传统的忠孝和礼教纲常等。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大都延续了当权前推动的左翼解放路线，即便社会政策有部分保守化也是有限的。

    但中朝两国在这些方面反其道而行之，或准确说早年支持妇女解放和被压迫者反抗、打破旧世界，执政后逐渐转向保守，反而压制自由、规训个人和弱者。如毛泽东时代中国抓“搞破鞋的（婚外恋者）”盛行，就与共产主义性解放主张相悖。中国在毛时代血统论盛行，改革开放后则各种传统糟粕复兴。而朝鲜同样在妇女权利、个人生活自由方面背叛承诺。这一方面也是中朝为代表的东亚系红色国家与其他左翼党派及政权差别最大的。

   在全世界各宣称信奉共产主义、实行列宁党专政和斯大林体制的国家中，东亚即中朝是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苏式“正统”社会主义差别最大、最具本土特色、在地化改造最多的。两国不仅在具体制度与政策上与马列主义及苏联体制有明显区别，在意识形态上也加以中国化、朝鲜化，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主体思想”。前述的非洲系、拉美系红色国家也同样有明显的特色化、在地化改造，但特色程度、与正统马列主义和苏联体制的差别都不如东亚的中朝。

  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和朝鲜劳动党统治的朝鲜，与其说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如说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传统东方专制国家。它保留、利用、蕴含的本土传统，远多于外来的马列思想和苏式体制。如果说中朝两个红色政权早期还保留了较多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机制，在政权逐渐稳定的之后数十年，就越来越多表现出本土化特征。

  如在制度上，中朝都充分哂昧吮缗糯鷼v史悠久的君主专制体制及咝蟹绞剑灾醒爰瘷唷⒖茖拥燃墶⒕帒酏R民等保障统治的稳固；在价值观与教育宣传上，利用儒家法家的传统保守主义观念，确立等级秩序和下对上的忠眨刂扑枷牒腿诵模辉趯ν鈫栴}上，始终对外部保持警惕而自守倾向，避免外部冲击影响内部统治。还有许多领域和细节，都能看到这两个红色政权对传统的吸收和借鉴。这两个名义上反传统的政权，实则都相当程度的继承和利用了传统。

   当然，中共和朝鲜劳动党政权也并不纯然是传统专制政权，而是结合了传统专制与现代极权，将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与列宁党斯大林体制相融合，成为超级强大的极权。对中共和朝鲜劳动党，无论本国外国、传统现代，一切利于其统治的都可以拿来为其所用。换句话说，中朝两国红色政权执政者，是世界各列宁斯大林体制红色政权中，真招叛鲎畹嵱弥髁x最强的。这也是其能够熬过1990年代东方阵营剧变，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垮台之际，仍然屹立不到的主要原因。

东南亚类：受国际局势变动影响大，在外来塑造与本土特色间摇摆，不同国家相差显着
   还有一个区域，其社会主义邉蛹傲袑廃h政权的特征，非常独特，即东南亚。东南亚的列宁式一党专政红色政权，包括迄今仍在的越共执政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革命党”执政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及已终结的红色高棉执政的“民主柬埔寨”和它的对立面韩桑林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另外还有印尼共产党、马来共产党、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等，虽没有执政但曾颇有影响力。

   东南亚各红色政权的最大特征，是其受到外部力量影响很大，外不干预及若干偶然性塑造了其政治特征和内政外交政策。如印度支那半岛的激进左翼和共产主义邉樱c法国有着密切联系。越南共产党及其政权的壮大，则与苏联和中国密不可分。越南作为小国却能在局部击败法国和美国，就是因为有苏联和中国的援助。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和与西方左翼反战力量关系密切，与国际共呔o密相连。

   但越南又不同于东欧国家那样被苏联或其他“宗主国”类型的“老大哥”完全控制，又颇有自主性。如1973年越共与美国及南越签署停战协定，但越共最终撕毁协定统一全越南。即便苏联、中国都并不支持，越共政权仍然发动统一战争。后来中越矛盾激化爆发战争，同样反映越南不愿听命于中国。所以，越南红色政权的命撸莹u摆在受外部力量影响和自身独立自主之间。

   而越南邻国柬埔寨，其共产主义邉拥呐d亡和过程，同样与外部干预有关。柬埔寨共产党创始人波尔布特等人，曾在法国留学，受左翼激进主义影响。柬埔寨共产党原来还是越南共产党领衔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部分，也曾受较强的越共指导。柬共同样与中苏关系密切，其中波尔布特等红色高棉领导人亲近中国，韩桑林等反叛红色高棉的柬共人士亲近苏联和越南。

   另一相对不知名但统治很长久的老挝红色政权，同样卷入印支半岛政治风云和全球共产主义邉印＠蛴胝嗯c越南、苏联、中国、朝鲜都保持较好关系，也受这些国家所支援。

   而越老柬三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的过程、三国内部各自的内战，建立政权后的政策，都算作是冷战后全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博弈、美苏争霸、左翼社会主义亲共阵营与右翼反共阵营对抗的产物。而后来越共政权与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的战争，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撕裂、苏联和中国博弈斗争的结果。

   越老柬三个红色国家的内政政策，也颇受外部环境影响，同时也保留本土特色。如越南的“革新开放”就效仿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越南又保留了更多本土传统和文化，如佛教信仰、儒家思想，及这些传统对于越南各领域的影响。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制造大规模屠杀，则与法国左翼激进主义、苏联和中国的政治清洗前例都有关系，同时柬埔寨恶劣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波尔布特的个人决策，也让柬国暴力加剧、残忍程度远胜中苏等国。

  而越老柬三国既有共性，相互之间也有差异。越南红色政权从崛起到统治全国的过程最跌宕起伏，柬埔寨红色政权最残忍，老挝革命过程相对最平静。从历史上看，越南受中华文化影响大，柬埔寨受印度文化一些大，虽同处中南半岛（印支半岛），文化和社会风气却颇有不同。

  而曾有过列宁式的、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但最终并未成功建立红色政权的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共咔闆r，同样反映了外部力量干预与否及其干预程度的巨大影响。如印尼共产党曾得到中国和苏联支持，但中苏最终放弃了实质支援，只有口头声援，最终发生政变、印尼共产党被镇压。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的溃败同样在于外援不足并最终失去外援。

  二战后的东南亚，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冲突的前线，东南亚各国都既主动又被动卷入了冷战的博弈中。因此，东南亚多国都发生了内战和大清洗，许多人死亡。各国列宁式红色政党的输赢胜败，成功当权后的内政外交，都受到外部的极大影响。这反映了小国成为大国博弈和国际风云中“炮灰”、“工具”、“牺牲品”的残酷命摺５瑫r东南亚各国又没有完全沦为外国势力傀儡，顽强保持自身特色和动能性，又反映了东南亚各国各民族有其本土性、独立自主的另一面。

总结：全球红色政权各有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明白共性也要看到差异
  很多并不熟知国际共吒搽s情况的人，包括一些知名学者，往往将全世界所有的宣称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基于列宁斯大林体制的红色政权，都混为一谈、简而化之，并以相同的态度评判。这显然不符合实情、容易误解误判的。

  比如很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以中国和朝鲜的情况来同样认定古巴等拉美共产党和政权也残酷压迫人民、大众被洗脑，而这并不完全符合古巴等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起码就现在拉美各国人权状况比较而言，古巴并不算差，还有在医疗和教育上的显着成就。而作为小国的古巴，其经济社会问题倒确实和美国制裁颇有关系。对于一些国家的左翼革命，也应基于事实有一定的同情理解。

    即便出于反对和批判红色专制政权的目的，也应当更加具体和准确的了解不同国家红色政权的特性，对症下药的寻求资源民主之道。而学术研究、传媒观察本来也应严谨求实，而不是以刻板印象先入为主、人云亦云。

中国社会的躺平现象

近日，中国国安部发布文章，批评不愿劳动奋斗的“躺平”现象，并称“躺平”论调是“被境外组织资助的网红”在“洗脑中国青年”，警告广大青年不要听信“境外反华敌对势力”而走入“躺平陷阱”。若干官媒也予以转发宣传。但国安部的警告不仅没有得到正面响应，反而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群嘲，绝大多数网友都“不买账”和反驳，甚至一些日常亲政府的“大V”和“粉红”网民都提出异议。

那么，“躺平”现象具体是怎样的表现和原因？为何官方反对“躺平”，甚至不惜动用国安发声？为何民众对官方宣传“反躺平”非常反感？

所谓“躺平”，就是指近年中国人尤其年轻人中流行的一种思潮，许多人面对高强度的“内卷”式竞争压力、努力奋斗难以得到匹配的回报、阶层固化而阶级跃升艰难、社会不公平普遍又难以改革与改变的现实，选择不再积极工作、也不热情学习、劳动、贡献等，放低人生目标、也不再追求远大理想，而是尽可能少奋斗、多休息，宁可睡觉玩游戏也不努力工作挣钱。

这种“躺平”对于中国国家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确实都是不利的，直观看来似乎也不利于年轻人的前途和收入。而且中国人长期以刻苦勤劳知名，“躺平”似乎也违背了中国传统。但为什么中国人尤其年轻人仍然普遍选择了“躺平”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中国政治经济大环境的恶化与发展停滞，体制僵化和阶层固化下，让国人丧失了奋斗获得更多好处的机会。改革开放至201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整体是快速发展的，政治上也多次有宽松时期，社会巨变，机会众多。那时的人们凭借个人奋斗确实可能富裕起来、阶层跃升，过上体面生活。

但最近几年经济下行，增量减少，政治改革停滞也影响经济和打击活力，奋斗收益不再那么诱人。最近十年中国中下层收入增长很缓慢，“大学毕业月薪三千（人民币）”成了普遍现象。经历数十年资源分配和秩序重构，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和阶级壁垒已形成和固化，个人努力远不如出身地位的影响。“有的人生来就在罗马，有的人生来就是牛马”，新贵和平民已形成显着鸿沟并代际传承，阶级流动基本停滞。平民再起早贪黑、挑灯夜战，也难以发大财和阶层跃升。面对淼茫的上升希望，“摆烂”和“躺平”就成了某种必然。

第二，“躺平”是内卷过度、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导致的“物极必反”。中国近几十年高度强调个人拼搏、暗示不择手段不惜代价达成目标、发家致富。富士康“血汗工厂”和白领“996”，地狱般的“衡水（教育）模式”和青少年巨大的学业负担，各企业“狼性”文化和无情的淘汰机制，对老弱病残等弱势者的歧视，都反映了中国竞争残酷和“内卷化”严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社达思想流行。这在经济增长期确实激励了人们劳动创造，但让人们付出沉重代价，身心俱疲。

而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瓶颈期，又经历新冠疫情和“清零”政策的打击，许多已承压和“内卷”到极限、付出巨大却无所得甚至赔本的中国人，如炸掉的气球泄了气、如过度按压的弹簧失了势能，从崇尚社达思想和刻苦奋斗，转向消沉和麻木，以缓和透支的身心。

而且在社会变迁下，年轻人已不愿像老一代以拼命奋斗成家立业、以吃苦为荣，而更在乎生活的舒适度，宁可多休息、多玩乐。传统上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已不被年轻人接受。“躺平”反而更符合人性，也容易被年轻人接受。

第三，体制和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正、不确定性，让人们屡受打击，也失去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预期。中国发展和分配不均衡，民主法治不健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受限。这样大前提下，社会不仅存在大量不公正现象，辛苦劳动的人常常吃亏，投机取巧者则容易得利。这些不公正还很难得到曝光、纠正、处罚，受害者很难得到公道和补偿。

无论企业欠薪、劳动者保障不足，纠纷难得公道，还是养老育儿就医等困难，房价高昂，国家政策朝令夕改不断“折腾”，缺乏招藕推跫s下坑蒙拐骗盛行，都打击了人们努力工作和追求更好生活的信心。而且在阶级固化和系统性不公正下，许多辛苦工作的平民成了权贵的“韭菜”和“耗材”，劳动成果被收割，所得微薄，还留下身心病痛，不少人过劳而猝死。而官方和民间也缺乏对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关心爱护，人们常被压榨、周遭冷漠，人生无望。

当人们付出不一定得到回报，努力打了水漂，甚至在苦劳中可能随机而死，又饱尝世态炎凉，也就不再有曾经的积极进取心。而体制问题导致人们无法推动变革，于是以“躺平”来规避不确定性的危险，也是对不公平的消极抵抗。人们不仅不愿劳动，也不愿结婚生子，结婚率和生育率急剧下跌就是明显的表现。

简而言之，“躺平”是中国不良的体制和恶化的环境，迫使人们做出的一种被动的、完全合乎情理的反应。“躺平”是饱受伤害、压力、不公正，负担沉重的人们不得已的选择、缓解痛苦的方式，甚至“疗伤”的手段。

而且，即便“躺平”流行，多数中国人仍然是比多数外国人辛苦的。无论白领蓝领、中学生小学生，工作或学习时长和强度都胜于欧美乃至许多亚非拉国家。“内卷”也仍然发生在各行各业，从外卖到网购，从餐饮到基建，以强化劳动压低成本的竞争普遍存在。中国社会保障水平低，一些没有积蓄的人“手停口停”，还有的“上有老下有小”，不可能不工作。许多人为维持生计，必须起早贪黑做工，想“躺平”而不得。

即便有所“躺平”的人，其实也并没有真的不劳动，只是不如当年疯狂挣钱年代，但整体仍比外国人勤奋。以前的劳动是明显的“过劳”，如今看似“躺平”只是接近了正常的劳逸结合工作状态。

另外，中国也有数量庞大的权贵阶层，许多权贵尤其“红N代”“官二代”“富二代”并不劳动，或只从事非常轻松舒适的工作，却有巨额财富，可以奢侈享乐、享受廉价劳动力的服务。这些人从小就“躺平”，或没有躺平但比“躺平”更轻松愉快。这和辛苦劳动也难以体面生活的平民形成鲜明对比。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不公平感让许多中下层民众怨恨和绝望。相对于温饱尚未解决的改革开放早期，今日中国人不疯狂劳动也基本吃得饱饭，但相对既得利益者的贫富差距又比当年更大。这样中国人既有条件又有动力选择“躺平”或起码有限度“躺平”。

最近几年，许多中国人对体制和社会很不满，又无法通过政治参与等方式表达诉求，也不想冒风险正面反抗，不得不“躺平”逃避。可如今官方连“躺平”都不容忍，就像试图扒掉过冬者最后一件衣服，夺走饥饿者仅剩的半碗稀饭，剥夺癌症病人服用止痛药的权利，可谓“欺人太甚”。而归咎于“境外势力”，也是无视人民真实的感受和主体性，并汙名化“躺平”者，同样让人们不满。

所以，国安部下场“反躺平”、将“躺平”视为“境外势力宣传”，引发民众反感和愤怒，也就在情理之中。即便将“躺平”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加以批判，人们也不再遵从，反而更加质疑官方脱离群众、不体恤人民疾苦。还有人拿出毛时代《人民日报》批判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翻来复去要求人民奋斗”的文章，来“打脸”今天中国的官媒和执政党。

近年的国人尤其年轻人生存压力巨大、自身利益受损，逐渐从曾经敬爱党和政府，到拒绝服从权威，甚至逆反和阴阳怪气。官方以爱国心、责任感、奉献精神要求民众，不再被广泛响应，收获的更多是嘲讽。甚至体制内都对“反躺平”等指示阳奉阴违，许多公务员和官员都已“躺平”、“摆烂”。“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民众更不买账。

何况官方鼓吹“不要躺平”，也有希望民众继续以血汗创造财富，以使财政得到更多税收、既得利益者过的更滋润的目的。如果人们“躺平”，经济更衰败、房价继续下跌，政府收入和权贵收益都会减少。换句话说，还是把平民百姓当成了可以利用和压榨的“韭菜”和“耗材”。近年官方积极鼓励生育，也是同样目的。现在国家安全部下场“反躺平”，也反映官方对“躺平”的消极影响颇为焦虑和急于改变。很多平民也看出这点，也就格外反感和愤怒。而许多人“躺平”本就是不愿再只尽义务和做贡献、却没有匹配的权利和回报，不肯再当上层的“牛马”、廉价劳动力。

如果中国官方真的想改变“躺平”现象，前提是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保障民主权利，促进分配公平、开拓发声渠道、解决民众合理诉求。尤其是要保障劳动者合法权利，确保人们所得与劳动付出相匹配。权利与义务统一、所得与付出匹配，通过改革让人们看到公平和希望，愿意奋斗的人自然会多起来。另外，官方还要认识到寻求舒适自由是人的天性，放弃“爹味”和不接地气的宣传规训，更多以人为本、提倡劳逸结合。

相反，如果官方只是一味说教和规训、把民众真实诉求说成“敌对势力洗脑”、要人们“无私奉献”，或只是“画大饼”承诺奋斗好处，却口惠实不至，人们出于趋利避害也还是会“躺平”。政府权威也更下降，即便宣传利国利民的政策，也会因“塔西佗效应”得不到民众信任和支持。

那样，更多的中国人不仅在劳动上“躺平”，也会在公共责任和义务上“躺平”，人们更加精致利己和虚伪，道德堕落，法治不彰。这样的社会将更加沉沦，国家也会衰落，真的如国安部宣传那样，将国家“发展红利、战略机遇、民族未来拱手相让”，与中国竞争和对立的国家从中得利。但这样的后果恰恰是中国执政者所造成、警告预言的自我实现。

底层人民的精神寄託

王洪文这位已去世30多年、文革时期红极一时、后来沦为“阶下囚”的人物，为什么在当今中国意外的得到热捧？他的故事又为何成了互联网上的“网红文”呢？

这要从王洪文的身世和经历说起。王洪文出生在民国一个贫农家庭，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军人和工人，长期在工厂做工。“文革”爆发后，王洪文积极参与“造反”活动，成为上海“造反派”领袖，并得到毛泽东青睐，职位一路蹿升，一度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发动“怀仁堂事变”，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四人帮”成员及其党羽被捕。后来王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92年去世。

在“四人帮”中，江张姚三人文革前即颇有地位和名气，只有王洪文是真正的平民出身、早年默默无闻，也没有势力依仗。王洪文在文革中走红、跻身常委、一度成为毛泽东潜在接班人，确实有着非凡的好撸芍^“草根逆袭”。

王洪文在文革中最炙手可热是在1968-1974年。文革最后两年，王洪文已遭受中共老干部的集体排挤和毛泽东的冷遇，不再那么得志。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共元老、军方强人很看不起王洪文，只是在文革形势及毛泽东威势下勉强承认王及“四人帮”当权的状况。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华国锋、叶剑英等人10月即发动政变，将失去依靠的王洪文等人拘捕、审判。王洪文沦为“阶下囚”后，还遭遇破坏睡眠、噪音扰乱、制造饥饿等酷刑和恶待，身体状况恶化。王洪文也是“四人帮”中去世最早、死时年龄最小（67岁）的。王洪文被逮捕后遭受酷刑和狱中恶劣待遇，显然与中共老干部对其打击报复有关。

随着文革结束、王洪文等“四人帮”锒铛入狱，中共元老人物纷纷复出，重掌国家权力。不仅邓小平等人再度成为国家领导人，即便那些退休的高级干部也在“中顾委”等机构继续影响国家大政方针。而这些“红色贵族”的后代们也进入中国各重要机构，在政商各界呼风唤雨、世袭着权力与财富。

当今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下，贫富差距悬殊、官员腐败严重、裙带关系盘根错节，阶层固化。“有的人生来就在罗马，有的人生来注定做牛马”，平民大众的上升通道越发狭窄、阶层跃升困难，面对许多不公不义。而“北极鲶鱼”、“江西周公子”、“故宫大G姐”、“黄杨细钿”等“红色贵族”公开炫耀特权和财富事件，更引发了民众的愤怒，以及后续的无力感。

正是这样的人物和历史背景、当今中国的状况，促成了今日“王洪文热”的出现。王洪文作为反建制邉游母锏钠焓郑缒昙揖池毢⒛瑹o闻做工人，后来青云直上、一度呼风唤雨、又遭到权贵排挤欺凌，正好成为当今中国草根阶层投射自身、寄托感情的对象。

这些草根也很盼望自己像王洪文那样从平民中脱颖而出掌握国家权力、扬眉吐气，又憎恨权贵官僚的特权和跋扈。现实中草根们无能为力，但通过寄情王洪文，让历史人物演绎自己的命吆蛱酆蓿湍苁惆l自己的情感、满足某种虚幻的追求。

“王洪文热”也和近年中国的“毛泽东热”和“文革热”一脉相承。这些热潮都是当今中下层中国人不满于现状，却又难以改变现实，在政治高压、经济拮据、思想空虚、生活困境下，通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主观认知和选择性截取，来“借古喻今”、表达情感，并试图复制历史、让作为草根庶民的自己从被压抑到扬眉吐气。

当然，中国现实环境并不允许民众做出真实的反抗，这也就让人们更倾向通过互联网“玩梗”、“弹幕刷屏”、“网络造神”方式，以网络代替线下、以虚构代替真实，以抒情代替行动，排解愤懑和表达爱恨。而王洪文的经历被不少文献记载，还有关于他的各种轶事秘闻流传，更吸引大众关注和对他的进一步形象和故事编排。相对于人们对毛泽东作为帝王崇拜，对王洪文的赞美更多是平民百姓将自身代入，表达“小人物也能翻身、比高官显贵更纯粹和真诚的”的情感。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重要概念“移情”，即指一个人将对某人情感转移到另一人身上，以及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与本体无直接关联的其他事物上。而如今许多中国人对王洪文的追捧和“造梗”，也是一种集体的“移情”，将自己的经历、情感、诉求，在无法直接表达和实现情况下，通过寻找有某些相似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再加以主观修饰和选择性利用，投射到这些人和事上。

如果较真的、就事论事的分析和评价，当今许多中国人赞美王洪文、崇拜毛泽东、支持文革，显然是不理性的、错缪的。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批判，笔者在另外文章已有详述，因篇幅原因在此不再重复。而关于王洪文，对其美化和寄托也并非合理的。

王洪文因机缘巧合跻身中国领导层，但并无治国理政的才干。他是作为“根正苗红”的基层军人和工人的典型，被推举成了文革的旗手，与“从农民到副总理”的陈永贵发迹类似。当然王洪文个人也有投机水平、组织起庞大的造反派队伍，又邭忸H佳，被毛泽东和江青赏识，才得到党中央副主席的高职。其担任中央领导期间，没有做出任何利国利民的成就。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即表达了对其资质平庸、只可为政治花瓶而难成大业、希望他未来好自为之的暗示。

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多方资料和信息，王洪文在成为文革旗手、国家领导人后，并没有免于特权侵蚀和腐败滥权，同样沉浸于物质享受，连他在上海养的狼狗都有“特供”待遇，其特权享受直到被捕才终结。

虽然王洪文的腐败数额确实无法与今日巨贪大恶相比，甚至贪占巧克力和罐头等行为还有些“小气”，也无红色权贵那般骄横跋扈，但这只是因为文革时国家贫困、无太多可贪，他自己也尚未培植起亲信势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若再假以时日，文革中的弄潮者们没有失势而是大权在握、羽翼丰满，王洪文及其同类人也会和1949年当权的那些人一样蜕变为典型的“红色贵族”。

所以，人们将反对特权、追求平等的思想，寄托到一些草根出身、后来呼风唤雨的人物，以及极端的政治邉樱遣焕硇砸膊豢煽康摹＿@样的反特权长期看也是无效的，即便打倒了旧的特权者，新的上位者一样腐败滥权、压迫人民。

但从另一面看，国人对王洪文的追捧和“玩梗”，也有其值得同情理解之处，且在表层的非理性下有着深层的合理性。对于长期缺乏言论自由、没有足够民主渠道影响决策、在政治经济多重不公正下被压抑的民众，谈论禁忌较少的历史人物，成为其为数不多可以表达自身情感和诉求、代入自身叙事、解构权威、抒发不满的方式。

近期中国互联网上对电影《芳华》的解读和附会，也是受到“王洪文热”影响的例子。另外，这几年中国互联网上对中共将军许世友、广西强人韦国清、柬埔寨前领导人波尔布特等人的评论和恶搞，也有同样动机。

炒作“王洪文梗”的人们，也并非简单的崇拜王，而更多是一种戏谑和借代，是对官方叙事的某种反叛，对“成王败寇”传统史观的嘲弄，也半明半暗的讥讽了1949年后由革命者蜕变的特权阶层和新贵族、解构了被塑造为“伟光正”形象的知名人物们。

对于草根大众，其既遭受种种压迫和不公正，又缺乏足够的条件以更加正规理性的方式表达和促成改变，所以其通过变通的、诙谐的、非常规的方式表达，也是应当被理解和尊重的。精英有精英的盛宴，庶民有庶民的乐趣，网络上的喧哗与对历史的解构，也是值得被关注的声音。而且中外建制精英都不乏虚伪和巧言令色，还常常教条和脱离实际，草根的声音有时倒更加真挚动人、符合现实。

草根大众的这些观点和行为，确实带有民粹主义色彩，但民粹也是一种民主的表现和民意的表达。它不是严谨和严肃的，却是缘由复杂、折射了人间疾苦的。执政者、社会精英、各界人士，不应以鄙夷或无动于衷的态度对待民粹浪潮，反而应当正视民粹背后的真实民情和民意，察觉体制弊病、社会危机的存在和严重性，真盏慕钾Q问题、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平等公正，才可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