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革与川普时代的镜像奇观——人性疯狂与历史荒诞卷土重来

瑞典茉莉在纽伦堡“文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前言：

各位朋友，我是来自瑞典的茉莉，1989年的政治犯。当年我作为大专教师，在六四屠杀后，义无反顾地走向广场抗议，又在出狱后流亡北欧的33年里，坚持反专制。这一切，都与我遭遇的文革经历有关。中国文革时我12岁，因为是黑五类子女，我才进初中7天就被赶出教室。此后是失学、全家下乡，遭受了严重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摧残。

因为时间，我不便多说我的文革经历。现在进入主题。今天我要谈的，是比较中国文革和川普时代的惊人相似性，并分析其原因。从2017年起，我开始以我接受的欧洲人文价值观反对川普，至今已经九年，从未停止。现在，大家开始看到了美国两次选举带来的后果，看到川普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下面，我发言的题目是：

中国文革与川普时代的镜像奇观

——人性疯狂与历史荒诞卷土重来

（瑞典）茉莉

1966年夏天，北京街头挤满了狂热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佩戴红袖章，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在那个政治激情席卷一切的年代，对领袖的崇拜、对敌人的仇恨和群众运动的狂热，构成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历史图景。

半个多世纪后，大洋彼岸的美国出现了另一幅红色景观：成千上万头戴红色“MAGA”帽的人涌入川普的竞选集会，高呼“USA！USA！USA！”，以近乎宗教式的激情表达他们对一位政治领袖的拥戴。

今年5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说：“无论是美国的朋友还是竞争对手，都认为美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一个‘流氓国家’，正在加剧全球的不稳定与失序，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笑柄。”（原文见《What Xi Knows That Trump Doesn’t》）

这正是历史最令人不安的镜像奇观：中国文革的红卫兵精神似乎在美国以新的面貌出现。尽管二者在历史背景、政治制度和行为后果上都有本质区别，但在现象学上，二者展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

本文试图从八个方面比较中国文革与川普时代呈现出的相似“镜像”，并进一步追问：在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背后，为什么仍可能出现相似的政治激情？它们共同触动了人性的哪些弱点？

（一）领袖崇拜：当个人凌驾于制度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凌驾于党政机构乃至国家法律之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领袖本人逐渐成为判断政治正确与错误的最高尺度。原本应该由制度运行的国家，被卷入围绕一个人的意志而旋转的政治运动。

川普时代的美国虽远未达到这种程度，但一种值得警惕的个人主义政治也日益突出。与传统共和党政治人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川普不仅要求政治盟友支持其政策，而且极为重视他们对自己的忠诚。

在川普的第二任期中，这种个人化倾向进一步进入联邦行政体系。有关联邦公务员招聘、职位保护和政治任命的改革，也引发了美国社会关于“忠于总统还是忠于宪法和制度”的争论。

大家都知道“美国之音”被川普裁撤了，其理由是“新闻内容存在政治偏向”。实际上，因为“美国之音”的英文部记者坚持自己的独立精神，不肯做川普的应声虫。

（二）敌我叙事：对“精英体系”的攻击

文革政治最重要的语言之一，就是划分敌我。“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造反派”与“走资派”——复杂的社会关系被压缩成简单的二元对立。国家主席刘少奇变成“叛徒、内奸、工贼”，大批干部、教授、作家和科学家被批判、隔离甚至迫害。

川普的政治动员同样高度依赖制造“我们”与“他们”的界线，如“真正的美国人”与所谓内部敌人、“深层政府”、“假新闻媒体”、自由派大学和华盛顿官僚体系，被反复置于对立的政治叙事中。

在这种政治叙事中，政治越来越像一场寻找敌人的运动。即使选举失败，也可以不接受选民的选择，而去寻找一个操纵选举的阴谋，如川普造谣说拜登选举舞弊，这种谎言重复了千遍，在川粉那里就成了真理。

（三）群众动员：政治成为激情的集体表演

文革是一场高度依赖群众动员的政治运动。红卫兵大串联、群众集会、批斗大会、街头游行，把个人卷入巨大的政治洪流。参加者不仅是在表达政治意见，也是在集体仪式中确认自己的身份：“我是革命群众，我属于正确的一边。”

记得我下乡时，每次生产大队开会布置工作后，就有人高呼口号：“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滚出去！”他们贫下中农要讨论阶级斗争了，我就只能灰溜溜地跟着一群黑五类走出会场。

川普政治同样非常重视大型政治集会，领袖直接面对群众进行动员。社交媒体又使领袖能够绕过传统媒体和政党组织，直接与数以千万计的支持者建立情感联系。这就使个人更容易被集体激情裹挟。川普每抛出一句辱骂左翼民主党的话，台下便爆出一阵怒吼与欢呼，把辱骂变成敌我分明的战鼓，整个会场像被一根火柴骤然点燃。

（四）信息战争：从宣传垄断到信息茧房

文革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高度集中。“两报一刊”等官方媒体构成全国统一的政治声音，普通人几乎没有获得独立信息的渠道。

今天的美国仍拥有众多彼此竞争的电视台、报纸、网站、播客和社交媒体。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虽然信息不由政府垄断，但社会自行分裂成互不相通的信息世界。当一个社会失去共同事实，政治争论就越来越难以通过事实解决。例如，很多只看川姓媒体的人，真的相信拜登大选舞弊了。

（五）法治被削弱：政治目标挤压程序正义

文革期间，中国的正常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大量案件未经正常法律程序处理，群众组织可以批斗、关押甚至虐待所谓的“阶级敌人”。我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他们都在文革中被批斗毒打、被关牛棚。

而在川普时代，虽然美国制度仍在发挥作用，但法治受到削弱，法律程序也饱受批评。例如在近期强化移民执法中，一些移民权益组织、人权组织以及法院认为，部分拘留、快速遣返、取消临时保护身份等措施，压缩了当事人获得律师、听证及司法审查的机会。

美国联邦法官在至少4,421起案件中，认定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对相关人员的拘押违法。

（六）忠诚测试：朋友也要效忠领袖

文革把一切问题都变成对毛泽东的忠诚问题。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就可能因为“立场问题”成为斗争对象。

川普政治也带有这种色彩。政策分歧常被转换为忠诚问题，甚至朋友也必须不断证明自己。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国之一，却被川普反复以“第51州”相讥，并成为关税和公开施压的对象。幸好加拿大着手和欧盟结盟，一起对抗川普政府的无理欺压。

（七）羞辱与改名政治：从“反帝路”到“美国湖”

文革“破四旧”时期曾掀起改名狂潮，并迅速与领袖崇拜结合。全国涌现大量“东方红”、“红太阳”、“向阳”等街道学校工厂和公社名称，个人也流行改名“卫东”、“向东”。改名成为一种公开的忠诚宣誓——所有名称都朝向同一个“红太阳”。

半个世纪后，美国也出现了一轮引人注目的“命名政治”。川普先将“墨西哥湾”改称“美国湾”，又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将安大略湖改称“美国湖”（Lake America）。围绕他的个人名字，共和党政治人物和由其盟友主导的机构还推动了一系列命名或纪念行动，包括在肯尼迪中心建筑上冠以特朗普之名，以及提出把他的头像刻上拉什莫尔山、印上100美元钞票、把华盛顿地铁改称“特朗普列车”，以及将杜勒斯国际机场改名为“唐纳德·J·特朗普国际机场”等。

两者的制度背景、权力边界和强制程度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都显示出“改名政治”的象征力量：名称不再只是称谓，而成为宣示政治意志、制造时代标记乃至塑造个人崇拜的工具。

（八）从加拿大到伊朗：朋友敌人都要斗

文革政治有一种特殊逻辑：敌人要打倒，自己人也要不断接受“教育”和忠诚检验，斗争永不结束。

川普时代也出现了类似的镜像：对伊朗这样的敌人以军事力量威慑和打击，对加拿大这样的亲密盟友则以关税、“第51州”等方式施压甚至羞辱。敌人要屈服，朋友也必须证明忠诚。

虽然两者制度和暴力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但都呈现出一种“斗争政治”的特点。

&  &  &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两国制度如此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似曾相识的景象？答案或许不在意识形态，而在人性。当社会高度左右两极分化、公众对制度失去信任，魅力型领袖借助敌我叙事和危机动员凝聚群众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可能唤醒人性中对强者的崇拜、对敌人的仇恨以及对群体激情的迷恋。

对此，没有任何民族天生具有免疫力。无人幸免，不管是东方的黄种人还是西方的白人。

当然，我要强调的是：相似并不意味着等同。川普时代不是“美国版文革”。两者最大的区别，不仅在于暴力程度和历史后果，更在于制度本身。文革时期，制约最高权力的制度几乎荡然无存；今天的美国仍有独立法院、反对党、州政府、定期选举和独立媒体，行政权力仍受到司法挑战和社会抵抗。美国民主虽然遭受侵蚀，却仍具有制衡和纠错能力。这令我们不至于完全绝望。

但这恰恰提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制度能够约束人性，却无法消灭人性。

民主并不是一部安装完成便可以永久自行运转的机器，它也会生锈、损毁。因此，我们需要法院守住独立，媒体守住事实，官员忠于宪法而非个人，失败者接受选举结果，更需要普通公民在政治激情最炽烈的时候，仍然保有怀疑、克制和独立判断。

因此，文革真正留给世界的警示，并不是某种疯狂只会发生在中国，而是：当人们以为自己的国家绝不会重蹈历史覆辙时，历史的幽灵，往往已经换了一副面孔重新归来。

2026年9月

完稿于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