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不尿”中央

广东人“不尿”中央

——看广东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今年初秋，我去了一趟广东，特别去看了广州的黄埔军校旧址和黄花岗烈士纪念园，感触很多。如果把这些感触用几个字加以总结，就归结成这篇杂文题目所表述的意思。

中国近代史如果是一部大戏，那么广东大概是那个最早搭台、不断有人登台，而且经常有人不肯按照既定剧本演下去的地方。

我这里说的“广东人‘不尿’中央”，当然不是说广东人天生喜欢跟中央过不去。这个说法只是一个故意粗俗的杂文标题。所谓“不尿”，说到底，是指一种不把自己的判断、命运和行动完全交给上面决定的倾向：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办法；必要的时候，敢于另走一路，敢于承担由此而来的代价。

如果从这个角度回头看中国近代史，广东的确很值得研究。

因为广东在近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远超一个普通省份。

一、孙中山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把革命的火种点在广东？

先看一个非常硬核的事实。

通常所说的孙中山辛亥革命前“十次武装起义”，包括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起义、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以及1911年黄花岗起义。就是说，十次之中有八次发生在广东境内，另外两次分别在广西、云南。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值得琢磨。

孙中山当然是广东人。他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后来又在香港活动；广东、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侨社会，构成了他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网络。广东籍华侨还通过筹款、办报、建立革命组织等方式支持革命。

广东对于孙中山而言，不仅仅是“老家”，而是一个可以找到人、找到钱、找到武器、找到组织、找到交通渠道，也是能够把革命思想迅速向海外和内地传播出去的地方。

在广东，起义一次又一次失败，一次又一次再来。

这就有点广东人的味道了：

事情没成，可以再干；道路不通，可以换一条路；上面的旧秩序不行，就自己另起炉灶。

当然，这不是说广东人天生革命，而是说，近代广东具备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使革命比较容易发生。

二、广东不只是革命的舞台，广东人本身就是革命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是一个更加直观的例子。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通常的籍贯统计中，广东籍40人，福建籍20人，广西籍6人，四川籍3人，安徽籍3人。广东籍占七十二人的一半以上。

当然，“七十二烈士”本身是历史形成的纪念性称谓。起义后收殓了72具遗骸，后来查明的死难者人数实际上更多，1932年资料统计达到86人。因此这里的“72” 不能理解为全部牺牲者。

但是，广东籍40人这个数字仍然足够说明问题。

而且这些人并不只是广州城里的知识分子。广东籍烈士中有大量来自广州周边地区的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黄花岗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广东革命”。

福建的林觉民、方声洞，四川的喻培伦，安徽的程良、宋玉琳，广西的烈士等等，都来到了广州。

所以黄花岗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广东人革命”的故事，而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

广东既能自己产生革命者，也能够把外地革命者吸引到这里来。

这两点结合起来，才是广东近代史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

三、而黄花岗背后，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广东奇女子

说到黄花岗，不能不说徐宗汉。

黄兴是湖南人，徐宗汉却是广东香山人。

1911年广州起义前后，徐宗汉参与运输军械；起义失败后，又帮助负伤的黄兴逃往香港，后来两人成为伴侣。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徐宗汉的专题展览，也特别介绍了她在广州起义中的军械运输以及她与黄兴的革命经历。

徐宗汉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广东人的决绝”并不只是男人带枪、带兵、争权。

一个广东女子，同样可以在那个时代自己作出选择，然后把自己的命运押在这个选择上。

黄兴负伤，她没有退缩；

革命失败，她没有退缩；

黄兴逃亡，她跟着走。

乱世之中，一个女人能够如此义无反顾，本身就是近代广东社会精神的一幅缩影。

广东的“敢”，不只在战场上，也在个人命运的选择中。

四、从孙中山到陈炯明：广东人的“自主”甚至可以表现为彼此不服

如果说孙中山反清，是“不服清廷”，那么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冲突，则出现了更加有意思的一层：

广东人之间，自己也可以互相“不服”。

陈炯明是广东人，孙中山也是广东人。

陈炯明曾经是孙中山倚重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在广东政局中拥有相当大的地方实力。后来，两人在国家政治道路问题上发生根本分歧。

孙中山主张北伐和中央统一；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的北伐路线。1922年6月，陈炯明部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和孙中山住所，导致孙中山离开广州。

这里不讨论谁对谁错。

对本文而言，真正有意思的是：

陈炯明不是一个因为“上面命令”就自动改变自己政治判断的人。

他的“联省自治”后来也被不同历史研究作出不同解释，有人强调其地方自治和联邦主义思想，有人认为其实际上带有军阀割据和维护自身地盘的因素。

但无论如何，他与孙中山最后走到了兵戎相见的程度。

这正说明，“广东人的不尿”如果有一点历史意义，绝不是简单的“广东人都支持孙中山”。

恰恰相反：

孙中山是广东人，陈炯明也是广东人；他们可以合作，也可以分裂；可以共同革命，也可以因为政治道路不同而反目。

这是真正的政治自主性。

五、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邓演达：同一片土地，走出了多少条不同的路

再往下看，广东近代人物几乎可以组成一张复杂的政治地图。

廖仲恺、胡汉民，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人物；汪精卫早年也是革命党人，后来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邓演达则在国民党内部反蒋，后来又走向独立的政治组织道路。

如果把这些人物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广东并没有产生一种整齐划一的“标准答案”。

同一个孙中山，可以有廖仲恺这样的追随者，也可以有陈炯明这样的政治分歧者；同样的革命经历，可以把汪精卫、邓演达等人带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这说明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广东人都想干什么”，而是：

广东似乎比较容易产生“我自己要判断一下”的人。

当然，独立判断并不等于判断正确，更不等于后来一定会得到历史的肯定。

自主性和正确性，是两回事。

这恰恰是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

六、这种“自己来”的精神后来又进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如果只讲孙中山、国民党，反而把广东的故事讲窄了。

共产党早期革命史上，同样可以看到大量广东人物。

彭湃是海丰人。1922年，他在海丰组织农会，很快把农民运动扩展到陆丰、惠阳等地；1924年又到广州开展农民运动，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叶挺是广东惠阳人，后来成为北伐、南昌起义和新四军历史中的重要军事人物。叶剑英也是广东人，早年参与黄埔军校创建，参加东征、北伐，后来又进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而叶剑英，则是其中一个特别值得单独提出来的人。

因为他的历史跨度太长了。

从黄埔、东征、北伐，到南昌起义、长征，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军政生涯，叶剑英几乎贯穿了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几个阶段。

但真正使他与本文主题发生深刻联系的，是1976年。

七、叶剑英：广东人的“自主性”，走到了历史的最高处

197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关键的年份。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政治局势极其复杂。“四人帮”试图在毛泽东逝世后进一步控制党和国家的权力。

在这个危急关头，叶剑英与华国锋、李先念等人共同参与了对“四人帮”的处置。

1976年10月6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被宣布隔离审查，江青也在其住所被执行同样措施。官方党史资料明确记载，叶剑英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简单地说：

“广东人又反中央了。”

恰恰相反。

叶剑英当时本身就是最高权力体系中的核心人物。

所以，他所体现的不是地方割据式的“我不听你”，而是另外一种更深层的东西：

身处权力体系之内的人，在国家命运出现重大转折时，是否仍然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选择？

这与陈炯明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陈炯明是地方政治力量与中央政治道路发生冲突；叶剑英则是在中央权力的最高层内部，在历史关头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两个人相隔半个多世纪，却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共同点：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政治判断完全交给别人。

而叶剑英后来又参与推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恢复工作，推动拨乱反正。官方党史资料也明确记载了他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他不是从头到尾只走一条路，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作出不同选择。

从孙中山的反清，到陈炯明的地方自主，到共产党革命中的广东人物，再到1976年的中共中央权力变局——广东人的历史作用并没有停留在民国时代。

它一直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史。

这与“广东人是不是天生革命”没有关系。

真正有意思的是：

在广东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一个人似乎比较容易产生自己的判断，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道路。

道路甚至还可以不断改变。

八、这条线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值得回头看？

如果说叶剑英把这条历史线带到了1976年，那么今天发生的事情又让这个问题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

2026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军委委员、原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立案审查调查，被开除党籍、军籍。官方公布的调查结论涉及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

这是一件正在发生的当代政治事件。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不宜急于下结论。

但是，它至少提醒我们一个老问题：

当一个人处于权力体系内部时，他到底是一个执行者，还是一个有自己判断的人？

历史上，这个问题反复出现。

陈炯明面对孙中山；

汪精卫面对国民党内部的路线选择；

邓演达面对蒋介石；

叶挺面对不同政治力量；

叶剑英面对1976年的历史关头。

当然，他们作出的选择完全不同，后果也完全不同。

因此，所谓“广东人‘不尿’中央”，真正值得讨论的，从来不是“反中央”三个字。

而是：

一个社会有没有能力产生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不只是等命令，而是能够独立判断；不只是考虑自己的位置，也能够考虑更大的政治和国家后果。

九、真正的“独立”，还要经过一个“代价测试”

说到这里，还必须把另一个问题说清楚。

历史上有很多“大人物”中间，也有很多非常会算账的人。

他们同样有自己的主意，同样不愿完全听命于别人，但他们的第一考虑可能是：

怎样保住自己的地盘？

怎样保住自己的位置？

怎样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这种人当然也可能成为历史人物。

但是，这与我们这里说的“政治自主性”不是一回事。

真正值得观察的是：当独立判断开始要求自己承担代价的时候，他还会不会坚持？

这个标准很重要。

否则，“有自己的小算盘”和“有独立的政治判断”就很容易混为一谈、互为干扰。

有些人让别人“成仁”，自己却给自己留下退路；有些人则在历史关头把自己的命运也押了进去。

因此，广东近代史真正值得研究的，也不是简单的“广东人胆子大”。

而是：这里确实出现过一批在关键时刻愿意自己作出选择的人。

他们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后来得到肯定，有的后来受到历史否定；有的选择值得敬佩，有的选择令人遗憾。

但他们共同证明了一件事：真正创造和影响历史的人物，要能担事儿。

十、广东最厉害的地方，可能不是“出人才”，而是“能聚人”

这一点，我越来越觉得是理解广东近代史的关键。

如果广东只是“本地人才特别多”，那么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喻培伦这些外地人为什么会不断与广东发生关系？

孙中山是广东人。

黄兴是湖南人。

宋教仁是湖南人。

陈其美是浙江人。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也有大量福建、广西、四川、安徽籍人士。

他们为什么不断在广州、香港以及广东的革命网络中汇聚？

因为广东在近代中国具有一些特殊条件：广州、香港、澳门；海外华侨；商业网络；近代教育；报刊；会党和地方组织；南洋社会；以及频繁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广东籍华侨在孙中山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突出，他们不仅捐款，也办报、建组织、传播革命思想。

于是，广东不再只是一个“省”。

它开始成为一个网络节点。

思想可以进来，钱可以进来，人可以进来，枪可以进来；然后这些东西又从广东向全国扩散。

这也许比“广东人性格勇敢”更加值得解释。

十一、黄埔军校：广东从革命的“发动地”变成了革命力量的“制造地”

到了黄埔军校，这个特点更加明显。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当然不是广东人的军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后来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军事人才培养机构。

它在广州。

黄埔军校旧址

于是，广东又一次成为了一个全国性力量的集结地。

黄埔师生后来参加东征、北伐，也有人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不同政治军事大事件，使黄埔军校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亮眼的历史链条：

孙中山在广东发动革命——黄花岗在广东流血——黄埔军校在广东训练军政人才——东征在广东建立根据地——北伐又从广东出发。

广东已经不只是革命的“现场”，它是革命力量的组织中心、训练基地和出发基地。

十二、北伐誓师：从广东出发，打到全国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典礼，随后向全国展开北伐。

这件事情放在整个广东近代史中看，非常有象征意义。

从这里出发的，已经不再是一群地方革命者，而是一支改变全国政治格局的军事力量。

于是，广州起义，是革命在广东点火；黄花岗，是革命在广东流血；黄埔军校，是革命在广东育人；东征，是革命力量在广东整合；北伐，则是从广东走向全国。

十三、所谓“广东人不尿中央”，真正值得看的是什么？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有点粗俗的题目：《广东人“不尿”中央》。

如果把它理解成“广东人天生反中央”或者有“反骨”，那当然荒唐。

广东历史上同样有大量拥护中央、参与中央政治的人；广东人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但如果把“不尿”理解为：有自己的判断，不轻易把一切答案都交给上面；有自己的组织能力；有自己的社会网络；在政治道路发生分歧时敢于提出不同方案；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自己组织、自己行动，那么，这个说法就有了一点值得讨论的历史含义。

更重要的是，广东的这种自主性并没有停留在广东内部。

孙中山从广东走向全国；黄埔学生从广东走向全国；北伐军从广东走向全国；彭湃的农民运动从海陆丰扩展到广东其他地区；张发奎、薛岳、吴奇伟、叶挺、龚楚等人的军事生涯也最终载入整个中国近代史册。

而到了叶剑英那里，这条路又走到了另一个高度：这个从广东走出来的人，不仅能够发动革命、组织军队、参加北伐，也能够在中国最高政治层面的历史关头作出自己的选择。这赋予了他在历史上不可替代的意义。

广东的影响，往往是从地方出发，却走向全国。

十四、但还有一个必须承认的问题：独立，不等于正确

陈炯明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他的选择后来导致了与孙中山的武装冲突。

汪精卫早年革命，后来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龚楚早期参加共产党，后来又离开共产党。

历史上的广东人物，并不是一个个都是“英雄模板”。

他们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理想，也有私心；有决绝，也有算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后来被历史否定的选择。

所以，要讨论的不是“广东人是否正确”，而是“广东人敢于形成和实践自己的判断”。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近代史最值得研究的，也许并不是“广东人出了多少名人”。

而是：为什么这里不断有人敢想、敢说、敢干，而且还不断有人从外地来到这里，跟他们一起想、一起说、一起干？

十五、广东的故事，其实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面镜子

回头看看，从孙中山到黄花岗，从黄埔到北伐，从陈炯明到廖仲恺，从汪精卫到邓演达，从彭湃到叶挺、叶剑英——这些人互相之间并不完全认同。

有的人后来成为朋友，有的人成为政敌；有的人共同革命，有的人后来分道扬镳；有的人坚持到底，有的人中途改变道路。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历史舞台上的木偶。

他们都曾经在某一个历史关头说：我有自己的判断。

然后，他们按照自己的判断去行动。

这也许才是近代广东真正给中国留下的最重要遗产。

所以，“广东人‘不尿’中央”这句话，如果非要给它一个比较文雅的解释，我愿意把它解释成：不盲从，不等候，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上面；自己想，自己组织，自己行动，自己负责。

这当然也会产生错误，会产生冲突，会产生代价。

但是，没有这种自主性，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活力。

广东近代史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它不是一个永远服从既定答案的地方。

它总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然后有人继续问：“如果不这样呢？”

最后，竟真的有人开始动手。

于是，历史就动了起来。

这就是广东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特殊印记。

这是为什么，“广东人不尿中央”是一句粗话，也是一句有历史意味的话。

十六、当代回声

也许，“广东人‘不尿’中央”这个判断，最终并不需要多么严肃的证明。

前面说到，清末，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在广东点燃反清的火种；民国，陈炯明敢于和孙中山争一条不同的道路；国民革命，黄埔军校在广州办起来，北伐军从广州出发；共产党革命中，彭湃、叶挺、叶剑英等广东人又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到了1976年，叶剑英更是在北京最高政治层面的历史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

而到了今天，广东人连中央电视台的春晚都未必给面子。

例如，早在2008年，艾杰比尼尔森的监测数据显示，广东央视春晚收视率只有4.59%，在当时所监测市场中垫底。今天的情况可能更不堪。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广东人“不爱过年”，更不意味着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态度。

广东人有自己的年夜饭、自己的花市、自己的粤语文化、自己的电视节目，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中央让全国人民看春晚，广东人却说：“你们看你们的，我过我的年。”

这大概就是广东这个地方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从来不缺少自己的声音。

而一个社会真正的活力，也许恰恰就在于，除了会听别人说什么，还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央视春晚在广东几乎没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