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美国对华战略的四次心理转换

“文明持久战”的背后

——美国对华战略的四次心理转换

赵晓

《从“改变中国”到“长期竞争” ——美国对华战略与“文明持久战”的形成》发表后，得到不少朋友的回应和鼓励。一些朋友特别注意到我提出的“文明持久战”这个概念。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文明”是描述性概念，不是价值判断。它不要求一个国家已经进入尊重生命、自由与尊严的现代文明，而是沿用亨廷顿式的用法，指一个社会长期形成并相对稳定延续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政治传统与集体认同。“是一个文明”，不等于“已经现代文明化”；前者描述历史文化共同体，后者判断制度与价值。称中美“文明持久战”，是说明中美面对的是两个具有深厚历史记忆与强烈自我认同的共同体。

所谓“文明持久战”，也非指两个民族的生死决战，更不是要消灭对方的文明，而是两个文明型大国在无法改造对方、无法摆脱对方、也无法承受全面战争的条件下，围绕实力、制度、科技与国际秩序展开的长期竞争。

它的内核是三句话：

不能速胜。不能退出。不能失控。

但“文明持久战”不是突然出现的。它的背后，是美国对华认知近八十年来的一场心理去魅，需专文论述。

这场去魅，可以用四个动词串起来：

从仿佛可以“拥有”中国，到相信可以“塑造”中国；从一度出现“击败”中国的冲动，到今天准备“管理”同中国的竞争。

四步走完，美国才逐渐认识到一件事：

它不能决定中国如何改变，也不能把“中国必然按照美国的期待改变”，作为对华战略成立的前提。

这，或许是理解今天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一、第一次转换：从“拥有中国”到承认中国不属于美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政界随即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政治风暴：

“谁失去了中国？”

杜鲁门政府、国务院里的“中国通”以及主张同中共接触的外交官，都被指责为软弱、失职，甚至“出卖中国”。

然而，这个问题本身包含着一个未经反省的前提：

中国原本是美国可以拥有、保住或者安排的。

如果中国不是美国的，何来“失去中国”？

1949年，国务卿艾奇逊在《中美关系白皮书》的送交函中写道：中国内战的结局超出了美国政府的控制；在美国能力的合理限度内，无论美国已经做什么或可能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一结果。它是中国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美国曾试图影响这些力量，却没有做到。

艾奇逊不是说外部力量对中国毫无影响，也不是说美国此前的政策没有得失。他指出的是一个更根本的事实：

中国的历史方向，最终不可能由华盛顿决定。

只有曾经拥有，才谈得上失去。

美国可以失去在中国的影响力，失去市场、盟友或地区优势，却不可能“失去中国”，因为中国从来不属于美国。

然而，艾奇逊的清醒并没有真正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基础。“失去中国”的焦虑退潮之后，另一种更加温和、也更加隐蔽的期待出现了：

美国未必需要控制中国，却可以通过接触、贸易和全球化，逐渐塑造中国。

二、第二次转换：从“拥有中国”到“塑造中国”

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隐含假设：

随着中国进入全球市场，民营经济不断发展，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中国最终会在经济、法律乃至政治制度上向西方靠拢。

这套逻辑可以简化为一句话：

贸易带来市场化，市场化造就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推动政治开放。

贸易因此不只是贸易。

市场也不只是市场。

它们还被寄望成为推动中国制度转型的力量。

当然，不能把冷战后的接触政策简单理解为“以贸易改变制度”。接触还有许多现实目标：避免中美重新敌对，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开拓中国市场，并在朝鲜半岛、全球经济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寻求合作。

但是，期待经济开放最终带来政治趋同，的确构成了美国精英对华想象的重要部分。

这种想象背后，仍然延续着一种美国中心主义：

美国不仅代表一种国家利益，也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其他国家一旦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最终就会越来越像美国。

美国不能“拥有中国”，却仍然相信自己能够“塑造中国”。

接触政策当然不是毫无成果。中美双方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中国社会也被改革开放、国际贸易和互联网深刻改变。

但美国没有充分预料到的是：

中国进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却没有变成美国所期待的中国。

这里必须辨明一点。

问题不在于接触没有改变中国，而在于：

中国发生了巨大改变，却没有按照华盛顿预想的方向和速度改变。

中国既没有拒绝全球化，也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完全西方化；既融入了国际秩序，又不断扩大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发言权。

美国战略界由此不得不面对一个过去不愿面对的问题：

如果中国不会因为经济接触而自动趋同，美国的对华战略怎么办？

三、第三次转换：从“塑造中国”到“击败中国”的冲动

2018年，坎贝尔与拉特纳在《外交事务》发表《对华清算：北京如何打破华盛顿的预期》。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第一次主张对华强硬，而在于它系统反思了美国对华政策背后的旧假设。

两位作者承认，美国长期高估了自己改变中国内部发展轨迹的能力。无论是贸易、接触和国际制度的吸纳，还是制裁、外交压力和价值倡议，都没有使中国沿着美国期待的方向发展。

这不是说中国永远不会改变。

任何国家都会改变，中国也一直在改变。

真正破产的是另一个判断：

美国可以通过自身政策，决定中国改变的基本方向。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说“中国不会改变”，是一种静态的文明决定论；说“美国不能决定中国如何改变”，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能力判断。

前者未必正确，后者却越来越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共识。

川普第一任期的历史作用，首先不是发动了贸易战，而是公开推翻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旧前提。

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称为挑战美国力量、影响力和利益的“修正主义力量”。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心由此发生变化：不再主要关注中国内部会不会转型，而更加关注中国力量的增长会不会改变亚洲乃至全球的力量分布。

接触政策的预期落空后，美国战略界一度出现一种更激进的冲动：

既然不能通过接触改变中国，是否可以通过全面竞争压倒中国？

2019年，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甚至把中美竞争同“文明差异”联系起来。这种带有种族色彩的说法引起巨大争议，也没有成为美国完整的官方战略，却暴露出一种“文明冲突”的诱惑：

既然中国没有被接触改变，中美竞争是否注定是一场只能由一方获胜的文明决战？

然而，中国毕竟不是苏联。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人口、完整的工业体系、广泛的贸易网络、核武器和悠久的文化文明连续性。美国可以限制中国，遏制中国，给中国制造巨大困难，却很难期待中国突然退出历史舞台，更无法保证一个陷入混乱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现实：

中国很难被改造，也很难被击垮。

这正是“文明持久战”形成的现实基础。

四、第四次转换：从“击败中国”到“管理竞争”

2019年，坎贝尔与沙利文在《外交事务》发表《避免灾难的竞争》。

这篇文章比一般的“对华强硬论”又向前走了一步。

两位作者提出，美国不应追求类似冷战结束那样的“决定性终局”，而应寻求一种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清醒共存的稳定状态”。

换句话说，中美竞争不再被理解为一个必须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国际现实。

这篇文章后来显出特殊分量：两位作者中，一位随后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另一位后来出任常务副国务卿。

2019年提出的“竞争性共存”，此后成为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重要思想来源。理论倡导者亲自进入决策中枢，也成为这一观念从政策主张走向国家战略的重要标志。

美国对华战略由此出现第二次重大转向。

第一次，是从“接触改变中国”转向“防范中国”。

第二次，是从“击败中国”转向“管理竞争”。

这不是和解，也不是放弃竞争，而是重新限定竞争的目标：

不是消灭对手，不是迫使对手投降，也不是等待某个历史终局，而是防止对方获得支配性优势，同时避免竞争滑向全面战争。

五、从“内部趋同”转向“外部约束”

2022年，国务卿布林肯在阐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时说：

美国不能依赖北京改变自身轨迹，因此，美国将塑造北京周围的战略环境。

这句话很重要，但也容易被过度解读。

它不是说美国从此不再关心中国内部的发展，也不是说美国完全放弃对中国施加影响。

美国真正放弃的，是把“中国最终按照美国期待发生转型”，当作对华战略成立的前提和胜利标准。

布林肯的意思是：

即使中国不改变，美国的战略也必须能够成立。

由此有了“投资、联合、竞争”：

投资美国自己的产业、科技和基础设施；

联合盟友伙伴；

在科技、供应链、军事安全和国际规则上同中国展开长期竞争。

美国战略从期待“内部趋同”，转向构筑“外部约束”：

从等待中国改变，转向限制中国扩张；从制度改造，转向力量拒止。

到了川普第二任期，这种战略收缩变得更加明确。

2026年《美国国防战略》表示，美国的目标不是主宰、羞辱或扼杀中国，而是确保中国不能支配美国及其盟友；实现这一目标，并不需要改变中国内部制度，也不需要把中美关系变成一场生存性斗争。

这意味着，美国开始把对华竞争的目标进一步收缩为：

维持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防止中国取得地区主导地位，同时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保持贸易、外交和必要的战略沟通。

这当然不意味着美国变得温和。

美国仍会强化第一岛链，限制中国获得最先进的技术，重建关键产业链，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但美国越来越清楚地把“竞争”与“改变中国”区别开来，把“拒止性威慑” （deterrence by denial）与“文明决战”区别开来。

过去的冲动，是赢得一场可以终结竞争的最后胜利；

现在的目标，是让任何一方都无法迅速打破地区均势。

美国正在从“胜利战略”转向“均势战略”。

六、美国真的放弃改变中国了吗？

这个问题必须严谨回答。

答案是：

既是，也不是。

说“是”，是因为美国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够按照自身形象重塑中国，也不再把中国必然实现西方式转型作为国家战略的前提。

说“不是”，是因为美国仍然希望中国在市场规则、地区行为和国际秩序等方面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也仍会通过贸易、技术、外交和联盟体系施加影响。

因此，更准确的表述不是：

“美国终于认识到中国不可改变。”

而是：

美国终于认识到，它不能决定中国如何改变，更不能把中国必然按照美国的期待改变，作为对华战略成立的前提。

同样，“不存在失去中国的问题”，也不意味着美国不再争夺对中国的影响力。

它意味着：

中国从来不是任何外国可以拥有或失去的对象。美国可能失去对华影响力，失去中国市场，失去地区优势，却不可能“失去中国”，因为中国的历史命运最终属于中国人民。

外部力量当然可以影响中国，改变中国发展的成本和环境，却不能代替中国人民完成中国自身的历史转型。

七、去魅之后，竞争可能更加冷酷

美国放下“改造中国”的执念，并不会使中美关系自动变得温和。

恰恰相反，一个不再幻想迅速改变中国的美国，可能成为一个更有耐心、更能集中资源，也更加难以对付的竞争者。

过去，美国常常把贸易、投资和国际交往同时当作改变中国的手段。

现在，它越来越倾向于把不同问题拆开处理：

关税就是关税，芯片就是芯片，海峡安全就是军事均势，稀土与供应链就是产业安全，禁毒与危机沟通则属于双方必须合作的有限领域。

意识形态的热度下降之后，剩下的是更加精确的成本计算、力量配置和边界谈判。

这种现实主义减少了救世主义的冲动，却可能使竞争更加持久。

因为一个把目标限定为维护均势、保存优势的国家，往往比一个追求彻底胜利的国家，更能承受长期博弈。

八、去魅必须是双向的

写到这里，一个问题绕不过去：

这场去魅只应发生在美国一边吗？

当然不是。

美国需要放下的幻觉，是“中国必然按照美国的期待改变”；中国同样需要放下一个对称的幻觉，就是“美国必然衰落，时间必然站在中国一边”。

两种幻觉的结构其实完全相同：

都预先宣布了对手的历史结局，都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对方“必然如何”之上。

艾奇逊早在1949年就承认，美国不能决定中国的历史方向；但美国此后绕了近八十年，才重新回到这一清醒。

中国如果以为只要等待，就必然等来一个衰落甚至退出亚洲的美国，实际上是在重复美国当年的错误，只是把方向颠倒了。

因此，对中国来说，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误判美国的战略意图，也是误判时间本身。

持久竞争比的不是一时的爆发力，而是数十年里谁犯的错误更少、发现得更早、改得更快。

中国真正的危险，也不只是某一轮关税战或者芯片战失利，而是把一时的动员优势误认为长期的制度优势。

动员能力是集中体制的长项，纠错能力却往往是它最稀缺的东西：权力越集中，坏消息越难及时上达，错误越难被及时发现，代价也越容易被延后。

在速决战里，这个短板可能被强大的动员能力暂时掩盖；在持久竞争中，它却会被时间不断放大。

一场没有明确终局的竞争，对双方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

不再以对方必然改变为前提，而以自己的持续纠错为根基。

九、“文明持久战”的真正含义

上一篇文章把美国的新认知概括为“文明现实主义”：

承认不同文明不会因为贸易而自动趋同，也不必因为不同而走向相互毁灭。

文明现实主义是一种认知，“文明持久战”则是由这种认知产生的历史状态。

中美关系正在进入这样一种状态：

双方无法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对方，无法把对方从世界体系中排除，也无法承受全面战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所以，中美竞争将越来越像一场没有明确终局的重复博弈：

今天的关税，会重塑明天的供应链；

今天的技术限制，会刺激明天的自主替代；

今天的军事部署，会改变明天的安全判断；

今天是否遵守承诺，也会影响后天的合作空间。

在这场竞争中，真正决定成败的，不只是哪一方拥有更多军舰、芯片和资本，还包括：

谁的文明更有韧性；

谁的制度更有纠错能力；

谁更能持续创新；

谁能让自己的人民保持信心；

谁能吸引更多国家自愿合作；

谁能在拥有力量时保持克制，在遭受压力时避免失控。

这就是“文明持久战”的真正含义。

它不是战争动员，更不是文明仇恨。

它承认竞争，却拒绝把竞争解释为两个民族只能活一个的生死斗争；它承认力量，却不相信力量能够任意改造另一个文明；它接受长期共存，同时警惕共存滑向全面冲突。

结语：从“历史终局”回到“历史之中”

“谁失去了中国”，代表的是一种虚幻的拥有感。

“通过接触改变中国”，代表的是一种温和的塑造欲。

“击败中国”，代表的是接触预期落空后一度出现的对抗冲动。

而今天逐渐形成的“管理竞争”，意味着美国开始接受一个更加有限、也更加真实的战略目标：

中国不会按照美国的期待被改造，也不可能被轻易击垮；美国真正能够做的，是保持自身优势，联合盟友，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防止中国主导印太，同时维持必要的贸易、外交与危机管理合作。

这不是和解。

也不是决战。

这是美国从改造世界的雄心，退回到力量政治的边界；从追求历史终局，回到历史之中。

最终，可以把这场思想演变概括为三句话：

美国已经放弃“中国必然按照美国期待改变”的幻想，却没有放弃维护自己的优势。

美国开始承认中国不会消失，却不会因此接受中国主导亚洲。

中美关系真正进入的，不是和平时代，也不是决战时刻，而是竞争性共存的漫长年代。

这就是“文明持久战”的背后，也是它最值得双方警醒的地方：

不能速胜，不能退出，不能失控。

而对于任何把时间当作盟友的一方，还要再加一句：

时间不站在任何一方，它只站在犯错更少、纠错更快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