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现状及其对美中峰会的影响 (三)
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瓦德瓦尼人工智能中心的两位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柯林斯 (Chris Collins )和阿洛克·梅塔 (Alok Mehta) 星期一9月21日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杂志发表分析报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现状及其对美中峰会的影响”。克里斯·柯林斯是该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加拿大维多利亚皇家路大学卡斯凯德研究所研究员。阿洛克·梅塔是该中心主任。请读其第三部分（三）:
其他全球人工智能框架
除硅和平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之外，还有其他几种管理人工智能问题和治理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性方案。然而，目前这些机构面临着甚至更大的挑战，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执行能力问题。
在这些其他框架中，或许发展最为成熟的是七国集团广岛人工智能进程。这是一项自愿性政策框架，于2023年启动，目前已获得49个参与国的认可，旨在促进“安全、有保障且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2025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管理的一项相关全球报告框架启动，人工智能开发者可以根据该框架披露其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做法。七国集团继续就人工智能问题保持密切合作。2026年5月的一份数字与技术部长宣言强调，“通过重申我们致力于开放、鼓励创新的数字环境，强化数字经济，尤其强调支持人工智能开放性，并促进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采用人工智能……同时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第52届七国集团峰会于6月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其中包括一次与业界负责人举行的人工智能工作午餐会，不过此次会议并未产生新的领导人宣言。
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于2025年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成立，并于2026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首次会议。该对话的设计刻意采取审议性质：它召集政府、产业界、公民社会和学术界的代表讨论与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但不会发布具有约束力的建议。该机构第二次会议计划于2027年5月在纽约举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投资联合国这一渠道的同时，也在联合国体系之外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例如，2026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部副部长陈家昌（Chen Jiachang）在联合国发表讲话，谈到“中国正在联合国框架内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这表明，中国正在人工智能监管问题上采取积极进取的双轨外交战略，而美国尚未采取与之相匹配的战略。
从全球范围来看，2024年通过的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是现有人工智能监管框架中在法律上影响最为重大的一个。这项法案并不是为建立全球联盟而设计的；欧盟并未寻求让其他国家加入该法案，而且欧盟本身已经签署《硅和平宣言》。但是，这项法案确实构成了一种西方集团的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如果有需要，可以将其扩展并输出到其他国家；欧盟也正在倡导其他国家采用以该法案为范本的国家人工智能框架——尽管美国政策制定者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既不支持该法案本身，也不支持将国际协议建立在其原则之上。
最后，从2023年开始，一系列全球人工智能峰会陆续举行，最初的重点是人工智能安全。然而，多年来，这一人工智能峰会系列已经逐渐不再以人工智能安全作为其组织框架。例如，2023年在布莱切利园举行的峰会明确是一场“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并产生了有关人工智能安全的《布莱切利宣言》。但是第二年，2024年首尔会议将框架扩大到“安全、创新和包容性”，尽管会议确实产生了新一轮前沿人工智能安全承诺。这种议题范围的扩大仍在继续：2025年巴黎会议是一场“人工智能行动峰会”，而2026年新德里会议则是一场“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尽管人工智能安全与保障研究所国际网络仍在继续运作，而且第二份《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也在新德里发布，但这些峰会的政治重心已经从安全和治理转向人工智能的获取与部署。
美中峰会
美国和中国预计将于9月24日，在习近平主席计划访问华盛顿期间，举行本届美国政府任内首次正式双边人工智能对话。这些人工智能会谈是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2026年5月在北京举行峰会所取得的成果之一，美方预计将由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率领。
根据目前的报道，这些会谈的议程包括合作监控人工智能主导的网络攻击、中国获取美国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美国对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实施限制，以及中国是否将监管开源人工智能等问题，同时更广泛地聚焦于防止能力最强的系统落入非国家行为体手中。极有可能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态发展——包括最近披露的自主人工智能智能体入侵事件以及“推动前沿发展”的努力——将成为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注这一进程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首次会议不太可能解决重大的地缘政治或贸易争端。相反，峰会很可能将重点放在确立基本定义上，例如什么样的人工智能模型才符合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定义，从而为未来的后续讨论提供基础；不过，随着最近几周不断披露多起自主人工智能黑客攻击事件，网络合作的紧迫性已经急剧上升。
两个结构性障碍可能会限制此次峰会能够取得的成果。第一个障碍是美国一系列已经引起中国官员不满的政策决定。例如，对先进技术实施的出口管制仍然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主要摩擦点——由于针对高端芯片的出口管制，中国实验室在获取计算资源方面仍然面临困难。与此同时，2026年6月，华盛顿利用出口管制限制非美国国民获取安思罗匹克公司的“寓言”模型。美国同样正在积极针对中国实验室发动的“蒸馏攻击”，据报道还在考虑采取行动，阻止或限制获取某些中国开放权重模型。这些恰恰就是习近平在谈到“泛化国家安全”时所针对的那类行动。中国通过寻求推动人工智能以及半导体等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内创新来回应这些管制。
核查是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可能会限制峰会上的讨论。在人工智能领域，核查意味着确认有关人工智能模型能力和安全属性的说法，以及某一行为体如何使用该模型的说法，是否属实。目前，美国或中国都没有既定的技术手段，可以确认对方是否遵守有关模型能力或测试的承诺，而且两国政府都不愿意接受对方作出的保证。不过，目前有多种技术方法正在积极开发之中——例如工作负载监控和模型完整性核查——这些方法可以成为跨境合规核查的技术支柱。
从双边谈判桌走向全球舞台
尽管即将举行的峰会被定位为两个全球领先大国之间的双边讨论，但它同样具有重大的多边影响。华盛顿和北京很可能都会把此次峰会产生的任何成果，作为上述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展开的更广泛制度竞争中的筹码。此外，两国目前各自承担的多边承诺，也可能影响它们能够在双边谈判中提出什么条件。因此，最好把这些双边和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讨论视为彼此相互关联的进程，而不是相互分离的进程。
对北京而言，与华盛顿进行双边讨论的一项重大好处在于形象。让外界看到中国愿意与美国就前沿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进行谈判，可以确立中国作为全球技术标准共同设计者的地位，同时向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发出信号，即人工智能治理的未来是两极而不是单极。这支持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即中国正在通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定义全球南方的人工智能治理”。
中国还很可能寻求把与美国峰会产生的成果纳入其多边人工智能外交。例如，美国和中国达成一致的任何措辞——比如对前沿模型的共同定义——随后都可以被纳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工作计划以及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从而使妥协性措辞获得多边推动力。反过来，如果会谈破裂，或者华盛顿被视为提出了强制性要求，北京也已经准备好针对同一个全球受众提出另一套说法：美国更倾向于控制人工智能，而不是全球合作。中国围绕人工智能作出的多边承诺，也将限制其在与美国的双边会谈中能够提出什么条件。例如，如果美国要求中国接受对中国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发布施加限制，这将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关于免费提供模型权重、培训项目和交钥匙应用程序的承诺背道而驰。因此，中国在开源人工智能问题上向美国作出让步，可能会被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视为北京以牺牲全球南方获取这项技术的机会，换取与华盛顿达成妥协。（顺便指出，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注意：中国政策制定者目前正在讨论限制外国获取某些先进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与中国举行会谈之前，美国谈判人员应该了解中国将如何在多边论坛中利用这场双边讨论。
在自主人工智能事件正在成为全球关注议题之际，拒绝与中国就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进行接触，将把这一议题的全球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
对美国而言，围绕人工智能与中国开展双边接触，也可能与据报道美国推动其他国家在双方之间“选边站”的做法显得格格不入。然而，在自主人工智能事件正在成为全球关注议题之际，拒绝与中国就人工智能安全问题进行接触，将把这一议题的全球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因此，美国的重点应该是确保这些双边会谈产生的成果不会仅仅停留在双边层面，美国谈判人员应该把峰会成果视为可以输出的产品，使其同样能够用于其他多边论坛。
给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建议
这项对当前国际人工智能治理的分析，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如何在峰会及随后的接触中推进其人工智能目标提供了一份路线图。以下建议侧重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层面。这里的一个关键点是，与中国相比，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正是美国战略目前发展最不充分的领域，因此也正是美国战略地位流失最快的领域。
以狭窄、聚焦的人工智能安全议程参加峰会。 美国在峰会上的人工智能目标应该狭窄地聚焦于一系列具体行动，或者聚焦于发展相关的技术和政策基础设施，从而打破目前造成安全领域“竞相降低标准”的囚徒困境动态，同时保持中国和美国公司继续快速迭代并在人工智能产品领域展开竞争的能力。这应该包括就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能力的定义达成一致、非国家行为体扩散问题、建立一国向另一国报告或通报严重事件的正式渠道、安全测试实践与程序的基准方法，以及模型权重安全。美国政策制定者不应该试图在这些会谈中寻求一个全面的人工智能框架，而应该以制定一套美中共同定义以及建立一个报告工作渠道为目标，尤其是针对网络事件；这两者都将为今后美中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进一步开展双边合作奠定基础。美国谈判人员应该尽可能以能够更广泛应用于多边环境的方式起草这些成果：如果有关定义、报告格式和测试基准的文本是为了供安全研究所网络、七国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程以及国际标准机构采用而制定的，那么美国将能够保留其制定者身份，并促进美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优先收集网络事件数据。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抓住峰会提供的机会，建立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网络事件监控和信息共享程序。这需要包括一个强有力而清晰的事件定义，明确规定中国和美国政府在什么具体条件下可以彼此以及与其他国家分享信息，同时不牵涉商业敏感信息或国家安全信息，还需要进行国内改革，以确保各自管辖范围内的前沿人工智能实验室与本国政府之间能够进行充分的信息共享。
把核查作为一项技术项目，而不是外交问题来处理。 核查将成为任何双边或多边人工智能测试安排的绊脚石。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应该资助核查方法的研究并推动其国际化，例如硬件认证、计算资源核算以及用于第三方评估的结构化访问协议，从而使这个问题成为技术问题而不是外交问题。这里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建立对核查工具进行相互认可并形成相互信任的机制，例如资助开源核查工具，或者建立由中立技术专家组成的审查机构。
建立一个值得向国外输出的国内人工智能治理模式。 美国如果自身都缺乏一套连贯的国家监管体系，就无法令人信服地提出监管前沿人工智能的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正在制定专门的人工智能法律。因此，制定一个监管人工智能的联邦框架，将使美国外交拥有一种可以向其他国家提供的模式，而且这应该成为峰会前后的一项优先任务。这个美国联邦框架可以借鉴各州层面正在形成的人工智能共识，而这些共识本身往往又借鉴了产业界的共识。在峰会之前，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展开一场集中行动，从各州法案和联邦提案中确定能够为峰会讨论提供基础的优先关键条款；峰会之后，政策制定者应该集中精力推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人工智能框架，落实峰会的关键成果，同时向世界各国政府表明美国认真应对人工智能治理问题的意图。
从一开始就以实现全球互操作性为目标设计任何美国人工智能审查机构。 作为一种可能的国内人工智能治理模式的一部分，美国应该考虑建立一个负责前沿人工智能安全的标准机构，或者在一个现有组织内部发展这种职能——这种做法与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提出的建议一致。如果采用这种做法，那么从一开始，这个组织就应该与现有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与保障进程建立联系，尤其是七国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相关进程，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等多利益攸关方标准机构，这两个机构正在共同制定网络安全和技术标准。此外，这个机构应该拥有法定保障基础，例如以国会通过的法律为依据，而不是采取自愿性质。该机构还应该为其管理层和董事会建立利益冲突防火墙，并针对拒绝部署的决定建立明确的申诉程序。这个机构还应该在技术层面为未来与中国在模型权重安全和非国家行为体扩散问题上实现有限互惠留下空间。
在与中国相同的领域争取中等强国。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它能够向成员提供培训、模型使用机会以及制度性发言权。相比之下，硅和平主要提供的是参与供应链的机会。此外，美国现有的全栈人工智能出口计划主要以商业为导向，而不是一种能力建设或成员资格方案。尽管这项行政命令有助于在全球推广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但为了更充分地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竞争，美国应该投资建立一项面向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和计算资源获取方案。这里可以借鉴的一个历史先例，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原子用于和平”倡议，当时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和平用途的核技术、研究反应堆和裂变材料，以换取对保障措施的监督以及与西方地缘政治集团保持一致。在这个类比中，保障措施尤其具有借鉴意义，因为“原子用于和平”与核扩散问题之间存在联系。因此，与之对应的人工智能倡议从一开始就需要把计算资源和模型获取机会，与模型权重安全承诺以及接受评估的安排结合起来。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这类倡议可以成为美国目前出口管制这根“大棒”之外的“胡萝卜”。
参与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制度性对话，而不是把这一领域让给中国。 目前，中国正在推行一种双轨战略：一方面在联合国体系之外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同时另一方面又对联合国全球对话和科学小组进行投入。与此同时，美国基本缺席这一渠道。在保持自身人工智能主权的同时，华盛顿也应该参与联合国有关人工智能的对话，以围绕美国的观点建立全球共识。鉴于该对话的下一届会议将于2027年5月在纽约举行，而且其审议式设计使其成为美国参与的一个低风险平台，不参与只会放弃影响力，而不会带来任何战略收益。除了联合国之外，其他现有的多边平台，例如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国际标准机构，都为美国推广其人工智能监管愿景提供了机会。目前，这方面的参与仍然不足。
结论
全球人工智能监管正在走向碎片化。两种不同的人工智能治理架构正在形成，各自拥有不同的参与群体。与此同时，由联合国主导的第三种人工智能治理架构缺乏能力。这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架构正在实现互操作或整合，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仍然从属于与更广泛的美中战略竞争有关的地缘政治问题。
然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最终将形成怎样的格局尚未确定。从哪些国家加入了哪些框架这一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尚未明确地在一个框架与另一个框架之间作出选择。相反，世界各地那些将对未来人工智能监管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加入了多个框架，在从每个框架中寻求利益的同时，也保留自己的战略选择空间。在华盛顿，这通常被理解为骑墙观望。然而，或许更好的理解方式是把它视为一种邀请：中等强国正在告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目前都还没有提供一个具有足够吸引力、足以让其他国家只选择自己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美国需要提出一种方案，回应世界大多数国家真正希望从人工智能治理中获得的东西：获取机会、能力以及参与制定规则的发言权。
因此，即将举行的9月美中人工智能峰会给华盛顿提供了一个提醒：在监管方式问题上，美国与北京竞争的不仅仅是技术领先地位，也是在争夺制度成员。就此而言，美国需要提出一种方案，回应世界大多数国家真正希望从人工智能治理中获得的东西：获取机会、能力以及参与制定规则的发言权。与中国共同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28个国家之所以加入，是因为它们获得了参与机会和发言权。这就是这场竞争，而且无论峰会结果如何，这场竞争都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