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整肃行动正按既定设计发挥作用

这是一篇少见的西方人正面平价中共血腥党文化的文章，于9月17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 。作者安德鲁·默萨（Andrew Mertha）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乔治与萨迪·海曼中国研究教授。他认为－－中共独特的纪律体系帮助中共延续至今，助力中共长盛不衰。疑义相与析, 不妨一读：

二十年来，学者们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能够延续到21世纪——而欧洲所有共产主义政权都已经垮台——主要原因在于它建立了坚固而持久的制度。中国共产党已经摆脱了毛泽东时代不可预测的个人独裁统治，并建立起现代国家的基础。它对领导人实行任期限制，接受集体领导，并越来越多地根据能力提拔官员，这使其具备了足够强的韧性，能够从那些曾经击垮其他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和内部冲击中恢复过来。

然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过去十年里，几乎拆毁了所有那些据称使中共保持强大的制度。他于2018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掏空集体领导制度，而且一直没有指定接班人。习近平还随意清洗高级官员，尤其是在最敏感的领域：军队。今年1月，就在中共领导层开除九名高级军官仅仅几个月之后，中国国防部宣布，张又侠上将和刘振立上将——此前分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最高的现役军官和最高作战指挥官——已被立案调查。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汇编的数据，自2022年以来，中共已经正式清洗了36名上将和中将，还有更多高级军官明显已经失踪。

在华盛顿，许多观察人士把这些清洗视为中国虚弱的证据。他们看到的是一名被猜疑吞噬、痴迷于维持自身权力控制的强势领导人。如果中共的力量确实建立在中国后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那些独立运行的制度之上，那么习近平的清洗行动就会是一个显示其脆弱性的警告信号，甚至可能预示着整个体系的瓦解。但是，中共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分崩离析的迹象。恰恰相反，随着这些清洗不断持续，习近平和中共似乎只变得更加强大。

中共清理自身队伍的方式非但没有削弱其统治，反而可以部分解释是什么使它如此持久。清洗并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一个中共以几乎完全相同的形式运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过程。它定期锁定干部、评估干部，并迫使干部寻求宽恕，以保住他们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其目标是改造他们，而不是彻底摆脱他们，这通过鼓励服从以及献身于党的事业来加强中共。中共领导人也相信这种做法正在发挥作用：习近平已经接受了“自我革命”，即持续和永久的整顿，把它作为中国逃脱苏联以及其他如今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社会主义政权悲惨命运的手段。因此，真正可能威胁中共长久存在的，并不是究竟有多少官员遭到清洗，而是这种战略无法解决、甚至可能使之恶化的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接班问题。一个实行自我革命的政权最终是兴盛还是衰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无论它多么努力地试图避免内部腐化。

治病救人

中国清洗运动的历史早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某些情况下，就像类似政权曾经发生的情况一样，中共会发动暴力清洗，将干部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如今已经成为苏联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行动代名词的那种清洗，其目的就是把某个人从党内彻底清除，无论是通过监禁、流放还是处死。遭受这种清洗的人不会再回来。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采用了这种手段，当时他处决了700多名军官，以此展示绝对控制。

但是，中共还采取了另一种做法，而这种做法也是其持续统治所特有的，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清洗。中共领导人经常采用另一种纪律手段：整风。整风的目标是把一个人留在党内，即使有时其地位会遭到大幅削弱。传统意义上的清洗寻求消灭队伍中的敌人，而整风的目标则是在把干部继续留在党的控制范围之内的同时，保留并改造他们。

纵观中共历史，它寻求整顿干部的频率远远高于寻求消灭干部的频率。1929年12月，在福建省古田村，毛泽东提出了一项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确立党对军队的控制。这项决议还透露了中共如何理解内部纪律：它并没有把整顿对象描述成敌人，而是描述为思想出现偏差的人。干部可能患有诸如“单纯军事观点”（一种脱离政治的观点）、鼓吹极端民主化（即一种缺乏党的权威的政治制度）以及支持个人主义等病症。毛泽东的决议把其中每一种问题都视为一种疾病，而这种疾病有时可以通过在同僚面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加以治愈。与此同时，它还为这种治疗附带了一项承诺：如果党员服从这一过程，中共就会保留他们，而不是毁灭他们。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中国北部的延安建立战时根据地，领导人把整风变成了一套制度。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大约40,000人暴增到1940年的800,000人，这意味着在党的领导人眼中，组织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新人，而且尚不值得信任。1942年至1945年的整风运动就是解决办法。每一名干部都要撰写自传，按照印制的自我检查提纲衡量自己的人生，在所属党支部或工作单位面前进行坦白，然后由党的组织人事部门对其进行审查、评级和分类。1942年2月，毛泽东用一句著名的话概括了这种方法：“治病救人。”

整风的目标是保留并改造干部。

这一切绝不温和。延安整风运动十分残酷：许多人遭到酷刑折磨，数千人死亡。此后的运动往往更加严厉。但是，毛泽东的方法使中国共产主义与其最相近的那些政权区别开来。斯大林迅速处决不可靠的干部，而波尔布特（Pol Pot）则把他们送进万人坑。在中国，很多时候采取的战略是把干部留下来，试图对他们进行改造，同时建立永久性档案，详细记录他们犯下的每一个错误。

这种基本程序直到今天仍然几乎完全相同。一个人因为在某个方面出现偏差而被单独挑出来，并被要求写下一份说明，交代自己的缺点。这份说明会与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进行核对，也会与组织档案——即这个人的个人档案——中已经记录的内容进行核对。随后，这名干部会被置于一个分等级的可能处分尺度上，一端是不采取任何行动，另一端则是开除党籍。（大多数处分位于两者之间，包括给予严重警告或者留党察看。）一旦针对某名干部、官员或运动对象应当如何处理作出裁决，如果这个人被认为已经进行了足够充分的坦白，他就会被留在党内，但这种留任可以被撤销，而且取决于政治风向。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每一张文件，都会永久存入这名干部的正式档案。

1952年，一名村庄商店管理员从征购的粮食中私自截留一部分时，采用的就是这一程序。今天，中国政治局采用的同样也是这一程序。政治局成员——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一群人——每年都会面对彼此朗读自我批评，他们的坦白内容会被记录下来，并按照当年延安使用的同一种模板永久附入个人档案。即使习近平扩大了可能成为整顿对象的人员范围，这套机制本身也没有改变。

习近平领导下目前正在进行的被清洗军官案件，很可能也符合这一模式。张又侠和刘振立是被立案调查，而不是被枪决，他们仍然有可能继续留在中共名册上，即使他们的个人档案会变得更加厚重，而且可能被安排到一个毫无意义的职位，或者彻底退出公众生活。例如，2023年，外交官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新闻调查报道称，他仍然保留中共党籍，但被重新安排到外交部出版社从事一个低级文职工作。即使张又侠和刘振立最终被开除党籍，彻底清洗仍然是例外而不是常态，这也是中共长期以来的一贯做法。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确认的101名已经遭到清洗或可能遭到清洗的上将和中将中，截至2月，只有14人被正式开除党籍。

一人一档

整风很少——如果有的话——真正改变干部的信念。80年来的证据，其中很多来自中共自身，都显示干部照本宣科地重复交给他们的说辞，表现出被要求表现的悔过态度，然后在运动一结束便恢复先前的行为。这一过程已经高度仪式化，以至于参与者学会了准确说出审查者想听的话。

然而，这一过程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改造信念，而是制作一份文件，放入档案之中。这种档案既包含客观的人事资料，也包含对一名干部政治缺点的可观察评估。正是这种书面记录，使该政权即使在没有任何干部改变其行为方式或思维方式的情况下，也能够维持纪律。

对于干部以及其他受到整风的人来说，这一过程会区分谁仍然受到中共领导人的认可，谁已经失宠。由于干部不断争夺地位，遭到清洗是一件非同寻常而且毁灭性的事情。对于大多数党员而言，以最低程度的惩罚熬过一次整风过程，足以让他们感到如释重负——而且往往还会产生一种重新效忠于这个宽恕自己的政权的愿望——与此同时，又伴随着一丝恐惧，因为下一场运动永远可能就在眼前。当这一过程扩展到1亿名党员时，它就在每个人身上形成一种内化的纪律，从而加强这个组织对权力的掌控。每一名干部每天醒来时都知道，这份档案确实存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用来对付自己。

这种针对每一名党员的历史、关系以及弱点所建立的永久性、标准化、可以重新开启的记录，同时也是一个赋予中共领导人巨大权力的信息系统。专制统治者需要信息来预先阻止对其权力的威胁；中共的人事档案体系储存着有关党内干部的信息，因此是中国统治者一个不可替代的信息渠道。大多数干部都愿意按照党的意愿行事，但对于在纪律运动面前没有表现出正确态度的那一小部分人，中共可以将他们开除或者投入监狱，从而预先消除来自内部的任何反抗威胁。高层叛离和异议有时确实会发生，但一旦发生，通常也很少具有组织性，而且很快便会偃旗息鼓。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种保存记录的做法会在党内干部中激起怨恨，但这一过程的设计目的就是分散责任，从而使北京免受任何反弹。没有任何单独一个人或机构负责作出整风裁决。相反，中共会动员工作组起草裁决，所在工作单位的同事认可这一裁决，然后由更高一级行政层级的委员会批准。整个过程中，这份裁决经过足够多人的手，以至于其作者身份被汇集并分散，因此无法说任何单独的领导人或党内机构应当为此负责。甚至干部本人也通过自己的自我批评，成为这份裁决的共同作者。

通过整风对干部实施纪律约束，同时也是一种协调手段。中国的党国体制是一个庞大的网络，由官僚机构、地区权力中心和行政机关组成，它们各自拥有自身利益，而且经常不得不彼此讨价还价。整风运动是少数能够跨越这些裂痕的工具之一。与中共其他大规模运动——例如独生子女政策——一样，干部明白，服从整风是强制性的，而且是领导层高度重视的优先事项。纪律运动提供了明确无误的奖励与惩罚，包括对表现出正确态度的干部从宽处理，而那些没有表现出正确态度的人则会被打入职业生涯的炼狱，甚至遭到放逐。许多干部平时可以利用中国政治体系的碎片化从中获益，但他们知道，在纪律运动到来时必须放下其他一切事情并服从运动，从而为北京提供一种高度可见的方式，统一推行优先事项并加强党的控制。

纪律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国历史充斥着曾经强大的王朝逐渐衰弱并最终分崩离析的例子。为了避免这种结局，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群众动员：他认为，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习近平在2021年提出并在此后不断加以阐述的答案，则是党的自我革命。在这一框架下，党的弊病只能从党内得到医治，而不能依靠任何外部力量。持续不断的党内整风运动要求所有官员约束自己，而偶尔对某些干部进行彻底清洗，则提供了无可否认的证明：拒不服从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中共第一次明确地把自身生存的机制置于自身内部。

这种精心安排的象征性程序同样十分明确。2014年秋，在针对两名高级军队领导人的调查正在进行并最终导致他们倒台之际，习近平召集大约400名高级军官来到古田村当年毛泽东发布《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同一座会场。官方媒体称之为“新古田会议”。2024年，习近平又在延安召集军队讨论政治工作——也就是意识形态忠诚——这清楚地提醒人们，中共认为，从过去的整风运动到今天自身拥有的力量之间，存在着一条直接的延续线。

这些象征意义背后，是习近平对于中国可能最终重蹈苏联覆辙的担忧。在习近平看来，苏联共产党任由自己的内部纪律机制萎缩，因此亲手造成了自身的灭亡。北京认为，如果中共要继续掌权，清洗和整风就必须永久持续下去。无论这种对苏联崩溃的分析是否准确，中共持续表现出的力量都表明，中共约束干部的方式确实可能解释了它为何能够长久存在。衡量习近平的清洗，不应该看有多少干部被卷入其中，而应该看这些清洗是否继续产生档案、裁决以及党员留党机制，从而使中共牢牢保持控制。

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是习近平最终的接班问题。

但是，那些能够加强中共的东西，同时也削弱了中国的一些权力工具。高级军事指挥职位出现空缺，或者由经验较少的军官担任，而未来的军官也会认识到，最安全的职业履历就是一份内容单薄的履历。当不得不作出选择时，对中共而言，政治控制永远比实际运作效能更加重要。这是一项中共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愿意接受的权衡，而且今后还会继续接受。

而且，中国这种清洗方式无法解决接班所带来的危险。整风并不会产生任何选择下一任统治者的机制——恰恰相反，由于它确保任何下属都无法积累独立的地位，它反而使一个可信接班人的出现变得更加困难。这个体系的弱点在于接班，而不是纪律。包括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内的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是依靠自己作为曾经为中共生存而战的革命者所拥有的无可挑战的权威，克服接班挑战的；此后的领导人则依靠那些制度——任期限制、集体领导以及制度化的接班规则——而习近平已经迅速将这些制度摧毁。习近平既没有前者，也没有后者，因此使接班问题变得尤其尖锐。真正应该担忧中国稳定的时刻，并不是将军们在调查过程中消失的时候，而是阅读他们档案的那个人开始年迈、即将退出这一职位，却仍然没有答案说明谁将接替他的时候。

中共不会崩溃：档案体系的存在恰恰就是为了防止精英阶层分裂，而且它已经发挥了作用。更可能出现的，反而是一个在军事上比大多数评估所认为的更弱、而在政治上比大多数评估所认为的更强的国家。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是习近平最终的接班问题。北京自己的理论家也在关注这一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是一套精心设计、已经让中共保持强大一个世纪的整风体系，也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当精英阶层围绕谁将成为下一任领导人展开权力斗争时，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