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万斯正在背叛他的海军陆战队战友

乔斯林·约瑟夫（Joslin Joseph）曾荣获“军事记者与编辑协会”（Military Reporters and Editors）颁发的最佳评论/观点奖。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曾作为海军陆战队员在伊拉克服役。周二9月8日下午，约瑟夫先生在《国会山报》发表个人观点。不妨一读：

当特朗普总统将JD·万斯纳入竞选搭档名单时，这对我以及许多其他退伍军人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他简直就是“全球反恐战争”时期绝大多数退伍军人的缩影：他曾投身军旅，虽在非战斗单位服役却深入战区，服役期间表现光荣，退伍后在民用领域也取得了非凡成就。

他就是我们中的一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我们当中的佼佼者。尽管我不认同他的政治立场，但我当时觉得，如果说特朗普政府里有人会真正关心现役军人和国内数百万退伍军人，那一定是他。

然而，为了向“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政治论调表忠心，万斯决定做出一件退伍军人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出卖并牺牲他的战友。

上周，万斯大摇大摆地走进白宫新闻简报室，声称针对伊朗的战争实际上并非战争。当然，这种罔顾事实的否认只会让一个人受益——那就是他的老板。这位老板决定卷入一场连万斯最初都反对的冲突，如今正面临民调下滑和公众对又一次海外军事干预的强烈反感。

如果万斯起初反对这场战争，但现在为了应对看似将是一场“血战”的中期选举而不得不向美国民众兜售它，那也就罢了。但坚称这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这不仅是对过去六个多月来参与战斗的男女军人的背刺，也是对广大退伍军人的背叛。

以空军少校亚历克斯·克林纳（Alex Klinner）的遗孀为例，他死于伊朗之手。莉比·克林纳（Libby Klinner）一直难以获得应得的战斗相关福利，因为五角大楼拒绝将其丈夫的死归类为“阵亡”（killed in action）。直到新闻媒体就这一问题直接向万斯（Vance）施压，美军才采取行动去照顾一位“金星”阵亡将士遗孀。

事情本不该发展到这一步，但现实就是如此。而且，问题的影响远不止于阵亡将士的家属。身处战区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心理压力。长期以来，许多服役人员之所以难以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是因为战友、指挥层乃至整个退伍军人群体往往会淡化他们所遭受的创伤。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像万斯和我这样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我们曾奔赴战区，遭遇间接火力袭击，走出基地防线执行任务，与伊拉克民众接触，遭遇简易爆炸装置（IED），进行巡逻，随车队横穿国土，搭乘直升机往返于各基地之间，并数着日子盼望回家。

但有一件事，像万斯和我这样的海军陆战队员确实没做过：我们没有开枪射杀过任何人。这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实际开火射击，才有资格获得“战斗行动勋带”（Combat Action Ribbon）——这是海军陆战队内部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属于“战斗老兵”的标准。尽管我本人并不怎么看重勋带或奖章，但多年来由此引发的种种后果，却对那几场战争的退伍军人产生了负面影响。

许多退伍军人因担心受到其他老兵的质疑，而不愿自称“战斗老兵”。这意味着，许多人甚至不愿承认，仅仅是身处战区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严峻的经历。我曾参与巡逻，驻扎在叙利亚边境排查炸弹，随车队在安巴尔省（Al-Anbar）各地穿行并遭遇简易爆炸装置，遭受火箭助推榴弹（RPG）和步枪火力的攻击，还搭乘直升机在全国各地飞行；然而回国后，我却坚持认为自己并未经历过真正的“战斗”——因为军方就是这么定义的。

直到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结识了“荣誉勋章”获得者弗洛伦特·格罗伯格（Florent Groberg），我才意识到，我的经历或许比我自己或军方所认定的要严重得多。许多退伍军人都面临同样的情况：他们因感到羞愧而无法以应有的方式正视自己的军旅经历。万斯对此应该深有体会，因为他自己也亲身经历过这一切。这就谈到了伊朗问题。至少对于参加过“全球反恐战争”的老兵而言，我们当时有一个有利之处，那就是这些冲突被正式定性为“战争”。而如今在舰船上服役或驻扎在空军基地的现役官兵，却无法获得这种保障，原因仅仅是因为承认这一点会让特朗普显得难堪。

面对数百人受伤以及数千人必将承受的巨大心理创伤后遗症，如果那位本应理解他们处境的人能挺身而出为他们说话，而不是反过来针对他们，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