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1980年到1987年一直是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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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谓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的观点，此前就有分析过，是邓小平自己在六四事件之后炮制出来的，是江泽民首次追捧的。而是否真的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是要得到别人认可的，不是靠几个保皇党极右翼自夸的。我们从大量的史料可以很清楚的分析出，胡耀邦在1987年之前一直是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直到1987年之后才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
1，民间的态度。
民间普遍高度认可胡耀邦。胡耀邦的下台和去世接连引发了两场社会运动，两次运动都呼吁邓小平下台。在六四事件的时候全北京9成以上市民都上街了。胡耀邦尤其在工人、学生中拥有相当广泛的支持。
2，华国锋相关派系的态度。
“
我问他：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的，我在粉碎她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就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砍掉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怎么办？”我说斗争吧。
谈到华国锋。陈永贵笑着摇了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的二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
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能把你放在眼里吗？他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
你看看他多么傻瓜！后来也就在华国锋下台后，我和华国锋谈话时，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写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他脱口而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以前我还相信他，看来他也是个鬼。
提到胡耀邦的时候，陈永贵非常生气地说：”他是一个胡日鬼，好多鬼点子都是他提出来的。我过去不知道他和邓小平那些人怎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文革没有半点感情，开口就是造反比日本鬼子还要坏。
我曾经当着他的面问道：”究竟是毛主席打出来的江山？还是你打出来的江山？”他对我说：”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打出来的江山。”
这话哄鬼，千千万万的先烈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毛主席打江山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儿。我和他在中央开会的时候还公开吵过架。我说：”中国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任何事情都会失败。”他对我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和条条出发。”
唉！现在想起，我真是糊涂，人家是要全盘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呢。我还闷在鼓里和他争论什么定义。在处理我和吴德等人的时候，胡耀邦和邓小平就一再对我们说：”你们作为一名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象当年我们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要按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比如对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而是用刑法来处理。”
应该说这话对我们是有威慑作用的，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当任党的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事情的。”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我当时也问过汪东兴，他说：”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华主席应该心中有数。”但是，没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看来华国锋这个人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
”
《秦楚：国务院前副总理陈永贵揭中共高层内幕》（注：秦楚是陈永贵的老朋友）
https://groups.google.com/g/lichefuzhen/c/IZsHI-lB1ZI
熟悉分析话语的人可以看出来，这些话语都是华国锋相关派系内部直接的讨论，在他们这些讨论中，邓小平是以全名形式反复提及的，这其实体现他们对邓小平恨之入骨。而胡耀邦则在提及全名之后，多用代词“他”来指代，这其实体现了华国锋相关派系虽然可能恼火胡耀邦，但即使在这种极尽指责的话语中，也在下意识中降低对胡耀邦的批判程度。而在这段话语里，在胡耀邦和邓小平并列的描述中，胡耀邦都比邓小平要前，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不是“邓小平、胡耀邦牵着他的鼻子走”。此外，我们可以发现，胡耀邦的地位还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陈永贵直接问：“我曾经当着他的面问道：”究竟是毛主席打出来的江山？还是你打出来的江山？”他对我说：”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打出来的江山。”这个话其实言下之意，就是默认他其实是当时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因为只有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才需要回答这种问题。
而硬要赶华国锋下台的，确实是邓小平，因为“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当任党的主席”。对于胡耀邦来说，只要华国锋让步了，也不是一定要他下台的，华国锋知道真正逼他下台的就是邓小平。
总的来说，对于语言比较了解的人很容易可以看出，华国锋相关派系默认胡耀邦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而邓小平是执意逼华国锋下台的人。由于当时反帝党只有以华国锋为领袖的保守派和以胡耀邦为领袖的改革派这两个主要派系，所以胡耀邦毫无疑问就是反帝党公认的最高领导人。
3，元老的态度。
“
最终，在连续七天的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说，胡耀邦“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一百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到下面乱跑”，“没有把精力用在他本应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陈云又说，他“批评过胡耀邦以后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错误，可是胡耀邦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在选拔干部上，胡耀邦“只选自己圈子里的人”[8]: 1307-1309 。
”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8%83%A1%E8%80%80%E9%82%A6%E4%B8%8B%E5%8F%B0
元老中的陈云指责胡耀邦的这些过错，其实都反应了胡耀邦是最高领导人，毕竟这些过错都是最高领导人才会犯的。
而且，胡耀邦是在一个聚集了几乎所有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党内生活会”之后下台的。这个“党内生活会”，实际上和“七千人大会”、1980年11月至12月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一样的。都是共产党党内动员党内高层集体批判最高领导人，使其失去权力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民主批斗会。
“
198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被认为是为群众做思想准备[7]: 552 。当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中共元老商议胡耀邦的去留问题。1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以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指示要点的一号文件[7]: 552 ；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1月10日-15日，在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有二三十名高级干部参加的“党内生活会”上，连续几天指责胡耀邦的“问题”；邓小平与陈云因地位太高不宜出面，国家主席李先念因在上海没有参加[7]: 553 。
胡耀邦在生活会上首先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试图做出一些辩解[8]: 1303-1304 。之后胡耀邦遭众人轮流批判。薄一波认为胡耀邦到基层视察的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指责他是在“游山逛景，哗众取宠”；杨尚昆和王震指责胡耀邦站错路线（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宋任穷则批判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态度[9]。此外，邓力群通过五个小时的发言痛斥胡耀邦的作为，称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运动关注不够、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遵循老领导的意见等[10]。赵紫阳发言批评胡耀邦“不守纪律”、“标新立异，搞些噱头”，“大概是想在国内外树立一个开明形象”。赵紫阳并表示如果邓小平陈云不在了，他无法再和胡耀邦共事，必须辞职[11]: 1185 。而被胡耀邦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落井下石将私人讲话公开[12]。在所谓的生活会上，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是不正常的、是违反党的原则的[3]。习仲勋当时曾指着薄一波怒斥[13][14]。在1月15日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检讨，他表示要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但是他也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的台阶上黯然落泪[11]: 1186 。
最终，在连续七天的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说，胡耀邦“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一百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到下面乱跑”，“没有把精力用在他本应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陈云又说，他“批评过胡耀邦以后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错误，可是胡耀邦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在选拔干部上，胡耀邦“只选自己圈子里的人”[8]: 1307-1309 。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的理由是他在地方工作和在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期间都有成绩。会议也肯定了胡耀邦工作中的成绩[15]。但胡耀邦保留了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只是排名降到最后[16]。1月19日，中共中央三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解除职务的原因：“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8]: 1313-1314 。此外，李立功曾提出由华国锋接任胡耀邦，但却因此遭邓小平严厉批评[17]。
”
这种民主批斗会，也是有人组织的，根据目前的报道，通常来说，组织者是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有一定的强制力，剩下的人大多数不敢不赞同，少数不赞同的可能也是事先约好的。所以这种批斗会都是一边倒的，所有人都会参加。这种高规格的民主批斗会本身就是最高领导人的标志。
而赵紫阳的下台就没有这样的民主批斗会。赵紫阳在邓小平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议就直接失去权力了，规格比胡耀邦低了很多，党内起码有一半以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没出席。因为赵紫阳本身就是邓小平的代理人，他的权力来源于邓小平。所以邓小平只要出面说不再支持赵紫阳了，那么赵紫阳的下台就是倒计时了，根本不需要大费周章开什么民主批斗会。
“
5月17日，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出席，政治局委员兼国家主席杨尚昆列席，邓的秘书王瑞林担任记录。会上针对学生运动问题李鹏和赵紫阳激烈交锋。姚依林支持李鹏，胡启立支持赵紫阳，乔石中立，但比较偏向赵紫阳一方。邓小平最终表态反对“自由化”，要求党内保持一致。在此次会议，邓小平提出宣布“戒严”，打算使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在2005年透露，当时同赵紫阳一样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将军包括张爱萍、萧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和宋时轮，他们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准中国人民。[142]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5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谈话[143]。
”
4，胡耀邦本人的态度。
“1985年5月，负责与陆铿联络的耿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飙之女）拿到了清样。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派专人乘飞机将清样送交北京，胡耀邦阅读了清样，在文字上做了七处修改：
三处是“哈哈”胡耀邦要求删掉。
一处是谈到胡乔木说：“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也不很好，特别是批邓运动中表现得很不好啊！”胡耀邦听其这么一说，情不自禁地说：“哈哈……你们的了解很细致的嘛，哈哈……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胡要求删掉。
一处是牵涉到军队和邓小平的一句话：“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兼任。”胡耀邦希望删去。
最后一处是涉及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胡耀邦原话是“这位老同志”，他要求改为“老革命家”。
”
胡耀邦本人对邓小平军委主席的态度就是“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兼任。”这个话言下之意就是让邓小平当军委主席原先只是出于礼貌，并不认可邓小平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
5，邓小平在部分工作上的主持并不等于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
有些人可能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邓小平主持的。这个确实是，但是党的工作本来就是有分工的。由于邓小平的年龄更大，胡耀邦在建国时是部级干部，邓小平是副国级。这些历史问题一般就是由资历更深的老人主持的，因为他们亲历的事情更多。
https://www.theorychina.org.cn/c/2021-10-28/1508403.shtml
而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其实就是胡耀邦主导的，看上面华国锋相关派系的讨论就很清楚，各种点子其实是胡耀邦想出来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有的重要文件都要同时呈递给华国锋、胡耀邦、邓小平三人。例如李先念对宝钢建设的问题，在陈云批示后，同时一并报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
根据四次财经委讨论的情况和陈云、李先念的意见，关于宝钢建设规模和进度建议的报告形成了。陈云看了报告后批示：“先念同志：可以送了，我意中央可不拟批复了，即可按此报告办理。”李先念将财经委和冶金部等单位关于宝钢建设问题的肯定性报告和陈云批示，一并报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他们均圈阅表示同意。从此，宝钢的建设在调整中继续前进。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
”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212/c85037-26555851.html
这个流程其实就意味着，胡耀邦是最高领导人。因为通常来说，胡耀邦和宝钢建设这种事几乎毫无关联，就是分管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李先念批示之后，上报最高领导人同意，就可以了。这个上报的习惯本身，就是最高领导人的一个标志。至于这个排序里把邓小平排的更靠前，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材料是2015年的时候写的，所有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史料，在这些问题上都是不可信的，因为邓小平刻意改写了这一段历史，后面的人一般是不敢动的。
而80年代最重要的一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是胡耀邦亲自主持的。这一决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系，破除了计划和市场的对立关系。而这一功劳后来被所谓的邓小平南巡给篡夺了（与此同时被篡夺的还有华国锋的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和经济特区）。
https://shengping.blog.caixin.com/archives/247767?originReferrer=caixinsearch_wap
6，其他地区领导人的态度。
其他地区领导人对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承认是分裂的。比如著名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人是找邓小平谈的。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蒋经国是找胡耀邦谈的。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澳大利亚，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Bob Hawke）举行会谈。1986年，中国与澳大利亚政府正式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1987年，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与澳大利亚哈默斯利铁矿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资协议。该项目成为了中澳资源合作的基石，为后来的中澳铁矿石贸易繁荣拉开了序幕。
https://china.embassy.gov.au/bjngchinese/20120927HOMspeech-ch.html
https://australia.people.com.cn/n1/2022/0616/c408038-32448250.html
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是得到欧洲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广泛支持和承认的党魁，而邓小平不是。胡耀邦成功恢复了毛泽东时期因为批判修正主义而中断的和欧洲各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这些全是胡耀邦去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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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年来“左”的错误的影响,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党对外交往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除了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外,我党同苏联、法国、印度、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公开论战,同全世界绝大多数在本国有着实际影响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全都断绝了交往。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以巨大的精力指导我党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它政党的关系,使党的对外关系成为中国整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1980年至1981年,胡耀邦先后同意大利、希腊、荷兰、西班牙等国共产党访华代表团会谈,恢复了我党与这些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友好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他有关党际关系准则的重要思想也在不断完善和丰富,由此形成了党与党之间友好合作的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四项原则,正式写入了1982年9月通过的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中。到1986年为止,中共同世界200个左右的共产党和其它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之后又不断拓展。至今已发展到同世界400多个各种类型的政党建立了广泛友好的关系。
在同国外共产党的交往中,胡耀邦最有代表性的外交杰作是接待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访华,这是我党拓展政党外交的一个关键性的开端。在中共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时,意共给予了我党以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二战之后,意共从本国实际出发,努力探索符合实际的革命道路,最早提出反对苏共的霸权主义。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该党发展成为其国内第二大党,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力量最强大的共产党。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中,我党发表了两篇有名的同该党论战的文章,给对方戴上了诸如“修正主义”一类的大帽子,进而又同他们断绝关系达15年之久。对方曾通过种种途径表示有意要同我党恢复关系,但我们却置之不理。甚至在毛泽东去世时,意共给我党中央发来唁电,我们却以“中国共产党人不想同修正主义党有联系”为由,不尽人情地把该党的电报退了回去。在胡耀邦的亲自操持下,1980年4月,我党邀请贝林格率领意共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党非常重视这次访问,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邓小平亲切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谈。胡耀邦对于接待意共客人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他亲临机场迎送代表团,陪同意共客人到外地参观访问,为代表团举行隆重的告别宴会,发表热情洋溢、富有实质内容的讲话,更重要的是他还先后同代表团进行了5次会谈,总时数近20个小时之长,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在意共代表团来访前,胡耀邦做了不少重要指示。鉴于我党同意共关系已中断多年,为使党内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联部为中央草拟了关于两党恢复关系的通报稿。原稿提到,在两党关系恢复之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仍将会继续存在,但这不应成为恢复关系的障碍。双方可以在今后的接触和交往中交换意见,进行讨论,求同存异。胡耀邦在审阅定稿时,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要求各党在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国内政策等问题上都必须保持一致见解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这些“不应当也不必要成为恢复两党关系的障碍”。在与意共代表团第一次会谈中,他强调,中意两党“在完全独立自主、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关系”。两党代表团在正式会谈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他总是能极其耐心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他还对意共同志介绍一些同我方有差异的国际政策表示感谢,表示将认真研究他们的观点,并强调“分歧不影响我们完全平等的团结关系”。他在为意共代表团圆满结束访华举办的告别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富有实质性内容的讲演。他再次强调:我们决心在两党关系上,严格恪守完全平等、独立自主和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我们之间在某些问题认识上的不同和观点上的差异,只能激励我们相互启发、互相探讨,并通过不断的实践检验求得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共同进步和提高。
胡耀邦还积极推动建立和扩大中共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重要政党及欧洲社会党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对发展中国家不能以对苏联的态度划线。1980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对社会党开展工作的方案。1984年在接待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来华访问过程中,胡耀邦进一步提出“在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之间应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这方面最典型的范例是1981年2月,胡耀邦邀请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来华访问,为中法关系的发展下了一着漂亮的先手棋。访华后三个月,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在随后几年与各国社会党往来的过程中,胡耀邦提出了发展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社会党关系的基本方针:“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关系的惟一现实的选择。” 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同非共产党性质政党关系的一大突破,这个原则不仅被运用于同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后来的实践表明,它也被运用于同其他所有政党的关系。这就使中国共产党与亚非拉各国民族主义政党、与各国社会党的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
”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2/shidian/200805/0505_2666_522333_1.shtml
“胡耀邦特别重视中日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日关系是中国同周边大国关系中发展得最顺利的双边关系,但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歪曲历史上作文章,历史问题已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将对日关系放在了大国关系的首位,指出了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日本有些势力还在美化过去侵略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的史实,并且进行种种活动,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可见,胡耀邦对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1983年,胡耀邦访日与日方高层达成共识:加强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在此基础上,1984年,中日两国成立了一个“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作为两国政府的咨询机构,督促两国友好交流事业的开展。中方的首席委员(日方称为座长)是王兆国(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委员会建议两国政府开展了很多活动,其中一项是:日本政府利用ODA的款项在北京建立了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总体来说，英国、美国更加承认邓小平，而其他多数国家更加承认胡耀邦，日本相对中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由胡耀邦搭建起来的良好关系，大都延续到了现在。比如澳洲和中国的铁矿石贸易持续了四十多年，而邓小平当时签的合同，大都已经变成“历史性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