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忆往——长江浮尸和深山野人
文革忆往——长江浮尸和深山野人
1969年10月底，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随集体乘火车从北京到武汉，再乘轮船沿长江从武汉抵达了长江南岸湖北省的最后一个码头——富池镇。再往南，就是江西的九江市了。
从武汉到富池的水路距离，大约是 180 公里。那时，长江客轮的航速通常在每小时20至25公里，加上沿途停靠多个码头上下客的时间很长，走完这180公里的水路需整整一昼夜，感觉相当漫长。
富池镇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街道冷清，路人稀少，是一个“世外之地”。不久，我更知道，这一带还是一个“法外之地”——这，正是今天话题的主题。
安家“马鞍山”下、“网湖”岸边
当天晚上，我们乘解放牌卡车被安顿到了离富池镇约10公里的一处荒山脚下。这是一座孤山，形状像马鞍，故名“马鞍山”。
马鞍山的南边就是著名的网湖湿地，一望无际。称此地为“网湖”，可能由于这是一个水网地带。这可不是想象中或者煽情文学里的“鱼米之乡”的场景，而是有千年历史的血吸虫病重疫区。
由于这里没有当地人居住，我们都暂时住在用竹席或者帆布临时构建的棚子里。
“半壁山”在目
天亮之后，我们都急切地到席棚外观看周围的其它环境。这时，隔着薄薄的晨雾，我们远远地看到了另一处孤山，而且确凿无误地看出，这座山只有齐刷刷的半边。我们被告知，它的另外一半，被长江水带走了，故称“半壁山”，好神奇啊。
长江，就在半壁山脚下滚滚流淌，虽然在我们当时身处的马鞍山南坡根本看不到长江，却从半壁山的形状和隐约的水声知道了长江的存在。
像马鞍山一样，半壁山在我们这批人到来之前也是荒山，没有当地人居住。
阳新县的半壁山和因为长江被半壁山的拦阻而形成的“大回流”水文境况
老渡口
在马鞍山的北坡的长江岸边，有一个小镇，叫“老渡口”，它在近代史上非常出名，因为它是从长江北岸的历史名镇“田家镇”过江到江南岸的渡口。
这个渡口历史悠久，相传一千多年前就存在，因水面水流平稳而著名，并一直有“义渡”的传统，即对本村人和亲戚摆渡不收船费。这一传统在解放后也延续着。
1949年5月，解放军四野的43军127师在此地无抵抗渡江。情况是，老渡口当时已经有中共地下党组织。为大军渡江，他们动员当地村民出动了几十条木船，连续两昼接应部队过来。老渡口渡江是渡江战役团风至武穴段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强化了对武汉南部国民党白崇禧集团的包围态势。很快，武汉三镇于5月16日和平解放。王震为老渡口题词： “红色渡口” 。
老渡口一带水面的平稳的直接原因是半壁山对江水的阻拦，使得长江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大回流。因此，这里还常常滞留着许多水中的飘浮物。给人一种“阴气聚集”的压迫感。
具体地说，长江水流到半壁山，因山体突入江心，河道突然收窄，对江水的阻拦作用导致主流被逼向江北，而在山体上游的南岸一侧，水流形成回流。
老渡口正好位于这个回流区水域，这个水域被当地人称作“回水沱”。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里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缓流码头，适合船只停靠和渡江。
回流区缓慢的水流，如同一个天然的陷阱，滞留大量上游漂来的水草、树枝、浮沫等物质。这些物质堆积，给人一种滞涩、不洁的观感，即前面所描述的“阴气感”。
事实上，这种阴气感，有其厚重的历史来源。
“铁索沉江”古战场
公元279年，西晋大举伐吴。镇守长江上游的吾彦发现晋军在蜀地大造战船，料定晋军将顺江东下，便向吴主孙皓紧急上书，请求增派兵力、加强防御。孙皓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无奈之下，吾彦自行决定，在长江的险要之处，包括半壁山，设置铁锁和铁锥，以阻挡晋军。这些幼稚的做法无法阻止晋水军顺江东下，最终东吴灭亡。这个故事就是半壁山“铁索沉江”典故的由来。
我曾数次乘船从半壁山激流崖壁下通过。仰头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刻在石壁上的大字：“楚江锁钥”、“铁索沉江”，它们似乎在提醒着后人，前人所经历的故事。
据考证，半壁山临江的峭壁上的摩崖石刻都出自清代，共有三组。
“铁锁沉江”出自湘军将领彭玉麟 ，为纪念湘军在1854年击溃太平军。石刻高3.5米，是这里最早的石刻。
“东南半壁”出自湘军水师总兵丁泗滨 ，于1864年为纪念湘军与太平军的半壁山之战十周年而作。
“楚江锁钥”出自清将杨岳斌 ，在1884年前后因感半壁山和田家镇扼守长江的地势险要如同锁和钥匙而作。
在半壁山西麓，至今留存有太平军的“千人冢”，是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它是对1854年太平军与湘军激战的直接见证——太平军燕王秦日纲部在此与曾国藩的湘军血战，最终失利，阵亡将士遗体被当地群众丛葬于此。
所以，古战场的萧杀气息，加重了此地的“阴气”感。
闲话历史：湘军与太平军的田家镇半壁山大战
话说1854年秋，湘军主帅曾国藩率水陆大军顺长江东下，意图攻取九江、直捣天京。
当时，太平天国的燕王秦日纲，率重兵驻守在北岸的田家镇和南岸的半壁山，成互为犄角之势。
湘军陆师首先猛攻南岸半壁山，激战数日，于11月23日攻占半壁山制高点。太平军守军死伤惨重，史料称“平地血流，崖有殷痕，江之南岸，水皆腥红”。
占领半壁山后，湘军水师用大船载柴草油脂，顺风放火，焚烧太平军木排和炮船；同时派出勇士泅水，用巨斧砍断铁索。太平军的江面铁锁防线至此瓦解。
江防既破，湘军水陆并进，猛攻北岸田家镇土城。秦日纲率部坚守数日，终因防线被分割、后援不继，于12月初弃城西撤，退守九江。
太平军此战损失惨重，被焚毁战船约五千余艘，死伤数以万计，精锐水师几乎覆没。
湘军打通了长江中游航道，并于次年（1855年）攻取了九江。
太平军的田家镇半壁山防线彻底失守，使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的防御体系遭到重创。
这场战役是湘军水陆协同作战的经典战例，也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之一，其重要性有点类似于国共内战时期的淮海战役。
闲话过后，让我们再回到现实中来。
在长江中游泳
很快，我们发现，当地人几乎都不会游泳。
这个发现，源于我们喜欢把老乡的水牛偷偷牵走骑着玩儿。被他们发现追过来后，只要我们把牛骑入水塘中，他们就无能为力了，而只会站在岸上着急和跳脚叫骂，仿佛水对他们来说是禁区。
这里到处都是水——水塘、水库、长江——我们与这里的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这里是血吸虫病重疫区，随时随地可能因为接触到疫水而被感染。
老渡口江边，是我们常去游泳的所在，因为据说流动的水不成为疫水，原因是，血吸虫的唯一“宿主”钉螺，在活水里不能存活。
在长江这样体量的水中游泳，永远会感到自身的渺小，同时，还会被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所包围。
这种恐惧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水中的人时刻意识到，包围着自身的是一个巨大的未知世界——这里的水有多深？水下有什么东西就在自己身边？下一刻会不会被什么怪物攻击？啊，这里的水怎么突然很凉？啊，前面不远处飘过来什么东西？
当时，在江里深水处游泳时，我们害怕遭遇一种叫“江猪”的大型水中动物——它们喜欢把圆圆的屁股露出水面再钻入水里，看上去像是猪的屁股。
后来得知，“江猪”，学名是“江豚”或“长江江豚”。成年江豚的个头通常能长到1.2米到1.6米（最长达1.9米），体重50到70公斤，寿命 约 20 年 。
江豚体型圆滚，没有背鳍，皮肤光滑呈铅灰色，所以它们在水中翻滚时，看起来就像一只只圆润的猪，这也正是“江猪”这个俗称的由来。
江豚活泼好动，戏水时翻滚、跳跃、点头，喷水。侧游时，它们的尾鳍会露出水面左右摇摆，像猪尾巴。它们喜欢成群结队地出现。往往当身边有一只出现时，意味着这里不久会有一群出现。
想象一下，你在游泳时，突然置身一群江豚之间，体会一种与江豚们一起聚会的场景，会如何感觉？特别地，因为无知，当时当地还流传着江豚是“水怪”的传说，这无形中加重了遭遇江豚时的恐怖气氛。
这种体验，没有亲历的人应该也可以想象出来。
另外，如果恐怖和惊慌引起在水中游泳时突然“抽筋”，就更糟糕了。
而更恐怖的，是遭遇江中浮尸。
长江浮尸
在长江边上游泳，我们常下水的地点是老渡口的摆渡码头。这里的江岸比较平缓，还有灰色的细沙滩。初学游泳的人，可以在浅滩处泡水凉快，而我们几个自以为水性好的孩子，常常结伴游到深水区，也就是说，游到江心处。由于江水是流动的，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必须逆流游，这样才不至于被水冲到下游的半壁山一带，因为那里江面狭窄，水流湍急，水下有巨石，水文环境非常危险。所幸，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过，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老渡口这一带的江面情况，前面已经有所描述，打下了伏笔。简言之，半壁山的阻流作用使得江水在老渡口和半壁山之间形成了一处“大回流”状水文环境，把上游来的大量乱七八糟的飘浮物，一股脑地“收留”在这里——有的被推送到岸上，有的则随着回流的循环在这一带打转转。这些飘浮物大部分是各种水上垃圾和废弃物，而有时，会出现动物甚至人的浮尸。
我第一次在江水中遭遇浮尸，是与另外两个孩子正在深水处逆流而上地游着的时候。突然，感觉不远处似乎有另外一个人也在水里。很快地，我们都发现了他——这个人不是活着的，因为他的头一直埋在水里。看清楚了之后，我们三个都吓坏了，没有说话，而是不约而同地奋力快速游回了岸边。上岸后，我们急切地把刚刚看到的告诉了岸上见到的人们。
后来我知道，老渡口水面不时会出现上游漂下来的浮尸。对此，当地人早已习以为常了。
偶尔，我们还会看到专门在这片水域打捞浮尸的小型驳船。有一次，我看到一艘这样的船从不远处经过，简陋的船舱上方白底黑字赫然挂着他们工作口号的横幅：“绝不让死尸流入大海”。
有的时候，浮尸被冲上了岸，而捞尸船不在场，时间又等不得，故需赶紧挖坑掩埋。此时，人们会草率地在江边浅浅地挖一个坑，把浮尸掩埋。有时，因为坑挖得太浅，尸体会被江水冲出来，再次成为江中的浮尸。
一次，我在江边沙滩上，竟然看到烈日下有一片褐色呈人体形状的沙皮——显然，这下面浅浅地埋着一个人，时间让他与细沙融为一体，而他的身体组织，把掩盖他的灰沙染成了褐色。事后，我被大人告知，更长时间后，微生物会继续分解他的身体组织，最后，褐色也会消失，沙皮就会恢复它原来的自然灰色。这，就是自然的“自愈”力量和运行规律。
那时，浮尸是这段水域的“常客”，附近的人们抓紧时间自行处理就好了，以免带来卫生隐忧，但无需报警，也无处可报。
甚至，有人自夸因看浮尸多而看出了门道，声称“附面的是男尸，仰面的是女尸”。
问题是，这些无声无息无人认领的浮尸，生前都是些什么人？
有人说，可能是源自上游的船难。不可能，因为船难死者亲属会找过来。
有人说，可能是上游寻短见者。还是不可能，因为他们的亲属也会找过来。
那么，还有可能是他们的亲属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
或者，他们没有亲属。
或者，他们发生了意外，亲属不知道他们已经不在人世。
当时上游的大城市，如武汉和黄石，是文革时期发生过著名武斗事件的地方。当年如雷贯耳的组织名字，如“北决洋”和“百万雄师”等，今天还会被人们谈起。所以，因为派系互斗引起的极端事件和恩恩怨怨产生的一些零星尸体漂流到下游，可能在所难免。
总之，在文革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宏大叙事氛围里，长江浮尸的社会关注度为零。特别地，我也从来没有看到或听说，有公安人员来调查过老渡口出现的任何一具浮尸究竟是怎么回事。
深山野人
除了长江浮尸，在阳新的深山里，偶尔还有“野人“出没。
江北的广济县和武穴市以及老渡口对面的田家镇，属大别山脉，许多人误以为江南阳新险峻苍茫的群山也属大别山脉。其实这是误解。准确地说，阳新全境位于幕阜山脉北麓。
山上丰富的野生物产在各个季节都可食用。
春季：有香椿、蕨菜、荠菜、马齿苋等野菜，以及映山红、山莓、覆盆子等野果。
夏秋季：野果丰富，有野猕猴桃、拐枣、野葡萄、锥栗等。
全年可觅：除了季节性野果和野菜，山区还有野大豆、各种菌菇、毛竹笋等资源，为长期野外生存提供了基本食物保障。
这里不仅植物繁茂，动物资源也相当丰富，能为野外生存提供多样化的蛋白质来源。
蛙类：田里的青蛙、树上的雨蛙，数量都很多。它们很容易被捕捉，是野外获取蛋白质最便捷的来源之一。
蛇类：山区和田野里蛇很常见，包括无毒的菜花蛇、以及有毒的五步蛇、竹叶青。蛇既是食物来源，蛇胆还可以作为药材治疗腹泻和创伤。
水生动物：山溪和稻田里还有大量的泥鳅、黄鳝、田螺、河蚌等，这些都可以随手获取。
野兔：它们在草坡和农田边缘很常见。野兔肉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鹌鹑：野生鹌鹑喜欢栖息在草丛和灌木丛中，它们不善于长途飞行，但善于奔跑，在草丛里比较容易发现。此外，常见的山鸡也是捕猎对象。
阳新地区正是因为有复杂险峻的山地环境和丰富的野生物产，使得历史上的红色游击队和占山为王的土匪能够各自在这片土地上长期坚持下来。
所以，阳新又被人们描述为一个 “藏兵之地”。当然，既然可以“藏兵”，那么“藏人”就更不在话下了。这就带入了“野人”这个话题。
当时，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骑水牛——不是骑旱牛（即“黄牛”）——旱牛不能骑，因为它的脊背太尖，骑不得；而水牛的脊背几乎是平的，骑上去很舒服。
看，水牛的脊背平缓，适合骑
哪来的牛？到一些村子附近的水塘和山坡上去“找”。
我们常去光顾的几个山村叫“马家垅”、“陈家垅”、“李家垅”、“碧庄村”等。这些村子都非常独特，被翠竹和樟树环抱，村民们习惯把平时饮用的山泉水源，用石板围成一个池子。为了保持泉水的干净，泉水池里面往往养着几条小鱼，用来吃脏东西。所以，这里的山泉池里的水往往带有稍微的鱼腥气。农闲时，村里的牛群会悠闲地在村边吃草。这时，我们就溜过去，把自己中意的牛牵走骑着玩儿。
在一个盛夏的下午，在李家垅，我和几个孩子每人骑着一头牛上了一处山坡。可能是因为天气闷热，又可能因为我们把牛赶得太紧了，它们突然不听话了，像商量好了一般，集体奔向深山山涧处一个水非常深的、自然形成的、方圆十里八里无人居住的水库。到了水边，它们驼着我们，扑通扑通地跳入水中，游到了水库中间深水处。看着暗蓝色的深水，望着不远处陡峭的山影，我们内心都充满了恐惧。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几乎同时都看到了远处水库岸边的一棵矮树下孤孤单单地站着一个人。毫无疑问地，我们确信，这是一个野人，因为他没穿衣服，皮肤黝黑闪着亮光，仅用树枝和树叶遮盖着一小部分自己的身体。他也看见了我们，并远远地对我们望了一会儿，但是没有想与我们交流的意思。因为光线的原因，我们看不清他头发的颜色，但是他的样子给我们一种很遥远的存在感。也许，他知道，他与我们是完全不相干的。
阳新的群山与山体间自然形成的深不见底的水库
在鄂东南山区，民间流传着“山魈”或“毛人”的传说。这种生物通常被描述为浑身长毛、行动迅速，符合人们对“野人”的想象。
但是，我一直确信，我们那天见到的不是这种形象的野人，而是在荒山野岭环境下生活着的象我们一样的“人”。
后来我听大人们说，在这一带的荒山野岭中，有从附近监狱或劳改农场逃出来的犯人，长期过着野人生活。他们单独行动，远离人世，无害社会。
湖北省内特别是在武汉以西的江汉平原，分布着一些大型的劳改农场。例如著名的沙洋农场建于1952年，跨荆门、潜江、天门等县市，面积广阔，管理上容易存在空隙。历史上，犯人从这些大型农场脱逃至周边山区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文革时期，一个人选择遁入深山，除了逃犯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为了躲避政治风暴而自我放逐的“边缘人”。在当时，一些人因成分、言论或历史问题，面临无休止的批判。对于性格孤僻或不愿“认罪”的人来说，逃离集体、躲入山林，是一种极端的、用肉体消失来逃避精神折磨的方式。即使是当地村民，也可能因各种“历史问题”或“现行问题”被公社和家庭排斥，被迫上山靠采摘和捕猎为生，沦为“野人”。
宏观地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每逢乱世或政治高压时期，总会有人选择“逃禅”、“避世”，躲进深山以求保全性命或精神自由。
阳新的自然环境，为这种“野人”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虽然以后我听说又有人在山里看到了野人，我却没有再看到过他们。原因是，我后来刻意回避了野人可能出没的荒山野岭：一方面是心理上怕看到他们，另一方面，也是下意识地怕惊扰了他们。
这些“野人” 虽然仍然活在人世间，但是他们其实已经离开了人世间，因为人世间的事，已与他们毫不相干了。
关于野人的后话
文革时期流行的芭蕾舞剧《白毛女》，讲被地主“黄世仁”所逼，逃到深山里当野人的一个女人“喜儿”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对“旧社会”的控诉。喜儿后来回到人世间，黄世仁被八路军枪毙，冤仇得到申雪。
而文革时期上山的野人们后来怎么样了？是在深山里自生自灭了，还是最后回归了人世间？他们有需要昭雪的冤屈吗？
这些问题，只能问，相信至今没有答案。
文革后，我去了武汉读研究生。一位导师曾经多次提议说，大家夏天离开武汉的火炉天气，去湖北神农架山区长住，可以避暑和学习兼顾，况且，去那里还有“探险”的趣味，因为听说那里有“野人”出没。虽然最后我们没能成行，但是我对那里是否真的有“野人”一直持怀疑态度。在阳新的经历使我有一种“免疫”性的批判心态：神农架的“野人”，可能不过是在那里长期过着野人生活与世隔绝的人世间的边缘人而已。
再后来，又读到一篇关于神农架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作者说，自己曾与一位女子在神农架深山里过了一段野人的日子。这说明，在特殊年代，主动或被动地远离人群、在深山中生活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这些人如果长期与世隔绝，偶尔被外人撞见，就很可能被误传为“野人”。
当然，传说中的神农架“野人”，还留下了许多无法被“边缘人”推理所解释的线索。
支持“野人”是“奇异动物”的证据，主要有这样几种。
目击报告：从1974年至今，神农架已有数百人、六十余次声称目击到“人形动物”。目击者描述的这种“野人”的体貌特征有相当高的相似度，比如身高约2米、全身毛发为白、灰白或红棕色、直立行走、行动敏捷等。
痕迹物证：科考人员曾在现场发现过长度达30～35厘米的巨大脚印，以及一些无法归入已知动物的毛发。有分析认为，这种毛发“既不属于猩猩、长臂猿等灵长类，也不属于狗熊等哺乳类，而是接近于现代人的毛发。“
传说文化：关于神农架“野人”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山海经》。另外，在《本草纲目》和明清地方志中也有描述。2016年，词条“神农架野人传说”被正式列入了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不过，这些线索至今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反对者认为，始终没有发现过活体、骨骼或清晰的影像资料，所有证据都停留在“目击”和间接物证层面。
所以，两种可能性都有其依据。一方面，确实存在边缘人躲进深山的史实，另一方面，几百年来高度一致的目击描述和那些无法解释的物证，又暗示着它可能不仅仅是人类的传说。
无论如何，真的“野人”至今没有被证实这件事本身，就在有力地否定着其真实性。
昨天和今天
我目睹的长江浮尸和深山野人，都是在文革岁月被人们无情抛弃的自己的同类。
这些人，也曾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走了一趟。
浮尸和野人的同时存在，见证着和诠释着，“法外之地“在那个时代是怎样一种现实情况。
有人说，中国历史是周而复始往复循环的。
真的如此，浮尸和野人的境况还会再现吗？
文革时期的“长江浮尸”与“深山野人”现象，本质上都是人类在面对生存困境、制度逼迫或绝望时，所做出的极端生存选择与肉体逃遁。 这种现象，在今天的确仍然有它们的镜像点：
文革时期的“浮尸”是政治狂热、派系武斗与法外之地滥杀的无辜牺牲品，生前无名，死后无声。而现代“走线” 途中死于南美达连隘口（Darién Gap）、热带雨林、偷渡船倾覆于加勒比海或太平洋的走线者，同样是绝望求生路上的无名逝者。他们跨越半个地球去赴一场生死博弈，惨死异乡后同样面临 “无声无息、无人认领” 的悲剧，成了新时代的 “异国浮尸” 。
文革时期的“野人”是逃离政治风暴、无法忍受批判与体制逼迫，进而选择“用肉体消失来逃避精神折磨”的边缘人。他们脱离了公社和集体，在深山里自生自灭。而现代甘愿通过走线非法居留异国、隐姓埋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打黑工的人，本质上也是一种“现代都市/异域里的野人”——他们主动割裂了与原籍社会、原籍体制的一切联系，放弃了原有的身份与社会权利，甘愿沦为体制外的“无名透明人”，只为换取一缕生存的空间或精神的喘息。
文革时期的社会是高度封闭和极权化的，人的逃遁空间极其狭窄，只能向内逃（躲进幕阜山、神农架的深山老林，或者顺江而下成为浮尸）。
在新时代，即使在信息与通道相对开放的今天，依然有人选择通过这种极其原始、危险的方式向外逃（走线）。这反过来证明了一个冷酷的规律：只要压迫感、绝望感或生存危机的拉力达到一定阈值，人类寻找出口的本能就不会改变。以前是“逃入深山” ，现在是 “逃向海外” 。
再回看“中国历史是周而复始的”的这个说法：今天，当信息与世界早已不再封闭，“浮尸”与“野人”的悲剧是否真的成为了历史？ 看看近年来铤而走险、远赴重洋的“走线”人群，答案不言自明。那些葬身于异国热带雨林和荒漠中的无名死者，何尝不是新时代的“异域浮尸”？而那些隐姓埋名、无声无息蜷缩在异国地下角落里的无头衔者，又何尝不是逃离了原籍社会、在现代文明边缘生存的“异国野人”？ 无论是五十多年前阳新深山里那个遮体避世的孤影，还是今天流浪在异乡荒野的脚印，人类为了生存与自由而付出的惨烈代价，依然在以新的形式不断重演。法外之地的悲剧，从来都不只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时代。
（文革发动60周年纪念文章之四）